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明勇对话杨潇（上）|“危机感”让我“重走”西南联大路
本期的政邦茶座，我邀请到一位老朋友，也是以前的媒体同行，他叫杨潇。
一年前就想邀请他，因为疫情，也因为其他因素，阴差阳错，拖到现在，不管如何，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当时邀请的直接原因，是他出了一本书，反响挺大，叫《重走：在公路、河流和驿道上寻找西南联大》。这本书，是杨潇重走了1938年西南联大西迁路，他以徒步为主跨越三省1600公里穿过西南腹地，然后将这次旅行的记录写成了书。
我在读这本“重走”时，记了一些笔记，更列出了不少问题，我比较好奇，他为什么凭一己之力“重走”，前后对比，他是如何“重新”认识西南联大当年的“西迁路”？在“史和远方”的路上，他都有哪些奇思妙想？
高明勇：我们好几年没见了。让你动念想重走西南联大路的，是什么原因？
杨潇：其实就是2018年年初，当时读到两本书，一个是北京大学罗新老师的《从大都到上都：在古道上重新发现中国》，一本书是英国历史学家拉纳·米特的《中国，被遗忘的盟友：西方人眼中的抗日战争全史》，这是一个契机。直接决定“重走”，也是因为正好读了西南联大几个学生的日记。然后，两三个月的时间就定下来，然后就出发了。
高明勇：说走就走，执行力很强呀，还是一个人，还是成家了？
杨潇：还没成家。
高明勇：那还是有“资本”去走的，没有太多牵挂。
杨潇：我觉得成不成家不重要，我觉得孩子会是一个挺大的比较重要的责任。
高明勇：你现在这段时光可能也是最幸福的时光，能够随时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你当时全部下来花了多少钱？
杨潇：花的不多，你就想，在一些县城里，住最好的酒店一晚上也就是200多元，可能总共下来花了有两三万，具体的不知道，我也没算过。
高明勇：你前后全部走下来用了多长时间？
杨潇：41天，从长沙到昆明。
高明勇：就是按照他们当年那个进度吗？
杨潇：没有，他们是68天，我当时大概就是有段时间比较紧凑，坐了一部分时间的车，没有百分百的徒步，所以我就没有按照他们的进度走，走了有三分之二吧。
高明勇：这三年，回想起2018年的“重走西南联大路”，你有什么样的感触？庆幸？还是什么？
杨潇：庆幸肯定是有，主要是庆幸这本书是在2021年出版，不是庆幸2018年重走了这条路。
2021年，从我个人整个感受来说，特别是上半年，其实是国内疫情比较放松的一段时间，不管是书的物流快递，还是书上市后做的一系列活动，几乎没有受到什么影响，一直到10月份要在贵州做活动，才开始受到疫情的冲击，我觉得庆幸主要是这方面。
倒没有太多去想2018年这个经历，但是我想，如果这个时候再走，肯定是另外一种感受。
高明勇：你目前什么状态，重新工作了吗？还是就想一个人安静一段？
杨潇：“重走”后这一段时间，我自己也没有特别休息，去年就一直在卖书，今年就一直在写书，我现在在大理，既然是作家，就肯定是努力去写，基本上每天上午都在写，可能写两三个小时甚至更长的时间。
高明勇：你现在在写什么书？
杨潇：我现在在写与德国有关的内容。我十年前去过德国，当时有一个中德媒体记者的项目，去了三个月，后来又去了德国好几次，觉得德国挺亲切的。2019年申请了一个项目去德国，又转了一圈。我一直对德国的博物馆很感兴趣，德国的博物馆比较发达，我就想去看德国的博物馆，特别是面对德国上世纪历史的博物馆，看它是如何呈现这段历史的，尤其是德国20世纪前半叶的历史，从博物馆的视角去做解读。写第三帝国的书太多了，一直以来我对《记忆的政治》比较感兴趣，这个在英文世界里，就是从80年代以来研究历史与记忆的关系就特别多，但是国内这样的内容比较少，所以我也想从这个角度来切入，去观察德国。
高明勇：是不是有点福柯的“知识考古学”的意思在里面？
杨潇：有一部分意思在里面，但是其实还有很多当下的东西，比如说2012年我在德国待了3个月，当时还没有一个极右翼政党，但是2019年再去德国的时候，这个政党就已经声势很大了，这是一个倡导历史修正主义的政党，用其中一个党魁的话说，德国在纳粹的12年不过是德国历史上的一个阶段而已，就是把历史相对化了。
有很多人批评，也有很多人认同。我会有很多当下的观察在里面，我会参考很多资料，所以写得也很清楚。一方面当时也采访了一些人，特别是一些博物馆的馆长，或者是策展员，或者是学术顾问，和他们聊了很多。
高明勇：也就是说目前的写作和西南联大没有关系
杨潇：我个人的兴趣爱好比较广泛，不像有的人找到一个题目就不断深入延续，我就完全开启了另外一个题目。所以就没有“一个人安静一段”的这个想法，自由职业就是全靠自律，一本接着一本地写。
高明勇：你说在自己“重走”前的一段时间，陷入了“存在主义危机”，“需要一次真正的长时间的行走来找回方向感和掌控感”。你所谓的“存在主义危机”是什么？源于年岁增长，职业困惑，现实处境，还是一种普遍的“时代病”？
杨潇：我觉得还是作为媒体人属性的一种感觉，就是一个人从传统媒体离开以后，个人的何去何从问题。以前在传统媒体写篇稿子，其实不太担心平台的问题，平台自动会把你的稿子送到读者面前。现在的状态相当于以前的机构媒体已经“失效”了，那怎么样通过建立自己的平台去传播，比如拥有自己的平台，毕竟谁也不想辛苦写一万多字特稿，最后阅读量只有两千，这是一个现实问题。
高明勇：实际上相当于，让大家在关注原有媒体平台的同时，还关注到个人的书写风格与价值，是一种个人的价值追求。
杨潇：我觉得说个人价值可能比较准确，如果机构媒体是OK的话，就是我写篇稿子能被更多人看到，个人品牌不重要，就是因为现在机构媒体“不行”了，发一条微博可能就是2个人转发，那如何让你自己认为生产出来的好内容被更多人看到，那就会有很多种解法，有一种解法就比如自己去做一个公众号，把自己的个人品牌做出来，把这个变成一个长传播的平台，但这个对我来说我觉得没有适应，所以我当时就挺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的。
高明勇：明白你所说的“危机”了，然后呢？
杨潇：后来我就找到了自己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写书，这样就完全跳脱出了以前媒体的逻辑，就是说你如果单看《重走》这本书，如果单独把其中一章拿出来放到公众号里，不会有一个好的结果，这是肯定的，第一它没有爆炸性的那种故事，也没有非常强的情节，但是你把它们合在一起，在我看来相对于传媒类来说出版业还是相对保存了一些“精英文化”的东西，同时还不用像传媒一样把所有的稿子都放到一样的地方去竞争，比如说在出版业你的书是相对小众的，就不需要和大众的东西放到一起去竞争，不然就“死了”，这其实就是媒体人现在的一个状况，就是你和所有人竞争，你认为你的东西很有价值，但是如何被别人看到的问题。最后，反过来又会让你思考，你到底生产什么内容是有价值的？可能很多人就有了自我怀疑。
高明勇：在“重走”后的这段时间内，认为自己走出“危机”了吗？有没有标志性的事件，或习惯？
杨潇：就是写书。其实真正“重走”的时间很短，四十多天就走完了，但写书可是持续了一段时间，尤其是头几个月是一个“高速公路”状态，不像之前在媒体有篇幅限制，就是你想写都能写出来，写的很尽兴，虽然也不知道能不能出书，可是本身自己写的很愉快，也很享受这个过程。如果说走出“危机”，其实那个写的时候就已经走出来了，这种状态就很好。
高明勇：你之前跑马拉松吗？还是就是喜欢徒步？
杨潇：我不跑马拉松，我就是喜欢走路，我跑步不行，但走路还可以，我可以走很长时间，一天走30公里一点问题也没有。
高明勇：其实我2018年的时候也“徒步”过，你是“重走”西南联大路，我是“重走”玄奘路。当时单位团建，去了敦煌，在戈壁滩上徒步穿越，两天一夜，晚上露营，走过沙丘，走过戈壁，穿越河流，有时间限制，基本没怎么休息。这是我第一次戈壁滩徒步，有时走着走着，弯腰系下鞋带，或者整理下衣服，一抬头，发现就剩自己一个人了，其他人转过沙丘就看不到了。一个人的时候，四下特别寂静，天苍苍，野茫茫，就去体会当年玄奘走过这段路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心态，什么样的信念在支撑他。所以看你书的时候，我能体会到那种孤独感。
杨潇：那你可以，反正都是一个人在一个特殊的环境中行走。
高明勇：你将“徒步”定义为一种习惯，是一个“具体而微的解决方案”，甚至是“确认感”，许多小小的存在主义危机得以化解。对你而言，这些“小小的存在主义危机”指什么？
杨潇：我觉得徒步也好，写作也好，都是寻找“确认感”，其实就是应对空虚的办法，人是很容易感觉到空虚的，特别是如果你对自己有审查的话，是很容易感觉到空虚的，但你如何解决空虚是一个问题，我认为徒步是一个很好的有方向感的事情，会有一种日积跬步的感觉，写作也是一样的。
高明勇：我看书时有过一个闪念，我大学时学过俄罗斯文学，一些作家有当时比较让人难理解的“苦行僧”的习惯，有些人就喜欢“折磨”自己的肉体，求得一种精神上的释放，你“徒步”有这种感觉吗？
杨潇：我没有，我觉得徒步对我来说是享受，不是一个“苦行”的过程，可能有的人是“苦行”，但对我来说是一个很愉快的过程。尤其是徒步15公里以内的对我来说都不觉得累，只会觉得多巴胺的分泌让我很愉快，尤其是出点微汗。那会儿4月份，不冷不热的，出点微汗风吹过，这种感觉是非常愉悦的。总的来说还是觉得是一个挺享受的过程，而且精力挺集中的，也没有那么多事儿去乱想，当你精神都疲劳的时候，才会聚焦到身体上，可能这点和你说的也有一点相似，它逼着你把注意力聚焦在身体上，但这时思绪不会乱飘，其实反而是一个思想聚焦的过程。总的来说，对我远远不是一个“苦行”。
高明勇：我看你在“重走”前，把2018年作为自己的“寻路之年”，并提出了一些具有哲学意味的问题：什么才是好的生活？思想和行动是什么关系？人生的意义又到底为何？完成这段“寻路”后，又是如何理解这些问题的？你对这些问题有答案了吗？是什么？
杨潇：答案可以说有，也可以说没有。这个问题，可能就很难有答案，或者有一个普遍性的答案，我只是自己有一点感触比较深的，也可能很难说是答案，就是空想如果不去做的话，很多东西是只有你做了才能够清楚的，才知道将会遇到什么，光想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像我在当时的状态，如果我不去走，总是在设计、在准备，那么根本解决不了问题，就可能一直准备下去、一直设计下去，但是不去实践就不会知道自己会得到一个什么东西。
这也不是一个特殊的问题，好多人都会有类似的疑问，我只是自己经历过一遍，经验似的感受可能就不太一样了，观念似的感受可能是一样的。
高明勇：你说“好奇”80年前的“徒走经历”，对西南联大这些师生之后的人生选择是否有过影响？同样，我也“好奇”这段“公路徒走经历”，对你的人生选择有哪些影响？
杨潇：感觉还是要做自己的事情，确认自己一个相对擅长而且很喜欢的事儿，这两个要素都满足的话我觉得就不要再等了，做还是最重要的。这三年就有这样一个很强烈的感受，就觉得时不我待。
我是1982年出生的，以前总会有一种感觉，觉得时间还长，觉得自己还能学学这个、学学那个，成为这个、成为那个，但好像就是大概36岁前后，就会觉得只有时间是最宝贵的。2014—2015年曾经有过一阵“创业潮”，很多人就是我先熬一熬创个业或者我去大厂工作一段时间，等我财富自由了再去完成我的梦想之类的，我现在觉得这个特别虚幻，虽然我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选择，但我也以一个创业者的心态去工作过，那个时候我就觉得特别虚幻，我觉得所有的这种想法都是托词、都是借口，最后你会走到一个“不归路”上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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