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私不能在“便利”中被“蜂采”
这是政知灼见的第22篇文章
文丨韩涵 政邦智库研究员
据南方周末近日报道，连锁便利店巨头便利蜂自2017年起，在长达五年的时间里，招募大量信息采集员将摄像头悄悄地放在了多个城市的居民楼、写字楼，甚至机关单位门口，完整捕捉下当天出入的人流。便利蜂后台至少累积了数十万条拍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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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处躲藏的“路人信息”
记者通过内部人士提供的账户登录了便利蜂后台中一个名为“黄金店铺管理后台”的系统。
后台数据显示，便利蜂在小区贴拍数据，北京共计近35000条，上海近13000条，每个小区一般有两到三个门口，部分小区可能还会每年更新数据。
这种在公共区域的大规模视频采集，在便利蜂内部有个专门的名字：贴拍。
采集员会用一根晾衣架将摄像头放到一块路牌上，对着某小区的出入口。通过贴拍采集到的大量数据，便利蜂会用算法进行分析，评估相关地点的开店价值，或者自家便利店销售不达预期的原因。
从企业经营的角度，这样的做法当然有一定的科学性，也降低了运营和扩张的成本，但从公民隐私保护和社会公共利益衡量，它的风险也不言而喻。
公共场所从来都不是想拍就拍的，现代意义上的隐私权，是指自然人享有私人生活安宁与私人信息秘密依法受到保护，不被他人非法侵扰、知悉、收集、利用和公开的一种人格权。
例如，自己的肖像特征不想被别人看到，不想在某些场合露面，某天的生活轨迹不想让人知晓等。
由此可见，一个人选择置身于公共场所，不等于其放弃了隐私权，未经允许对其进行拍摄记录，属于侵权行为。
而便利蜂的疯狂“贴拍”，必然涉及大量公民的肖像和行动轨迹采集，名义上，这是为了开店评估和企业管理，但实际上，影像数据采集上后，如何使用如何管理，基本处于一个黑洞状态。如果有人想把这些数据用于其他目的，可谓易如反掌。而且，如果管理不当，也可能存在数据泄露风险，让大量公众的隐私数据处于裸奔状态。
02
无法漠视的“疯狂采集”
其实，类似的争议早已不是第一次发生。
此前，一篇名为《一位92年女生致周鸿祎：别再盯着我们》的文章曾披露，360“小水滴”摄像头将一些公共场合监控内容，实时上传到了一个叫“水滴直播”的直播平台上，涉嫌侵犯个人隐私。
文中写道，“我和同事发现水滴直播的内容可谓是琳琅满目：有妖娆的舞蹈身姿、游乐园的儿童嬉戏、输入密码的特写……”。
文章作者称，她在水滴直播中看到健身房的女孩在自拍、看到顾客在收银台前付款，消费者得知自己的一举一动被直播后，有的现场发怒，有的找商家理论，商家则称是水滴直播的责任。
应当看到，在监控摄像头、智能手机的官方普及现状下，“隐私止于门前”早已成为历史，社会的公私边界变得越来越模糊，大众对自己的隐私保护也变得越来越敏感。便利蜂在实施“贴拍”的过程中，也会受到居民的质疑和制止，采集员因此被警方带走。但是，这些事大多不了了之。
如今面对媒体的曝光，便利蜂把锅甩给了第三方公司。
便利蜂回应，“成立至今，便利蜂公司自身绝不存在‘偷拍’行为”，“在信息采集环节，我司会购买第三方公司的数据服务。”
这样的解释是站不住脚的。从媒体的报道看，所谓第三方操作根本就是欲盖弥彰，退一万步说，即便是第三方操作，也是根据客户的定制要求，便利蜂才是问题的始作俑者。
03
无时无刻的“权利提醒”
便利蜂疯狂“贴拍”行为，长期游离于监管和法律之外，没有被制止，显然是一个遗憾。这很大程度上暴露出立法的缺陷。
近年来，公民隐私的立法保护虽然不断进步，但总体还处于比较初级的阶段，对于公共场所隐私保护这种更复杂的情境，缺乏更为细化的条款。
个别地方的立法虽然涉及到这个问题，比如，《北京市公共安全图像信息系统管理办法》规定：不得采集本单位范围以外的公共区域的图像信息，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该区域设置公共安全图像信息系统。
但是，类似摄像头挂路牌等拍摄手法，到底属于什么性质，具体怎么处罚，并没有明确规定。
在眼下这个以大数据、人工智能为主题的科技新时代，便利蜂疯狂“贴拍”，其技术手段滥用的又一例证。
对此，相关的立法应当与时俱进，以遏制类似现象的泛滥，防止其成为隐私权保护的黑洞。视频采集和算法等技术手段，不能只为商业利益服务，更要兼顾公众利益的保护，确保其规范使用不越界，才能避免我们生活的安宁被打扰、被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