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曙松：当下中国所处发展阶段更需金融开放
从国际收支的角度和企业发展的实际需求来看，当前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非常需要金融开放，而在金融开放的过程中想要吸引更多的外资来中国投资，就要“从市场的角度去理解外资的诉求，考虑构建适合外资投资的制度框架”。
笔者想就此谈三点看法：
第一，金融开放能够促进我国金融业专业水准的提升。一个是资金跨境流动的开放，例如放松资本项目管制；一个是为国际资本提供专业服务，这属于服务贸易领域的问题。我们要适当地区分这两方面。资金大规模跨境流动，容易导致短期的压力，但允许外资机构进场来提供专业化服务，笔者认为，从中国改革开放后金融发展的历史看，总体是利大于弊的。
更重要的是，外资所带来的专业经验和竞争压力，可以极大地促进本土金融服务业专业水准的提升。从历史上看，通常是保护比较强、利差非常大的时期，我们的金融业专业能力反而提升比较慢。所以，笔者认为在开放股权、信用评级等方面，大可以再进一步。笔者以前在开始研究评级的时候发现，我国经济在调整，银行不良率在上升，但发行人和发债的评级反而逆势而上，没有体现出经济结构调整的成本。那时笔者便希望能有更多独立、专业的服务机构，形成多元化竞争格局，从而提升本土机构的专业能力。
第二，金融开放要看发展阶段。在中国经济起飞的时期，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吸引外资，所以保证外资流入即可。当时资本项目和金融市场是否开放，其实意义不大。但当前中国的发展阶段与那时不同了，从国际收支角度看，中国人口结构迅速老龄化，储蓄率相对降低，此时迫切需要为宏观经济提供新的平衡力量，因而需要资本项目的流入来平衡中国经常项目的贸易和经常项目的盈利甚至是逆差。
新的发展阶段的国际收支周期和特征，更加需要金融开放。除此之外，目前中国从制造业追赶型、工业化城镇化的阶段，转向了创新服务业、产业链全球布局阶段。为了减少贸易摩擦带来的冲击，企业很可能将总部放在广州，加工制造环节放在东南亚，因此这个时期更加需要金融开放。
我们的开放要有一个评价标准，那就是能够服务特定的发展阶段。因此笔者的第二点想法是，金融开放要结合特定的发展阶段，以及特定发展阶段企业实际的金融需求，而当下的阶段就是我国企业需要金融开放。
第三，金融开放要构建适合外资诉求的制度框架。金融开放无非三个路线：“请进来”“走出去”和“连通”。“请进来”是外资到中国内地来投资；“走出去”是国内的资金进行海外配置；“连通”是沪港通、深港通和债券通跨境和丰富投资的渠道。例如，广州的一位投资者进行海外投资，有三种模式：如果胆子大、风险承担能力强，那可以直接拿钱到香港开户；如果不愿意也可以用当地的交易渠道，比如到广东的证券公司开户，直接进行海外资产配置；还有是吸引外资。
需要强调的是，既然当前的重点是吸引外资进入中国市场，特别是金融市场，增强国际收支平衡能力，那么就要从市场的角度去理解外资的诉求。如果跨境做投资需要面临非常复杂的审批程序，而且要与以前不熟悉的交易托管制度打交道，投资的规模会受到极大限制。因此，要吸引外资，需要从市场的角度去理解外资的诉求，考虑构建适合他们投资的制度框架，或者通过互联互通的方式。
笔者参与了互联互通的建设，因此对此理解非常深刻。当我们跟金融机构讨论的时候，实际上就是讨论操作的细则。比如债券投资，国际投资者不愿意将钱和债券投资拿到在岸市场开户和管理，觉得风险太大，习惯于委托独立的、符合国际惯例的第三方以名义持有人身份来替自己持有债券，然后进行收息、交税和利益的保护。
这不存在好坏的问题，而是多年来形成的交易习惯。如果你不采用这个制度，他们公司内部的风险管理部门和合规部门就不会同意。即使公司同意了，监管部门不同意，也无法达成交易。但是可以将海外部分让名义持有人报自己的监管部门和合规部门同意，国内部分沿用中国国内的交易习惯，二者在香港实现对接。
这个背后体现的智慧是，既然要吸引外资，就要站在外资的角度去理解它投资涉及的不同环节的诉求，从开户、交易、结算、托管到利润汇回，各个环节都便利化才能吸引到海外投资者，否则对方就会保持观望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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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大河报·大河财立方》2019年11月7日-11月13日，原文内容来自巴曙松教授在“读懂中国”广州国际会议上的演讲（文中观点仅代表作者作为一位研究人员个人的看法，不代表任何机构的意见和看法）
本篇编辑：唐小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