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到底有多缺学位?
我关心教育不是关心华为,是关心我们国家。如果不重视教育,实际上我们会重返贫穷的。
”日前,央视《面对面》播出了对华为创始人任正非的专访。专访中提及一个细节——任正非同意这次访谈的前提,是要更多地谈基础研究和基础教育。
图片来源:央视截图
恰好,就在华为的总部所在地深圳,大约一个多月前,一场关于基础教育的争论引发了全民关注,回顾一下当时的新闻:
先是深圳富源学校2019年高考报名考生中,有32名是来自河北衡水中学的“高考移民”,媒体披露该校多年以此提升高考“战绩”、打造学校品牌;接着,福田区一千万学区房业主被告知,在就读配套小学上将存在问题;而后,同样是福田区南华实验学校一名副校长有关“低层次家庭”子女的言论被放出……
事实上,深圳基础教育的矛盾由来已久,一个突出的例子就是学位紧缺。去年,深圳7区发布小学与初中一年级的学位预警,据不完全统计,学位缺口近6万个;而今年,仅以龙华区为例,其预警学位缺口达1.2万个,仅小学一年级学位缺口就有1万个左右。
Q1
为何小学一年级学位缺口如此之大?
图片来源:摄图网
我们可以从供给与需求两个方面来看。小学入学的需求主要来自当年幼儿园毕业生,从去年的数据来看,在北京、广州、深圳三个城市中,深圳的幼儿园毕业生人数是最多的,且几乎逼平小学招生人数,处于需求的“井喷”态势。
一线城市小学一年级学生情况(广州、北京为离园人数,数据来源:各城市统计公报与教育年报)
这些亟待入学的儿童,一方面来自深圳高速扩容的出生人口,另一方面则是大规模的外来随迁子女。
四个一线城市中,深圳自2013年以来出生人口的年均增长率最高,且为两位数,长势强劲;若按照6岁入学计算,2018年18.91万幼儿园毕业生中有31.46%来自2013年在深圳出生的新生儿,大量来自非本地出生人口的入学需求增加了学位预计的不确定性。
而与其强烈的入学需求相比,深圳在基础教育阶段学校供给上却存在明显的短板。
2018年一线城市中小学生与学校情况(数据来源:各城市教育年报)
一个严重的问题出在学校数量上。以2018年数据为例,深圳中小学生人数在四个一线城市中仅次于广州,但学校数量远不如其他三个城市,甚至几乎与北京的零头相当。换算一下,北上广三市每个学校仅需容纳1000个学生左右,而在深圳,平均每个学校要装下2000名学生。
事实上,深圳政府在教育方面的投入并不算少。以2019年预算为例,就教育支出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比重而言,深圳为四个一线城市之首。而比较2016年至2019年的情况,深圳的该数据也是逐年上升,特别是在财政总体吃紧的2019年,仍然维持了19.3%的增速,财政的支持力度可见一斑。
一线城市2019年教育支出情况(数据来源:各市年度预算报告)
深圳2016-2019年教育支出情况(数据来源:深圳年度预算报告)
根据《深圳市中小学学位建设实施方案(2018-2022年)》,到2022年,深圳将新增30.46万个公办中小学学位,较“十三五”规划数增加27.8%。
Q2
公办学位非户籍学生比例最高
图片来源:摄图网
作为移民城市,深圳设置了较低的学生入学门槛。早在2005年,深圳就制定了全国门槛最低的外来人员子女就读义务教育入学政策,核心是一年社保。
2013年,作为内地最早实施积分入学政策的城市,深圳的适龄儿童可以不分户籍非户籍,均按照统一标准申请义务教育公办学位。到去年底,深圳义务教育阶段学位的72%、公办学位的55%都提供给了非户籍学生,该比例在全国最高。
城叔与深圳教育工作者交流,他们的一个普遍感受是,深圳在维持教育公平上做的比较靠前,但移民带来的就学需求同时影响了深圳对学位的预测与判断。
与此同时,在某种程度上,深圳没能有效推动学校项目的落地。
早在2014年,深圳当地就对教育用地难以从规划落到实处产生过质疑。一次市政协举办的“委员议事厅”活动将问题悉数曝光——
有 “说好了要建学校,一期不建,二期也不建,三期了建个‘麻雀学校’”;有“一些大楼盘说好了建配套学校的,结果投机取巧蒙混过关”;甚至还有“教育用地规划成一纸空文”,“在学校内合作建房、违规建房”等。
时任深圳教育局副局长的范坤就曾直言,深圳学校在新建学校用地落实上存在困难,规划中准备用于建设义务教育学校的用地,大多难以落实。
问题出在用地紧张。就在这个月,已发布学位预警的龙华区再起争议:该区落户了深圳规模最大的城市更新项目,其结果是摊薄了项目周围老小区居民的学位数。随着城市更新项目不断增加,会导致更多类似的情况出现。
事实上,根据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深圳分院两位规划师2017年的一项研究,受限于城市土地规模,深圳学校建设早已采取了一种更为集约化的模式。根据其对四个一线城市相关规范标准的统计显示,深圳生均用地面积低于北京、上海。
数据来源:《城市更新中基础教育设施空间配给研究》
深圳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饶小军曾透露,为了更好适应新的需求,深圳在城市规划中已经针对流动人口猛增的情况设置了相应的系数。
但计划总赶不上变化。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分析认为,在城市寸土寸金的地段,如何规划、需要什么样的项目很容易受到盈利能力的影响。一些学校的做法是,将无法继续扩张的部分移至郊区,但仍然无法解决人口密集区的学位问题,最终导致局部教育资源不均衡的状态。
Q3
远期建设难以解决眼前问题,深圳当如何?
图片来源:摄图网
有人指出,40年的狂奔,深圳实现了“奇迹式”的发展,创造出了史无前例的发展模式,但经济的高速发展并不能取代时间沉淀,包括教育在内的软件配套需要花时间、大量持续的财政投入,这些逐渐成为了深圳的短板。
但随着以人为本愈加贯穿城市的发展当中,用以满足人的需求的配套设施开始变得格外重要。在抢人大战中,如果一座城市无法提供相应的公共服务,它的吸引力将会下降。
立足长远的建设难以解决眼前问题,深圳应该如何提升?
在熊丙奇看来,许多城市的学位问题都出在规划上,由于城市规划行政主导比较重,在没有制定前瞻性规划的状况下,前一任领导的规划很容易被下一任推翻,甚至会出现在已经建立学校的地方,又推倒重建广场或标志性建筑。
教育的优先性是首先需要明确的问题。在深圳,各区和新区相继成立教育督导委员会,甚至在龙岗成立了区长“挂帅”的学位建设推进工作领导小组,以此让更多部门参与,解决仅由教育部门难以解决的问题。
效果十分明显——一个例子是,在龙岗,一块1.1万平方米的商业用地被变更为教育用地,为当地增添了1200个学位。
此外,熊丙奇还指出,公立学校短时间内的增长比较有限,可以将目光放至民办学校。由于场地面积、教师比例等技术层面的严格规定,民办学校准入门槛很高,在保证安全等因素的情况下,可以适当降低民办学校的准入门槛,让其填充缺失的学位。
以北京为例,随着人口高峰到来以及“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外来人口压力等因素,未来几年,北京市幼儿园学位同样存在缺口。北京市教委副巡视员冯洪荣就表示,将在学位矛盾比较突出的城乡结合部地区,通过自办、委托或合作等多种创新形式举办普惠性幼儿园。
“与此类似,在义务教育阶段,尽管国内仍然以学园模式为主,但也可以探索更加多样化的形式。”熊丙奇说,“比如,在国外,数以百万计的学生通过在家上学完成基础教育。这实际上是一种以家庭为单位、小规模办学的微型学校,国内也可以放开更多形式的教育。”
文字 | 杨弃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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