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明勇：寻找与故乡的“连接点”
一个人，如果一直呆在故乡，无所谓思念不思念，故乡就是日常，日常的往往也是最容易习焉不察，最容易无视和忽视的。
一个人，一旦离开了故土，远离了乡音，并且年岁日增，漂泊感越强，对故乡的思念才会更加醇厚，不管是否愿意承认，他都会有意无意地寻找与故乡的“连接点”。
这段话，是我在和一位故友的一次交流时，随手记下的话。
作为一个资深爱书人，漂泊在故乡之外二十多年，客居北京也有十四五年光景。疫情之前，每次春节返乡，我总会不自觉地，在随身的行李中，塞几本带有乡村体温的书。记得带过程章灿老师的《旧时燕——一座城市的传奇》，带过莫砺锋老师的《浮生琐忆》，带过梁鸿的《中国在梁庄》，带过熊培云的《一个村庄里的中国》，带过十年砍柴的《进城走了十八年》，带过潘采夫的《十字街骑士》，带过阎连科的《我与父辈》，带过郑大华的《民国乡村建设运动》，带过李景汉的《定县社会概况调查》，包括一些民间的村史或家谱，试图以熟悉的陌生人视角，重新打量自己若干年前生活过的地方。
每次总有新看法，但每次也总有叹息，故乡注定是我们的一种“人生病”，每次匆匆记录的点点滴滴，仿若为这种病的病历又写下了几行。有时说“老家”，有时说“家乡”，有时说“家里”，有时说“故土”，但写作时，我还是习惯于写为“故乡”。
前些年，父亲刚退休后，我一直鼓励他写点回忆性的文字，以私人记录的形式观照这些年的大时代变革，虽然他几乎没发表过文字，这样的文字哪怕只有“家庭史”的记忆色彩，依然有非凡的价值。
我对梁启超、胡适所倡导的承接“自传”的传统素来推崇，自己也有所践行，潜意识对别人的传记也更为关注。就我个人而言，从小在农村长大，伴随着饥饿的童年回忆，包括亲人的叮嘱在内，自己的人生目标就是“进城”，摆脱农活，逃离农村，远离农民，告别农业——这几乎都是所有农村青年的梦想。就像路遥笔下《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少平，《人生》中的高加林，进城的梦想是相似的，不同的梦想路径又有不同的人生苦痛。这个角度说，独特的个人记忆，与这个国度的共同记忆之间又形成了某种张力和呼应。
所以，在故乡、阅读与个人史之间寻找与故乡的“连接点”，又是一番滋味。学者陈平原在新作《故乡潮州》中，开篇就是《如何谈论“故乡”》，将故乡细分为乡音、乡土、乡愁与乡情，他认为，谈论乡土，最好兼及理智与感情，超越“谁不说俺家乡好”，拒绝片面的褒扬与贬抑，在自信与自省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
就近年的私人阅读史，我择取四位老友的四本书，作为四个与故乡的“连接点”，作为打开故乡的四种方式。
春读“乡史”，宜读“学者之文”，如熊培云《一个村庄里的中国》，研究中国，从“打捞乡村”开始；
夏读“乡恋”，宜读“评论家之文”，如伍里川《河流与柴火》，柴火堆积成垛，乡愁逆流成河；
秋读“乡亲”，宜读“作家之文”，如韩浩月《世间的陀螺》，为故乡的亲人立传；
冬读“乡思”，宜读“思想家之文”，如陈平原《故乡潮州》，在洋铁岭下，风景的再现。
平素读书，我喜欢两种方法：其一，纵向阅读，搜集同一作者的相关作品，从其“书写史”的角度出发；其二，横向阅读，搜集同一主题的相关书籍，从己“阅读史”的角度出发。
读熊培云《一个村庄里的中国》时，我专门从书架上抽出新旧几本书：莫言的《我的高密》、北岛的《城门开》、曹锦清的《如何研究中国》和郑大华的《民国乡村建设运动》。同时还回顾熊培云的“书写史”。他的目光从“国”（《思想国》）到“社会”（《重新发现社会》）再到“村庄”（《一个村庄里的中国》），从宏观走向微观，从抽象走向具体，从星空走向土地，笔触从灵魂到灵魂居所。
纵横交叉的阅读之旅，既有联想之魅，也不无跳跃之美。
北岛在《城门开》中说：“我要用文字重建一座城市，重建我的北京——用我的北京否认如今的北京。”熊培云则是在用文字重建一个乡村，重建他的小堡村——用他的小堡村否定如今的小堡村。
熊培云说，没有故乡的人寻找天堂，有故乡的人回到故乡。这本书或许意味着，他仍在“天堂”与“故乡”之间游荡。
他认为最真实最值得信赖的历史，不是在政治广场上的振臂一呼，不是某个主义的从此流行，不是一场血腥战争的名字，而是无数具体的小人物的具体命运。我所理解的，他是在提出一个“如何研究中国”的实验文本。
因此，对熊培云提出的“保卫乡村”，我认为“打捞乡村”更妥帖。虽然数年前被提出的“底层沦陷”不无悲怆之感，但“记忆遗忘”或许更让人痛心。“保卫”是指面临改变，而“打捞”是指已然改变，熊培云的“乡村之旅”，我更愿意称为“打捞乡村”的公民自觉行动。
那么，熊培云历时十年打捞出了什么？
或许，印象深刻的是他故乡的“方尖碑”——两棵古树，一棵是立于村南晒场上的被人拐卖的古树，一棵是自家被伐走的枣树；以及重返故乡时他发现，他和同龄农村青年相似的刻骨铭心的童年，和史无记载、坊无流传的“布水寺大屠杀”。
当然，被“打捞”出来的，远不止这些，熊培云的“雄心”是“打捞”一个村庄里的中国，关注具体人的命运，认识脚下的土地，“谋求一个村庄乃至一个国家的改变”。
恒心比雄心更重要。所以，可以看到，他从容地讲解着另一个我们所不知道的中国。在这里，有董时进，曾上书反对土改政策，组建中国农民党，被遗忘的“中国三农问题第一人”；有被称为“狗日的户口”的户籍戒严政策的前世今生；有影响一时的关于农民“李四喜思想”的大讨论；有在“真理大讨论”之前两年撰写过《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而被残忍杀害的赣南学生李九莲；有渐行渐远渐无影的近百年前高级知识分子晏阳初、梁漱溟、李景汉、陶行知等人“捧着一颗心来”的“回到农村”运动；有当年“日本佬”如蝗虫过境的民间叙事。
费孝通曾感叹，“关注社会生态，而没有重点去关注社会心态”。我相信熊培云是明晓这一感喟的，因为在进入他构建的村庄史后，才发现，他“打捞”出更多的我们或许已熟悉而陌生的“追问”：城乡不平等的起源何在？无权无势者如何抵抗？为什么要有乡镇精神？地方如何记忆？
如莫言所说，放眼世界文学史，大凡有独特风格的作家，都有自己的一个“文学共和国”。
小堡村之于熊培云，不仅是“敝帚自珍”，更是在“诠释时代”。从“小堡村史”，到“中国乡村史”，再到“中国社会心态史”，从三个层面对乡村进行“打捞”。他所谓的写作方法层面的“三通主义”（事件上打通，地理上打通，理性和感性打通），其实就是一种“打捞”，超越时空隧道，超越乡村羁绊，探求乡村的秘密和农民的隐情，寻找真确的答案。
十年砍柴说，《进城走了十八年》，或许这个时间足以达到目的地，而“回家”，却需一生的时光，都未必能抵达 。
我们时而“身在异乡为异客”，时而“身在故乡为异客”，在“异乡”与“故乡”之间游荡。
春天，万物萌发，老树新芽，适合读“乡史”，寻觅遗失在白字黑字，打捞散落在田野草莽，考证掺杂在野史笔记，捡拾在残垣断壁的乡村记忆。
至若夏日，绚烂夺目，适合读“乡恋”，而评论家的书写，往往让人触感到炽热情感背后的一丝坚硬与冰冷。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故乡。或存在于念念于兹的真实世界，或存在于切切于心的精神空间。
有的人看重物理意义的故乡，故土难离，故人难分，故事难忘，即便年少轻狂背井离乡，终愿落叶归根。有的人看重精神意义的故乡，故乡是心灵的城堡，故乡是灵魂的图腾，故乡是精神的家园，更多时候，故乡是一团化不开的情愫，只存活在记忆与想象之中。
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
夏日读伍里川的“非虚构写作”《河流与柴火》，一丝凉意，一丝暖流：游子归来，少年不再，痴心却难改。身在故乡，常思异乡，此情如浮云。
一度，河流与柴火是生活的日常之物，十分普遍，河流更多生南方，柴火更多长北国。时下，河流多有干涸，柴火亦不多见。
文学角度观之，“河流”是文学的意象，“柴火”是生活的象征。《河流与柴火》封面选自伍里川自拍摄影作品，柴火散落于河流之上，冷峻色调，略显悲凉。
伍里川，是一个像河流名字的笔名，本名刘方志，另有笔名费十年。
伍里川，取名于“五里川”，是一个地名，位于河南五里川镇，五里川河，五里川盆地，更重要的是，这是伍里川的生命版图中一个极为重要的地标。
伍里川，南京江宁人。少小入行伍，转业返故乡，报业十数载，时有杂文名。他没有读过大学，曾在军营十年，期待走上文字之路。
伍里川，写诗歌，字里行间按耐不住诗性；喜篆刻，如匠人般终日把玩；爱踢球，常奔跑于绿茵赛场；尤善评论，一手写辛辣时评，世间百态皆入笔端，一手写隽永杂文，喜笑怒骂都可成篇。
军旅生涯对他影响至深。走路挺胸收腹，虎虎生风，说话快言快语，正直爽快。
文如其人，其文干脆利落，简洁有力：无八股文风之端庄规整，无学院为文之书袋痕迹，文字更多是从生活中炼出的，有命运跃宕的磨练，有生活多艰的锤炼，有文字驾驭的修炼，有人生况味的提炼。笔名费十年，可见一斑：费力奔波十年，常感浪费十年。
江宁是刘方志物理意义的故乡，精神意义的故乡在河南那个叫“五里川”的地方，那里寄存着他的青春、梦想与情感。一本写故乡故土故人故事的非虚构散文集，署名用的是异乡飘荡的地名，耐人寻味。
评论家伍里川笔下的故乡叙事，是一个个鲜活的细节，细节背后隐藏着的是他极为克制的问题意识：《消失的村庄》、《愤怒的柴火和无地自“容”的故乡》、《村史达人》、《村庄之死》、《你我的故乡，都不会再来》……从标题可以想见一位游子归来对故乡的失落与迷失的锥心之痛。但这种痛，并非直接以“愤怒”面世，就像听我韶韶的主持人吴晓平在序言中所说，伍里川学会了“武侠高手的绵里藏针”。
《和一棵树永别》，写的是自己家里的一棵腊梅树，因拆迁而出卖，因出卖而悔恨，虽有“她凭啥要被我们出卖”的困惑，却“我竟然没有在永别的边缘，拉她一把。这终究会令我抱憾终身。”
以游子之心看故乡，乡愁是游子的避风港，以评论之笔写故乡，故乡是评论的古战场，即以挑剔的眼光反思故乡，以初恋的炽热拥抱故乡。
正如托马斯·沃尔夫所说：“认识自己故乡的办法是离开它；寻找到故乡的办法，是到自己心中去找它，到自己的头脑中、自己的记忆中、自己的精神中以及到一个异乡去找它。”
抑或，在伍里川“非虚构”的文学世界里，柴火堆积成垛，炊烟袅袅于四合；乡愁逆流成河，悲欢杳杳已成歌。
秋天，常常想起儿时在故乡参与秋收的场景，故乡的亲人们起早贪黑，来去匆匆，只为多收三五斗。然，人如蝼蚁，命若秕谷，时光荏苒，不过一二十年光景，物是人非，当用作家敏感的笔触去记录他们的点点滴滴时，他/她们的形象才能“立”起来。
2018年冬天，我和弟弟分别从外地回到故乡，参加外婆的葬礼。来去匆匆，葬礼当天上午有两三个小时的时间空档，就想着回我们自己的村子里看看荒废了几年的老宅。
路途倒不远，不过五六公里，只是刚刚落雪，四下雾气，自然无法坐车，就决定徒步。带着乡亲们不解的眼光，在雪地里一个多小时的小心翼翼，两个“冰花男孩”竟然在村子前面的麦地里迷路了。
这让我们弟兄两个都很沮丧，尽管天公不作美，不容易辨识道路，但这毕竟是我们生活了将近二十年的故乡。
在故乡的麦田里迷路，应该是漂泊一代的真实隐喻——对于故乡而言，漂泊者是熟悉的陌生人。
当时，收到韩浩月“写给亲人、故乡和远去的旧时光”的《世间的陀螺》，读完我有点重新认识韩浩月的感觉。
正如赠语所写：“故乡是杯烈酒，不能一饮而尽。”他写“去看油菜花的父亲”，写“远方的母亲”，写“被坏话包围的爷爷”，写“传奇的六叔”……不管写谁，这些“一生所爱的山河故人”，都让人走进了一位作者的隐秘世界，哦，原来，你所熟悉的朋友曾这样生活着。尤其是，他对生命细节的记录，对生命记忆的执着，对生命关系的真诚，都让人感动。
长期以来，浩月在公众视野中给大家的形象，是影评家，时评家，情感专栏作者，这本“故乡书”，则更多是以作家的名义对故乡生命印记的观察。
客观讲，读这本《世间的陀螺》，我甚至有些羡慕的成分。为故乡的亲人立传，一直是我想做而未来得及做的事情，和浩月比，除了才情与勤奋，我可能还差一个叫做“灵子”的编辑。
漂泊者与故乡的纽带，其实是很微妙的。亲人在时，故乡是春节；亲人去后，故乡是清明。纽带的中枢，是“亲人”。可是，这些故乡故人，生命如此脆弱，也是如此容易遗忘。
有一段时间，我曾和父亲一起追溯家谱，重新编写，想借此了解家族的起源与传承，身边亲人在这个家族谱系上的节点；再往前推，我曾对村史写作现象持续关注，一个村庄的生长史，承载了太多的恩怨情仇，喜怒哀乐，和个体与家庭的命运跌宕。
其实，对于游子来说，打开故乡有很多种方式。
比如，我所喜欢的同乡作家阎连科，他在《北京，最后的纪念》中，记录“一把铁锨的命运”，“一张锄的新生命”，观察“一畦芹菜的生长史”，“一棵丝瓜的前缘今生”，“榆树下的小白菜”，追忆“一棵失去的槐树”，“一条找不到家的土著狗”，篇篇写的都是自己漂泊的异乡风物，可是字里行间全都是游子对无法排解的乡愁的念叨。
比如熊培云，透过“一个村庄里的中国”，你能看到这些年一个国家的前行巨轮，在一个小小村落里的零落车辙。
比如作家梁鸿，作为文学研究者，采取社会调查的方式，又用文学的笔触写出了梁庄里的中国，和走出梁庄的中国。
还有老友伍里川，作为出走多年的游子，在故乡“一本写故乡故土故人故事的非虚构散文集，署名用的是异乡飘荡的地名，耐人寻味。”
如果我来写故乡，我会选择为故乡的亲人立传。就像浩月这本书的推广语：“一代漂泊者的复杂乡愁、亲情困境与人生际遇，从故乡的逃离者、批判者到回归者，以至真至诚，直面一生所爱，深沉追忆时间深处的山河故人。”
我的写作素材库里，收藏了不少关于亲人的追忆材料和特定意象。
关于奶奶，有“三个干桔子”的故事，关于大姑、大姑父，有六封信的追念。还有执拗如牛又憨厚真诚的二姑父，嗜烟如命但待人亲善的三姑父，善良一生的二姑、三姑、四姑……在故乡，除了亲人，似乎没有谁还记得，即便是亲人，很多时候，除了名字和生命中的点滴，也没有什么会被铭记。我的写作计划中，一直想写一本书，书名是《麦田里的教育》，向父亲以及父辈致敬，是的，从小到大，所有的家教，所有的童年，所有的动力，几乎都来自麦田。
正如诗人海子在《麦地》里写道：“我们是麦地的心上人，收麦这天我和仇人，握手言和，我们一起干完活，合上眼睛，命中注定的一切，此刻我们心满意足地接受。”和笔下故乡的亲人一样，我们都是“世间的陀螺”。
冬天的北京，天寒地冻，风硬如刀。游子与故乡之间的藕断丝连，更是在故乡与异乡的时空转换中杂糅，就像冬日打在屋檐下墙壁上那一缕阳光，穿过历经风雪的枝枝杈杈，挤过那苦寒透骨的冷风，仍有暖意在心头。
此时打开陈平原先生的《故乡潮州》，不由地陷入深思——他不仅“六看家乡潮汕”，还思考“如何谈论‘故乡’”，不仅记录“洋铁岭下”的“在家生活”，还主持梳理“故乡人文”的《潮汕文化读本》。
之前，我曾邀请陈平原先生参与一期“政邦茶座”，我说看他很喜欢周作人的一句话：“我的故乡不止一个，凡我住过的地方都是故乡。”（《故乡的野菜》）这句话很容易联想到苏轼的一句词：“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
我问他，北京和潮州，哪个更容易让自己“心安”，或者说，是不同年龄阶段的“心安处”？
陈平原先生回答说，为家乡潮州写一本书，这念头是最近五六年才有的。这一选择，无关才学，很大程度是年龄及心境决定的。年轻时老想往外面走，急匆匆赶路，偶尔回头，更多关注的是家人而非乡土。到了某个点，亲情、乡土、学问这三条线交叉重叠，这才开始有点特殊感觉。
对他来说，这个时候谈论“故乡”，既是心境，也是学问。具体说来，在一个虚拟世界越来越发达、越来越玄幻的时代，谈论“在地”且有“实感”的故乡，不纯粹是怀旧，更包含一种文化理想与生活趣味。
值得注意的一点，年轻时，作为北京大学教授，陈平原倡议成立“北京学”；在退休的年龄和心境，他被聘为暨南大学潮州文化研究院首任院长兼学术委员会主任，着力推动“潮州学”/“潮学”。
曾有论者指出，理想化的知识分子生活，应该是少年赋诗，中年治学，晚年修志。且不论合理与否，至少这也是从一些主要知识分子的经历中“提炼”出来的。从“北京学”到“潮州学”，正是从“异乡”到“故乡”的心路历程的投射。
或许正是因为，“眼皮底下的日常生活，以及那些蕴含着历史、文化与精神的习俗，因习焉不察，容易被忽视”，陈平原才致力于构建一个“纸上的潮汕”，这也是在“压在纸背的心情”之外，呈现出“铺在纸面的思索”。
他在《如何谈论“故乡”》一文中说：“我儿时生活在汕头农校，那是在洋铁岭下，在少年的我看来，潮州就是了不起的城市了。只要是远走他乡，即便从小生活在大都市的，也都会有乡愁。”
洋铁岭下，不仅保存着他儿时的记忆，也是“千古文人侠客梦”的出发地。在这里，“风景的发现”——即何人、何时、何地、因何缘故发现此处“风景殊佳”，绝对是一门学问。在理智与感情、自信与自省的权衡之后，陈平原的落脚点不无“建设性”，兼具“国际视野”与“故乡情怀”：如何突破小潮州的格局，从大潮汕的角度思考与表达。
作为思想家，陈平原与故乡的“连接点”，则是如何“认识脚下的土地”，在洋铁岭下，“风景的发现”，发现儿时遗忘的风景，发现今天变化的风景，发现未来潜在的风景。并旨在希望这些“发现”在一代又一代的潮汕人身上，能传承下去，不断丰富这些风景。
关注故乡，在不同的季节时间，有不同的书写方法，也有着不同的打开方式，每一种方式，都是在寻找与故乡的“连接点”。
— THE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