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院内的高等教育——余翔林教授访谈录 | 熊卫民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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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不但是中国最重要的科研机构之一，还是一个重要的高等教育机构——事实上，它是全国最大的培养研究生的法人单位。它不但能培养学生，还能颁发学位，这在世界各国的科学院系统中也是很独特的。可这些事实不但在国际上鲜为人知，就算是在国内，知道的人也不多。中国科学院做过哪些教育工作，到底是如何培养高级人才的，和大学相比有哪些优胜或不足之处？这是值得广大考生和教育史研究者知晓的。

图1 中国科学院教育史研究座谈会（2008年3月13日摄于中国科学院院部）

为撰写中国科学院教育史，2008-2009年，张藜教授（图1后排右2）、笔者（后排右3）和其他一些同事召开了几次专题座谈会，并在会后对中国科学院人事教育局及其前身的多位老干部，如罗伟、王汉石、马先一（前排右1）、任知恕（前排右4）、余翔林（前排右5）等作了系列访谈。在本访谈中，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前党委书记、中国科学院教育局前局长余翔林教授介绍了他的教育理念，尤其是他对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中国科学院的教育工作的认识。相比教育部所属高校的庞大体量，中国科学院的高等教育规模要小得多。但船小好调头，小也有小的好处。中国科学院过去是，现在仍然可以是高等教育（尤其是研究生教育）改革的先驱。
受访人：余翔林教授（以下简称余）

访谈人：熊卫民（以下简称熊）

访谈时间：2008年6月24日

访谈地点：中国科学院离退休干部局

受访人简介：
余翔林(1940-)，江苏江阴人。1959年考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无线电电子学系，1964年毕业留校，长期从事电磁场理论、电磁辐射及毫米波技术的研究，特别是在毫米波引信雷达及导弹末端制导实验系统的研究中，获得过一系列重大成果，1991年被国家科委聘为国家863通信高技术战略研究专家组成员。1984年后历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研处长、副教务长、副校长、党委书记等职，1998-2001年先后任中国科学院教育局、人事教育局局长。
图2 余翔林教授（熊卫民2008年3月13日摄于中国科学院院部）

熊：听说做中国科学院教育局局长之前，您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工作了很长的时间。请简要介绍一下您的经历。

余：我于1959年考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以下简称“科大”）无线电系，1964年毕业留校，接着下乡参加“四清”运动，两年多之后，“文革”开始，1969-1970年时，科大又下迁，直到 1972年招工农兵大学生时，我和其他一些同事才回到教研室工作。也就是说，我们被耽误了七、八年时间。虽然在“文革”期间，我并没有完全放弃专业，数学、物理等方面的书还在看，但为了教学生，我还是又花了一两年时间，把大学所有的数学、物理和英语课程重新复习了一遍。

我先后在教研室做副主任、支部书记，一方面教学，一方面搞科学研究，在毫米波技术上做出了一些成果。1984年时，开始担任科大科研处处长。后来，我又担任了副教务长、教务长、副校长、党委书记等职，1998年时被调到院里。

中国科大的办学理念

熊：您主管教育多年，不知持有何种教育理念？

余：科大在1958年创办之时，就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思想——理工结合，而不是理工分离。建国以后，尤其是院系调整之后，在苏联的影响下，中国大学的理科和工科是分离的，如清华大学的理科被调整到北大去，北京大学的工科都被调整到清华去，而科大则把理和工结合到了一起。与此同时，科大还强调科学和技术的结合。不仅要有科学，还要有技术，特别是新兴、边缘、交叉的科学技术，办了很多这样的系。科大还强调教学和研究的结合，教师要在科学研究的第一线。这与过去的大学也是有区别的。过去的高校教师以教书为主，很少开展科学研究，而我们是中国科学院（以下简称“科学院”）办的大学，很注重科研。理工结合、科学和技术结合、教学和研究结合，这是科大的特色。所以，这所大学一开始办就具有非常强的时代性，既反映了国家的需求、社会的需求，又体现了老一辈科学家、革命家对教育的深刻理解。

那时候，给我们上课的都是科学上的大家，目的是打好我们的基础。另外，我们的毕业论文是在科学院的研究所做的。比如，我的论文是在电子所做的，曾用中国最早的电子计算机来帮助计算数据。后来我想，全国那么多学生做论文，有几个人有我这样幸运？在1964年就能使用最先进的计算机，只有科大才有这种可能。这充分体现了科大的特色：基础扎实，在科学研究的第一线来培养，教学和研究紧密的结合。

我在学校工作时，不管是当教务长还是当副校长，基本上是传承这种传统。当然也要不断发展。那时特别重视交叉学科，我协助谷超豪校长办了非线性科学的试点班。这是新兴学科，没有学位授予权，学生来自数学、物理、生物等学科的不同专业，后来做论文时，又回到原来的学科去。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尝试。另外，我还很重视全面素质的培养。早期，我们国家曾流行“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说法。这个概念不全。后来强调实践，不仅要会读书，还要善动手。可光会读书，会做实验，不了解社会、国情、历史等也不行，没有深厚的文化背景，思维狭窄、境界低下，那也不行。还必须有很好的文化素质、很好的道德素养、宽广的专业学科知识、健壮的身体、健全的心理素质。教育的功利性不能否定，但在这些东西之上，我们教育工作者还要追求对人的全面培养。

在逆境中也基本能按教育规律办学

熊：1958年“教育革命”时，科大办过工厂、农场吗？

余：科大办过工厂，我有印象，但规模很小。影响大的是“大炼钢铁”，可那时我还没来，我来之后，闹腾得比较厉害的是“超声波运动”，说超声波可以加快化学反应，可以煮饭等，到处做试验。但这个运动并没有持续太长的时间，我们仍把主要精力投在学习上，我们的学习任务非常重。我对这些运动的印象不深，说明它们对我们影响不是特别大。

熊：它们对北京大学的影响很大。我访问过该校的一些老学生，他们说1957-1960年这几年，天天搞政治运动、搞劳动，没学到什么东西。

余：北大、清华都是中央直接过问的重点院校。

熊：科大是在“教育革命”的背景下创办的，那时候“批白专”、“拔白旗”，强调“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您刚才提到的几个“结合”和注重打基础等，既是1950年代初一些改革措施的反动，又违背“大跃进”时的潮流。现在看来它们当然很正确，但令我困惑的是，为什么科大当时能做到这一点？

余：科大确实有很强的传统。1970年代我们招工农兵学员时，社会上也正在搞“教育革命”。当时我是教研室副主任，管教学。学员们有的是老高中，有的初中还没毕业，又都在劳动第一线干了那么多年，科学文化基础普遍很差，怎么教？当时有个争论。无线电、微波技术涉及麦克斯韦方程，它有积分形式和微分形式。积分形式只要有最基本的微积分基础就可以学了，而教到微分形式，则还要学向量分析、特殊函数、数学物理方程、场论等，要难很多。别的高校都只教到积分形式，而我们几个年轻教师和两个从美国回来的老教授提出，为了让学员们打好基础，无论多困难，都要教他们微分形式。最后我们真的咬牙教了下来。我们绝不搞当时流行的“以产品带教学”那一套，因为简单地以一个产品来代替整个的教学过程，肯定会很失败的，绝对培养不出人才来。我们还是坚持科大的传统，基础宽、厚、实，专业精、新、活，强调必须把最基本的知识教给学生。我们培养出来的一些工农兵学员还是不错的，其中有一个正在担任上海技术物理所的副所长，当然他后来又去念了博士学位。

为什么科大坚持这样的传统呢？因为这是老一辈科学家给我们留下的精神财富，此外，科大的创办还有“向科学进军”的背景。1956年，我们国家制订了十二年规划，提出要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在这个历史背景下，于1958年创立科大。在开学典礼上，郭沫若校长说：我们现在开学了，可头上飞的还是苏联的卫星。这使我们感到一种紧迫感。创办科大的那些科学家们深切了解，迎头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绝不能靠说大话，只能靠扎扎实实打基础。那些老前辈是真正懂教育的。

熊：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吴有训是著名的教育家，他们当然是懂教育的。可他们并未分工管理科大。至于别的前来任课的科学家，对于办校方针，他们能有很大的发言权吗？那个时候特别强调党的领导……

余：科大当时的校长是由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兼的，党委书记早期为郁文，实际长期主管科大工作的是刘达。他毕业于北京大学^[1]，对教育有很深的理解，既贯彻中央的精神，又非常尊重科学家。郁文也是这样。他们对科学家都非常尊重。

研究所内的高等教育

熊：现在高校实行的仍是“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科学院的各研究所是不是也类似？党委书记是不是各所的教育负责人？

余：研究所实行所长负责制，有一位副所长分工管教育，书记一般不太参与。科学院总的体制是所长负责制，与高等院校的不一样。高校曾经做过校长负责制试点，但很快就取消了。

熊：跟你们科大有关吧？

余：是的。1986年出现学潮并开始反自由化之后，特别是1989年以后，就在全国停止了校长负责制试点。

熊：研究所在教育方面自主性大不大？

余：在成立科学院研究生院以前，各所有招生权，并由所学位委员会独立授予学位，只是有一段时间集中到研究生院去上学位课，其自主权是比较大。成立科学院研究生院后，研究所不再具备独立的招生权和学位授予权，招生、学位授予和教育管理都被统一到研究生院。统一后也有好处，在向国家争取资源，要求增加招生指标、增多教育经费、增加学位点时，更方便一点。

熊：除科大外，科学院每年还招多少学生？

余：我任局长时科学院每年招收5000多位研究生，现在扩大了招生规模，每年招收的人数超过了1万，而在科学院系统内，能带研究生的副研以上人员有7000多人，平均起来，现在每位导师每年也只带1.5位学生。相比较而言，高校教师带的研究生通常要多得多，而其课题和科研经费要少得多，所以，一些高校的研究生是读书读出来的，而不是通过科学研究锻炼出来的。所以，不同来源的研究生质量差异很大。当然，一些好的高校和好的教师不是这样的。普遍来讲，扩招带来了很多问题。

熊：教育部对科学院各所管得多不多？

余：现在他们不怎么管了。过去其实也管得少，只是控制招生指标。他们并不给我们拨教育经费，课程安排之类也就不管。我们跟大学有很大区别，他们受教育部有关制度、政策的影响特别大，自由度比较小。所以，路（甬祥）院长说，在研究生教育这一块，我们科学院有很大的自主性，可以做很多探索。他很希望我们有所创新，摸索出一些新经验出来。

熊：那么，科学院是否利用这个优势，培养出了更多的特别优秀的人才？

余：在培养优秀科研人才方面，科学院可能比高校要略强一点。毕竟各研究所都是以研究为主的机构，受教育行政部门的束缚小一点，国际交往较多，跟国际科学研究主流结合得更紧密一点。但二者也有一些共同的不足之处，比如，我们还受“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这类老传统的影响，对“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鼓励不够。很少有研究生独立选题，选与老师的方向、领域不一致的，与老师的理念不一致的题的尤其少。所以，我们这儿的博士论文，在创新性方面依然比较弱。这跟应试教育也有很大的关系，从小学到中学，我们的学生所接受的一直都是应试教育，甚至到大学、研究生阶段后，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如此，这当然会非常影响培养质量。受社会大环境的影响，学生的功利性也很强。他们读研究生，很多并不是因为对研究有兴趣，而只是为了找到一个好点的工作，谋得更好的就业条件和工作待遇。他们对这些因素考虑得多，对学术考虑得少，而能在学术上真正有所成就的，是那些把科学真理作为终身追求的人。不管是在科学院还是在高校，真正献身科学的人还是少数。

熊：您的意思是说，因为生源不佳，受一些不良传统的影响，再加上功利考虑太多，科学院在培养创造性的人才方面，依然存在较大的欠缺？

余：当然科学院还有很多优秀典型的，前面说的只是普遍现象，特例哪里都有，大学也有。

熊：民国时期，兵荒马乱，接受高等教育的人非常少，能够进一步出国深造的更是少之又少，可在短短的二三十年里，仍培养出了陈省身、华罗庚、杨振宁、李政道、吴健雄、钱学森等一批世界级的科学家。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快60年了，改革开放也已进行了30年，上过大学的人非常多，出国留学的更是超过百万，可其中又有几位能入得了世界一流科学家行列？从这个角度看，科学院的研究生教育还是不够成功的。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余：你说的都是事实。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是，我们国家的教育太注重功利。以前是政治，改革开放后是经济，它们对教育的冲击太大。西方虽然也是市场经济，但有些科学家的精神追求仍然很高，而我们现在一些科学家及大量年轻人主要是追求物质，高尚的情操非常缺乏，人生的价值大大降低，这是很致命的。

熊：倡导以启迪智慧、发挥潜能为主的素质教育已经很多年，可现在的学生从小到大所接受的依然是高强度填鸭为主的应试教育，放学回家之后，还要接受各种家教、培训，好苗子很容易就被毁掉了。为什么那些人人都说不好的做法偏偏能长期盛行？

余：主要因为教育是稀缺资源，重点小学、中学、大学，每一个层次都是稀缺资源，存在非常激烈的竞争，而社会所提供的上升渠道又非常少，只能走这样的独木桥。像其他有些国家，职业教育很发达，许多人去读那些学校，出来之后，待遇不一定比教授低，那些能解决实际问题的高级技师，在社会上很受尊重。而我们的有关政策没有配套，工人的待遇很低，被人看不起，那些农民工、打工仔，受剥削最重，待遇最低，完全得不到社会的尊重。这就使得人们不愿意去当蓝领工人，而没受过职业培训的普通高中毕业生若上不了大学，是很痛苦的，并且令整个家庭都很痛苦。只有国家逐步提高工人、农民的待遇，才能改善教育的结构，使职业中专、职业高中等真正发展起来，继而使素质教育真正落到实处，大量优秀的高端人才得以培养出来。这将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

熊：不好的根基、不良的传统、太强的功利性，除了这些不利的外在因素，各研究所自身在教育方面还有哪些不足？

余：在教育方面，各研究所的发展很不平衡。有的做得非常好，如北京的物理所、化学所，上海的有机化学所，沈阳的金属所，合肥的固体物理研究所，等等，他们有成套的经验，培养的研究生有很多都取得了好的成就。为什么能这样呢？他们有很好的人才培养理念和传统。英国的卡文迪许实验室有一个非常自豪的地方：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把具有一般智力的人培养成世界一流的科学家——在这个实验室，得诺贝尔奖的太多了。为什么呢？他们重视打好基础，重视学科交叉，有良好的学术氛围，经常组织学术讨论，而且老师对学生非常尊重，鼓励他们创造性的提出问题、探索问题，给他们指引前进的方向。我们一些好的研究所也有类似的传统，能够营造良好的学术氛围，所以比较成功。而有一些研究所则不太成功，他们的教育理念比较陈旧，学生往往只是读几本书，看几篇文献，做做导师现有的课题，写篇论文，不行的话老师帮忙改改，然后再毕业找个工作。

科学院研究生院的高等教育

熊：1998年您主持教育局的工作后，做了哪些重要事情？

余：第一件是帮助科大进入“985”工程。1998年5月4日，江泽民在参加北京大学100周年校庆时提出，我们国家应当建设一批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然后教育部出台了一些支持政策，开始搞“985”工程。我们付出了很多努力，最终使得科大成为了第一批院校（共九所）之一。争取到了国家3个亿，安徽省3个亿，科学院3个亿，一共9个亿的支持，帮助解决了科大的一些问题。

第二件是更名组建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我写过一篇专门的回忆文章^[2]。这件事情还是很有意义的^[3]。因为全世界的研究生，几乎都是在大学里授予学位，只有我们和日本开创了科学研究机构独立招生、授予学位的先例。这件事情在国际上影响很大，像俄罗斯科学院、德国马普学会、法国科学院，都很羡慕我们——他们可以培养研究生，但授学位必须去大学。

第三件是组建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将5个单位重新组建成1个法人单位。这件事情，院里交给人教局负责。路院长曾经想把（科学）岛上的研究所跟科大合并起来。岛上问：是研究院办大学，还是大学办研究院？科大问：是大学办研究院，还是研究院办大学？结果他们都不买帐，最后院里只好下决心先将岛上的单位合起来。

还有一件事，就是把人事局和教育局两个局合并起来成立人事教育局，这里面也有一些麻烦事，主要是干部的安排，做起来还是有一定难度的。

熊：您当三年局长，干成这么多大事，很不简单。更名组建研究生院后，在招生方面……

余：招生时我们报计划，交教育部审批，建立研究生院后，招生人数增加了很多，但审批起来还是很严格，不是说你自己花钱培养就不审批了。

以前科学院各所都有独立的学位授予权，教育部直接把招生指标（每个所几十人）分到各个研究所，院教育局只起一个统计的作用。这些分散的单位想增加指标，可上报到教育部去时，经常得不到批准。我任局长时，曾陪白春礼副院长去教育部找管研究生招生的某位副部长，请他们批。但他们不太同意科学院扩招，主要是因为基本理念不对——他们认为，研究机构招研究生，目的只在于更替自身人才，而为社会培养人才，是教育部各大学的事。实际上，现在大学在培养人才的同时也开展科学研究，科学院在开展研究的同时也培养人才。两大方面军嘛，应充分发挥各自的积极性。

我们成立科学院研究生院之后，调整了各所的学位授予权，集中到研究生院来。这就把资源全部集中了，我们因此变成了全国最大的培养研究生的法人单位：拥有几千位导师，一年授予几千个博士学位（占全国理学博士的1/3）。力量一强，跟教育部去谈时，他们就十分重视了。

熊：在成立研究生院之前，科学院的毕业生一般去什么地方？是大部分都留在研究所吗？

余：不，除了少数留所外，大部分都不留所。他们之中，一部分去了高校、其他研究机构、企业等，还有相当一部分出国。过去60-70%以上不留所，现在90%以上不留所。我们现在每年招生1万多人，毕业7、8千人，其中两三千在就读学位期间到国外去了，各所留用的加起来不到1千人。

熊：1950、1960年代科学院的毕业生去向如何？

余：那时候研究生极少，“文革”爆发后，多数下乡去了。科大于1963年有了第一批毕业生，有相当多被分到科学院工作，还有一部分留校，从1963年到1965年，每年留100人，三年共留了300人。1980年代初，科学院每年大约接收毕业生2000人，其中来自科大的约200人，占10%。到1980年代之后，科学院新进人员中，来自科大的只有5%左右。所以中国科学院、科大培养人才都是面向全国的，如果仅为自己培养人才，根本不需要现在这么大的规模。

图3 《中国科学院教育发展史》书影（科学出版社，2009年12月出版）

注释

[1] 刘达（1911-1994）于1935年考入辅仁大学，因为参加一二·九运动，在入学当年就被开除了。次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了职业革命家。1948年8月以来，他先后担任东北农学院、东北林学院、黑龙江大学院长兼党委书记，对领导高等教育很有经验。1963年5月，他受调到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任党委书记。1977-1983年，他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或革委会主任）。 

[2] 余翔林.对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更名组建的回忆与思考.2018-10-13.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524937 

[3] 任春晓,徐晓慧等.一位重要亲历者眼中的中科院研究生院更名——余翔林教授访谈录.2021-01-25.https://mp.weixin.qq.com/s/3xoXe8f0qOXQUUJ13DBUO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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