独家丨郝勇：中国企业跨境投资中的律师角色思考
君合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郝勇先生
首先想向您请教一下在企业的跨境投资过程中，律师事务所扮演了一个怎样的角色？
郝勇：这幅图是世界上最高的人行悬索吊桥，在加拿大温哥华郊外。从桥的一端走到另一端，人们的手一次都没有碰到栏杆的可能性很高，但这并不代表栏杆不重要。律师就扮演了一个类似栏杆的角色——虽然大多数时间下风险事件并不会发生，但需要律师来提示什么是不可逾越的红线，安全边界在哪里。
卡皮拉诺吊桥
请问您如何看待全球当前的企业跨境投资的发展方向和趋势？在这一过程中，企业跨境投资一般会遭遇哪些困难？
郝勇：从过去十年的案例来看，我国跨境投资始于国有企业，主要为投资亚非拉国家的能源与基础设施项目。后来民营企业加入跨境投资大潮，在2015、2016年达到顶峰，也开始去往欧美国家收购一些先进的技术。
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步伐具有一定的周期性。例如，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至今十年可以被看作是一个循环周期，期间中国企业积累了不少经验教训。具体而言，2008年金融危机后不少中国企业“抄底”进行跨境投资，随后中国企业跨境投资于2015-2016年达到顶峰，2017年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后中国企业在美国的跨境投资锐减。因为目前全球民族主义倾向有增强的趋势，不仅是发展中国家，而且以美国、欧洲、英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跨境投资壁垒也在增强。因此，2008年至今中国企业跨境投资经历了从扩张到收缩的周期转变。
上述十年周期内，起初中国企业跨境投资主要是国有企业在亚非拉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随后民营企业作为投资主体逐渐增多，并于2015-2016年顶峰期占据多数，例如民营企业进入欧美国家并购以获取技术、品牌等。国有企业跨境投资的逻辑和市场逻辑可能不一致，因此未来律师将在民营企业作为投资人发起的跨境投资中发挥更大的价值。
当前处于两个十年周期的交接点上，中国企业对欧美国家的跨境投资确实遇到一定障碍，尤其是涉及到高科技领域。由于滑坡谬误的存在，一些与高科技无实际关联的交易也会因国家安全理由被拒绝。因此，中国企业在发达国家的跨境投资处于调整期，但长期来看中国企业收购技术的需求将促使其在发达国家的跨境投资进一步发展。
与在发达国家投资以获取技术和品牌不同，中国企业在发展中国家（其中，印度和越南属于第一梯队，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属于第二梯队）的跨境投资驱动力可能来自于廉价的劳动力成本和优惠的出口关税待遇。以印度为例，美国对印度出口的关税为1.84%，对中国关税为25%。同时，印度的劳动力成本是中国的七分之一，这对民营企业控制成本而言是很大的优势。但是在印度这样的国家，防范法律风险也非常重要。也即，在印度有很多“栏杆”需要加固。这是企业跨境投资可能面临的困难之一。
郝勇先生接受专访
我国跨境资金流动审批对中国企业跨境投资是否有较大束缚？实际操作中，中国企业是否有方法应对这一约束？
郝勇：关于跨境资金流动审批，我认为做实体经济需要讲好故事，但这个讲故事要是基于实实在在的一个商业逻辑，不能杜撰。比如我本来在国内是养猪的，现在要去到美国开发房地产，转移资产的可能性很高，除非是买猪圈。如果跟实业不相关，然后政府会认为风险可能比较大。如果一个制造型企业，在国内制造汽车零部件，然后去美国把渠道给收过来，整合上下游，这样的话可以直接供应给美国的客户，商业逻辑上是很清晰的。所以一段时间以内，我认为跨境资金流动审批依然存在，出去的企业依然有，这种商业逻辑会更加重要。
中国企业跨境投资并购项目过程中最主要的风险来自于哪里？该如何应对这些风险？从中国过去境外投资的实践来看，中国企业境外投资屡屡爆出面临融资不畅，无法融入当地市场与文化环境的问题。请问这些问题更多的是来自于经营风险还是政治法律等非商业风险？
郝勇：有政治风险，也有语言障碍。语言障碍是中国企业走出去经常碰到的问题。比如对于德国企业来讲，他去到美国，英文不是障碍。但是意大利、法国、西班牙这些国家的企业障碍就稍微大一些。对于中国来讲，语言的差异更是巨大的，我们需要更多英文讲得越来越好的国际化人才。
从企业家角度来说，由于企业家尤其民营企业家从无到有地开拓一番事业并有很多东西需要关注，在自身文化素质与专业素养上并不一定能胜任跨境经营的工作，这也是中国一个特有的状态。这些企业第一代创业的企业家可能现在才四五十岁，还在年富力强的时候。但在美国的大公司像洛克菲勒、JP摩根这种企业，已是多代传承，他们教育的背景跟我们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们的企业可能更多的需要一些外部支持。
能否请郝勇先生谈一下对于“中国溢价”的看法？它对于中国企业跨境投资的利弊如何？
郝勇：中国溢价有几个方面可以讨论。一是从积极的角度来讲中国溢价，比如说中国上市公司的市盈率，从各个角度来看估值都高于美国。很多以前去美国上市的公司是因为没有办法在中国上市，在美国上市还牵扯到许多监管、合规等法律方面的事情。
虽然由于美国的资产价格较高，有较多公司依旧选择去美国上市。但总体来讲，因为中国的市场需求大，尤其是消费品行业的公司，当然也包括电商，IT这些公司存在“中国溢价”的情况在一定时间时期内依然会持续。又因为中国市场的巨大需求，很多企业的估值在中国语境下并不觉得算高，但与国际市场上比较来看是相当高的，这就是中国溢价积极的一方面。
从消极的方面来讲，因为中国企业面临着相对更加严格的跨境资金流动审批，那么与那些没有不需要审批而资金可以自由流动的国际的公司相比，对于外国企业来说，中国企业存在着更大的不确定性。因为中国是一个新兴经济体，在跨境投资收购的过程中，海外公司对中国公司并不是很了解，但又想要来自中国的资金，所以可以说对中国公司是“既爱又怕”，一方面他希望中国企业参与投资，但另一方面又不是很了解中国企业，所以最后就需要律师在其中扮演协调的角色。再加上语言之间的沟通存在障碍，律师往往最后成为中国公司的代理人去与海外公司接触，以尽可能的降低沟通成本和交易成本。因此，很多时候即使中国公司已经没有了对海外目标公司的收购意愿，许多海外公司的负责人还来频繁找律师希望能够被收购，因为很多海外公司其实资产状况很一般，他们希望中国的资金可以进入。通过这个例子就是想说明，如果中国企业参与竞标的话，那么由于彼此的了解不深入，所以说需要增收一个溢价，来补偿这一部分的风险，这一风险主要有两部分：一是不了解的风险，二是资金出境遇到障碍的风险。所以中国企业在跨境投资收购时，有时候会被要求先设立一个30-100%的中国境外的托管账户，签署托管协议说明什么情况下资金支付给被收购方或退回原账户。
中国溢价的确是普遍存在的，但我认为随着彼此理解的深入和中国的金融开放的持续推进，未来这一溢价水平慢慢会降低。但是还是希望中国企业能够获得更多的自由度，企业能够更多地按照市场来决定自己的企业行为。此刻我们是处于一个风口，既是一个充满机遇的风口，但我们也是处于一个“逆风而行”的方向，不往前走不行，因为已经没有了退路。随着国内劳动力成本的增加，企业运营成本也一直增加，从商业逻辑和政府逻辑两个角度来看，中国都不可能往后退，只能逆风努力往前走，走过这个风口阶段。
郝勇先生耐心解答提问
您认为当前跨境投资的发展趋势对法学专业的同学有没有潜在的发展机会？同学们应该如何把握住这种机会？
郝勇：在美国，很多大公司的CEO都是律师出身，我想这个趋势在中国也会越来越明显。所以关于法律背景的学生，或者对法律有兴趣的同学，其实他们未来就业出路和方向是很广的。以美国为例，美国是律师的天堂，有很多律师。首先，律师可以从商，比如在大公司里做到最高层管理者，包括董事长、CEO等。律师从政在美国更为普遍。美国议会里大部分都是律师，200多年历史中，大概有一半以上的美国总统都是律师出身。现在不是律师出身的总统，大家反而会觉得是一个不太正常的现象，比如像小布什和川普。那么随着我们中国的逐渐发展强大，我们会越来越强调治理，强调规则。
从企业角度来讲，无论是从监管层面，还是企业自身的管理层面，都会越来越强调按照规则。很多时候，律师其实就像是医生一样，平时看到很多病历。比如你走到街上，大家看起来都很健康的，但其实你也不知道谁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但是你要问医生的话，他可能就会知道。一个人你看着可能很健康，生龙活虎，但其实他可能有什么慢性病或存在得什么病的风险，这是医生才能看出来的。因此，你多接触医生，问他有什么病例，可以避免自己以后出现这样的病症，即使没病可以预防，可以强身，有病可以治病。所以医生、律师的作用就是可以从更专业的角度看到更多别人关注不到的问题，进而弥补漏洞，降低可能的风险。
嘉宾简介
郝勇先生自2003年起在纽约曼哈顿执业，在两家美国一流律师事务所工作近十年后加入君合。过去十余年里，他参与了美国和世界各地价值数百亿美元的商业项目，领导了多起全球年度最佳交易。同时，他还担任多家著名中国企业的海外总法律顾问。
郝勇先生具有丰富的协助中国企业开展海外业务的实践经验，并协同君合中国团队为中国企业在海内外提供一体化的专业服务。在地产方面，郝勇先生为中国多家主要地产商就其在美国各地的项目提供法律服务。此外，郝勇先生也在争议合规方面，在多起重大跨境商务诉讼和仲裁案件中代表中国企业，并为中国企业就美国和联合国等合规事项提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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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北京大学汇丰金融研究院（文中观点仅代表作者作为一位研究人员个人的看法，不代表任何机构的意见和看法）
采访：田丰
摄影：陈博闻
整理：北京大学汇丰金融研究院
本篇编辑：张琦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