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明勇对话黄西蒙（下）：更关心“北漂”类标签遮蔽下的“人的尊严”
疫情及其防控，影响的不仅仅是作为本地人的城里人和农村人，还有很多奔波于二者之间的“漂泊者”。近几年，关于“北漂”的话题，不少是遭遇危机、逃离等关键词。
青年作者黄西蒙的《北京流光》，试图通过笔下的“北漂青年故事集”来勾勒一幅“浮世绘”。
本期政邦茶座邀请他聊一聊，如何看待近些年的“北漂”群体？
高明勇：对文学艺术创作来说，“漂泊”是个永恒的主题。“北漂”叙事方面，如学者项飚的《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学者廉思的《蚁族——大学毕业生聚居村实录》等，“北漂”音乐方面，如歌手汪峰的《北京、北京》，歌手汤潮的《漂在北京》等，在陈平原老师的《“五方杂处”说北京》中，专门提出“ 作为文学想象的北京”，几十年前还提出了“北京学”。不知道你写《北京流光》的时候，有没关注过这个问题？这些作品对你有影响吗？
黄西蒙：自然是有所关注的，尤其是学者的社会学研究，其实比大多数小说家的随感、漫谈更加精准到位。不论是社会学还是文学层面的“北京”，大概都有“传统北京”（或者说“老北京”）与“北漂”两种叙事类型，但这只是笼统的分类。但是，我并没有从作为一种“地方性知识”的北京来开启写作，一些具有北京民间特质的元素，在“北漂”或者说“外省青年”的视阈下，反而充满了异质性的色彩。比如，《北京流光》中讲述的中山公园相亲者的故事，“北漂”置于一个带有“老北京”色彩的地理空间中，人物并没有与环境融为一体，反而在阶层观念差异之下，造成了观念分歧，当然，在文学层面上，这就是戏剧冲突。
我在《北京流光》中，有意或无意地设置了不少这样的叙事，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增强文本的可读性，另一方面，也是希望消弭“北漂”这类标签性很强、过于单一化的概念，进而让文本置于现代性叙事的逻辑中，而不是让一些强势的社会学话语遮盖了文本呈现的复杂性与可解读空间。如此一来，即便是不在北京的、没有漂泊经历的读者，也能从《北京流光》中获得必要的精神体验。我们不要把《北京流光》狭义化地理解成一部简单描写北漂青年的小说，或许从现代性叙事的维度来看，它的可读性与趣味性反而会更强。
高明勇：我对历史地理学比较感兴趣，看到书里的地名就比较敏感，既有畅春园、未名湖、成府路，也有三里屯、望京、天通苑、亦庄、燕郊，即便生活在北京，很多人估计都不一定全都去过，所有这些地方你都生活过或去过吗，还是从新闻或身边人那里了解？
黄西蒙：很高兴看到你也对历史地理学有兴趣，我从小就是地图迷，也喜欢收集老地图，研究历史地图。现在有了电子地图，我在闲暇之时，就会随便看，寻找着各种有趣的地点，脑中构想着各种公交路线、行程攻略。
我在《北京流光》里写了一个故事，叫《望京路口的指路人》，里面就有一个小地图迷的角色，他可以对几十年前的北京公交路线倒背如流，对现在的北京地图更是了如指掌。书中有段情节，他跟别人聊到望京地区过去的公交路线，为了确保故事的真实感，我专门买了几本旧地图册，尽可能对细节做到考究、真实。
这其实是我写小说的一个特点：背景与框架是真实的，确实是在北京，地名也是真实的，读者可以按图索骥，找到《北京流光》书中故事的时空背景。但在这层真实之下，在情节、人物形象上，却又是虚构的，根本没有真正的现实原型，纯粹是我想象的产物，但再往下一层，到了人物对话、叙事中的诸多细节信息中，却又是高度写实、务求精准的。
高明勇：这个算是你的“创新”吗？
黄西蒙：这种“两实夹一虚”的创作思路，是我在写作中渐渐清晰的。通过咱们的对谈，我也顺便复盘创作过程。从创作之初，我有一个模模糊糊的思路，大方向是没问题的，但具体怎么写，会写成什么样，就只能靠步步摸索了。而不可能是从一开始就按照一个什么理论去指引创作的。真正动笔写的时候，主要靠的还是灵感和直觉，写就行了。等写完了，评论家也好，自己也罢，会做一些理论分析或创作谈，但这跟创作时是完全不同的精神状态和思维方式。
你上面提到的《北京流光》里的诸多地名，也就是故事的发生地点，都是我去过的，也有不少，是非常熟悉的，如成府路、五道口、三里屯等。既然要书写与之相关的故事，自然是越熟悉越好，这样才显得真实。其实，并不是我在刻意选择这些地点，而是它们很自然地就出现在我的脑海中，这也是我最常涉足的一些地方。写小说不同于社会学研究或新闻写作，后者可以将写作对象完全当成客体，只要真实呈现即可，但前者必须在精神层面与写作对象融为一体，否则就会失真。
因此，虽然书里很多人物跟我一点都不像，我虽然虚构了这些故事，但我自己却没经历过，但在精神体验上，我与他们同在，甚至说，他们就是我自己。比如，《星落深山里》这篇前前后后，讲的是去甘肃偏远山区投身中学教育的城市中产青年的故事，但我自己并没有支教过，更没去甘肃山区支教过，但去真正的教育事业，却是我曾经的一个梦。再如，《燕郊候鸟何处飞》这篇，讲的是住在燕郊的女青年的故事，我根本没在燕郊住过，但我完全可以理解在巨大生活落差感之中的孤独感与疏离感。再如，《一个地下室病患的独白》这篇，塑造了一个长期幽闭在地下、近乎疯癫的“地下室人”，我没有住过地下室，但我曾经有次为了参加考试，找不到像样的宾馆，只能住在简陋、破败的小旅店里，那里的逼仄、压抑令我无法忘怀。甚至有些时候，为了让小说更加真实，我会去实地考察，比如我曾经专门跑到东郊皮村，与打工青年聊天，我还独自挤上拥挤的车厢去了燕郊，跟小区门口的房产中介，聊了许久。这些往事，或直接或间接地融入我的创作中，它们都增加了《北京流光》在叙事层面的价值。
高明勇：你这些了解“北漂”的方法，其实既和媒体采访的工作有关，和现在的“非虚构写作”也很像。
黄西蒙：我觉得在小说创作中，最为重要的，还是写作者的精神体验能力。因为叙事总是在不断变化的，一个人的阅历再丰富，也无法对世间万事万物都有直接的体验，毕竟，世界是无穷丰富的，但人类的精神状态与社会的情感结构，却是有限的，比如瞬间落下的快乐，隐忍许久的苦闷，自我挣扎的焦虑，环视歧路的迷惘……这些元素，涉世越深，我体验越充分，自然就会将各种情绪与思考置入小说写作中——换言之，很多时候，我不仅是在书写社会与他者，更是在剖析自我，而在创作中，我也可以对自己的精神世界进行救赎。恐怕并不是为了写小说而写小说，而是现实命运与精神状态推着我走上这条路，既然如此，我也只能坚持走下去。
高明勇：近些年，给人的印象，“北漂”的关注度似乎在逐步下降，代表性的叙事更少。你认为原因在哪？
黄西蒙：“北漂”本身就是一个时代的产物，北京也好，深圳也罢，当一座大城市不断吸引人口流入时，就会出现各种漂泊者。但当大潮退去，就会有很多人离场，去其他地方发展与生活。
至于优秀的“北漂”叙事不多，确实是个遗憾。有些北漂小说，有着明显的“伤痕叙事”或“底层叙事”的味道，陷入了控诉式的写作，我认为这是不妥的，不仅是因为这样做无法全面映照现实，也是因为这样会破坏文学内在的节奏与逻辑。因此，我也希望能通过创作，去记录一些值得铭记的东西，能以纯文学的方式，为芸芸众生尤其是不被主流话语关照的小人物树碑立传。
高明勇：我知道你在澳门留学过，有没思考过其他地方，或者把海外的“漂泊者”作为参照？
黄西蒙：如果从历史上看，作为一个整体的“北漂”，在几乎所有后发国家的现代化转型中，都出现过，比如司汤达笔下的外省青年，菲茨杰拉德创作的各种迷惘者形象，都是一个时代的症候。
相比发达国家，中国的城市叙事方兴未艾，而且中国的城市漂泊者，来处、所在与去处，也迥异于西方国家。《北京流光》中的漂泊者，有一些来自外地二三线城市，如柏望舒、鲁至正、朱文允，还有的来自小城小镇，如李牧吟，当然也有来自底层的，如潘小凤。因为有着不同的原生家庭、成长背景，他们在北京的漂泊状态自然是不同的，有人是为了追求理想主义的光焰而成为本阶层的“反叛者”，有人为了向上攀爬而失去了本心，有人在上下挣扎中变得愈发冷漠、孤僻。人们的去处，自然也是不同的，但故事大多是开放式的，并不会给出人物命运的走向，但明眼人可以从叙述中看到可能的趋势。
高明勇：就身边朋友的选择看，一些人放弃了“北漂”，“孔雀东南飞”，去南方定居了，从“漂泊”到“定居”，或者说从“一种漂泊”到“另一种漂泊”，是否和这几年城市化的进程有很大关联，尤其是一些“新一线城市”的崛起，更利于“城市与青年的双向奔赴”？
黄西蒙：不同于“北漂”非要去一线城市发展，各地“抢人大战”是近年的流行趋势，这是符合当前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我置身其中，也有所观察与思考。但《北京流光》的叙事时间截止于2017年年底，当时“抢人大战”的硝烟还未扬起，从2018年开始，民众对于“北漂”的态度，确实也与之前大为不同。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也不再选择在北京发展，而是去其他二三线城市，这是一个现实的信号。但本着真实性的原则，既然我在小说叙事时间没有抵达新的城市化进程的时候，就不会展现过多失真的东西。也正因此，我在《一百种北京》第二部《北京孤月》里，开篇不久，就写了一个北漂青年南下的故事，名为《孤鹜南飞》，虽然年轻人离开了“北漂”的生活，但孤独者与求索者依然大量存在，我会在创作里不断书写这样的新故事。
高明勇：一些年轻朋友经常会纠结于该“逃离”还是“死磕”，你认为这种心理的实质是什么？
黄西蒙：近年有句流行语，叫“大城市放不下肉身，小城市放不下灵魂”，折射出很多人“不上不下”的尴尬状态。从现实层面来看，我身边确实有不少同学、朋友纷纷离开了北京，但他们未必都回到了老家小城，而是去了南京、杭州、成都之类的二线城市。在现实中真正去跟一线城市“死磕”的人，其实远不如以前多了。在一线城市凭借个人努力迅速实现阶层跃升的故事，也越来越少了。当社会阶层流动速度放缓后，社会观念也会发生巨大变化。
高明勇：你有过这种考虑吗？
黄西蒙：我应该会一直在北京生活，见证并记录这座城市在现代化转型中、不同圈层的个人的命运，尤其是书写各种被压抑与拒斥的小人物的故事，也是我会坚持的事业。
高明勇：“我们在北京互不熟悉，却又彼此相关”，这句金句算是对北京社交关系的一种感悟与提炼吧？
黄西蒙：是的，这句话是从创作《北京流光》之初，就想好的，可以说是“题眼”，它后来也被放在了本书的题记里。虽然很多人认为城市居民处于一种原子化的状态中，自我与外界的关系并不紧密。但不论我的写作风格多么克制与冷寂，我在内心深处，还是有被压抑的热情，希望社会中的个体是能够相互理解与包容的。这句“题眼”不只是一种社交关系，更是一种存在方式。当我们对于他者的存在抱有足够清醒的认识，并且愿意去探索自我、剖析内心时，就会发现，人们彼此之间并非“孤岛”状态，而是相互关联的，与此同时，社会对于个体又有足够的尊重与理解，就是最好的状态。
高明勇：你喜欢还是排斥这种“泛社交”的“社交关系”？
黄西蒙：对我来说，这种人际关联性与适度的自我空间，二者并不是矛盾的。即便不从社交关系上看，而是仅从文本结构上讲，也是有趣的设置。我在《北京流光》的最后一章，让开篇出场的人物柏望舒回归，形成了一个文本结构上的圆环，是为善始善终。但我们的生活终究不可能是圆满的，存在各种时间、空间与命运的局限性。因此，全书最后的故事《酒楼上的无穷远方》，实际上讲述的就是看似圆满之下的分歧与告别，既是与过去关系的分别，也是与自我的分别。就像咱们的聊天，时间有限，也只能告一段落了，感谢你的访谈，也希望《北京流光》带给读者朋友的是有意味的阅读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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