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这个忽然被爆炒的“实验室”泄露说
最近美国关于新冠疫情的关注很可悲地走上了岔道，很多人好像不关心疫苗的推广了，也不关心各种新冠毒株突变体在全球的扩散了，他们在媒体的带动下，好像一门心思地扑到了新冠是否起源于武汉病毒所“泄露”的这个可能上。
这个话风的转换，大概来源于2个星期前在《科学》杂志发表的一篇由18位科学家的联名信，呼吁对新冠源于武汉病毒所的“泄露”这个假说要给予足够的重视。有了著名科学家的背书，媒体人对这样一个在科学，政治和阴谋论几个领域跨界的性感题目当然不会放过，所以就形成了目前这个一哄而上的局面。
去年我曾撰文反驳过新冠是生物武器说，和新冠美国起源说。但是这一次的实验室无意泄露说好像比以前的种种阴谋论都要更多几分可信性。不过从生物学和概率上而言，我依然认为新冠起源最大的可能性是来自自然，一种来自蝙蝠或者其他的哺乳动物的冠状病毒，通过一种中间宿主甚至是直接地跳跃入人体。
我如此说主要是基于对概率的信仰。
如果有读者象我一样培养过病毒的话（完全是和平用途，比如制备表达外源基因的病毒载体），你也许会知道培养病毒并不总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即使是在温度湿度最优，培养基营养丰富宿主细胞生长茁壮的情形下，依然可能会有这样那样的原因让病毒颗粒的产量不高，滴度不足。
同样的道理，培育出象新冠这样一株能造成世界大流行，将近两亿人感染三百多万人丧生的世界大灾难，也绝对不是一个随随便便碰倒一个试管就能促成的事。看看最近的一百年，世界性的呼吸道病毒流行病出现过好几次，但是最严重的就是1918年的大流感和本次的新冠流行，次数不能算很多。
而这几次有限事件的发生，却是建立在广大动物界和人类之间大量不停的病毒交换之上。病毒在不同的宿主之间不停地转换，尝试，突变和适应，如此成年累月，水滴石穿，才会在有限的机会中突破人兽的界限，并在传播率和致死率之间达到一个致命的平衡，给人类社会带来极大的破坏和震撼，这个我们在2020都目睹了。
比如这一次的新冠病毒，它独特而和人细胞受体ACE2结合紧密的刺突蛋白RBD亚结构，在几乎所有的关键位点上，都和穿山甲所带的一种冠状病毒一模一样，这非常强烈地预示了这是一种由几种动物病毒在自然界中强强联手重组而成的新病毒。
当然我们知道过去曾经有过非典肺炎病毒的泄露，但那是人类在已经纯化了已知病原后，没有把样本锁严而导致的。由于人为失误而造成一次全新的传染病大流行的，历史上还没有过一次。
那也许有人问，会不会是从野外采集回来的病毒经过了人工的改造，功能极大地增强，然后由于人为的失误而被放回了人类社会呢？
其实对于这个问题，早在一年前就基本有了答案。去年的三月份，来自美英澳三国的顶尖病毒学家，以Scripps研究所的Kristan Andersen为首，在权威的《自然.医学》杂志上撰文，推断出新冠的病毒序列不大像实验室的产物或者是经过人工的改造【1】。
这篇文章有两个重点。第一个是最近在媒体中得到重点照顾的一个所谓的“弗林酶切位点”。这个指的是在新冠病毒刺突蛋白的两个结构之间有一小段带有密集正电荷的氨基酸序列RRAR，这个小结构能极大地加强病毒对人体细胞侵染能力。
那么这个东西是人为地加上去的吗？
有人认为是的，因为他们认为这样的电荷密集的氨基酸都碰巧凑到一起是极端不可能的事，在结构上是十分不稳定的。但是Andersen的团队证明这种RRAR的结构是有可能在传染中正常获得的，比如曾有报道流感病毒在传代的时候自然获得了这种多电荷片段，从而增强了感染性。所以这个小结构并非是抓到邪恶之手的直接证据。
说到这里我还想到一个趣闻轶事，据说当年沃森在解DNA双螺旋结构的时候也曾经遇到过类似的难题。我们知道DNA和蛋白质的类似之处是，它也是由小分子构成的长链。而DNA更大的难处是，它的每一个基本结构都带有一个强烈而庞大的负电荷。那么按照一般人的理解，这样由大量带同样电荷的分子堆砌在一起的大分子结构是不稳定的，焉能肩负携带遗传信息的重任呢？好在和沃森合作的女化学家威尔金森女士给沃森指出了一条明路，她说DNA的基本结构联接在一起之后，他们所带有的负电荷可以向外伸展，充分利用空间，这其实就替沃森克里克解开DNA双螺旋之谜迈出了第一步。
让批评者们大惑不解的这个弗林酶切位点RRAR，也采取的是同样的结构策略，他们的正电荷位于其分子的侧链之上，那么在蛋白质的主链形成之际，带电荷的侧链只要向外伸出，就自动地化解了其结构上的局促性，反而增添了其活性的可塑性，增加了毒株的毒性。
如此一说，新冠病毒刺突上这个貌似神秘的RRAR特征，也就没有咋一看那么神秘了。
Andersen文章的另一个重点，就是化解了人们对新冠病毒被人为地裁剪的忧虑。
一般对病毒结构学不了解的人，以为人类真的能轻松自如地在冠状病毒上随便做手脚。其实冠状病毒对分子改造来说，是一个非常有挑战的对象，首先是它的体积特别大，而且部分的序列在实现分子克隆的载体细菌中非常不稳定。为了解决这些问题，病毒分子生物学家们在过去的十几年里，不辞劳苦地发明了几套不同的分子拼接体系，基本上所有针对冠状病毒的分子手术都是借助这些克隆体系做的【2】。那么，如果想做冠状病毒序列的文章而不留下蛛丝马迹，对行家来说简直是不可能的。
更有趣的是，Andersen的团队一点都不幼稚。
他们和美国新冠首席专家福奇博士在疫情初期的电邮交换，最近被曝光。大家看到原来他们在刚刚看到这个新冠序列时看到一些不寻常的特性，引发了一些疑虑。所以他们很深入地做了一些科学“侦探”工作，也就是通过深钻文献，把武汉病毒所石正丽团队历年来发表的冠状病毒分子克隆技术套路都摸了底【3】，然后把这些知识和新冠病毒的序列一比较，反而得出了毫无疑问的结论：这不是一个人工改造过的毒株。
目前媒体的报道可谓是沉渣泛起，良莠不齐。几个重量级媒体在力捧一个叫做DRASTIC的网上实名或匿名的新冠朔源团队。媒体夸奖他们的不懈努力把一个本来不入主流法眼的实验室泄露说生生给推上了主流，颇有点屌丝逆袭的新闻价值。
但是我观察这个所谓的DRASTIC小组的手法和Andersen团队的科学手段不同，而是采用了很多阴谋论者的旁门左道。
我在这里稍微点两条阴谋轮形成的逻辑特点。
首先就是单挑出一个所谓的“疑点”，这个疑点的形成也许有好几种可能的解释，有合理的解释，也有动机邪恶的解释。然后阴谋轮者动用语言艺术，联想加暗示，让读者下意识接受了这个邪恶的解释；然后转战下一个疑点，如法炮制...。这样一来，一连串的疑点，加上一连串邪恶动机的想象，就构成了一条完整的“证据”链，尽管这样的所谓证据是建立在心理暗示和揣度之上的。
在实验室泄露说中，一个被炒的很热的疑点就是石正丽组的蝙蝠病毒数据库在2019年的9月下线了。首先学术界并没有硬性规定，其实验室的全部信息资料必须放在网上让人随便下载；更何况下线的本身并不说明什么问题，一种可能就是她自己所说的该数据库遭到了骇客袭击，或者在短时间内下载量激增让人怀疑对方动机不纯；也许是他们的上级觉得从中国边远地区采集的生物序列多样性数据属于国家财富，不宜外传；也许是把可能有生物安全问题的毒序列放在网上任人索取，本身就是有安全隐患的做法；当然最恶意的揣测就是为了隐瞒被泄露了的毒株序列。但是网上的挖掘者显然是在读者的下意识里把他们往最坏的那个可能去带。
然后下一个疑点就是随后的武汉机场举行了预防“冠状病毒”突发的演习，事件是2019年9月，比新冠大爆发还早了三个月。读者在心理暗示之下也许会想哇赛这也太巧合了吧，莫非有人能未卜先知？其实演习本身毫无特殊之处，2003年的非典正是冠状病毒爆发，给全国乃至全世界都留下了阴影，而武汉作为一个九省通衢之所，汲取当年防疫不利的教训，举行防疫演习合情合理。实际上美国在2019年也举行过一个名为Crimson Contagion的防疫演习，据说防的就是来自中国的呼吸道病毒大流行。
而在阴谋轮者的旁敲侧击之下，这个两个“疑点”被巧妙的联系起来，构成了“泄露” -> “掩盖（序列数据下线） -> “补救” （机场演习）的实验室泄露说的证据链。
阴谋轮的第二个特点就是做大胆而跳跃性的假设。
我们之前写过一个认知学上的常识叫做“奥卡姆的剃刀”。这个用中文说就是“如无必要，勿增实体”，这里的实体就是用于解释现象的一个个假说，说的是我们要想追求客观的真理，就要从证据出发，一步一个脚印来，而不是加入很多大胆而缺乏实证的假设。
Andersen团队的逻辑是很直截了当的，他们好奇的问题是：这个新冠病毒有无被人为用分子克隆技术改造过，于是他们通过把新冠病毒的序列和已经的冠状病毒改造工具骨架相比较，结果为负，所以结论就是这个病毒没有人类改造。
但是这个简单的逻辑无法满足阴谋轮者的胃口，比如小有名气的记者Nicholas Wade, 他提出的一个跳跃性假说是，也许武汉病毒所研发了一种能够不留痕迹，世界无人知晓的分子克隆绝门秘法，那就既满足了他所偏爱的新冠病毒乃人造的理论，同时也解释了为何这样的改造能逃脱了方家的法眼。
但问题是武汉病毒所拥有该项独门秘籍实在是查无实据。比如石正丽组是一个学术团队，我们都知道在国际著名期刊上发表论文对她们来说是多么的重要。如果该团队真有这样逆天技术，为什么不拿出来发表，增加名气，评教授选院士呢？
而且瞒着世界摸索出一套改造冠状病毒的技术并非易事，好像很难找出她们的动机。于是Nicholas Wade，Jamie Metzl等又再次引入了大胆假设：这是一项秘密的军方国防项目。这就解释了其资金和秘密性的来源。
当然这样的假设都并非绝不可能，正如同我们无法排除外星人存在的可能，但是这样连串的假设和一个更简约合理的解释“病毒并非人工改造”相比，我选择相信后者。
要逐条分析“实验室”泄露说非常难，因为这个理论已经发酵了整整一年，其中的声音中，既有严肃学者的合理担忧，也有坚信美国大选被偷的阴谋轮者，和反疫苗者网上秘密串联而东拼西凑的产物。我只能表明一下我自己的观点：对我来说，如果没有直接证据出现的话，对实验室“泄露”说的怀疑，随着去年3月《自然.医学》论文的发表就该告一段落了。
那么什么才构成直接的证据？
如果让时间倒转20年，回到2001年的9月18号，刚好是9/11恐怖袭击的一个礼拜之后。很多有一定年纪的人也许还记得当时美国遭到了炭疽杆菌的生物武器袭击。几大美国主流媒体和重要政客的办公室受到了含有炭疽粉末的邮件，整个事件造成5人死亡和17人感染，以及席卷全国的恐怖心态，人在拆信的时候都要手抖。
那么整个案件的凶手是如何被定位和坐实的呢？就是案发现场的炭疽杆菌基因序列，和凶手的工作单位所储藏的炭疽菌样本的菌种基因序列一致【4】。原来凶手名叫Bruce Edwards Ivins，是马里兰德特里克堡生物军事基地的科学家。面对铁证，他在宣判前自杀了，死因是服用泰诺过量辅以可待因。
所以基因序列才是实锤！
武汉病毒所是世界上研究冠状病毒的主要机构之一，多年来发表的成果和序列不断，但是新冠病毒的序列和这些序列都不符，和已发表的亲缘度最高的RaTG13相差多达超过一千个位点。还有人质疑可能是未发表序列的毒株泄露了，是这是一个无底洞，属于不可知论。就算是你把能查的都查了，也还是有人会说真相就在没有曝光的那一部分里，这个架可以吵一万年，在这里我不奉陪。
也有人说武汉病毒所储存了上千种来自云南洞穴的蝙蝠样本，泄露可能来自其中之一。但这也是匪夷所思，因为那些被重点研究，并加以基因工程改造，被大力培育，被作为论文发表的样本都没有泄露，反而是冻在冰箱犄角旮旯里的量极少的几千种里的一种被泄露了，而恰恰这一株还引发了百年一遇的世界大流行，这几率小得让人无法想象。
2020新冠是人类百年不遇的大流行病，给人类造成了无与伦比的悲剧。更可悲的是，人类并没有利用这一大悲剧携起手来共度难关，而是以国别和政治倾向为界限，把公共卫生问题政治化，试图从中获得最大的政治资本。最令人失望的是，作为世界民主领袖的美国领导层，以川普和彭培奥国务卿为首，在疫情的初始阶段就摆足了姿势要从新冠中狠捞一把，把疫情政治化，把公共卫生问题变成大国博弈的棋子，终于造成了目前为止60万美国人死于新冠，美国最知名的智库企业研究所AEI，甚至发表文章在一年前就把中国赔款的计划都写好了。在这种国际形势下，任何独立透明公开有公信力的朔源国际调查都如水中月镜中花。
相对于2020，本来希望2021是人类汲取了教训，更加有智慧的一年，但是从今年年初如山崩海啸一般的实验室“泄露”说的走红来看，这个希望又落空了。
参考资料：
【1】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591-020-0820-9
【2】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4727449/
【3】https://twitter.com/K_G_Andersen/status/1400892933130256384/photo/1
【4】https://nymag.com/intelligencer/article/coronavirus-lab-escape-theory.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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