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汉语的发展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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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看待汉语的发展变化？

文丨戴昭铭

汉语的变化早就受到了中国语言学家的及时关注。自从1984年吕叔湘先生在《辞书研究》第一期上发表了《大家来关心新词新义》一文后，以追踪和收录新词新义为目标的汇编、词典便陆续涌现，相关的研究成果也随时推出，迄今已有数十种。在新词新义研究的带动下，其他方面关于语法变化、修辞变化、语体风格变化、标题语言变化，乃至网络语言、手机段子等等也都获得了相应的关注和研究。“新时期汉语变化研究”经过40年的开辟发展，已成为当代汉语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

与新时期汉语变化研究同时兴起的，是一门新兴的语言学——社会语言学的引进和建立。在改革开放之初的八十年代，陈原先生先后出版了《语言与社会生活——社会语言学札记》、《社会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专题四讲》等三部著作。社会语言学作为语言学一门分支学科在中国建立，陈原先生有开创之功。然而陈先生有一个著名的论点“反对语言污染”，他把“文革”语言、“假大空”话语、骂人话、洋泾浜、繁体风、中英混用等等现象都归之为“非规范化的”“语言污染”，然后从规范化的立场上加以挞伐。甚至连与英语前缀mini-对应音义兼译的“迷你”也认为“总有些不雅的意味在里头”。他还收集了二十几个用“××意识”格式造成的新词，如“主体意识”“商品意识”“质量意识”“民主意识”“首都意识”等等 ，分析之后一概归之为“消极的变异”、“非规范化”现象。陈原先生坚持从规范化立场来谈语言变异和变化，把规范化看作对“语言污染”的整治，这在当时的中国语言学界有一定代表性。当时由于对国外社会语言学理论尚不熟悉，而又正深恶痛绝于“文革”造成的语文混乱和文风败坏，因此国内语言学界对陈先生的“语言污染”说并未发出质疑，倒是海外学者发出了一些非议，称陈先生为“语言净化主义者”。平心而论，陈先生“反对语言污染”的主张，对于整治语文混乱，端正文风，促使人们养成遵守语文规范的习惯，是有积极意义的。然而“语言污染”本不是社会语言学的概念，陈先生把众多的语言变异和变化都归为“语言污染”，就既不合社会语言学研究语言变异和变化的宗旨，又不适当地扩大了语言规范化的辖域。在社会语言学研究者看来，语言的变异和变化是语言普遍存在的正常现象，任何变异和变化都是有来由的，承担着一定的社会功能，不能简单地视之为（或者部分地视之为）负面的、消极的现象；在语言的变异和变化中存在着大量的代表语言发展方向的积极因素和有价值的成分，社会语言学研究的主要任务之一就在于探讨语言变异和变化所关联的社会因素和所实现的社会交际功能，而不能把一部分变异和变化归之为“干扰”、“污染”就了事。至于规范化，社会语言学研究者也只是在对语言的变异和变化作客观忠实的描述后，把那些能体现语言发展方向的、具有普遍交际功能价值的语言形式推荐给语言管理部门和规范性词典的编纂者，而不是自居为“语言健康”的守护人。在这个意义上说，社会语言学家既是语言变化的乐观主义者，又是语言使用客观冷静的观察者。

如果说，陈原先生因早归道山，他仅能看到并指出改革开放初期一些汉语变异，那么到了世纪之交，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与市场经济形成、商业大潮汹涌、社会面貌巨变、电视文化和网络文化繁荣、新闻出版业社会化和世俗化、民众价值观因社会“告别革命”而多元化同步发生的，则是作为时代精神写照的当代汉语“乱语喧哗”局面的形成，一些敏感多思的学者面对“乱语喧哗”所呈现出的汉语变化，发出的感慨和忧虑已经是“汉语危机”了。在一片痛心疾首的“危机”惊呼中，有两本著作具有代表性：一本是朱竞（2005）编的论文集《汉语的危机》（以下简称“朱编”），另一本是潘文国（2007）的专著《危机下的中文》（以下简称“潘著”）。此外有傅振国（2010）根据字母词的流行提出了一个惊人的命题：汉语会在300年后消亡。应该承认，这些论著的忧患意识也许有某种意义，所提出的一些关于当前汉语存在的问题，也不乏引人深思之处。然而，三人共同问题，是把一些不是语言的问题当作语言问题，或把一些非关危机的问题当作危机表现来论证，以致令人产生疑虑。比如“朱编”在序言述及，上海一场翻译大赛的结果：一等奖空缺，二等奖授予了一位新加坡人，而国内选手提交的中文译文的语文质量太低。据此作者便得出结论：“这则消息让人清楚地看到汉语危机已成为严峻的现实。”然则，所谓“汉语的危机”，应该是就汉语的总体而言的，而一场翻译大赛的数量不多的国内选手，既代表不了国内英语从业人员，更代表不了全国人；况且，即便此事能反映出英语翻译界的一定问题，也仅仅属于部分人中文能力欠佳的问题，论者却要一下子提到“汉语危机”的高度，而且又要强调成“严峻的现实”，就有点儿耸人听闻了。

在“潘著”中，“中文危机”被分成四章来论述。这里仅选其第一章作分析。在这一章中，“信息化”的冲击、文言文的式微、方言的萎缩、民众汉语水平下降、百年汉字改革历程中一些过激的言论和主张，均被当作“中文生存的危机”来论证。可是作为“信息化的冲击”的最有力的证据却是在1980年的《语文现代化》的《发刊词》中强调的“文字改革”主张。然而即便这一主张不正确，它也仅是一笔“老账”，或许有人还在坚持，也只是少数人的保留意见，因为关于汉字拼音化的主张已在1986年召开的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被悬置，对汉字存废已经不能发生影响作用了。至于文言式微和方言萎缩，既是历史的必然，又给现代语文和普通话腾出了生存的空间，或者可以反过来看，正是现代语文的勃兴和普通话的普及才使得文言文和方言失去了往昔的势力，这正应看作当代汉语通用语文势力强大的表现才是，怎么反倒成了“中文危机”的表现呢？作者关于适当地增加现行中学语文教材中文言文的比重的意见，似乎有可资采纳的合理性，然而把所谓当前的“中文危机”同五四以来语文教材采用白话文捆绑到一起加以论证，则又失之于偏颇了。作者感慨于文言文失去了传统语文教育中的地位，成了“天际那一抹晚霞”（第10页），那么是否希望它能“华丽转身”为满天朝霞呢？也许正是。因为他主张翻译作品使用文言笔法，并且身体力行地把自己“三篇完全用文言文翻译的文章”收录进了《赫兹列散文精选》。这样的主张和做法，则令人几乎觉得俨然是林琴南再世了。须知现代是大众教育时代，专家不宜把个人的能力、喜好和趣味加在全体大众身上。在基础教育至今尚未完全普及、尚有不少大众在勉强维持温饱之余仅能把最起码的教育程度作为追求目标的情况下，怎能有读写和欣赏文言文的雅趣呢？

“中国人汉语水平的下降”，在“潘著”中是被当作“现代汉语的危机的首先体现”来论述的（第22页），论述的起点是中国语文教育令人“说不尽的忧思”（第21页）。语文教育与中国人的汉语水平固然有一定因果关联，中国语文教育问题颇多，亟须改进，当代中国汉语书面语的水平确也有很多不尽如人意的表现。然而语文教育和汉语水平的诸多问题是否足以构成“汉语的危机”，则仍需要仔细斟酌和具体分析。

什么是“危机”？一件事只有到了生存和发展都艰难的境地才能称为遭遇了“危机”。

历史上汉语书面语确曾两度发生危机，一是齐梁时的绮靡骈骊，二是清末的科场八股。危机发生时，两种文体（仅仅是文体，并非汉语）真有点儿混不下去了，后来终于分别被古文运动和白话文运动所革除。那么，当代汉语是否已经到了那般田地了呢？根本不是。自从白话文运动以来，以言文一致为标准的汉语书面语一直生存得很好，并一直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和良好的社会服务功能。在仅仅100年的时间内，白话文已经从当初只有经过新文化运动洗礼的少数知识精英才会运用的语文工具，变成了现今以十数亿计的平民大众和知识精英共同使用的语文工具。如果说，当年的“文白更迭”是语文革命，那么，当下的“全民皆白”则是白话文的普及。汉语发展史上这场普及到全民的语文功绩，在世界语文史上也值得大书一笔。然而“汉语危机”论者们既对当代汉语蓬勃发展的真实状况视而不见，又把精英教育时代和大众教育时代相提并论，把前一时代建立在占人口大多数的文盲半文盲基础上的少数精英的语文水平同当今普及教育后一般民众^①的语文水平强作对比，仅从当前未能出现20世纪上半叶曾出现过的鲁迅、胡适、梁实秋、郭沫若、老舍、巴金、曹禺、林语堂、钱钟书等大师（第24页），就作出当前存在“现代汉语危机”的判断，这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大师的语文造诣不全是语文教育造就的，大师产生更需要相应的社会条件，当前中国缺少文学大师，根源应该是20世纪下半叶中国知识分子的社会生存环境，而不是区区的语文教育。

① 据有关资料，中国1949年在校大学生为11.7万人，毛入学率为0.26%；1978年在校大学生为86.7万人，毛入学率为1.55%；自上世纪末大学扩招以后，大学规模持续扩张，2018年毛入学率已达到40%，在校生3700万人。大学教育已经大众化，仅仅获得大学本科文凭的人已经不再被视为精英人士。

退一步说，就算“潘著”中所引述的关于中国人当前语文水平的事例全为事实，也不能说明汉语危机的存在。赵忠祥即便算为“名人”，也只是在播音主持方面出的名，他的播音主持代表了中国水平，语文水平则不然。他的《岁月随想》有400多处语文错误固然不好，但他毕竟只有高中文化，而出版社的责任编辑未能尽责把关，竟然放任出笼，也有制度和风气的原因。余秋雨可以算是“文化名人”，他的“现代汉语”能力应该说是不错的，《石破天惊逗秋雨》给他挑出100多处错误，但这些错误多属因卖弄知识所致，它们主要与作者的思想作风和写作态度有关，与全民族语文水平其实无关。至于说当前大学生、硕士生、博士生写作文理不通，其实也并非全体如此。再说，如今的大学教育已经平民化，连博士生招生规模都超过美国了，总难免鱼龙混杂。其实，大学生作文病误之多并非始于今日，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它就已成为令教育部门头痛的事，于是才有郭绍虞先生收集编辑用以纠正大学生文句病误的《作文摘谬实例》的出版。但当时并无人惊呼“汉语危机”。为什么呢？大概学生习作中的问题再多，总是成长中的事，可以据以反观教育上的疏失，但还不必上升到民族语文危机的高度来对待。

由于以“危机”作为立论的关键词，论者眼中所见当前汉语变化，就无不与“危机”有关。“朱编”中有一篇颇有代表性的文章《寻找当代汉语污染源》（下文简称《污染》），文中列出七种“污染源”及其引发的“污染现象”，号召人们治理污染，“保卫汉语”。“污染源”之一为“网络交流”，其“污染现象”为“游离于汉语规范之外的‘网络语言’，诸如‘SOHO族’、‘FLASH’、‘伊妹儿’、‘板砖’、‘斑主’、‘E网情深’、‘偶们最近在米国一个站点发现一位很有意思的PPJJ’……”（第83页）此类“网络语言”属于小圈子里使用的社会方言，类似隐语行话，社会大众只要不参与BBS聊天，不懂也无妨，日常交际并不需要它们。当1996年BBS在中国兴起时，确也引起过一些人的反感和忧虑，以为会对语文规范造成冲击，然而20多年过去了，彼此居然相安无事，并未见有冲击。其实我们的出版物有编辑把关，如果认为此类词语不宜传播，不让予采用就是了；学校有教师引导，告诉不许在作文中使用就是了。网民们的聊天属于私人领域，本来不必施用社会规范。相反，假如我们的少男少女们在网络聊天时也只会中规中矩地学说官腔，规范固然是合乎了，但也未免过于一本正经，那倒是一种奇怪现象了。《污染》一文所列出的其余6种“污染源”事例，也大体上都是此类不值得大惊小怪的现象。比如《污染源之二：广告宣传》一节中举出的用词“满足饥饿”、“安枕无忧”和广告语“5·1巨献档次百分百价钱2分1”，我们一眼便可知它出自语文程度不高的广告设计者之手，因故作斯文而弄巧成拙，固然有些费解，也不必加之以“随意地蹂躏汉语的语法规范，篡改我们的成语，颠覆我们的语言思维”、“伤害着我们的母语”之类吓人的罪名。倒是有一条装修公司的广告语“质量来自实实在在”，朴实无华，本来不错，而《污染》的作者却说：“我不明白他们的装修是实实在在好，价格是实实在在优惠，还是技术是实实在在低劣，态度是实实在在粗暴？”（第84页）这样说话，哪里是在评析，简直是在歪缠。读到这样的“保卫汉语”的战斗檄文，我们不仅没有多少欣慰感，反倒为“我们的母语”感到了一丝悲哀。在《污染源之三：商业促销》一节中，作者开列的是那些“使我们的吃、穿、用，都渐渐地拥裹在一种异域文化的氛围中”的“各种欧式语言”：肯德基、星巴克、哈根达斯、卡布其诺、BOSS、保罗、ELLE、阿迪达斯、PLAYBOY、松下、索尼、东芝、LG、摩托罗拉、微软等（第85页）。这些都是因改革开放、吸引外资或国外先进技术而进入我国的商家名称或品牌名称，其中肯德基、星巴克、哈根达斯、卡布其诺、保罗、阿迪达斯、摩托罗拉等属音译外来词；松下、索尼、东芝等属借形词（日语汉字词借入汉语而读汉语字音）；“微软”则属完全汉化的意译词；只有BOSS、ELLE、PLAYBOY、LG等属西文字母词，但假如这些品牌的拥有者不想译为汉字，仍然合乎“名从主人”的规范原则和商业原则。假如我们不用这些有“异域文化”性质的词语，唯一的办法就是对它们所标示的商家或商品关上中国的大门，但这显然违背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恐怕也并非《污染》作者的本意；但假如我们要引进这些商家或商品，不用这些名称又该用什么呢？如果该文作者真想负责到底的话，就应当为我们举出与这些商家名称或品牌名称相对应的另外一批“合乎规范”的词语，可是作者没有这样做，只是“大批判”一通了事。这使我们想到一类爱国的自大者，他们一见外国人（主要是西方人）起个中文姓名就欣喜若狂，一见中国人居然起个带有洋味儿的名字就痛心疾首。如此心态，怎么能在全球化时代评判中外语言文化接触中的是非曲直而道出公允平正的见解呢？《污染》一文在前三个“污染源”中这样治理“污染”，在其余四个“污染源”中做法大致相同。限于篇幅，就不一一具论了。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变化，总体来看是良性的、积极的、进步的。40年来所取得的成就，大家有目共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的思想精神，是在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中呈进取开放、昂扬向上状态的。语言既为社会服务，也是社会一切事物的表征。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一切社会成就，既有当代汉语参与其中的功劳，当代汉语的一切变化和发展，也无不是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镜象。我们固然不必说当代汉语的一切变化都有积极的意义和价值，但是我们却可以说当代中国社会和当代汉语是互相推动、同步发展的。这一点已是当代汉语研究者的共识。正像洪堡特所说：

只要一个民族的精神以其生机勃勃的特点在自身内部和语言发生作用，这种语言就会更精美更丰富，这种精美和丰富又对精神产生一个推动性的影响。^②

②  [德]威廉·冯·洪堡特著《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姚小平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出版，第190页。

无论从一般的理论上还是从汉语的实际看，我们没有必要对汉语的现状和未来作悲观的判断。我们相信，“汉语危机”论的提出者，对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和进步发展也是持肯定态度的，然而他们对汉语在这一阶段的变化却持如此悲观的结论。这样在他们的思想中就造成了一个悖谬：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是变好了，而生长于其中并为之服务的汉语却变坏了。这个悖谬中的理论漏洞，是“汉语危机”论者所无法修补的。

那么，汉语是不是变好了呢？“一言以蔽之”说变好了，有点儿简单化，难以令人信服。看来这个问题真是一言难尽。

（以上内容节选自《改革开放40年汉语的变化和发展》绪论，原文标题是《汉语是变坏了，还是变好了？》）

图书信息

《改革开放40年汉语的变化和发展》

戴昭铭    等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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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稿为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最终成果。全书从语言功能和汉语可能性角度充分肯定新时期中的汉语变化。主体部分分别从词汇系统、词义、造词方式、句法构造、修辞手段、语体、标题语言的变化发展以及语言规范化等方面描述改革开放40年来汉语与社会共变的实况并论析其动因，从而揭示汉语在适应社会变革和为社会转型服务过程中表现出的巨大社会功能和强大生命力。本书有理论观念的创新性、全面性显示的集成性、独到性表现的原创性等特色，是用社会语言学理论和方法研究当代汉语变化的新成果。

目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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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    目

前    言

凡    例

绪论：汉语变化和汉语可能性

汉语是变坏了，还是变好了？

功能标准：方法论的核心

汉语可能性的全方位展现

第一章  词汇的系统变化和发展

第二章  词义的变化和发展

第三章  造词方式的变化与发展

第四章  句法构造的变化和发展

第五章  修辞手段的发展变化

第六章  传统语体的发展和新生语体的流行

第七章  标题语言的变化和发展

第八章  语文混乱的治理和新时期汉语规范化

结  语

参考文献

附录1：

40年汉语新词语消退词目年份清单

附录2：

本项研究作为统计依据的

具有年代连续性的24部新词语辞书

后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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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戴昭铭，浙江天台县人。1968年毕业于黑龙江大学，198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获硕士学位。1983—2015年在黑龙江大学工作，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语言学和方言学。曾兼任中国语言学会理事、全国方言学会理事、国家社科基金语言学科评委、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会委员。主要著作有《规范语言学探索》《文化语言学导论》《天台方言研究》《现代汉语规范化答问》和语言学论文数十篇。专著《文化语言学导论》和《天台方言研究》分别于1998年和2009年获教育部普通高校人文社科研究优秀成果奖。

END

审核|刘   慧

编辑|李舒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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