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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曾是排华法案的牺牲品，如今登上25美分硬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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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运对她并不公正，但她是一位坚强的“龙女”，她抗争，她呐喊，终于在她离世61年后，美国国家铸币局以特有的方式表彰了她的一生。
去年，美国铸币局发起了“美国妇女25美分硬币计划（American Women Quarters）”，以纪念美国宪法第十九修正案（禁止任何美国公民因性别因素被剥夺选举权）生效一百周年。这是一项为期四年的计划，旨在庆祝美国妇女所取得的成就和贡献。从 2022 年开始，一直持续到 2025 年，美国造币厂每年将发行多达五种背面采用新图案的25美分硬币，以纪念从各行各业中选择的一名本国杰出女性，硬币的正面依然是美国开国总统乔治·华盛顿的头像。
第一批是今年上硬币的五位女性，她们分别为Maya Angelou（1928-2014），非裔传记作家、流行诗人和民权活动家；Sally Ride (1951-2012) 博士，物理学家、宇航员、教育家和第一位进入太空的美国女性；Wilma Mankiller (1945-2010)，第一位被选为切罗基族 (Cherokee Nation) 首席酋长的女性；Nina Otero-Warren (1881-1965)，新墨西哥州选举权运动的领导者和圣达菲公立学校的第一位女校长；Anna May Wong (1905-1961)，好莱坞首位华裔影星。
2021和2022这连续两年，注定因两位华人女性的名字一前一后在美国大放异彩，而为全世界的华夏儿女记在心中。美国邮政局于2021年2月11日正式发行了印有吴健雄 (1912-1997) 头像的邮票，纪念这位用实验证明了“宇称不守恒”的核物理学家。今天，比她年长七岁但在华人世界几乎已被遗忘的黄柳霜和吴健雄一样，头像出现在北美人民的视野中，不同的仅为二维邮票上的是吴健雄照片，三维硬币上的则是黄柳霜浮雕。邮票和硬币是人们日常生活中通信交流与商品买卖的必需品，因而这两个各为科学家和艺术家的华夏女儿在一起手拉手，愉快走进了美国的家家户户。这难道不让我们国内外华人为之振奋、为之自豪吗？这难道不是美利坚合众国对为之作出非凡贡献的杰出华人所表达的最高敬意、最厚感恩吗？
表演——终生爱好
由于黄家搬到了洛杉矶唐人街另一头多是墨西哥人和东欧人居民的一条街，五岁时的小柳霜开始接触更多的美国文化，尤其是新生不久的电影进入了她的生活。就在这时，美国电影制作开始从东海岸转移到洛杉矶地区，她家的附近常有拍电影的人马，好莱坞影城在慢慢地成长着。黄家周围的摄影棚和摄影机深深地吸引着她，附近影院放映的无声电影也给了她极大的享受和愉悦，以至于她时常把学校的中饭钱省下来买电影票，逃课看电影。
黄柳霜的内心世界很快被电影人物那生动的肢体语言搅动起来，尽管这才是默片时代。但是父亲很不满意她对电影表现出的极大兴趣，认为这会干扰她的学习，而且中国传统文化对“戏子”职业一直抱有成见，视为下等，但女儿决定不顾一切地走向电影表演之路。如果她生在中国，几乎可以毫无悬念地断定她对此的热爱马上就会夭折于父权的威严之中，一个女孩子怎么可能违背父亲的意志？幸运的是一百年前黄柳霜生活在一个文化风俗相对较为开明的西方社会，进的是一所环境不错的长老会华人学校，课程是全英文教学，下午和周六全天她也在一所中文学校学习汉语。
所以，再想阻挠的父亲也不能阻挡住黄柳霜对电影表演飞蛾扑火般的热切向往。到了九岁时，她在电影片场不断地恳求制片人给她角色，跑龙套也行，以至于被人送上一个“C.C.C.”的绰号，意思是“好奇的中国孩子 (Curious Chinese Child) ”。这种执着，如果当今的中国青年将它用于科学研究，不做出惊天动地的一番成就才怪呢！
机会来了，1919年，一部正在拍摄的无声电影《红灯笼》需要300名临时的女性演员。黄柳霜父亲的一位与电影界有关系的朋友成全了她，也没让她的父亲知道，就安排黄柳霜获得了一个额外的“提灯笼手”的角色，尽管她的名字没有在片首的演员表中出现。这个微不足道的短暂亮相，开启了黄柳霜的电影生涯。之后的两年，她继续在一些电影中充当临时演员，对表演的跃跃欲试越来越高，从影的激情愈加高涨。为此在1921年她做了抉择，从洛杉矶高中停学，全职投入表演事业。成名后的她于1931年被《电影杂志》采访时回忆道：“我刚开始的时候还很年轻，我知道如果我失败了，我仍然年轻，所以我决定给自己十年的时间，让自己成为一名成功的演员。”这是一个既大胆又充满自信的决定。她因此而成为好莱坞历史上的第一位华裔演员，并且是第一个具有国际声誉的华人电影演员。
就在1921年，黄柳霜拿到了第一个在银幕上获得承认 (credit) 的电影角色：《人生》中Chin Gow的太太Toy Sing。她的电影形象成了英国杂志《图片秀》 (Picture Show) 的封面照片。第二年，她在电影《海逝》(The Toll of the Sea) 中出演了她一生中的第一个主角，这部电影的内容大致基于意大利作曲家普契尼 (Giacomo Puccini，1858-1924) 著名歌剧《蝴蝶夫人》中的情节，描写的是具有献身精神的东方女性，其制作则创造了美国之最：它是好莱坞第一部双色彩色影片。《综艺》(Variety)杂志特别赞扬她的表演“非常出色” (extraordinarily fine)，而《纽约时报》则评论道：“黄小姐在观众心中激起了她的角色所要求的所有同情，而且她从不因过分的戏剧性‘感觉’而排斥观众。”这样，没有进过一天表演学校的黄柳霜在正式从影的第二年，凭其主演的首部片子，就以演技征服了美国影坛的评论家。这完全是个奇迹，同时证明她确实是个天生的演员。
如果黄柳霜那副嵌入了一双迷人大眼睛的美女面孔是白色的，而不是黄色的，那么起步很高的她就会在电影的星光大道上越走越闪亮，甚至奥斯卡的小金人像也有可能向她招手。不是吗？那几个和她同时出道的女演员后来都有提名或获奖的记录。可惜，她生不逢时。在19世纪中叶一大批华人劳工不远万里来到美国，帮助这个年轻的国家建造横贯东西的漫长铁路后，这个受惠的国度却在1882年5月6日颁发了《排华法案》(Chinese Exclusion Act)，动因竟是以偏概全的排华者们所声称的“来美华人带来了妨碍社会稳定的诸多恶习”。这个缺乏人道的法案逐渐派生出一系列歧视华人的法规和政策。这些荒唐的政策之一就是即便是在美国出生并定居的华人，虽然一出生就是法律上的美国公民，却不能像美国白人那么随便出入美国，而事先要申请批准，黄柳霜每次离开美国本土旅行欧洲或返乡探亲，都要受到这类莫名其妙的额外羁绊。好莱坞也相应制定了一些违反人性的不合理规定，如在影片中华人演员不能与白人扮演的主角接吻。这些框框条条限制了黄柳霜的事业发展，使得她只能演配角，而且让她扮演的角色大都是被丑化的人物，如默片时代大明星范朋克 (Douglas Fairbank，1883-1939) 主演的《巴格达窃贼》中狡猾的蒙古奴隶、《老旧金山》中的华人妓女等。
对此，黄柳霜公开地抗争过。1933年《电影周刊》对她的一次采访标题是“我抗议”，在其中她批评了她1931年主演的《龙女》(Daughter of the Dragon) 中片名角色的负面刻板形象：“为什么银幕华人总是反派？一个如此粗暴的恶棍——凶残、奸诈、草丛中的蛇！我们不是那样的。我们拥有一个比西方古老许多倍的文明，怎么可能是那样？”
《龙女》宣传海报
被好莱坞刻板规矩欺负的黄柳霜终于无法忍受，于1928年赴欧发展。在《排华法案》无法实施的西欧，她大放异彩，第二年其主演的英国电影《唐人街繁华梦》，在欧洲上映，广告贴满了伦敦各处，她本人凭借在此片中的演出，甚至被英国王室邀请出席宴会。这是她的最后一部无声电影。在前后两次的欧洲之旅中，她不仅获得了电影观众的好评，而且也赢得了电影同行的友谊，如德国著名女演员黛德丽 (Marie Dietrich，1901-1992) 。
1930年，黄柳霜接受美国派拉蒙电影公司的邀请回到好莱坞。两年后她与黛德丽合演的《上海快车》(Shanghai Express) 在美国首映后取得高票房。近二十年前，当我在美国有线电视网上的经典电影频道TCM (Turner Classic Movie) 第一次观赏这部片子时，被她们的演技所吸引。之前，我已经看过黛德丽的两部名片，其中1930年的《蓝天使》为她赢得国际声誉，她随即被好莱坞挖去，同年与美国著名男影星库珀 (Gary Copper，1901-1961) 合作主演了《摩洛哥》，片中最后一幕女主角脱下鞋子义无反顾地追随男主角走向远方的情景令人难忘。由于种族的差别，当年黄柳霜没能像她的好朋友黛德丽那么在美国广受追捧，然而今天的电影史学家判断，黄柳霜在《上海快车》中的表演超越了黛德丽的演技。
黄柳霜在演艺生涯中所遭受的最大不公就是没有得到好莱坞根据赛珍珠小说《大地》所拍电影的女主角阿兰 (O-Lan) 这个角色。赛珍珠在美国出生五个月后被传教士父母带到中国，青少年时代主要生活在江苏镇江，所以她称汉语是她第一语言，镇江是她第一故乡。除了回到美国接受本科教育的几年，她前半生在中国，后半生在美国。但由于她从小就亲身体验了中国社会并对苦难深重的中国人民深表同情，最后以其“描写中国人的文学作品”青史留名。1931年她出版了其最伟大的小说《大地》，该长篇小说第二年获得美国一年一度的普利策奖，也为她赢得1938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这部真实刻画中国人品性的小说通过主要人物农民王龙的一家，描绘了中国人的勤劳和坚韧，也讴歌了王龙妻子阿兰的奉献精神和忍辱负重。王龙在阿兰病逝时说出的一句深情感叹“阿兰，你就是大地 (O-Lan，you are the Earth) ”揭示了小说的主题，令读者掩卷深思。小说首版后位列美国纽约畅销书榜达两年之久，改变了无数美国人对中国人的传统负面印象。
当米高梅公司决定将小说搬上银幕时，按照正常推理，男女主人公应该由华人或其他族裔黄种人扮演，至少他们无需像白人演员那样需要将脸涂黄才能“形似”。那时，黄柳霜已是具有国际声誉的电影演员，第一没有语言问题、第二熟悉中国文化、第三也是最有资格的是她的演技也属上乘，对歌颂中国农民的这部上佳作品，她义无反顾地积极争取扮演女主角阿兰。事实上，自从 1931 年赛珍珠的小说《大地》出版后，她就表达了想在据此改编的电影中扮演阿兰的愿望。1933 年，洛杉矶的报纸也将她视为该角色的最佳人选。
然而，米高梅执行的歧视华人政策导致黄柳霜的一切努力付诸东流，制片人根本就没有认真考虑过她，而一直对黄柳霜之前出演过“不良华女”不满的民国政府也建议电影制片人不要让她出演这个角色。米高梅的中国顾问竟然这样说：“每当她出现在电影中时，（中国）报纸都会在她的照片上印上‘安娜·梅 (Anna May) 再次为中国丢脸’的标题。”最终，米高梅为《大地》选中的女主角是仅仅26岁出生于德国的路易丝·雷纳 (Luise Rainer，1910-2014)，拒绝让黄柳霜主演美国电影中最正面、最鲜明、最具有艺术感染力的中国妇女形象阿兰。这一事件，今天已被电影史学家和人权社会活动家们标记为“30年代最臭名昭著的好莱坞演员歧视案例之一”。
诚然，1937年出品的《大地》电影在不选华人担纲主演的约束条件下，还是拍得非常成功。不仅27岁的雷纳继上一年度因在《齐格飞歌舞团》中的精湛表演获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奖后再次封后，成为美国电影学院史上第一个连获两次主角奖的演员，而且影片还获得最佳摄影奖和最佳编辑奖，另外导演和影片本身也被提名了各自所属的金像奖。虽然生于奥匈帝国的扮演男主角王龙的天才演员保罗·穆尼 (Paul Muni，1895-1967) 没被提名最佳男主角奖，但他因同年主演《左拉传》而被提名最佳男主角奖，上一年度更因《路易斯·巴斯德的故事》已经捧回了最佳男主角奖的小金人。
多年前，我博士导师李天岩教授的一个弟子和他的太太访问我，在离开我家返回的前一晚，我请他们观看了《大地》，这对韩国裔夫妇被片中的阿兰形象感动得不得了，希望将片子借回去再看一遍。不久后他们寄来了一盘新买的《大地》碟片还我，并告诉我他们给许多朋友都分享了我的DVD，大家赞美不已，感动不止。这就是伟大小说的力量，这就是传神表演的魅力。
然而，再会表演的艺术家出演外国人，形象上的视觉效果总有遗憾之处，也会降低人物性格刻画的高度。比方说假如让创造出最著名流浪汉形象The Tramp的英国伟大演员卓别林 (Charlie Chaplin，1889-1977) 扮演鲁迅创造的一类中国人形象阿Q，他绝不会比演技同样高超但长相更像角色的严顺开 (1937-2017) 演得好。历史无法重演，但是我相信，天生就是表演天才并且已被证明为优秀演员的黄柳霜，如果被米高梅放手扮演《大地》中的女一号，凭她对中国文化的驾轻就熟，凭她对阿兰角色的深刻诠释，极有可能塑造出比靠模仿技巧取胜的雷纳更胜一筹的中国妇女形象。
上世纪3、40年代是美国电影史上的黄金时代，以米高梅为代表的好莱坞拍摄了一大批百看不厌的经典影片，如《流芳百世》、《飘》、《一夜风流》等，然而同一时期对华裔演员的制度性歧视也是它洗刷不了的一大污点。具体到个人，它打击了黄柳霜的事业，使她失去在美国银幕上塑造最伟大虚构类中国女性形象的千载难逢的机会。尽管在抗日战争中，她作为女一号在好莱坞抗战宣传电影《来自重庆的女人》(Lady from Chungking) 中扮演了片名中的女英雄关梅，在影片最后，她壮烈牺牲时向往着“新中国”诞生的那一段“中国人民必然会战胜侵略者”的爱国独白极具震撼力，堪比卓别林在《大独裁者》中从理发师查理嘴里说出的那段精彩独白。然而，就艺术性而言，《大地》对提升整个中国人的国际形象是其他影片无可替代的。
虽然饱受美国《排华法案》之苦，黄柳霜的事业成就还是得到了美国电影界人士的承认。当好莱坞中国剧院于1926年1月举行动土典礼时，她与默片女星塔尔梅奇 (Norma Talmadge，1893-1957) 一同受邀出席，并在钢梁上为该剧院安上了第一颗铆钉，但没有被邀请在水泥上留下她的手印和脚印。她一生中获得的唯一名誉博士学位是1932年被北京大学授予的。到了1960年，作为首位华人电影明星，她在好莱坞星光大道的落成典礼上留下一颗星，是第一位获得这一荣誉的亚裔美国女演员。她与其她三个分别为西裔、非裔和白人的美国女演员一同被雕塑在洛杉矶“好莱坞之门”的四个支柱上。当然，对她一生最大的“盖棺论定”，莫过于今年铸上她面孔的美国25分硬币。
爱国——支持抗战
全面抗战爆发的前一年1月，在失去《大地》女主角扮演机会后，黄柳霜来到她祖父出生的中国，开始了九个月的寻根之旅，初衷之一是探望两年前回到台山居住的父亲和弟妹。尽管在家乡广东她没有语言障碍，但在其他地方如“远东巴黎”上海，她需要学习说“标准国语”了，不过这妨碍不了她和同为炎黄子孙的国人们的亲密互动。作为国际电影明星，她和当时的中国社会名流相谈甚欢，如文学家林语堂、电影皇后胡蝶和戏剧王子梅兰芳；她1935年在伦敦就与梅兰芳及美国著名的黑人演员和歌手罗伯逊 (Paul Robeson，1898-1976) 相遇并留下一张耐看的三人合照，她还特别想和梅先生学习京剧表演。之前之后各两年，她分别被纽约梅菲尔 (Mayfair) 模特协会和杂志《看天下》(Look)评为“世界上穿着最好的女人”和“世界上最美丽的中国女孩”，爱美的她自然也在中国购买了不少首饰带回了美国。
1935年，黄柳霜（中）与罗伯逊（左）、梅兰芳（右）在伦敦合影
在整个中国之旅中，黄柳霜记录了她的沿途经历和感受，写了一系列文章寄到美国纽约、洛杉矶等大城市的主流报纸发表，在前往上海途中经过日本时，有记者好奇地问她去中国“是否结婚”，她回答道“No, I am wedded to my art (我已和艺术结婚).”这让我想起李天岩教授回答别人的一句话“我已和数学结婚”。结果日本记者写出的报纸新闻却是“Wong was married to a wealthy Cantonese man named ‘Art’ (黄嫁给了一位名叫“Art”的广东富豪) ”。
在这寻根之旅中，黄柳霜既获得像顾维钧、林语堂这样具有世界眼光、理性分析历史现状的开明人士的欢迎，也遭受只看表面现象不问深层原因的部分民众的责难甚至谩骂。记者也会向她提出触及灵魂深处的尖锐问题：为何出演华人女仆、妓女这类社会底层人物而伤国人颜面？黄柳霜并不隐藏她的内心世界，对此做出了如下客观真诚的回答，今天读来依然是合乎情理的：“这些角色即使我不演，也会有其他亚裔或者白人演员来演，他们可能更加丑化中国人。而我能做的，是用表演尽可能地维护中国人的形象，也希望通过我的努力改变西方人对中国人的刻板印象，尽管这非常难。”
七七事变后，中国爆发了全面抗战。已回美却还沉浸在返乡之旅的喜悦中的黄柳霜，从新闻报道中看到了辽阔的祖国大地上覆盖的是一片片焦土，无以计数的祖国同胞在日寇的刺刀下惨遭杀戮，这个没能争取到《大地》阿兰角色的美籍华人，此时以阿兰式的坚强不屈投入到了抗日宣传中去。事实上，早在六年之前的“九一八”事变后，她就开始为中国人民呐喊，1931 年末，她写了一篇严厉谴责奉天事件和日本随后入侵东北三省的文章。如今，她看到全中国人民同仇敌忾，国共两党联合抗日，她也要为抗战奉献自己的力量。
然而，这样一个情系祖国，在太平洋的对岸呼喊声援并以实际行动奋力支持中国抗战的美籍华人，却没能被3、40年代的民国政府充分感谢并表彰，原因只是她在早期的电影中出演了“妓女”等被视为伤风败俗的华人角色而“丢了中国人的脸”。如果这样的逻辑推断是合理的话，那我们怎样看待中国当代名导演张艺谋的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或《菊豆》？在那里，部分封建落后的中国人也被艺术性地描画了，我们是否也应该给张导演的作品贴上“丢中国人的脸”这样的标签？
1941年底，日本偷袭珍珠港激怒了美国，这个强大的国家正式加入了世界反法西斯的正义战争，也坚定地站在中国一边抗击日寇。就在黄柳霜两部抗战影片拍完后的同一年，善于夫人外交的蒋介石派遣宋美龄赴美寻求援助，开展巡回演讲。英文几乎和黄柳霜一样好、长相也不分伯仲的宋美龄，于1943年2月18日在美国国会发表了支持中国抗战的精彩讲演，其流利的英文和优雅的风度，加上“赶走侵略者”的激情表达，顷刻迷倒了大厅内的几百个政治家。这是上世纪少数几个历史上有名的成功外交演讲之一，而且它带来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值得书写一笔的效果是当年12月17日，经罗斯福总统提议，美国国会通过了《麦诺森法案》 (Magnuson Act)，即“排华法案废除案”。另一个直接效果就是美国退伍飞行员陈纳德 (Claire Lee Chennault，1893-1958) 于1941年7月组建的援华“飞虎队”很快壮大发展，扩编为美国陆军航空兵第14航空队，为中国的抗战胜利立下不朽功勋。
宋美龄的中国旋风很快刮遍了美国大地，广大的美国人民都深切同情中国人民的正义抗战事业，好莱坞上上下下也不例外。但是，当在美国多地访问演讲的宋美龄来到洛杉矶，在好莱坞有三万人聚集的盛会上，被邀请坐在这位中国事实上的第一夫人身边（当时蒋介石还不是“蒋总统”）的女明星里，唯独缺了最应该被邀请的同胞影星黄柳霜！代表官方言行的宋美龄继续坚持着民国政府对她的一贯偏见，即便她为中国人的持久抗战一直出力出汗、任劳任怨，为救祖国于水深火热之中而不惜倾其家产，即便她也已经在银幕上塑造了几个非常正面的中国妇女形象。
黄柳霜对祖国的满腔深情被宋美龄的刻意漠视刺伤了，但是她没有计较个人荣辱，继续为支持中国抗战事业奔波操劳，可见她的心胸比那个趾高气扬的贵妇人要宽广。全面抗战八年，连之前要把共产党人赶尽杀绝的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也响应了刚经历了长征北上抗日的共产党人的呼吁，组成了统一战线，一致抗日，曾经不共戴天的敌人，也为了民族大义而团结了起来。而像黄柳霜这样一个在国难当头时作为海外爱国华人的杰出代表，仅仅因为出演过几个不光彩华人的小角色，哪怕为中华民族做了重大贡献也被认定“功不抵过”而被官方无情封杀，实在令人痛惜。
黄柳霜去世时只有56岁，迄今她离世也超过了60年。她追随自己对表演事业的热爱，成为默片时代进入好莱坞的唯一华人，在美欧闯出了自己的天地，也得到同行、评论家和观众的肯定。但是她却是臭名昭著的《排华法案》的牺牲品，好莱坞可以同情她，但是却无法改变法律，所以命运对她不公正。但是，她也是一位坚强的“龙女”，她抗争，她呐喊。在她之前的世纪之交，法国著名作家左拉 (Emile Zola，1840-1902) 为受诬陷坐牢的军官德雷福斯 (Alfred Dreyfus，1859-1935) 在报纸上给总统写了公开信《我控告》，而黄柳霜也以I protest（我抗议）的采访题目道出了她对种族歧视的愤懑。
2004年出版的传记《从洗衣工的女儿到好莱坞传奇》封面，作者Graham Russell Gao Hodges
在被流放小岛关押12年后，德雷福斯终被宣告无罪，平反释放，一百年后法国希拉克总统在纪念典礼上亲自向已离世71年的他“庄严致国家之敬”。在黄柳霜去世恰好半个世纪后的2011年10月，美国参议院全票通过，第二年6月，众议院也全票通过，美国正式以立法形式就1882年通过的《排华法案》道歉。然而，令全世界华人不十分开心的是“道歉”的用词：regret（遗憾）而非apologize（道歉）。不管怎么说，法国政府和美国政府还是正视了它们在近现代文明史上留下的一些污点。这对现代国家的进步尤为重要。像任何人一样，一个国家在前行的路上都有可能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只要及时发现并且及时改正，就会得到本国和他国人民的欢迎。今日，美国国家铸币局在黄柳霜离世61年后以特有的方式表彰她的一生，这是做得很好的一件事。
写于2022年11月13日美国哈蒂斯堡夏日山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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