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惠迪：结缘新加坡华语（系列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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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绍昌先生
汪惠迪：结缘新加坡华语（系列5）
我的导师和挚友卢绍昌先生
初识香港
我结识卢绍昌先生于先，熟稔于后。结识，是在香港，那时我在香港中国语文学会任学术助理；熟稔是在新加坡，1984年10月我到新加坡《联合早报》工作之后。
我是怎么结识卢先生的呢？
应香港中国语文学会邀请,当时担任新加坡国立大学华语研究中心代主任的卢绍昌先生到访香港。1982年5月4日下午，卢先生出席了在我们学会举行的座谈会,介绍了新加坡推广华语及华语教学的近况。那几天，恰巧我国著名的相声演员马季在香港演出，因此学会主席姚德怀先生嘱咐我，晚上陪卢先生到北角新光戏院看马季的专场演出。卢先生听说看马季的相声，兴致很高，说他运气真好，他还没看过马季的表演呢。
初识卢先生，没想到我有了一个零距离跟他单独接触的机会。卢先生是个外向型的学者，平易近人，一点不摆架子，讲话很风趣。而我高兴起来也是口水多过茶，所以两人虽是初次接触，却很谈得来，可谓一见如故。
演出开场后，卢先生全神贯注地聆听、观赏，于精彩处随着全场观众欢笑、鼓掌，脸上流露出享受艺术盛宴的愉悦与满足之情。散场后，卢先生说要去后台，我问何事，他说想见马季，向他道谢。于是我们走到后台，见到马季，我向他介绍了卢先生，并说明来意。马季一听卢先生不远千里，从新加坡到香港来看他演出，非常高兴，热情地跟卢先生紧紧握手，俩人聊了起来。没几分钟，卢先生说：“一场演下来，您也累了，还来打搅您，谢谢，谢谢！再见！”马季连忙说：“您慢走，您慢走！”
步出戏院，我打的送卢先生回他下榻的宾馆。途中，卢先生继续谈他的观后感，还说，希望马季能有机会到新加坡演出。
两年后的10月中旬，我应聘到新加坡工作，从此跟卢先生交往的机会多了起来，渐渐地就熟稔了。
重逢星洲
卢绍昌先生1932年1月出生于我国广东省梅县，1936年随父母迁居马来亚。他在进入大学前及求学期间，曾在马来亚和新加坡的中小学任教多年，因而熟悉新马华文教学的情况。
卢绍昌先生是新加坡南洋大学（1955—1980年）中文系第一届（1959年）毕业生，毕业后留校任教。1971年8月，他获得美国哈佛大学的研究奖学金，便负笈哈佛和麻省工学院语言学系研习现代语言学理论。1973年6月，卢先生结束了在美国的研习生涯回到新加坡，便协助南洋大学创设华语研究中心，并主持中心的教学与研究工作。
南洋大学老牌坊（于右任手迹）
南洋大学新牌坊（1995年5月17日揭幕）
原南洋大学行政办公楼现为华裔馆
1980年4月5日，南大理事会发表声明，决定接受李光耀总理的建议，跟新加坡大学合并为“新加坡国立大学”。8月16日，南洋大学举行第21届毕业典礼，最后一批毕业生领取南大文凭。弦歌辍绝，堂皇黉舍，南大停办，进入历史。
国大成立后，卢绍昌先生担任华语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兼主任，1986年新加坡华文研究会成立后，卢先生出任会长。在中新两国正式建交前，我国的官员、专家、学者到新加坡考察推广华语和华文教学的情况，大多由卢先生穿针引线，并且做担保人，为来访人员申办入境手续。客人抵新，他都亲自驾车前往机场迎接，然后陪同参观、考察，并且设宴招待，但凡有重大的语文活动，卢先生都邀请我参加，使我获益良多。
1987年11月30日，卢先生通知我说，“汪兄，你的老乡周有光乘搭东航班机今晚8点多到新加坡，能不能去接机啊？”我连忙回答：“能！我去！”当晚我到达抵境大厅后不久，卢先生跟几位华文研究会的朋友就来了。隔着玻璃墙，我们看到周先生推着行李车走到转盘取行李，他把行李箱拎上车后，便健步如飞地直奔出口。我们往出口迎接，只听卢生生说：“80多岁的人了，走路这么快，真不简单！”那年周老82岁，我50岁，算是年轻的了，于是快步过去接过周先生的行李车，紧随卢先生、周先生他们缓步走到停车场，把行李装上车，我就独自回家了。
第二天上午，卢先生陪同周先生到我们公司参观并参加座谈会。当时，报馆在仁定巷报业中心（News Centre），参加会议的主要是华文报集团的几位主要负责人。
周有光应新加坡华文研究会邀请赴新加坡访问，1987年12月1日在华文报集团举行的座谈会上发言。
学富五车
卢绍昌先生的学术研究工作与活动，主要在语言应用方面。早在1973年，他就做过新闻用字的查频工作，主要研究成果有3项：
1
新加坡华语常用字研究——本地新闻用字2000字（修订本，1976）；
2
华语常用字汇研究（1976）；
3
评小学分级字表（1980）。
自1974至1984的10年间，新加坡的语文建设工程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主要做了以下几项工作：
1
推行简化字；
2
译词规范化；
3
推行汉语拼音方案；
4
编订常用字表；
5
改革应用文格式；
6
推广华语；
7
成立华语标准委员会；
8
推行在职华文教师语音训练计划。
除第一项工作外，卢先生都积极参与。与此同时，卢先生将自己的教学与研究心得或写成论文发表，或以报告书形式发表，或在研讨会、报告会上发表专题演讲。这些论文、报告书或专题演讲共有三十多篇，汇编成《华语论集》于1984年出版。1990年，卢先生又出版了《华语论集续集》。这两本论文集至今仍是我国学界研究国际中文教育的重要参考资料。
《华语论集》1984年
《华语论集》目录
多年来，卢先生热心参加新加坡和海外的社会服务工作。他曾担任：
1
华文应用文改革大纲起草委员会主席（1976—1977年）；
2
新加坡中文译名统一委员会及地名小组委员会主席（1977—1980年）；
3
新加坡华语推广委员会词汇小组主席兼语音小组委员；
4
新加坡《联合早报》字频、词频研究工作委员会顾问（1987年）；
5
世界汉语教学学会（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ISCLT）第一、五届常务理事，第二至四届副会长。
在担任新加坡华语推广委员会会话教材顾问时，卢先生协助校订了五十多种教材。例如：
1
《华语会话》第1—4册（1979年）；
2
政府各部门特别会话教材48种（1979年）；
3
《电话华语课程》第1—4册（1983年）；
4
《中元节电话华语课程》（1987年）；编订常用字表；
5
《小贩中心、巴刹、酒楼餐馆和中元节常见物品名称简编》（1987年）。
此外，卢先生还编撰了《语文与教学》（1976年）、《英译中的问题》（1976年）、《新编应用文》（1978年）、《华文应用文讲话》（1980年）、《简明英汉词典》（1981年）、《汉字读写》（一）（二）（1985年）等多种专著或工具书。
记得卢先生曾告诉我，他喜欢逐字逐句地读字典或词典。我听了大为惊奇，心想工具书是供需要时查检用的，怎么拿来“读”呢？他这种好学精神值得我好好学习，也使我更加敬佩他了。
卢先生很重视从我国引进优质的语文工具书。1998年，李行健先生主编的《现代汉语规范字典》由语文出版社出版，卢先生立即跟新加坡胜利出版社联系，建议引进这部字典。该社特派编辑王孔敬先生专程前往北京联系，商讨版权等技术问题。当新方决定出版这部词典时，卢先生立即行动起来。
为了贴近新加坡人的语文生活，卢先生认为新加坡版必须作必要的删改和补充，主要是例句政治色彩太浓，不合新加坡国情，宜予淡化。他邀我与他合作，一人通读半部，加以删改，然后交换意见，取得共识。我们加紧工作，新加坡版的《华文规范字典》很快地就在1999年底出版了。为此，卢先生视力受损，卢太太非常心疼，劝他以后别做这样耗费目力的工作了。可是2003年，胜利出版社又出版了《学生规范字典》，是卢先生以我国语文出版社出版的《小学生规范字典》为蓝本增订改编而成的。
退休后，卢先生成立了“思言学社”，出任社长，继续从事推广和研究华语华文的工作。
缅怀永久
暨南大学海外华语研究中心主任郭熙教授在《海外华语教学研究的现状与展望》一文中，评述卢先生的研究工作时说：“卢绍昌的研究注意结合新加坡学生华语学习的特点和问题进行分析研究，并在华语的属性方面提出了不少独到的见解。”在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他是我们看到的海外华人学者在华语意识下，考虑到双语教育的具体环境，开展教学研究工作最勤力的一位学者。”(《华语研究录》第305—324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4月) 我认为郭教授说得十分中肯、到位。
2007年11月16日，我出席了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国立教育学院主办的“全球华语论坛”，卢绍昌先生到会并讲了话。此前，我已经听说卢先生抱恙，鲜少外出。但他讲话时依然神采飞扬，依然风趣幽默，依然那么乐观，我内心充满了喜悦。卢先生高大魁梧，可是他消瘦了许多，我唯有默默地祝福他早日复原，健康长寿。没想到这次跟卢先生见面竟成永诀。
2011年10月14日，我应邀出席国大中文系校友会成立10周年庆典，庆典开始前，我在酒店的大厅里见到了前辈学者梁荣基教授，聊天时向他打听卢先生的近况。梁教授告诉我，卢先生已于去年(2010年)8月13日与世长辞。我为新加坡少了一位为华文教育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专家而惋惜，也为自己痛失一位异国的良师益友而悲恸。
光阴荏苒。卢绍昌先生离开我们已经11年了，但是他的音容笑貌仍在我脑际萦回。（2021年8月5日）
END
审核 | 郭 熙
策划 | 刘 慧
文字 | 汪惠迪
图片 | 汪惠迪
编辑 | 吴贻卿
卢紹昌先生彩照由田小琳女士提供，谨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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