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业观察 | 朱含汐、冯全功:翻译活动中的性别问题——《性别与翻译新视角:跨国对话的新声音》评介
摘 要:劳特利奇出版公司2022年推出的《性别与翻译新视角:跨国对话的新声音》跳出传统的文本分析和伦理批评,从历史学、社会学、地域学视角探讨了“性别与翻译”在欧洲国家翻译实践中的演变及其对社会、文化、政治等其他领域的推动作用,以重振世界追求性别平等的多元声音。本文拟从新观点、新方法、新视野、新启发四个方面评述该书的特色与学术贡献,以期为中国“性别与翻译”研究提供新的研究思路。
关键词:性别;性别平等;女性主义;翻译活动
自从三十多年前女性主义翻译在加拿大魁北克出现以来,其鲜明的女性主义诉求从文化转向的思潮中脱颖而出,在性别研究、翻译学、伦理学等领域产生了许多富有影响力的新观点。近年来,有关女性(性别)翻译研究的学术成果不断推出,研究重阵从加拿大逐渐转向欧洲,研究对象从最初的文学焦点扩展到了教育手册、儿童读物、女性主义文章、情色小说、脏话、视听产品和口译实践(Federici & Santaemilia,2022:6)。在此背景下,2022年劳特利奇(Routledge)出版公司推出了论文集《性别与翻译新视角——跨国对话的新声音》(New Perspectives on Gender and Translation: New Voices for Transnational Dialogues)。本书以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加拿大学者对女性主义翻译的开创性研究为基础,探讨了这一领域在欧洲国家的翻译实践中的演变,致力于在跨国对话中重振世界各地追求性别平等的多元声音。本文拟从新观点、新方法、新视野、新启发四个方面评述本书的主要特色。
一
新观点:性别翻译研究的重要性、
多样性和不平衡性
译者长期以来处于“隐身”状态,翻译也被赋予了意识形态的意义。女性主义多以“运动”的形式存在,其本质是“可见的”,但却经常被污名化。翻译和女性共享“衍生”“从属”的隐喻空间(Chamberlain,1988)。正是在此认知前提下,翻译和女性之间建立了牢固的“联盟”关系,共同抵制父权意识形态和权力关系,消除性别歧视和刻板印象。一方面,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借用了不少女性主义社会运动的思想,如尝试在译文中使用新式表达、文字游戏、增补、劫持等手段反抗父权语言规范,获得自我言说的空间。同时,女性主义对翻译研究产生了巨大的政治、社会和文化影响,如民族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性别和身份的批判性重构等。另一方面,翻译是女性主义运动强大的推动力。新一轮的女性主义理论和实践正在兴起,有关不同的女性主义问题的国际对话有助于拓宽学界视野,推动学科发展,如跨越大西洋的翻译文本推动了在北美和意大利背景下关于女性主义思想和实践的辩论(第八章)。在其他地理和社会背景下也是如此,翻译已成为国际对话的主要工具。通过翻译,同样的理论和实践可能会呈现出不同的形态。正如Santaemilia所言,在翻译研究中,明确地选择女性主义研究方法,“必将使两门学科受益,相互促进”(Federici & Santaemilia,2022:24),也就是说翻译与性别(女性主义)研究呈现出协同进化的关系。
传统的女性主义翻译研究主要围绕作者/译者、男性/女性两组对立的概念展开,但是随着后结构主义的流行和学科自身的发展完善,女性主义翻译的研究对象变得繁复和多元。首先,女性主义翻译研究自始至终突出性别角色和意识形态, 带有浓烈的后殖民主义研究特色。所以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语言霸权、殖民与被殖民、第三世界国家等权力结构也被纳入了影响性别关系的考量范围,“借以制造新的学术舆论,推动社会革新的进程”(孙子尧,2019:31)。其次,由于新世纪以来社会对性别界限的泛化和模糊化,早期女性主义秉持的本质主义两性论调被迅速解构。随之而来的是以“性别与翻译”“妇女与翻译”等为代表的不同的命名方式。这一现象引发最直接的问题就是“性别与翻译”和“女性主义翻译”所讨论的议题是否相同?二者是否都包括“女性主义”这一要素?翻译本身是一种女性主义活动吗?术语的流变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知识间的多元性、认识论视角的多样性,或是对某些理论或方法的坚持(Federici & Santaemilia,2022:9)。整体观之,“性别与翻译”的研讨内核始终是“主权”与“附属”的关系,但广义而言,前者至少包括原文、作者、男性、殖民和常态化性存在,后者则包括译文、译者、女性、被殖民和非常态化性存在。
多样性势必会带来发展的不平衡性,本书的第一章就谈到了目前性别翻译研究发展的不平衡现象:1)在性别与翻译研究的交叉领域,女性作为研究的主体和客体都是强势的存在。虽然后结构主义对性别的重新定义生发了“同性恋翻译”“性取向与翻译”“酷儿翻译”等打破二元对立的性别分析模式,但是“新的性别模式在翻译研究中似乎并未提出新的研究思路和翻译策略”(Flotow,2007:104)。由于这些流动的、不确定的、制度以外的性别身份“亦有着同‘女性’一样的政治诉求:被认知,被理解,被尊重”(孙子尧,2019:36),即使在后结构女性主义时代,“女性”认识主体仍在翻译研究中占据主导地位。本书重申了这一事实,即女性主义仍是性别翻译研究中的核心驱动力,以明确和可识别的方式,为性别翻译研究提供更统一的焦点。2)女性主义(或性别)翻译的理论和实践之间存在差距。从根本而言,翻译和女性主义都是实践性活动,二者不断地从实践转向理论,再从理论转向实践。由于女性主义和翻译学科的异质性,“其理论化越复杂,就越能催生出更多的反思性实践”(Federici & Santaemilia,2022:15)。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女性主义和翻译都产生了多元复杂的理论。但与此同时,实践却远远落后,恰如Wallmach(2006)针对把理论当作实践的危险的警告——学界倾向于从元文本评论的角度考察女性主义翻译,而非根据翻译本身。3)性别和翻译研究的动力和焦点集中在欧洲。Santaemilia在第一章指出,欧洲地区“强烈的社会正义观,悠久的民主传统,人文的生活观,以及丰富的语言文化传统”为性别翻译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发展环境,也为跨国对话铺平了道路(Federici & Santaemilia,2022:25)。但是,为避免遭到霸权主义或帝国主义的指责,也可看出本书编者“去西方化”的努力,如加入不同地域文化背景中的女性翻译活动等。相比美国所代表的统一化项目,欧洲在语言文化、意识形态、公民权利、平等愿景等方面展示出的多声论辩,正在积极帮助性别翻译研究成为一门强大的学科(Federici & Santaemilia,2022:25)。同时,本书也鼓励更多的国际视角加入,期待与世界其他地区进行富有成效的对话。
二
新方法:女性的历史翻译活动考察
译者主体性是女性主义翻译研究的理论基础,本书梳理了历史上女性翻译家(作家)的生平成就、社会价值和历史意义,从译者主体出发探索女性对女性主义翻译活动的推动作用。第二章回顾了维多利亚时代三位杰出女性的翻译贡献,即祖孙三代萨拉·奥斯(Sarah Austin,1793-1867)、卢西·达夫·戈登(Luci Duff Gordon,1821-1869)和珍妮特·罗斯(Janet Ross,1842-1927)。她们将法语、德语和意大利语出版的哲学、历史和文学作品译成英语,不仅促进了知识交流,更推动了欧洲的女性教育、性别平等和国家民主。她们认为,翻译是一种有价值的写作形式,可以带来权力地位、职业身份和经济独立。此外,奥斯汀的翻译方法还创造了一种独特的母系知识遗产,肯定了翻译对女性文学和政治机构发展的重要作用。第十章分析了多语言作家玛丽·达里埃乌塞克(Marie Darrieussecq)的作品及地位。她将写作视为一种政治活动,旨在解构在文学和社会话语中被建构的刻板性别印象和不平等现象。作者提出可以对翻译文本进行实验和创新,探讨写作和翻译如何能够紧密地结合,以提高对女性主体的关注。第六章以Katherine Vaz和paulA neves的作品为例,探讨葡萄牙裔美国人的身份建构和代际传承。该章指出,通过口头叙事保留下来的不可译的词语,在移民后裔的语言中通过异质语的方式表现出来,作为“民族词语”,抵抗文化适应过程中对移民集体文化记忆的侵蚀。他们通过恢复祖先的形象来保存民族集体记忆,而这些形象往往成为想象中的民族身份的构造,即焦虑、失落和对双重归属感的渴望。葡裔美国作家利用不可译性和异质语言,在作品中偶尔穿插“他者”语言,以回击美国的文化霸权。因此,他们正在实施一种反霸权文化的监督模式。由此可见,女性的历史翻译活动不仅促进了知识交流和性别平等,同时影响了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
从研究方法来看,本书主要采用文献法、口述史、访谈法、文本细读、历史比较、语料库等方法,强调利用翻译手稿、译者通信等原始档案材料,动态考察历史事实,探索翻译文本的生成性和翻译的社会属性。第二章通过对信件,日记等翻译史料的考证,发掘奥斯汀祖孙三代在翻译事业中的母女合作和提携模式,以突出代际动态。如在奥斯汀为《希腊诸神和英雄的故事》(1843)英译本所写的序言中,她以编辑的身份介绍了她的女儿达夫·戈登;罗斯作为译者的第一份出版物也将她母亲的名字写在头版。第七章采用跨学科方法,旨在对加泰罗尼亚语中的“性别与翻译”交叉点进行谱系调查。在女性主义历史学方法的基础上集中研究被主流话语掩盖的次生的、非宏大中心的历史。另外,本书还对当下热点的翻译事件进行思考,更能吸引普通读者的兴趣,也具有更强的社会现实意义。如第九章分析了鸡仔文学(Chick Literature)如何通过翻译迅速发展成为一种世界性的文化和文学现象。鸡仔文学以现代女性为受众,内容轻松活泼,包含浪漫元素,被视为后女性主义流行文化。通过大量翻译和改编,许多关于女性经历的小说得以出版,从而引起了广泛的学术研究。Vanessa Leonardi指出,鸡仔文学揭示了年轻女性在当代社会中的行为,应被视为研究性别问题的宝贵的文化、社会经济和政治工具。以上章节从“译史”和“译事”深度透析了女性的历史翻译活动,其中的反思与批判具有独特的学术价值和启发意义。
三
新视野:“被忽视的”区域翻译
实践个案研究
女性主义译者意图通过在翻译语言中凸显女性特色,使女性在真实世界中被“听见”和被“看见”,赋予了翻译活动社会和政治功能,基于这一目标,本书在选择案例研究时,不再聚焦女性主义或翻译研究繁荣的地区(如美国、加拿大、法国),而是重点关注在以往研究中不被重视的欧洲区域,使它们在学术界得以被“看见”。研究区域(被忽视的地区)和研究对象(被忽视的女性)的双重“可见性”很大程度上实现并扩展了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目标诉求。第三章聚焦地中海岛国马耳他这一重要地理和文化区域,介绍了马耳他多语制的历史概况,强调罗马天主教的强大统治限制了女性的教育水平和社会地位,导致女性翻译家、作家和评论家的相对缺失。二战后,翻译和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开始改变,并在马耳他加入欧盟以及马耳他大学开设翻译课程后繁荣发展。同时,该章也总结了多语言环境和翻译之间的关系,指出如果没有具体政策支持,多语环境本身并不一定会促发翻译活动。在马耳他这样人口规模较小的国家,出版英文原件比译成马耳他语出版更经济。相比之下,欧盟则优先考虑翻译,而不是在众多语言中选择一种来主导并凌驾于其他所有成员的语言之上。自马耳他加入欧盟并接受“翻译的力量”以来,不仅马耳他民族语言得到加强,英语等其他语言的重要性也日渐凸显。第四章转向波兰,将二十世纪波兰女性译者的职业化进程划分为三个时期:1)非专业时期(二十一世纪初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女性译者仍然处于原作者和男性译者的阴影之下,主要从事儿童文学和流行小说的翻译;2)专业化时期(二战后几十年):国有出版社计划出版世界文学经典,战前受过良好教育、掌握多语的女性逐渐成为专业编辑和文学译者。3)转型时期(1989年的政治转型至今):自由的出版市场导致译作质量不高,翻译行业声望暂时下降,随之出现的是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学术型的文学译者。第五章转向内陆国家塞尔维亚。女性主义通过翻译来到塞尔维亚,但这个过程却带来了不少误解和负面影响。Sonja Đurić以瑞典的性别平等教育手册《给孩子100种可能而不是2种》在塞尔维亚的接受情况为例,分析性、性别和性存在的概念是如何被媒体混淆和否定的,批判了塞尔维亚媒体对该译本的断章取义和宣传歧视。为了鼓励塞尔维亚的性别平等运动,作者强调有组织地系统翻译女性主义作品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第七章分析了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从性别角度出发的翻译理论和实践是如何在西班牙的共同官方语言(加泰罗尼亚语、加利西亚语和西班牙语)中产生不同的、富有成效的研究。作者集中讨论了加泰罗尼亚地区对三位北美激进女权主义者的接受和审查情况:舒拉米特·费尔斯通(Shulamith Firestone)、凯特·米列(Kate Millett)和瓦莱丽·索拉纳斯(Valerie Solanas)。作者指出,翻译已成为西班牙第二波女权运动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目标斗争中的主要武器。由此可见,本书为读者展现了一幅尘封已久的女性翻译实践区域地图,从翻译地理学的视角解读了欧洲国家的社会历史背景和女性主义翻译实践活动,具有较强的科普性和启迪性。
四
新启发:中国语境下的性别翻译研究
中国对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正式关注始于2000年 (廖七一,2000) 。二十年来,国内有关性别与翻译的研究主要围绕西方译论评介、本土女性译者研究和译本个案研究(孟令子,2016),研究过多被西方女性主义理论束缚,论点陈旧单一,缺乏创新意识。虽然国内的女性主义翻译研究的理论来自西方,但女性翻译实践在中国历史上从未缺席,并且在男性主导的话语体系下,无声地影响着国家发展和社会变迁。例如,在清末民初倡女权、兴女学以图强国保种的伦理语境下, 第一批女性译者群体应运而生,推动了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夏维红,2019)。近代以来,经过“五四”运动(1919年)、建国(1949年)、改革开放(1978年)和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1995年)等关键节点, 女性意识逐渐觉醒, 女性的社会地位逐步提高,越来越多的女性译者、编辑、研究者、赞助人、出版商出现在翻译活动当中。
受本书启发,我们尝试提出几点基于中国语境的性别翻译研究话题:1)女性翻译家及译者群体研究,如陈鸿璧、吴弱男、沈性仁、薛绍徽、薛琪瑛、林徽因、张默君、陈信芳、汤红绂、高君珊、刘韵琴等清末女性译者群,深度挖掘历史上和当今女性译者在特定社会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重点关注历史上被父权制话语所忽视的次生历史(女性和翻译)及二者之间的互动;2)性别翻译对语言规划及语言政策的影响研究,通过梳理历史上的性别翻译活动及翻译话语的嬗变(女性话语、同性话语、方言等相对主流话语而言的弱势语言),探讨其对本国语言发展无意识或有意识的参与和干预(参考第三章对马耳他的分析);3)女性主义翻译活动的国别区域对比研究,由于每个国家的历史文化和国情不同,女性运动和翻译活动的产生机制有较大差异,区域间的横向对比可以推动性别翻译研究走向多元化,如清末女性译者的出现缘于由男性精英主导的女权之兴,而波兰女性译者的出现是由于女性被排除在作家行列之外,而男性又无法通过翻译养家糊口,需求缺口使波兰女性实现独立(参见第四章);4)围绕第四次女权主义运动展开的性别翻译研究,近些年“由技术定义的”第四次女权主义浪潮在社交媒体中展开,通过使用Facebook、Twitter、Instagram等新媒体实现进一步的性别平等,如“Me Too”运动等,不妨关注街头和工作场所的性骚扰、校园性侵犯、厌女症等问题,探讨虚拟空间的跨文化交流,社交媒体用语及多模态研究。
五
结 语
在人类重新审视自我与他者关系的当下,翻译和女性代表的“她者”作为各自生存环境的“孤勇者”,携手抵抗父权意识形态和失衡的权力关系。本书从政治、经济、文化、历史、民族等多重社会语境重新诠释了性别与翻译研究的重要性和复杂性,以及学科发展的多声性和不平衡性。重点关注在以往研究中“隐身”的欧洲地区以及“失语”的女性译者,研究方法颇具前瞻性和批判性。本书虽以欧洲为中心,但从各个章节都可看出作者“去西方化”的努力,鼓励更多国际视角的加入,以期与世界其他地区进行积极、多元、富有成效的对话与论辩,群策群力,通过翻译助力性别平等的实现。
参考文献
[1]Chamberlain, Lori. Gender and the Metaphorics of Translation[J]. Signs: Journal of Women in Culture and Society, 1988, 13(3): 454-472.
[2]Federici, Eleonora & Jose Santaemilia (eds.). New Perspectives on Gender and Translation: New Voices for Transnational Dialogues[C].New York: Routledge, 2022.
[3]Flotow, Luise von. Gender and Translation: From Identities to Pluralities[A]. In Piotr Kuhiwczak and Karin Littau (eds.). The Companion to Translation Studies[C]. Lon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2007: 92-105.
[4]Wallmach Kim. Feminist translation strategies: Different or derived?[J]. Journal of Literary Studies, 2006, 22(1-2): 1-26.
[5]廖七一.当代西方翻译理论探索[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
[6]孟令子.从女性主义翻译到性别与翻译[J].中国翻译,2016,37(05):23-31+128.
[7]孙子尧.多元性别视角下的翻译研究[J].中国翻译,2019,40(02):28-38+190.
[8]夏维红.失语的女性译者——基于近代女权话语对清末民初女性译者群体的考察[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19,42(02):149-157.
作者简介
朱含汐,浙江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领域:翻译史、翻译机构。
作者简介
冯全功,博士,浙江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翻译理论话语、翻译修辞学、《红楼梦》翻译、翻译修改与译后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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