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同胜 || 北宋汴京的世界性文化性格

Original 张同胜国际比较文学

2024-1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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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载于ICL Vol.6 No.4 Winter 2023

作者简介

张同胜，兰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外文学与文化关系研究。

摘要：本文运用文学伦理学批评对大宋汴京的都市文化性格进行研究，发现开封城的都市文化性格，决定于开封城里的居民伦理身份。从中唐开始，朝廷一直在开封城驻军。历代驻军，杂有鲜卑人、沙陀人、粟特人、突厥人等及其后裔。北宋在开封的驻京军队数量庞大，数十万之多；朝廷财赋十之七八用来养兵，因此他们经济上颇为丰裕。军队本来就是纯消费群体，他们促进了开封城消费服务业的繁荣。这些驻军上至将帅下至普通士兵，大多经商或从事服务劳动，从而驻军促进了开封商业消费经济的发展。自从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鲜卑人尤其是鲜卑贵族南下，中原地区就多有鲜卑人及其后裔。唐末五代，群雄争霸，霸主诸如李克用、李存勖、石敬瑭、刘知远、刘崇等皆为沙陀人。沙陀人包括粟特人、突厥人、回纥人等多民族成分。汴京城里生活着祆教、摩尼教、犹太教等教徒。汴京城里还生活着汉族人、粟特人、沙陀人、突厥人、回纥人、契丹人、女真人、高丽人、阿拉伯人、党项人、越南人、柬埔寨人等，他们多民族多种族多宗教的文化接触、互渗和融合，共同塑成了天水一朝帝都的世界性文化性格。而其中长于经商的粟特人及其后裔的商业贸易活动、生活趋尚与习俗传统，构成了汴京典型的市井商贸文化底色。

关键词：开封；沙陀人；粟特人；商业城市；国际大都市

一座城市的灵魂，是其间的人及其事。如果没有人生活在都市里，城市就会变成萧条的建筑空间乃至于荒凉的废墟。一座城市的文化性格，决定于城市中居民的伦理身份，即城里居住着什么样的人，这座城市就有什么样的文化。城市居民的伦理身份塑造了这座城市的文化品性。例如，17世纪上半叶荷兰人侵占了中国台湾，在台南修建了赤崁城，设置了基督教新教的布教点。郑成功收复台湾后，将赤崁城改为承天府，建起了孔庙、书院。同样是台南这座城市，荷兰人占领时期具有基督教的文化特质；而郑成功收复后则成为鲜明的儒家文化特征。从而可见，都市文化，归根到底是城市居民为何种人的伦理文化。

之前，专家学者对都市文化的研究，主要侧重从地理位置、空间建筑、人口构成等角度进行，而城市居民的伦理身份较少进入其关注视野，从而导致都市的文化性格之把握难以准确。迄今为止，从文化记忆维度研究开封市的学术成果颇多，然而前贤时俊对开封城的居民来源、民族构成、市民伦理身份和文化性格几乎未曾深入探讨，从而留下了进一步研究的空间。分析开封城的都市文化性格不能不论及开封城里的人伦物理，因为开封城里的居民究竟是什么伦理身份，直接决定着这座都城的文化性格特征。因此，当我们考察开封城在宋代的都市文化性格时，对城市居民的伦理身份就有必要进行了解和把握，对汴京人的种族、民族、文化和伦理身份就必须予以探析。

“伦理身份”是本文的一个核心概念，因此有必要对它进行简要的引述。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核心术语是伦理选择，而伦理身份则是伦理选择的结果。聂珍钊先生认为，由于身份是人独有的特征，因此人的身份就是伦理身份；“在文学批评中，文学伦理学批评注重对人物伦理身份的分析。在阅读文学作品的过程中，我们会发现几乎所有伦理问题的产生往往都同伦理身份相关。”文学伦理学批评具有跨学科的视域，因此无论是作为理论还是方法，它可以应用到对都市文学及其文化的解读和分析中。

一、汴京与驻军

开封，本名启封，汉景帝刘启继位，为避讳而改为开封。从公元前364年至1233年，开封为战国时期的魏、后梁、后晋、后汉、后周、北宋、金等七朝古都。开封，简称汴，又曾被称为大梁、汴州、汴梁、汴京、东京。

（一）汴京里的禁军

大唐安史之乱被朝廷和回纥联军平定后，藩镇割据。从唐德宗开始，朝廷为了维护运河漕运的畅通，保障江淮地区的财赋运至都城，在汴州配备了十万军队。这些军队中，不乏鲜卑人的后裔，而鲜卑人据陈寅恪的考证是“肤白发黄”的白种人。唐末，朱温拥兵于汴州，由于汴州便于漕运，足粮足兵，故他能够建立后梁，“升汴州为开封府，建名东都”。

后唐李存勖灭后梁，定都洛阳。李嗣源的女婿石敬瑭建立后晋，指令“汴州宜升为东京，置开封府。”刘知远建立汉，后汉亦定都开封。郭威灭后汉建国，后周也定都开封。开封从交通枢纽而兼具军事重地之效能，五代除了后唐之外都以开封为都城，之所以建都于汴京，主要的原因恐怕就在于漕运的便利。

开封城里有四条人工河渠，即金水河、五丈河、汴河与惠民河。《宋史·河渠志》云：“唯汴水横亘中国，首承大河，漕引江、湖，利尽南海，半天下之财赋，并山泽之百货，悉由此路而进。”运河的开通，以及漕运的运行，保证了开封城的军事战略地位。

宋太祖赵匡胤立国之初，惩戒五代之乱，集重兵于京师开封。他虽然有迁都洛阳的打算，但考虑到长安、洛阳距离江淮为远，漕运不便而容易导致兵食不足，都城只好照旧。赵匡胤为了强本弱枝，将重兵驻扎在汴京，那么军队人数究竟有多少？《宋史》云：“今天下甲卒数十万众，战马数十万匹，并萃京师。”全汉昇《唐宋帝国与运河》承续了《宋史》的说法，即宋军人数只是一个概数，“在汴京驻防的数十万军队”。刘春迎认为，北宋王朝派40万重兵常驻开封。斯波义信在《中国都市史》中认为，北宋在开封驻军30万左右。周宝珠在《宋代东京研究》中认为，北宋中前期东京的驻军数量，当在18至20万之间；即便是末期，也在十万左右。

《宋史·兵志》记载枢密院奏：“开宝之籍总三十七万八千，而禁军马步十九万三千；至道之籍总六十六万六千，而禁军马步三十五万八千；天禧之籍总九十一万二千，而禁军马步四十三万二千；庆历之籍总一百二十五万九千，而禁军马步八十二万六千。”《水浒传》中林冲为“八十万禁军教头”的说法，承自宋仁宗年间禁军总数的事实。仁宗之后，禁军数量逐渐减少。英宗时期，“盖治平之兵一百十六万二千，而禁军马步六十六万三千云。”到熙宁年间，禁军人数更有所减少，“盖熙宁之籍，天下禁军凡五十六万八千六百八十八人；元丰之籍，六十一万二千二百四十三人。”

由以上可知，北宋时期的禁军人数其实并非一个常数，从近20万到80多万不等。在开封府的禁军人数最少的时候一般也维持在10万左右。熙宁三年（1070年），朝廷诏曰：“殿前虎翼除水军一指挥外，存六十指挥，各以五百人为率，总三万四百人；在京增广勇五指挥，共二千人；开封府界定六万二千人。”如此算来，熙宁时在开封府的禁军近十万。

汴京的繁荣昌盛，包括种种商业化消费的发达，与城里城外的大量驻军有着密切的关联。天水一朝，素以冗官、冗兵、冗费著称，尤以冗兵为甚。宁欣认为：“除了为皇室官僚贵族和一般百姓服务的从业者大量增加，驻京军队数量庞大，是宋代都城人口结构的特点。”经济史学家桑巴特指出，军队是纯粹的消费者，“随着常备军队的产生，也形成了一支由裁缝师傅、商业人员、酒吧老板、娼妓组成的民间常备军。”民间常备军指的就是供应军队消费的从事商业与服务的社会人员。

宋王朝不仅兵员人数众多，而且兵士经济上颇为宽裕。他们有正式的俸禄，包含有料钱、月粮、春冬衣等名目，还有其他的补助。国家财赋十之七八（一说一半）用来养兵，十之一二用来养官。宋太祖“萃精锐于京师”，是为禁军。禁军一卒岁费，范仲淹、李之纲说“岁不下百千”；蔡襄、张方平说“约五十千”；后者为计相，所说应该有所依据。除了固定的薪俸之外，在非战争期间，军官与大兵皆经营工商业；厢兵或服劳役。

要言之，宋代兵士数量庞大，薪酬相对来说又高，他们本来就是纯消费群体，在非战争期间又大多经商或服杂役，或从事娱乐业、服务业，从而京城驻军极大地促进了市民商业经济的发展和繁荣。人们通常认为，宋代的商业经济促成了军队从事商贸活动。其实，恰恰相反，正是军队上至军官下至大兵都经商，从而促生了宋王朝繁盛的商业经济。

（二）军队经商

大宋王朝经商的人口众多，城市市民经商自不待言，官员的副业也从事营利实业，军队自上而下也热衷于商贸，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独特现象。军队将领从事商贸纲运，晚唐、五代时就已经蔚然成风，而在宋代，愈演愈烈，几乎到达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国家干城经商这一现象，与军队的人员构成及其族群习俗不无关系。

赵匡胤“不惟养犒士卒，兼使丰富其家，又虑所费不足，仍许图回，其家属在京师者并厚抚之。则将帅之心更无私虑，但专力于边事而已”。此处的“图回”，指的是经商。也就是说，宋王朝立国伊始，朝廷就允许军队的将帅回易。

北宋初期，赵普“身为元宰，乃与商贾竞利”，市木竹于秦陇。大将张永德“在太原，尝令亲吏贩茶规利，阑出徼外市羊”。节度使米信“外营田园，内造邸舍，日入月算，何啻千缗。”殿司诸统领将领，公开“养兵营运，浸坏军政”。孙沔“在并州，私役使吏卒，往来青州、麟州市卖纱、绢、绵、纸、药物”。池州副都统制郝政连油盐酱醋等生活用品也“皆令军人坐铺出卖”。如此等等，不胜枚举。

时至南宋，军将从事商贸的活动比北宋有过之而无不及。宋史专家张邦炜认为，“武将经商之风，尤其盛行于南宋初期”。韩世忠、岳飞、刘光世等中兴将领普遍从事商贸，而刘光世以其军六分之一即八千人回易，经营规模庞大。盐、酒、茶这类政府专营商品，竟然亦多被“诸将侵之”。

“宋代无疑是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第一个军队经营极为严重的时期”。也就是说，宋代的军队普遍涉足商业，从一般的纱、纸、酱、醋等生活品，到盐、酒、茶等国家禁榷商品，无不经营。宋代军队中放债活动也很盛行。宋代军队经商这一历史上独特的现象，笔者认为与军队士兵的种族来源有着密切的关系。具体地说，长于经商的民族如粟特人、沙陀人及其后裔组建或参加招募的军队，自然是将经济利益放在首位，放在战事之上；况且，如有战事，也是以经济利益为首选，从而军队图回便是必然的事情。

（三）开封城里的妓女

翻阅宋人孟元老所著《东京梦华录》，不禁惊诧于开封城里的妓女之多。例如，曲院街“向西去皆妓馆舍”（第38页）、“出朱雀门，东壁亦人家。东去大街麦秸巷、状元楼，余皆妓馆，至保康门街。其御街东朱雀门外，西通新门瓦子，以南杀猪巷亦妓馆，以南东西两教坊”（第40页）、“下桥南斜街、北斜街，内有泰山庙，两街有妓馆。桥头人烟市井，不下州南。以东牛行街、下马刘家药铺、看牛楼酒店，亦有妓馆，一直抵新城。……先至十字街，曰鹩儿市，向东曰东鸡儿巷，西向曰西鸡儿巷，皆妓馆所居”（第46页）、“凡京师酒店……南北天井两廊皆小閤子。向晚灯烛荧煌，上下相照，浓妆妓女数百，聚于主廊槏面上”（第47页）、“寺南即录事巷妓。……北即小甜水巷，巷内南食店甚盛，妓馆亦多。向北李庆糟姜铺。……姜行后巷，乃脂皮画曲妓馆”（第 60 页）、“金明池西道者院，院前皆妓馆”（第 118 页）等。开封城里还有贵族豪族之家妓（第113页），营妓、暗娼以及《水浒传》中所叙述的像李逵一指头戳翻的下等妓女，这类妓女被称为“札客”或“打酒坐”，其特点是“不呼自来，筵前歌唱”（第50页）。

汴京城里妓女如此之多的缘故是什么？作为运河城市，汴京里的流动人口与驻军人口较多，促成了娼妓这一行当的兴盛。宋代军队里设有营妓。元丰九年（1086年），閤门言：“大宴不用两军妓女，只用教坊小儿之舞。”由此可知，驻开封城的两军自有妓女。

宋王朝实行募兵制，是中国古代唯一正式施行募兵制的王朝，其兵源主要是市井无赖和无业流民。从军队的来源构成看兵士入伍前的身份，可以发现宋代的禁军主要是通过招募“狂悍失职之徒”“健勇失业之民”“浮浪无赖”等组成军队。招募的主要对象，即失业游惰之民，包括城市坊廊下户，如市人、市井选㥏、庸匄等。这些投募之人，往往较奸猾，所以一上战场经常有不战而溃、惟保命要紧的逃散现象。

宋代大兵，皆招募而来，其中以游手好闲之市井子弟为多。拙文《宋代募兵制与瓦舍勾栏的兴盛》曾考察过宋代勾栏瓦舍之兴盛与募兵制之间的关系，认为“宋代的募兵制对瓦舍勾栏的兴盛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一般认为，勾栏瓦舍是宋代市民的娱乐场所。其实，小市民为稻粱谋而起早贪黑忙于生计，哪有闲暇“每日三瓦两舍，风花雪月”？勾栏瓦舍主要是非战时士兵、游手好闲之辈的消遣之地。且不说开封，以南宋都城来看，杭州本没有瓦舍，宋室南渡，大兵驻扎临安，顿时兴起24座大勾栏瓦市，小勾栏不计其数，此可为证。

宋代流动人口之多，令人咋舌。开封是流动人口首选之地，“京师升平日久，游手浮浪最多，除旅居外，皆在火房、浴堂、柜坊杂居。”陈舜俞《都官集》云：“古之民四，而农居其一。今之民，士、工、商、老、佛、兵、游手，合为八。”其中的“游手”，宋史专家程民生认为指的是流动人口，是宋王朝独有的一个社会阶层。游手、大兵等都是娱乐业的消费主体。

其实，不只是开封城里妓女如此之多，其他都市估计也存在着大量妓女。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可能与城市要塞驻军之多不无联系。“宋太祖创禁军更戍法，轮流更戍他地，更戍以指挥为单位，通常一次以三年为期，家属不得随行。”就粮禁军可以携带家属前往屯泊地。几十万大军，远离家属，在异地生活三年，其生理需求与精神娱乐如何解决？如前所述，这些大兵们不仅有闲暇，而且颇有余资，且多为市井游民或浮浪破落户子弟入伍，自然是妓院的常客，勾栏瓦舍里的熟人。

二、开封城里的域外人和异族人

开封城驻有大量的军队，而这些兵士的伦理身份，前贤时俊几乎从未对此予以关注。自从魏孝文帝迁都洛阳，鲜卑人尤其是鲜卑贵族南下，中原地区就多有鲜卑人及其后裔。唐末五代，群雄争霸，霸主多为沙陀人。“‘沙陀’是一个多民族的混合体，根据现有的资料，其族源起码还应包括突厥、回纥、粟特3个主要的民族成分”。李克用、李存勖、石敬瑭、刘知远、刘崇等都是沙陀人。后晋、后汉、后周皆定都开封，霸主部曲中也不乏沙陀人，从而都城内外，非汉族人在开封城居民中当占有一定比例。

沙陀人

北宋初年，朝廷以燕、云、朔、应等州部民及其诸族归明人设立了多支禁军班直，如吐浑直，这是由鲜卑人之吐谷浑部组成的；安庆直，这是主要由粟特人建制的；三部落直，由沙陀归明人组建的。这些班直，表明大宋禁军系统中，鲜卑人、粟特人、沙陀人等编制于其中，直至百余年后皆融合在中华民族大家庭里。

作为水陆大都会，汴京是一座国际化程度较高的城市。何以言之？据《东京梦华录·元旦朝会》，汴京城里有大辽人、高丽人、党项人、越南人、回纥人、东南亚人、柬埔寨人、阿拉伯人等（第102-103页）。这些外国人的人数虽然不一定很多，但是他们的文化毕竟与其人同在，且具有一定的影响力。从而可以想知，汴京的都市文化，绝非后人想当然以为的仅仅是单一的汉民族文化，而是色彩斑斓的多民族、多种族、多宗教的文化共同体，这个共同体具有鲜明的国际性特征。

（一）开封与沙陀人

后唐武皇李克用、庄宗李存勖父子，后晋高祖石敬瑭，后汉高祖刘知远等人都是沙陀人，他们不是汉族人。当时，内迁中原的沙陀人“近万人”，它整合昭武九姓即来自中亚的粟特人组成“沙陀三部落”。石敬瑭、刘知远、李克用、李存勖等人的家属、部曲、随侍一般说来至少其中一部分应该也是沙陀人。

辅佐李存勖建国立下首功的宦官张承业从姓名上来看是汉族人，其实他本姓康，康为昭武九姓之一，即他是粟特人。拥立李嗣源为皇帝的康义诚也是粟特人。粟特人是经商民族，为了利益无远弗届。粟特人“有城郭之居，务殖货之利”，“善于商贾，诸夷交易多凑其国”。至晚自汉代张骞凿空西域，他们就沿着丝绸之路行走在中国与西亚乃至于东欧的广袤大地上。

安禄山、史思明胡番联军以突厥化的粟特骑兵为主，部曲亦有曳落河与六州胡。陈寅恪认为，昭武九姓胡是安史军主力。黄永年则认为“柘羯”不可能从中亚来到河朔，并指出其中坚力量应是奚、契丹。笔者赞同陈寅恪的观点，因为715年阿拉伯人征服了中东大部；728年粟特人和突厥人联合起义反抗阿拉伯帝国的人头税，737年以失败而告终；失败后一部分军人东迁，有的到了大唐东北地区，即安禄山的大本营营州。安禄山的部下有何千年、何思德、安守忠、曹将军、曹闵之、史定方等粟特武将；安史乱后成德节度使李宝臣手下，有安都滔、康日知、康如珎、何¨、安忠实、何山泉、康日琮、曹敏之、史招福等9位粟特武人。粟特人在历史上曾信奉祆教、佛教、摩尼教、伊斯兰教等。回纥人信仰过佛教、祆教、摩尼教和伊斯兰教。突厥人所信奉过的宗教主要是萨满教、祆教、佛教、摩尼教、景教、伊斯兰教等。他们在中国经商、参军、做官、出家为僧侣、从事手工业或做农民，对中国古代文化影响极其深远。

唐高宗龙朔元年（661年），沙陀首领金山奉命扈从薛仁贵大军一同征讨回纥。安史之乱爆发，沙陀在骨咄支率领下随回纥助唐平叛。沙陀人内迁，先居住盐州，后久居代北一带。唐末黄巢率众起义，沙陀军队参与朝廷镇压义军，因作战勇悍、有功，获镇河东，但仍然兵革不息，直至灭后梁建立后唐政权。沙陀定鼎中原后，主动汉化：接受儒学教育、广与汉人婚媾、采用汉族典制等。于是，沙陀人最终融入了中华民族。

五代时期后晋、后汉都以开封为都城，石敬瑭、刘知远等都是沙陀人，具体地说，石敬瑭是昭武九姓之石国人的后裔。姚薇元认为，《五代史》称石敬瑭“‘本出西夷，曾祖母安氏，祖母米氏，母何氏。’按安、米、何皆西域胡姓；知敬瑭本西域石国胡人。”这些霸主的部曲至少一部分为沙陀人，沙陀人中有粟特人、突厥人、回纥人，从而可知开封城里面绝非仅有单一的汉民族人，也就是说汴京的都市文化包括多民族、多种族、多宗教之文化系统，为世界性文化共同体。

（二）汴京城里的祆教教徒

孟元老《东京梦华录》云：“大内西去，右掖门、祆庙。”（第55页）张邦基《墨庄漫录》记载：“东京城北有祆庙。祆神本出西域，盖胡神也。与大秦穆护同入中国，俗以火神祠之。京师人畏其威灵，甚重之。其庙祝姓史，名世爽，自云家世为祝累代矣。……自唐以来，祆神已祀于汴矣，而其祝乃能世继其职，逾二百年，斯亦异矣。”据此可知，开封城内，不止一处有祆庙。不仅如此，庙祝世袭竟然长达二百多年。庙祝姓史，荣新江认为“显然是粟特史国的后裔”。祆教从来不主动向教外人弘法，故可知庙祝、祆教信徒世世代代皆粟特人也。这就证明，开封城里从种族而言，有白种人、黄种人；从宗教而言，西域的祆教显然为开封城里的市民所看重。

历史学专家往往过于拘泥于字面证据，从而忽视了粟特人对古代中国文化深远而潜在的影响。即以《东京梦华录》而言，其间的“七圣刀”“金鸡放赦”“神保观神生日”“胡饼”“簪花”等都是粟特人文化在古代中国的传播和在地化。

七圣刀，又称“七圣法”，来自琐罗亚斯德教的下神幻术仪式。北宋时东京每年清明节，诸军向皇帝表演的百戏中，就有七圣刀表演。烟火之中有七个人，“七”在琐罗亚斯德教中是一个圣数，阿胡拉·马兹达与六位助手神组成七柱神。一说七圣来自梅山七圣，其实梅山七圣也源自祆教。执白旗，因为波斯人、粟特人、回纥人、突厥人都尚白。破面剖心之幻术，与儒家思想之“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相悖，故七圣刀在明代业已无传，然而在北宋汴京却是广受欢迎的娱乐节目，其受众的伦理身份是否值得深思？

宋“七圣刀”陶塑

笔者对中国自北齐以来朝廷“金鸡放赦”的来源追溯至琐罗亚斯德教中的斯劳沙，公鸡是斯劳沙的化身。当一个人死的时候，他的灵魂将会面临斯劳沙与拉什努、密特拉的审判，善者上天堂，恶者下地狱。斯劳沙的灵魂审判功能传播到中土后，在地化为皇权放赦的恩典。对斯劳沙的信仰和习俗，是粟特人沿着丝绸之路传来的。从而可知，北宋东京城里的“金鸡放赦”仪式，原来与在城里做生意的粟特人有关。

关于男子“簪花”习俗，其实也与大西域文化有关，具体地说，与西域的宗教文化存在着密切的关联。《水浒传》中的蔡庆，职业为刽子手，可是头上爱戴一枝花，人称“一枝花蔡庆”。蔡庆又不是女子，明明是屠夫，却喜欢在头上插着一朵花，这岂非怪事？据小说叙事可知，燕青、阮小五、柴进、戴宗、宋江、杨雄、蔡庆、徐宁、杨志、花荣、焦挺、索超等英雄好汉无不喜爱簪花。

其实，不只是宋人爱戴花，唐人也爱戴花。重阳节，头插茱萸或菊花辟邪。唐中宗时，赐武平一学士花。史载唐懿宗“宴进士于曲江，命折花一金合，遣中官驰至宴所。宣口勅曰：‘便令戴花饮酒。’世以为荣。”这是何故？笔者认为可能受西域宗教文化的影响，因为摩尼教认为花为“三大胜”之一。《魏书》卷一二〇记载：“（康国）其王索发，冠七宝金花。”《旧唐书·西戎》记载，波斯国王“冠金花冠，坐狮子床”。唐玄宗时期负责宫廷斗鸡的贾昌，也头戴金花冠。

《宋史·舆服志》记载：“幞头簪花，谓之簪戴。”簪花是宋代朝廷礼仪制度之一。《宋史·礼志》记载：“酒五行……押宴官以下俱兴，就次，赐花有差。少顷，戴花毕，次引押宴官以下并释褐贡士诣庭中望阙位立，谢花再拜。”北宋时，汴梁不仅有许多铺子专卖花冠，还有专修花冠的手艺人。从宋初士子抵制戴花到后来市民热衷戴花可见，在古代中国，贵族或朝廷引领时尚潮流，而“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而簪花的习俗，源自大西域。

男子头戴花

史学研究者往往拘泥于白纸黑字的确认性证据，忽视或无视作为事实的叙述性证据，从而得出诸如祆教仅仅局限于粟特人聚落内部传播而对中土绝无影响的谬论。其实，从中国古代民俗与通俗文学来看，包括祆教、摩尼教在内的粟特文化对古代中国影响甚大。

（三）汴京与摩尼教教徒

中国的白莲教、明教、弥勒教都与大西域的摩尼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话本小说的集大成《水浒传》来看，摩尼教对水浒故事有着潜在的影响。从而可以想见，宋代东京、临安等城市里勾栏瓦舍的观众中，不会没有明教教徒，甚至不排除说唱艺人本身就是明教教徒的可能性，因为话本小说里存留有大量的明教、白莲教叙述。

林悟殊认为：“吐鲁番发现的大量摩尼教残片中，有许多是用粟特文书写的，可见摩尼教在粟特人中是很流行的。粟特这个‘利之所在，无所不到’的商业民族，信奉了摩尼教，无疑会促进该教更为广泛迅速的传播。”763年，牟羽可汗宣布摩尼教为回纥的国教。其实，在此之前，粟特商人已经将摩尼教传播到了西域，民间多有信徒。回鹘利用自己是大唐恩主的身份，要求大唐在荆州、洪州、扬州、越州、河南府、太原府等地设置大云光明寺以弘法，唐朝廷恭敬从命。

中国文学史上以开封为背景的东京故事，多叙述行侠仗义、排难解纷的英雄好汉，以及打抱不平、济人贫苦的忠义之士，还有为百姓伸张正义的梁山衙门……开封城的这一文化性格，与城里居民的伦理身份和伦理选择不无关系。沙陀人、突厥人、奚族人等游牧民族本来就皆质朴尚义，而他们一旦受到摩尼教思想影响，自然会增强兄弟正义伦理选择的意识。“水浒故事是宋元时期民间勾栏瓦舍中的说唱艺术，从而带有民间宗教之特色。而民间宗教如白莲教、弥勒教、明教等皆受摩尼教之影响。”在摩尼教教义的烛照之下，水浒故事叙事中的诸多疑惑皆可得以澄明。

容与堂本《水浒传》开篇伊始，就指出宋太祖赵匡胤“建都汴梁”，大宋嘉祐三年春，瘟疫盛行，民不聊生。小说写道，“开封府主包待制亲将惠民和济局方，自出俸资合药，救治万民。”在历史上，蔡京曾经设立义药局。宋徽宗统治时期，朝廷开设官营惠民局，出售成药，便于市民按病求药治疗。东京城里医铺、药铺、专门药店林立于街市上。东京城里还有官办的施药局、慈幼局、养济院、漏泽园等福利机构，这些设施具有高度社会福利的性质。大宋政府对社会底层穷苦人的制度性体恤，莫非受到了摩尼教教义或明教信徒实践的影响？摩尼教教徒自奉甚约，然而却乐于互帮互助：“凡事魔者不肉食。而一家有事，同党之人皆出力以相赈恤。”摩尼教“凡出入经过不必相识，党人皆馆谷焉。凡物用之无间，谓为一家。”摩尼教绰号“变色龙”，长于在地化，西传基督教化，中亚佛教化，传到中国后又道教化，对中国古代文化尤其是民间文化影响甚大。

瓦舍，据康保成的考证，指的是“僧房”“佛寺”。自南北朝至唐五代，寺院同时又是戏场。例如，唐宣宗派使者问疾于驸马郑颢之弟郑顗，问万寿公主何在？答曰在慈恩寺看戏场。Chidag Andarzi Poryotkeshan成书于约公元九世纪，规定了祆教教徒的规范和准则，如每天“三分之一是饮食、享乐和休息”（此条说明教义反对苦行生涯），故粟特商人多酣歌醉舞、饮宴恣噱。摩尼教教义提倡平等互助，免费提供馆谷，故多为下层社会边缘人所信奉，与中国古代的侠客义气相融合，在宋代勾栏瓦舍说唱艺术里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四）开封记忆与辽金文化

周亮工《书影》论开封方言云：“汴人语有不甚解者，大半是金辽所遗。如藏物于内，不为外用，或人不知之者，皆曰‘梯己’，不知所出。后阅《辽史》：梯里己，官名，掌皇族之政教，以宗姓为之。似即今宗人府之官，所以别内外亲疏也。或即梯己之意欤！‘梯里己’但呼曰‘梯己’，二合音也。汴音多有二合，如‘不落’为‘饝’之类甚多。”由此可知，开封方言“梯己”实乃契丹语，表明宋人与辽人之间的语言接触和文化互渗。

据《宋史·兵志》可知，禁军建制中契丹直有三，三即三指挥。《武经总要》前集卷二《日阅法》曰：“国朝军制，凡五百人为一指挥。”那么，三指挥就有1500人。咸平属于开封府，如此一来，就有500契丹人驻扎在开封治下。契丹直始建于宋太祖开宝三年（970年），“以辽人内附之众复置”。太平兴国四年（979 年），宋太宗亲征幽州，以所获降兵创置归明神武，“初指挥一，后增为四。”契丹直于宋神宗熙宁九年（1076年）并入神骑，契丹直存在超过百年。

孔三传首创诸宫调，他是平阳人。平阳是中国古代戏曲的摇篮。他后来从平阳到汴京勾栏瓦舍里说唱诸宫调。元杂剧诸多传本，其前身乃金院本，元杂剧为金院本之余。金院本、宋南戏之相互影响和互渗，共同促进了中国古代戏曲的发展，至元杂剧而集大成。从语言接触的角度，可以探究古代中国戏曲里的民族文化之融合。

靖康二年（1127年），金人攻占汴京，宋徽宗、宋钦宗二帝北狩，皇室北迁，北宋亡国。大金正隆六年（1161年），完颜亮迁都开封城。三个月后遇弑，大金再都燕京。金国末年，随着蒙古军的步步进逼，贞祐二年（1214年），金人被迫迁都开封，直至亡国。金院本中的东京故事不可谓无由。蒙元杂剧，一部分承续了金院本。杂剧的作者，大多为亡金遗民。金源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相对而言不够被重视，因而亟需对其进行重新审视。

（五）开封与犹太人

金大定三年（1163年），列微五思达在开封首建清真寺。列微汉化为“李”姓。开封“犹太人为首的是一名掌教，父子相袭”。孟正气在书简中说：“开封犹太人是过去从波斯、萨马尔罕（Samarkand）或附近地区到华，他们拜访自己在中国的教友。”开封城的以色列人，因为不吃牛羊的筋，故犹太教又被称为挑筋教。陈垣说：“开封以色列人，至中国千年，今犹守其故俗，拔筋而食。”

读明弘治二年（1489年）《重建清真寺记》可知，在中国的犹太教与中国儒家文化、佛教、伊斯兰教等交流融合而成，具有鲜明的多教合一之特征。据清康熙二年（1663年）《重建清真寺记》，教众自己也已经不清楚犹太教的历史，它写道：“教起于天竺，周时始传于中州，建祠于大梁。”犹太教不主动向外人传教，入教的前提是犹太人的种族身份，而犹太人身份是建立在身体割礼表征上的。然而，随着岁月的流逝，满喇竟然都不认识希伯来文。到了19世纪20年代，最后一位拉比客死甘肃，开封犹太人的清真寺从此废弃不用。

开封城里的寺院、道观、祆祠、清真寺言说着佛教、道教、祆教、明教、回教、犹太教等多种宗教的文化记忆，表明开封城里的居民及其伦理文化共同塑成了汴京的世界性都市性格，而其中域外人的伦理文化之影响尤其值得关注。

（六）赵宋皇族的可能性民族身份

从正史的记载和姓氏文化看，赵匡胤家族似乎是汉族。其实，赵氏涿郡人，而涿郡属于原唐代河北三镇之地，河北三镇被安禄山、史思明部曲及其后裔统治至少长达二百年。安禄山为粟特人和突厥人的混血儿，史思明为昭武九姓之粟特人，因而赵氏不排除是西域胡人后裔的可能性。赵匡胤父亲赵弘殷善骑射，曾率军支援唐庄宗。唐庄宗李存勖为沙陀人。后周时期，赵弘殷、赵匡胤父子分典禁兵，深得当时皇帝信任，因此他们极有可能不是汉族人。

赵宋后族，其婚姻伦理多有值得关注者。章献明肃刘皇后降诞之际，乃母“梦月入怀，已而有娠”。成恭夏皇后降诞之际，“有异光穿室”。琐罗亚斯德教与中亚化的琐罗亚斯德教即祆教皆崇尚火、光明，认为日月星辰是天上的火，非常人乃天上的星，从而有包括帝王圣贤在内的非凡人降生时往往伴有日、月或光（神光、白光、赤光等），如梦日入怀、红光满室等。这一神话意识通过游牧民族的光孕思想而影响至中原皇族。由此逆推，天水一朝后族中当有信奉祆教或受其影响者。

据《宋史》，宋仁宗张贵妃的养女周贵妃，生两公主。赵宋王朝，理学盛行，甚至有“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之说。然而，皇室竟然出现这样的不伦乱伦之事，令人难以理解。或云，养女又不是亲生的，这又有何妨？可是，我们看《三国演义》，赵云与赵范结拜为兄弟，赵范拟将其守寡的嫂子改嫁给赵云，被赵云当场打了几拳头，从此两人反目成仇。赵云之所以这么做，就是因为在他看来，“吾既与汝结为兄弟，汝嫂即吾嫂也，岂可作此乱人伦之事乎？”同理，养女亦女儿，母女同侍宋仁宗，在汉文化伦理道德社会生态中实属伦理混乱。

周贵妃随乃姑入宫，固然或有不得已家庭变故，但是姑侄一起入宫侍御，春秋时期当可理解，可是晚至礼乐昌明、人文文化巅峰之赵宋，竟然还是出现在皇宫之内，这确实是视儒家伦理教诲为蔑如，岂非咄咄怪事？此等怪事，只能从其伦理身份来探究。

王国维在《东山杂记》中云：“《北齐书》太原王绍德称其母李后为‘姊姊’。至南宋时，高宗犹呼韦太后为‘大姐姐’。”宋高宗赵构称呼生母皇太后为“大姐姐”，以姐称母，这一称谓亦非汉族称谓习俗。历经北宋167年，在南宋初，高宗对韦太后的“大姐姐”称谓，表明此乃赵宋皇室之传统习俗。后人读北齐历史，往往严厉谴责高氏家族的荒淫无道。其实，如果明白高氏本“鲜卑车马客”，他们信奉的宗教为祆教，而祆教倡导近亲血缘婚，就会获得一种回到伦理现场的同情之理解。同理，赵氏虽然汉化程度已深，然而从皇室婚姻伦理悖谬来看，赵氏似非汉民族，而可能是沙陀人，从而其家族婚姻传统就具有祆教文化的特征。

赵氏皇室非汉族，还有其他旁证。例如，宫廷内酷好香风，君王、后妃皆擅合香，宣和御制香、宣和贵妃王氏金香等甚至被收录在《香乘》之中，此莫非因为西胡体味重，故需熏香欤？再如，赵宋皇室主食为羊肉，“御厨岁费羊数万口”；“饮食不贵异味，御厨止用羊肉”，饮食习俗也是沙陀人而非汉家的。

天水一朝相对于大唐帝国而言固然是一个相对内敛的王朝，人们往往想当然地以为，汴京城里上至皇族下至市民百姓仅仅是汉族人；然而，当我们考察开封“城与人”的时候，就会发现城里城外颇多异族或异域人，尤以沙陀人后裔为多。其实，即使是汴京土著，也并非全然为汉人，因为自从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后，河南已多为鲜卑人之后裔。汴京是一个国际化都市，海外人颇多；它又是一个运河城市，流动人口极多。由此可知，北宋的汴京是一个多民族多种族多元文化并立且相互融合的世界性大都市。

三、汴京的市井商贸文化

与胡人的伦理身份

中国的古代城市，最早是先有城后有市，即先有（军）镇，后有市场。隋唐时期，城市内实行坊市制度，如长安城内只有东市、西市，其它为居民坊。自五代以来，城市里才可以临街设店，从而邸店林立。到北宋末年，“官营的行市已不存在，商人的行市还多设在沿河近桥地方。”据《东京梦华录》可知，开封城潘楼东十字大街，有“鬼市子”（第46页）。而拂菻国西海中有“鬼市”，称谓可以作为伦理身份，从而是不是表明开封的市井文化曾受到拂菻国的影响？

程民生认为：“中国古代的城市主要是官府所在地，到了北宋东京城才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其主要原因就在于，隋唐时期的城市，还是封闭的坊市制；而宋代的汴京则是开放性的临街设市制。开封交通四通八达，“万国咸通”，于此运河功莫大焉。不仅如此，运河的开凿，沿河一带的码头都发展成为繁荣的市镇，是为运河城市。

中国古代绘事中亦留有宋代文人学士对都城汴京的历史记忆，最著名的就是张择端画的《清明上河图》。其画法为散点透视，移步换景，记录了开封的市井繁荣。依据水浒人物的文本描述可知，“黄发”“碧眼”“皮肤白皙”“长大”等体征皆言说着西域人、鲜卑人或契丹人后裔的种族性。据《宋史》，传记书写中有慕容延钊、慕容德丰等，《水浒传》中有慕容知府慕容彦达。从姓氏文化可知，他们是鲜卑人慕容部落的后裔。从而可推知，文学作品、绘画艺术、历史文献中依然依稀可见大宋王朝的世界性和开放性，绝非后人一味批评的内敛性和保守性。

《清明上河图》（局部）

“千汉一胡”

如前所述，北宋的军队从事纲运，在历史上竟然是常态。北宋初年，大将张永德、赵延溥、祁廷训等从陕西贩运竹木至汴京，“所过关渡矫称制免算”，获利不菲。《大宋宣和遗事》写道：“朱勔以花石纲媚徽宗，东南骚动。”运河上的花石纲，贻害无穷：方腊起义即源于此，杨志、孙立等人在太行山聚义亦源于此。军队商业化，是源自将帅士兵的种族身份及其风习传统。

北宋汴京的都市文化，本质上是市民商业文化，而这种商业文化的繁荣得益于商人市民阶层的兴起。宋代“在上层精英和民众集团之间，一个极不相同又极其活跃的阶层出现了，并开始占据愈益重要的地位。这个阶层就是商人”。商人市民文化不仅对当时的宋代经济、军事、政治等深有影响，而且对后世亦影响深远。隋、唐、辽皆禁止商人及其子弟参加科举考试。天水一朝“右文”，正是始自北宋，取消了制艺中的这一限定，从而如沈垚所言，“古者士之子恒为士，后世商之子方能为士。此宋元明以来变迁之大较也”。城市居民商人阶层在北宋的崛起，与开封城居民的种族来源直接相关，一部分市民来自粟特人、沙陀人、回纥人、突厥人、契丹人及其后裔。

沙陀三部落中的粟特人以善长经商闻名，他们多豪商大贾，有的富可敌国。史载康国粟特人“善商贾，好利，丈夫年二十，去傍国，利所在无不至”。粟特人不仅唯利是图，而且受突厥文化影响而其性勇烈，视死如归。森安孝夫认为，粟特人具有“商人与武人的两面性”。汴京的市民中，很多西域人投募入伍，闲暇是商贩；而驻军又多从事工商业生产，符合粟特人的民族性格。古代中国是一个农业文明的国家，历来重农抑商，然而宋代却存在着“贱农而贵末”的倾向，甚至农民“有地不耕”。粟特人信奉祆教，反对苦行，倡导“酣歌醉舞”，享受人生。汴京的商业辉煌是中国历史上的独特存在，其市井世俗文化的繁盛恐怕与粟特人及其后裔不无关系吧？

今天，当我们翻看都市史、建筑史或唐宋帝国史之时，几乎难以寻觅到彼时商业市井文化的踪迹。然而，在文学文化文本的叙述中，却可以重构开封城市人文精神世界的图景。东京文学和市井中国的书写，其叙事空间就是皇城开封。了解都城开封的文化性格，有助于把握东京文学乃至于宋代文学的文化底蕴。开封城的重商趋利、世俗文化、“热爱生活、追求享受”“古道热肠、江湖义气”等文化性格与这座城市的居民及其伦理身份密切相关。“《水浒传》《三侠五义》行侠仗义、解难济困的故事，常以开封为背景，而把风花雪月、缠绵悱恻的故事留给了杭州。”开封与杭州的都市文化性格，如此迥异，其居民的族群身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文学伦理学批评为解读都市文学和都市文化提供了一种崭新的视角，让我们能够更真切地把握中国都市文学的精神实质以及都市的文化性格。

结　语

大宋汴京都市文化异彩纷呈、绚丽多姿，带有鲜明的世界性色彩，这种京师风物的繁华一直是宋元明清乃至于当代的帝都追忆和荣华想象之典范，它总是不时地出现在文学艺术的创作和书写之中。后世对汴京文化的想象与重构，往往想当然地以为这是一座典型的汉文化都市。其实，从汴京的居民伦理身份来看，本文揭示了汴京被尘封的真实的多族群国际化文化面貌。正是汴京城里的沙陀人、粟特人、回纥人、突厥人等多种族多民族的多元文化接触、文化互渗和文化融合才成就了汴京在历史上的世界性文化之辉煌。

要言之，从历史上来看，宋代开封这座都市的文化个性源自其居民构成。开封城在国际性文化中的勃勃生机，决定于其间的居民所创造的城市文化。汴京都市居民的伦理身份，包括种族伦理身份、民族伦理身份和文化伦理身份，共同塑造了汴京这座城市的多元文化性格，而前贤时俊迄今从未有从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维度对其都市文化的性格进行研究。作为研究方法，文学伦理学批评对城市文化的透视具有类型学的价值，例如对西汉移民实边和河西五郡的设立，移民伦理身份的考察对把握这些城市的文化性格就切实有效，从而本论文对开封城文化性格的探讨就具有方法论的价值和意义。

原文载《国际比较文学（中英文）》2023年第4期。因微信平台限制，注释及参考文献从略。如需查阅或引用，请点击文章左下角“阅读原文”或扫描下方二维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