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建文 || 西方及其幻象的揭示：舒尔策在历史断裂处的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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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载于ICL Vol. 7 No. 2 Summer 2024
作者简介
谢建文，上海外国语大学德语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德语现当代文学与文学理论研究，出版专著《现代与后现代之间的文明批判——博托·施特劳斯作品研究》与《德语后现代主义文学研究》等。
摘要：德国当代著名作家英戈·舒尔策在历史与制度变迁的背景前，在个人、社会、体制、历史和未来的关系中，将民主德国的历史层面、德国的重新统一和新联邦德国的现实，纳入其文学视域，尤其是将前民主德国社会发生历史之变之时、之后人们的思想、情感和行动经验，变异地化入文学，从日常社会生活的勾画中深刻展现民主德国、德国东部和由之伸展的颇为广阔的德国社会生活史与政治史。他在其日常虚构现实中描绘西方资本主义对东方的渗透与东方世界中部分民众对西方的热望和憧憬，从西方如何来到东方、向西方的逃离/出发、西方在西方怎样成为真正的问题这几个层面，细致而深入地展现这类见之于日常生活的经济、情感维度与价值选择姿态，以及在幸福和更好生活追求上所体现的本质性幻想。作家在反思东方问题的背景前讨论西方的基本性问题，范例性地揭示西方想象的悲剧性，同时，也在非虚构表达中从经济逻辑视角揭示联邦德国社会生活发展的撕裂性、偏废性，进而高度质疑西方尤其在过渡期及其之后所祭起且在现行条件下仍标榜推行的民主、自由、平等、公正等价值观念。
关键词：英戈·舒尔策；西方想象；悲剧性
西方这个概念，与东方相对，系指地球上的日落之地，后几经历史变迁，专指地球上的某一地，而后专指欧洲。西方概念同时为列属其间的人和对之拒斥的人所定义。在欧洲殖民扩张过程中，西方世界意指白人世界。在今天，按照法国历史学家费尔南·布劳岱尔的解释，西方的本质意涵则在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以及征服全球的梦想与垄断权；而美国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伊曼钮·华勒斯坦，作为布劳岱尔这一观点的发展者，描述了西方征服欲望和普遍性诉求的各种表现形式，指出其核心处在于捍卫并实施所谓人权和被称为民主的国家形式，而且西方为了合法地拒绝和否定其他文化与文明形式，强调自身文化的普遍性。因此，当西方将自己装扮成普遍价值、道德和文化的承担者时，其诉求被非西方民众中的绝大多数人所强烈质疑。后者在西方的诉求中看到了无可忍受的证据：傲慢、对他们身份的强行干预和对他们特殊性与记忆的否定。
德国当代著名作家英戈·舒尔策在历史变化与制度变迁的背景前，在个人、社会、体制、历史和未来的关系中，将民主德国的历史层面、德国的重新统一和新联邦德国的现实，纳入其文学视域，尤其是将前民主德国社会发生历史巨变之时、之后人们的思想、情感和行动经验，变异地化入文学，从日常社会生活的勾画中深刻展现民主德国、德国东部和由之伸展的颇为广阔的德国社会生活史与政治史。
他主要以一系列叙事作品，在一系列关系中精微而真实地挖掘个体角色与人物群像的心灵与情感史。而且，他非常关注人在历史变迁中存在与发展的可能性及其选择与向往，由之体现出凝结为自由和幸福等问题之思考的意识形态性；同时，结合其文学虚构之外更大范围的表达来观察，还可发现，舒尔策在西方问题的大框架下，重点关注社会发展与社会公平问题。人在体制和历史变迁条件下的经济生活及其纽结，和对之的审察，是他优先选择的主题。
从舒尔策文学表达的主题范畴中，我们凝结出东方与西方的关系和意味问题，最优先地深入其虚构现实内历史与体制之变过程中的日常生活，从个体及其与社会的关系，看取西方如何进入东方并如何在东方展现与激发，且勾画东方向西方的那种表面性与内在性逃离，揭示这种逃离的实质，而且更进一步地分析性呈现虚构情景中西方如何在新联邦德国语境下的西方世界中体现为虚像和幻想的破灭，西方怎样在作家非虚构性表达中呈现那种发展过程中的假象，从而在一个延展的和更全面的构架上展现作家对于联邦德国可归入西方问题范畴之内若干本质性问题的批判性剖析，并由之审视其意识形态性。
一、西方如何来到东方
弗里德里希认为，“东方让舒尔策感兴趣的程度，远低于西方”。作家“似乎对西方有一种非常的亲近感，以致会让人猜测［……］他是对抗性地远离西方的”。舒尔策对待东方的态度，其实与兴趣大小无关。东方就像西方，在他是避不开的现实世界与文本世界。他多次表达对东方的批评态度，在转折期及其前后的现实生活中一度还曾参与相关政治活动，而且在文学作品中是在西方切入进来的这么一个大框架下，展现东方于个体复杂的作用力与意义。弗里德里希谈西方于舒尔策的矛盾性关系，倒是颇为切合实际，而且准确地点出了他对于西方的态度：“不是作为给定的自然的秩序来感知，而是作为一个非常可疑的事物来对待［……］，或者也可以是另外的样子。”
英戈·舒尔策
舒尔策在采访中，在自己的随笔中思考西方问题，尤其是其本质性的经济逻辑问题等，表现出一种强烈质疑和批判的态度；在多部重要的小说中，西方也一直是其讨论的最核心问题之一。他的意识形态探讨及其姿态，同样正是从此间——当然也包括了从东方问题中展现出来的。这之间一个有意味的提问——正如《新生活》主角图尔默在大病且也似乎大彻大悟之中所凝思的——体现为：“西方以怎样的方式进入我头脑？”（NL 131）
在舒尔策笔下，西方进入角色们的头脑和生活，固然像在《彼得·霍尔茨》所设定的场景中那样，著名政治人物例如赫尔穆特·科尔等被直接纳入虚构现实中，到访德累斯顿，或基督教民主联盟等西方党派在东部由暗转明地建立组织、开展活动并参与竞选，或是在隐蔽或公开的多样集会中大谈自由、民主并与西方联系起来。更多则体现为日常生活中而且首先是经济生活视角下的点染。
在角色交流与行动所带出的场景中，政治层面的虚假和傲慢姿态，多有呈现。例如，主角霍尔茨参加竞选大会时与施罗德的交往和交流，乃至东部民众欢迎西方政治家时那种根据当时的氛围所采取的姿态和他们所得到来自西方允诺时的情景。但点题性的还是勒弗尔在霍尔茨面前所提及科尔的傲慢：“科尔从美国人那里回来后总是说，他们那个做派，好像赢了第三次世界大战似的。而科尔的姿态一模一样。他是胜利者，他不允许有任何怀疑存在。”（PH 456）这个议论由勒弗尔这个很早就选择资本主义、德国东部的既得利益者与当权者说出来，是很有意思的安排，非常清晰地或者也是不得不点出了以政治家为代表的西方如何进入东部的一个姿态和展现在世界面前的态度。这也正是舒尔策在其随笔中反复批评的“历史胜利者”姿态在虚构现实中的折射。
在日常层面，对西方的感受、认识和想象，更为丰富、细致，而且在细微处更能凸显西方在东方的诱惑力及其问题。这些类别的角色在现实中，也更真实地在经济生活等构架中构成了东部在特定时期的日常：
1. 作为西方权力的代表，借助政党或党派的力量，包括基督教民主联盟在内的这类西方传统党派以组织建构的形式进入东部，从而切入并强烈影响民主德国的过渡期乃至从政治上一定程度上重塑了东部重新统一后的生活。
2. 那些以西方商人、投资人等形象出现，也就是以西方资本的本质面目出现并介入东部经济和政治乃至情感空间等的生意人或金主。典型的如《新生活》中来自西部的那个志得意满、指点江山似的报业控股人巴里斯塔；还有像泽尔格这样的西方商人。他进入东方后，某种程度上成了霍尔茨在经济思维和市场经济原则观念上的启引者，而且也是霍尔茨在新历史条件下经济实践的支持者，同时，他也利用当地的房屋资源等，并通过影响霍尔茨，介入和深深影响东部的经济生活。
泽尔格以生意上宏大的计划来影响和塑造霍尔茨，他畅想道：“白炽灯灯具基地将建成德国最大的整体艺术品，霍尔茨城，一件建筑杰作，集纳世界上所有大品牌、最好的餐馆，配以游泳池、健身中心、健康中心、保龄球馆、儿童看护中心、大大小小的影院，再配上图书馆、迪斯科舞厅、夜校、剧院、音乐厅，再配以很多住房、轻轨站、地铁站和地下停车场……”（PH 501）。也就是吃穿住行、娱乐与学习等一体化，建成集成性超大工程。在具体的物质层面之外，也在这种垄断性物质把控和由之展现的独占性权力运作之外，他还在精神层面有所寄寓。他希望每个人在那里都有家的感觉，那里是大家共聚的地方，其屋顶上要标志性地设置一个更大、更漂亮的世界时标准钟（PH 501）。这份宏大与热切，似乎要将世界的经济生机全为霍尔茨包揽下来。泽尔格不经意地、实际上是有意识地引导霍尔茨进入宏阔的经营想象，后来的情节线索表明，霍尔茨接受了这一宏大构想，的确计划在白炽灯公司的地盘上建设一个一体性大型霍尔茨城（PH 514）。
3. 在民主德国时期属于被剥夺者而逃离西方，大抵失势，但重新统一后满血复活，虽有一份自省和收敛意味，但架不住回返德国东部曾经的生活空间后渐渐极为热烈的膜拜氛围，而俨然王者归来。事主那种装腔作势，民众那般虔敬而狂热，强烈的印象，如刻如镂地透亮了当时的生活与情绪氛围，如《新生活》中那位已瘫痪要抬着前行的流亡太子；像卡齐米尔这样的艺术家，在东部受到艺术家和粉丝圈的欢迎，在滞留逾期过后又复返东部（PH 135）；还有著名歌剧演员奥托等从美国归来，相关行为姿态和受到欢迎的情景，都带出了特定历史时期在与西方交集的气氛和某些本质特征。此外，在转折期的东部日常生活中，也存在奥尔加这样的角色，离开与归来似乎都是出于一己需要的必然和平常，但对西方怀着骨子里的认同和对所来处的对比性否定。当然，我们也需提及《新生活》中主角图尔默的妹妹，去德国或奥地利生活多年，最后穷愁归来；逃亡西方、艰难支撑、但怀有未来微薄希望而甘愿平庸踏上归途的普通劳动者，如霍尔茨的母亲。他们同样也带来了有关西方的信息，但更重要的是他们于过渡和转折期在东、西方比较视野中怎样介入变化之中的社会现实，尤其是经济生活。
4. 而更典型的，是民主德国环境下和民主德国转折期中那些在德国东部家人于朋友记忆与物质维系关系中保留的细节和特质。例如同学父亲拥有的西部名车在住宅门前气派地闪光；祖父母或其他亲戚从西部寄来的巧克力在关于童年的记忆里散发着醇香，带来的玩具和衣物让图尔默这样的角色在班级同学中自感高人一等（NL 134），或者干脆感到自己就是一个“西方的孩子”（NL 133）；或是在《简单的故事》和其他作品中突然不再被禁止了的前往西方的旅游和探访者。
《简单的故事》
舒尔策也擅长于精微地借助来自西方的日常物件，例如口香糖、香水，乃至汽车，展现东部语境中对西方意味深长的反应和认识。
场景1 在放学回家的路上，同学安德烈亚斯分食的口香糖，也不经意或不可避免地与西方挂起钩来。这是同学的大表兄从西方带来的礼物。“真正的美国口香糖”（PH 88）。这种表达口吻，在《新生活》中已是大规模采用，用以赞颂西方和表示对西方的向往之情。但在霍尔茨这里，却遭到了抵制。当安德烈亚斯吹嘘这样的口香糖在西方也颇为珍贵的时候，霍尔茨拆解性地说：“他们可真会动用一切手段从老百姓口袋里掏钱啦！”（PH 88）。在这一场景所在的第九章，舒尔策在章节提示句中就已不失诙谐地提及霍尔茨“又一次处于与阶级敌人的对垒中”（PH 88）。他描述霍尔茨的成长，常常是在与西方形成体制、财富、姿态和心态对比的格局中让主人公以一种辩驳、争胜的姿态展现和行动。这种安排颇为贴切，既出自日常，又符合主角心理、情感和思想的发展逻辑。当然，这里的口香糖之辩还只是预演。
场景2 在过渡期，图尔默的邻里纷纷脱去伪装，有人承认自己长期以来就是基督教社会联盟某政治家的粉丝，有人谈起丹麦，谈到终于能与她们在那里生活的堂姐妹通信了之类（NL 52）。渗透入心理层面的细节也涉及对西方礼物外包装的处理方式：连那些吃完后剩下的盒子和罐子也没有被丢弃，而是放在地下室里用来盛放钉子或螺丝，但这并非为了节约，而是特别要用以“提示那些幸福的节日与西方”（NL 136）。也就是说，西方并未因为柏林墙典型的阻隔作用等，而没能进入德国东部百姓的生活，反倒是常常在不经意间，或是被有意宣扬地，植入寻常人的感悟和对比认识中。
场景3 在为勒弗尔的表兄（他们一家每年回到民主德国度假，其子为奥利弗）洗那辆“欧宝”时，霍尔茨与奥利弗起了争辩。这也是霍尔茨第一次见到西方的汽车，接触西德人并与他们说活（PH 99）。然而，这第一次，虽有西德马克的酬劳（PH 94），却因为刚开始奥利弗对霍尔茨一副不怎么理睬、倨傲的姿态（PH 90）而致使双方发生龃龉。两人有几个层面的交锋：奥利弗嫌弃霍尔茨打扮寒酸、头发蓬乱，霍尔茨则反唇相讥，“我们可不像在英国那样穷”、“你们到我们这里来了好，可以亲眼确证我们过得如何”（PH 90）。而且，霍尔茨这次来洗车，并非就是为了挣钱，而是带来了《新德国》报，要让奥利弗和他父母从中知道“我们生活的真实样子”，要让他们了解：“我们这里可没有人穿着破了洞的裤子到处跑的”（PH 91）。也就是说，至少在霍尔茨眼中，东、西方生活最直观的物质外观，并不能影响他们对自己生活和所在社会的正面认识和自豪感。随着交流的继续，霍尔茨面对对方就他是否到过西方的提问答道：他不想去西方，倒是想去苏联（PH 93）。奥利弗说这里的钱不值钱，什么地方也买不到好巧克力。霍尔茨则针锋相对地说全脂巧克力令人作呕，他们这里可买到的才是真正的巧克力，细腻苦味的巧克力。奥利弗要霍尔茨向那道墙走去，只需走上3百米，说那里有铁蒺藜、地雷、自动射击装置之类，霍尔茨则认为那是为了防备帝国主义分子进攻（PH 93）。
这一连串交锋，虽只在孩子们中间发生，但因为西方要素真实地存在，尤其是拿来审视并作为影响思想观念和行为的工具时，便颇为直接并见微知著地点出了东、西方两种体制之间的对比、偏见或排斥。生活及其想象、边界、东方、西方这些大词与强烈的意识形态性清晰可见。霍尔茨虽然在历史语境中经历了外在际遇的改变和个人视野与观念的变化，但从我们认识他开始，其思想底色和姿态，差不多就是固定的了。他仿佛是与生俱来地相信他所在的体制和国家与政府的主流观念，对现状感到骄傲，对于未来抱有坚定的信仰，而且随时有一种斗争的姿态，并在行动上，本然选择服从于集体逻辑，俨然是现存秩序的辩护士和维护者。
二、向西方的逃离/出发
在庆祝德国统一三十周年纪念日的时候，基本的判断是，统一已经实现，但在似乎已统一起来的联邦德国东、西部之间，在统一三十年后的今天，仍存在差异。在政治家层面，看法整体上是乐观的，虽然也同时指出了努力的方向。德国总统弗兰克-瓦尔特·施泰因迈尔，虽然警示了社会分裂和政治领域内不信任不断增长的问题，但乐观地认为，统一三十年后，德国已成功“走过一条向重新统一的自由、民主国家发展［……］的道路”，而时任总理安格拉·默克尔大体也在一条与施泰因迈尔类似的认知线路上，她认为统一“已基本成功”，并呼吁民众要有勇气，“真正克服目前尚存在的东、西方之间的差异”，并致力于促进“我们整个社会的团结”。
而在德国学者和普通民众看来，德国的重新统一则更多意味着不平衡等问题。统一之后的历史发展，也是存在问题的。据联邦政府统计，东部的民众有“62% 的人抱怨要么没有工作，要么只有报酬比西部差的工作”，西部 32%的民众也同样将之视为对东部民众的不公，特别是有“57%的东部居民感到自己是二等公民”；民主德国出生的学者、社会学教授科尔莫根对于德国统一的认识，也主要放在东部民众的视线里。他认为首先是年长的东部民众将德国的重新统一看成加入，是接受联邦德国的制度，这之间，西方成为标准，而东方只不过是适应西方。这种调查和感觉并非情绪化的，很清晰、深刻地反映了德国统一之难、裂隙弥合之难。同时，联系舒尔策来看，不难发现舒尔策在自己的文学表达中揭示这种分裂性，是立身于所处的世界并把握了这个世界，而且直面问题，清晰地展现了批判的姿态。
在统一后第二十九个年头的相关调查和分析展现了更细节一些的问题。尽管德国东部的经济力量达到德国西部水平的四分之三，工资和个人可支配的收入达到了“西部水平”的 85%，而且考虑东、西部生活费用的不同水平，东、西部之间的差距可以说还进一步缩小了，但是相关调查表明，当时就有超过50%的东部居民感到自己是二等公民。虽然东部也有民众并不把自己看作是“转折的输家”（Wendeverlierer），但即便是统一后出生的东部的年轻人，对所谓民主成绩的满意度也要低于西部的同龄人，他们中每5人就有一个觉得自己更像是民主德国人，而不是德国人。在东部这里，失业问题堪忧，安全问题堪忧，人口问题堪忧。人口流失颇为严重，目前已减少到只相当于德国1905年时的人口水平。对民主的理解也发生了变化，选举所体现的抗议，越来越清晰地表明了这一点。
种种现实问题，都涉及相关人基本的生存与发展需要，乃至更高的需求。其间引发的失落、痛苦与愤懑是巨大的。上面采自报道的现象描述，已点出其中某些问题。博希迈耶教授所指出的身份焦虑问题，指陈更清晰：“［……］东西部的身份认同想象发生了激烈冲突，产生了直到今天也没有完全解决的德-德疏离问题。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开放带来的胜利感在东部和西部很快就少有所感了。重新统一之梦，更多的是变成了文化身份危机的梦魇，在前东德地区尤其如此，但在曾经的西德也是这样。在西部被蔑称为‘东部佬’的德国东部居民，其间是因为感到了给他们施加了侮辱的那种傲慢，而且也因为‘西部佬’殖民胜利者的做派——这些人现在在东部地区，无论是在经济、政治还是科技、文化领域，都占据了越来越多的位置——失去了自我价值感。毕竟正是这些民主德国人通过1989年秋的民主革命使德国的重新统一成为可能，而现在他们却不得不经历这样的事：享受他们自由斗争成果的获益者，真真切切地在对他们进行殖民统治［……］。”
那么，曾为体制变迁实际奔走、在柏林墙开放/倒塌前后和转折期仔细观察、深切感受、认真反思并富于犀利洞见的舒尔策，怎样看待德国重新统一后的社会现实？他在多篇演讲与访谈中，都表达着这样一种判断或吁求：在德国东部，整个国民经济都被抛向了市场一切唯经济发展马首是瞻。生活的一切领域，尤其是医疗与教育，无一能幸免私有化、商业化与利润的追逐，但凡盈利的，均被私有化；但凡会产生损失的，均被社会化，抵抗、质疑和对其他可能性的期待，均已不复存在。为了能过上自我决定的生活，需要民主，但要阻止与市场相适宜的民主，虽然它是民主新装中最漂亮的一件，要创造与民主相适应的市场。
舒尔策无疑看到了联邦德国统一后存在的关键性问题。这位有深沉历史感的作家，在回望中，同样看到了匈牙利1989年的边境开放（NL 438）、布拉格的逃亡事件（PH 442）和所谓布拉格难民列车（NL 450）等。他在一系列作品中，揭示面向西方的逃离，有怎样的过程、怎样的结局，而后是一个什么问题。我们注意到，在《三十三个幸福的瞬间》这样的早期作品中，舒尔策已着手从多个维度观察和表现西方对于东方社会的影响，其着眼点在于西方职业生活中的工作态度，或美元的诱惑，也在于从体制变化之后的俄罗斯向西方逃离。因为现实生活落差而产生的基本生存保障或对更好物质生活的追求，成为这种逃离的真实动机。
小说集中的第26个故事，从第一人称叙述者角度，讲述一群人艰险穿越边境进入芬兰的旅程。在这里，角色视角下的描述采取对比方式，涉及这一旅程牵连的两个世界一系列表象的呈现：入境芬兰后，天空逐渐放晴，柏油路平整顺畅，草地青葱茂盛，最终一行人得以坐在漂亮宽敞的露台上惬意享用牛排、香槟、咖啡和甜品，而在来路，俄罗斯阴雨连绵，树木光秃，柏油马路凸凹不平、时有时无，汽车老旧破损、故障频发，更严峻的是遭遇谩骂、威胁、围攻、殴打和刁难式检查，甚至有同伴在中途被人从车上拉出，惨遭毒打并拖入沼泽。叙述者的叙述，符合特定历史条件下向西方逃离的预设，似乎一定是这样的线路，西方才获得想象的意义。这一群人发出感慨：“我们终于做到了”，“我们终于成功地完成了我们的使命”（AG 202）。他们在对西方生活的渴望中，以日常真实的牛排、香槟、咖啡和甜品等实现了他们的“使命”。作家无疑看到了旅程的艰险和相关的安慰，但当“使命”一词出现在角色的表达中，反讽的意味还是显在的，因为这一旅程清晰区分于出埃及的逃离。只是“迦南地”的想象，的确难以从角色或角色之外的世界里剥离。
在《彼得·霍尔茨》中，舒尔策在逃离的主题下设置了更复杂的关联。
其中，奥尔加舅舅克劳斯的逃离，更像一个东方间谍乔装进入西方的故事。克劳斯带上家人绕道布拉格，就像在后来的布拉格逃离事件中那样，部分程序叠合，因被怀疑是派出的卧底，在大使馆遭受过严格的审查，在过境时也曾经经受细致盘查。也就是说，这次出逃完全采用一套逃离模式。然而，这一逃离后来成为克劳斯在转折期吹嘘的资本，他自诩外逃第一人，到处贩卖所谓逃离故事，准备写下来这一切，但似乎受到包括来自西方的威胁（PH 441-442）。这个逃离的故事并未提供真假逃离的真相，也有别于进入芬兰犹如入迦南地的故事，但无疑提示了在特定历史变化时期，逃离几乎要成为一个可以谋取名利的手段。
在奥尔加的故事里，她的逃离牵涉更多的权力与政治要素，而且也成为一个讨论的话题。按照奥尔加的自述，她因为与来自西方男友的交往，受到国安局的威胁，而不得不选择去西方。逃往西方费尽周折，在西方与男友的关系反倒远不如两人当初在民主德国时生活的状态，因为奥尔加没有工作、未能在西方社会得到相应的位置，钱成为他们中间的大问题。其实就是关系不睦。奥尔加又在过渡期回到了她原来的环境中。来自西方的苏珊娜指责奥尔加的逃离，认为当初离开了她该在的位置，去了西方。她说：“你曾是有机会的，但我没有。”（PH 357）她所指的机会是“改变什么，彻底改变什么”的机会（PH 357）。也就是说，在她看来，奥尔加当了逃兵，错失了机会，本可以、也应该留在当地彻底改变什么，成为历史的推动者，参与历史的发展进程，她似乎一下就以此将自己放在了历史正确发展的方向和发展的制高点上。当然，按照奥尔加的思想和发展逻辑，她即便留在当地，也不会有多大政治作为，至少不会成为反对派。然而，哪怕就是反对派，苏珊娜也在其中发现了问题，对反对派一派指斥的态度。她说她还从未像在民主德国这里这样“经历过如此腐败的、痛苦的、虚荣的、贪得无厌的反对派。［他们］忘记了一切，昨天他们还一心企求的一切。恰恰在整个的所有财产被剥夺、被倒卖的时候，他们还在为万德利茨镇的小资产阶级储藏室而生气”（PH 361）。值得注意的是，苏珊娜关注和批评的是那些跟着西方乃至随之摇旗呐喊的人，不是过去的当权者，是新一批欲夺权者，在苏珊娜看来，这些人贪婪、狭隘，缺乏真正的精神。毫无疑问，奥尔加很乐意将自己描述成国家暴力的受害者，但她的逃离，在一个更高尚名义的逼视下，未能称其为受害，而相反成为一种政治责任的背叛，因为她不在所谓好的反对派中，特别是不符合在过渡期复杂、微妙环境中西方对其中的政治局势发展所怀有的期待。毕竟，我们在经济领域看到了泽尔格这种在转折期积极推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原则的急先锋，在党派政治领域更看到了勒弗尔争夺权力、直接塑造当时的政治生活。因此，更清晰地说，奥尔加在苏珊娜看来，因为她的逃离，没有能成为西方可以依靠的代理人与他们观念、逻辑乃至方案的实施者，这就是根本问题。倒是在讨论现场的霍尔茨一直保持沉默，舒尔策安排了这个细节，借助霍尔茨的体认表明：这个时代的种种斗争非常令人迷惑地感到矛盾，霍尔茨一直以为能独自批评性地面对这个时代，不过是不自量力的假象而已（PH 362）。
在《亚当与伊芙琳》中，卡佳自称是一个逃离者，亚当追随伊芙琳一行人去巴拉顿湖途中，接收她搭乘便车，后者出现时，处于饥饿状态，口头上表达模糊：问她从何而来，答道从那儿的什么地方来，问她想去哪儿，表示还不知道（AE 69）。但她后来还是忍不住透露了一点她的故事：她曾试着横穿多瑙河，当时她们还是三个人，后来另外两人就这么失踪了，不知所踪（AE 76）。在她的叙述中，她是属于西逃者行列的。我们还得知，她准备进入匈牙利，但没有签证，过境时只能躲在亚当的车后备箱里（AE 76）；她自己在西方也建立了联系。最核心的是，她表示去西方是为了“更好地生活，真正地生活”（AE 80）。她认为自己过去的生活一眼望到退休都是那个样子，她无法忍受了，她的亲戚也都在西方，她想去那儿上大学，附带打工。然而接着，我们了解到，其实是只有她一个人曾试图偷渡多瑙河，没有其他人失踪这回事（AE 80）。这个修正性的信息，固然表明女人的叙述与表现并非可靠，但也说明这个女人潜逃西方似乎下定了决心。
《亚当与伊芙琳》
然而，在爱的名义下紧紧追随妻子而来的亚当，来源与去向其实皆有些晦暗不明或有意遮掩的卡佳，在亚当突然的意会中给了我们到底还是令人惊心的逆转：他们两个人都是国安局的人，要检验其他同事工作的可靠性（AE 81-82）。原来，他们去匈牙利，旅途中的种种幌子都是为了打探，想探查其他人何以越境，这是双重的拆解，拆解爱的虚像与潜逃西方的决心和计划。亚当爱的动机，卡佳有些悲剧色彩的潜逃尝试，或者说至少是她的潜逃本身，似乎成为国安局控制力的伪装。
然而，逆转发生在亚当的意会与卡佳的叙述中，舒尔策在这里很好地利用了角色叙事的不可靠性。在后续情节展开中，再无其他相关证据确认这个逆转能够成立，因为我们看到，最后卡佳还是事实性地抵达了西方的日常生活。
在西方怎样来到东方和向西潜逃这两个方向上，舒尔策为角色们也为我们设置了一个过渡地带，虽然有些绕道，但设计得俨然如天堂也绝非天堂，而且将拟天堂所自与其出口设置成极为可疑之地——这就是在东部世界和西方世界之间的匈牙利及其著名的度假地巴拉顿湖。历史要素放在那里，舒尔策借亚当与夏娃之间的关系和伊甸园，作为绝佳的框架，通过小说主角在两性之间的关系与其行动，凸显神话中的那种诱惑模式，形成禁止与诱引之间的张力，营造假象性诱惑图景与静好氛围，最终形成由主角和其他众多角色共同烘托而形成伪拟的地上天堂或者天堂前厅——也就是再耐心向前迈进一步，便进入西方，在不顾一切逃向西方的方向上以为有的“天堂”。在这部小说的扉页上，对其主人公亚当与女人的关系，有准确而有趣的类别介绍：“女人们爱亚当，是因为作为裁缝的他为她们添彩衣并使她们值得追求，而亚当爱漂亮的女人们，是因为他让她们穿上彩衣，而后追求她们。”也就是说，以外在的美为标的，而且是以亚当的造物为核心纽带。正如其妻子伊芙琳所点出的：亚当为赤裸身体的女人制作衣物，以此装扮，是以此视为自己的造物（AE 30），犹如上帝取男人的肋骨做他的另一造物——女人，从而推动形成两个性别之间的诱惑模式。亚当作为裁缝，颇具声誉，其顾客有些甚至从莱比锡和卡尔·马克思城远道而来（AE 38）。同时，让西方边境开放的这颗禁果在眼前飘动，首先令作为夫妻的亚当和伊芙琳，犹如亚当和夏娃，怀着对西方的想象或对东方的信念，矛盾交织地面对更大的诱惑与陷阱，也就是让男女两个性别共同面对这第二个也是真正并具有意识形态内涵的诱惑。
亚当与夏娃
《亚当与伊芙琳》这部小说中的情爱关系，首先是放在至少是明示的生意关系中，例如亚当与莉莉之间的暧昧也是在裁衣、试穿衣服之间处理的（AE 20-22），其次是放在与政治、信仰和对东、西体制认识的框架中展开，例如亚当与其妻子那种断续而若即若离的情爱关系本质性地就离不开回东部还是去西方的选择，也就是涉及两种体制之间的选择，而小说中的其他女性角色，虽然也是因为钱的关联而选择具有西方背景的男友，但西方迷梦的影响，还是起了很大作用。
亚当与莉莉的暧昧，稍微错后一点地几乎是被伊芙琳在她与亚当的家里拿住，这样的情感冲突在伊芙琳和亚当的婚姻关系中直接产生了明显的嫌隙作用，也成为去往巴拉顿度假地的推手之一。伊芙琳、包括亚当和来自西方的米夏埃尔（Michael）等在内的一行人“踏上宏大的旅程”（AE 34），但伊芙琳坚决拒绝亚当跟随，拒绝他一路上不断表达的爱意（AE 45）。然而，在亚当这一端，更多是表明，是亚当一直在重新向伊芙琳靠拢但一再被推开的过程，是一个似乎以爱之名在不断争取的过程，同时也隐含着亚当劝说伊芙琳重返民主德国而放弃去西方的努力。
伊芙琳等人来到匈牙利巴拉顿湖度假地，虽然在角色们的感觉中，都似乎有一种在天堂和即将进入天堂的感觉，但他们中间的交往关系和氛围是有些沉闷而诡异的。这一群人在民居度假环境中，一方面在与旅途劳顿和对所自之地贬抑性认识相对照的背景前，对度假地暂时性的稳定和安详生活节奏相当满足，甚至其中的乐观情绪也体现为伊芙琳和亚当这对主角夫妇仿佛已重新和好的局面；另一方面，他们之中明显存在并未得到解决的情感纠葛，都有所期待，彼此较劲，但都不说破，都在待机而动。本来，米夏埃尔从汉堡来，按照西蒙娜的说法，似乎是要与之成婚，然后去西方，然而，西蒙娜一度怒而无言地离开，而且迷惘地不知要去何处；亚当表面上一直声言对伊芙琳的爱，似乎在行动上也颇为坚定，但实质上还保持着隐秘的另一层，特别是他对于米夏埃尔与伊芙琳之间暧昧乃至公开的交往，表现得并不在意或者隐忍时，显得颇为反常。这倒不是他自辩清白而实质上却与其他女人之间颇有勾连，而且对旅途偶遇的卡佳（Katja）也曾几番动过心思，甚至与度假地接待他们的那户人家的女儿佩皮（Pepi）也似乎有某种深度关系，不免在道德感上怀有些许自惭，也就是他在总体上似乎就是一个比较含蓄的潘神；而那个米夏埃尔，就是一个轻诺者，一个借经济利益和钱的优势施行诱引者（他其实并不富裕），他在西蒙娜和伊芙琳两人间腾跳暧昧，其西方的身份显然被他有意识的利用。客观上，在男女交往和诱惑模式上，西方男子在过渡乃至转折时期的东部，已成为一种标签；还是这个西蒙娜，虽然场景性表现不多，但离开、复来，又离去，说明她已不愿留在这个圈子里，她要亚当送她去乘火车，表示是不想在此打扰（AE 134）；而伊芙琳，将自己定位为受损害者，差不多始终保持着对亚当道德上的优越地位，虽偶有同亚当缓和的姿态，但明显自献于米夏埃尔。
伊芙琳整体上将他们目前在这里的活动和交往视为一场愚蠢的游戏，悔恨自己为什么要跟着一起玩（AE 152）。这场游戏从情节的发展状态看，表面上是指她与亚当之间恨但尚怀夫妻旧情的关系，她与米夏埃尔之间并不真诚的游戏状态，她与米夏埃尔之间虽有不避讳的情感勾搭，但无疑还是在意亚当的。这种矛盾的情感状态让我们明白，为什么伊芙琳会有一系列拒绝，是对西方的想象与一直未离开东方的一只眼一直纠缠在一起。但另一方面，我们又非常清楚伊芙琳与米夏埃尔的真实关系，小说中不仅描述了他们的打情骂俏、出双入对，而且事实性地写到了他们偷情（AE 147-148）。
其实，在伊芙琳看来，游戏的愚蠢性在于度假地这种表面的度假生活中潜藏的矛盾和对所预示的危险不以为意：一方面她和米夏埃尔等人真像度假似的，去湖里游泳，或在度假地家居生活中喝咖啡、牛奶闲谈，同时也包括闲居时调情；另一方面她处于一种内心挣扎的状态之中。尽管米夏埃尔对于西方有种种炫示性鼓吹并极力怂恿她去西方，但她强烈担心在边境被抓，或是不愿越境之前像难民一样生活，同时又在这种担心、不愿也不敢向米夏埃尔所指的所谓“新生活”（AE 153）迈进中，只惰性地并有所期待地留在这样一个隐伏着危险的过渡处境内。她说她没有像米夏埃尔想象的那样坚强，躲在车后备箱里过境，或是从边检人员中冲过边境，而且也拒绝米夏埃尔的提议先去布达佩斯度假一周，在希尔顿宾馆住上几天后，然后搬去大帐篷里30人挤在一顶帐篷里，像巴勒斯坦难民那样，而且帐篷区满是国安局的人（AE 154），同时也否定了米夏埃尔走大使馆这条线路出去，作为“外部的大使馆难民”（AE 155）出逃的建议。是的，她意识到自己是在跟着玩一场愚蠢而危险的游戏，向前，越境去西方，与向后，自愿或被迫回到过去的生活与秩序中，都是问题。
但她在度假地情感关系中的重要一极米夏埃尔显然不这么看。他在伊芙琳的种种拒绝中，从其态度和行动逻辑看，就一直在怂恿和推动。之前已提及他鼓励伊芙琳向西方迈进，现在表达不解伊芙琳为什么要与佩皮一家待在一起（AE 153），也就是对待在度假地这个地点不满意，并认为伊芙琳多年来在自欺，而现在，新生活将要开始（AE 153），匈牙利又会重新开放边境，并且否定伊芙琳的担心，认为不会将涌到边境的人重新送回来（AE 153）。他就是这样一个鼓动者、推动者，甚至提到了他们也可以结婚，这条路径总是一直存在的（AE 155），以此作为尝试种种可能性之后的一种选择。而且在此之前，他还表现得更像一个西方的浪漫吹鼓手。还是在与伊芙琳性的戏谑中（AE 148-151），米夏埃尔知道自己的优势所在，他除了施加身体的诱惑外，最本质的还是动用其西方资源，至少他是要激发这样的资源想象。他说他们首先可以至迟在圣诞的时候去旅行，去纽约、里约或是去墨西哥，看城市、沙滩，享受海浪和与友人相聚（AE 150），也就是以旅行这种最有动感的活动激发对西方及由此扩展的对世界的想象。但比较符合虚构情景下伊芙琳心态与行为逻辑的是，就像她一再要求关窗那样，她内心犹豫地还是为亚当与她过去的生活留下位置。她说她想象这些即可，所求的只是能有这样的想象（AE 151）。但米夏埃尔极力渲染说，伊芙琳根本不知道他想象的是什么图景和是何等美妙的情景，而且更肯定地为他所自的世界鼓吹，或者说就只是为了争取伊芙琳，而更加卖力地鼓动：“你在我们那里就是要生活得更好、更长久”（AE 151）。
这次湖畔旅行，缘起与安排皆是因为米夏埃尔这个西方来客。由这样一个来自外部环境的人改变虚构情景中的既存状态，是符合历史语境的，在当时的现实中应属常见，而且在变化的历史条件下更为频繁。在虚构情景中，西方来客天然所带有的经济优势光环、其所自环境给人在人与社会及其关系等方面的想象力，特别是被角色理解或误解或风闻的婚约允诺，也表明这次旅行是由他在推动安排的。但这趟旅行的框架、基本走向与性质，都不是这个西方来客所能决定的。是对西方的想象，现实的逃脱动机，以及西方诱惑与逃离东部这两方面的发展与相互较量，决定了这次潜逃性质的以为是向天堂进发或者似乎已在天堂的旅行。清晰的线索体现为亚当与伊芙琳之间，其次在于在推动这趟旅行并牵涉到亚当与伊芙琳之间情爱关系的米夏埃尔与伊芙琳之间，再次是旁逸性质的亚当与卡佳乃至与佩皮之间，最后也在于米夏埃尔和西蒙娜之间。
这最后一组关系，不仅是因为这趟旅行的最初最微末的缘起所在，而且也在于这两人之间的关系发展，后来产生溢出效应，从而影响了周围角色的感受和情爱格局。小说于此着墨不多，但也有矛盾处的提示。米夏埃尔嫌弃西蒙娜挑事，说谢天谢地她走了，她可是一直在挑事（AE 138）。但亚当随即反驳米夏埃尔，说他始乱终弃，说甚至他都知道他米夏埃尔打算娶她。米夏埃尔说是答应过与她结婚，将她带出去，但并不能因此就可以给他定规矩，提到西蒙娜最后甚至还威胁说要告发他（AE 138）。其中，点出了两个事实，与西蒙娜可能的婚姻关系，只不过是各有目的的交换关系，在西蒙娜这里就是一个逃离或离开的捷径。但显然，米夏埃尔也绝非可以通过对西蒙娜的指斥而将自己置于道德的高点——虽然他作为借口，非常乐意因此而占据道德的高地。不过，他确实看到了在伊芙琳这里也存在类似动机，因此利用了这样的动机，并顺势且顺利地发展了与伊芙琳的关系。同时，在亚当这里，除了一贯隐秘的放浪可能给他带有某种类似负疚感的压力外，他追随而来，其实是要将伊芙琳带回他很适应且不愿离开的社会秩序中，也就是说，他是以他所自的既存体制之名在争取伊芙琳，而不是像这趟旅行表面上给人的假象那样，是进入了天堂，或要奔向天堂，因为有旅途中两性诱惑花絮、片段性宁静风景，特别是到达度假地后景色、氛围和人际交往所一度呈现的祥和景象，在叙事表层似乎真可以给人这样的印象；而且，因为只不过是既有生活与社会秩序和理念发挥了作用，而使此处本可以有的爱的内核成为又一种冷峻的虚幻。这趟旅行，颇有几样虽不热闹但也因为其中的矛盾性而在活跃的情感纠葛，但缺少爱的真意而不具备本质性力量。
通过上面主要在情感关系层面的纠葛，我们看到了逃亡西方之前的过渡状态中情感矛盾的本质性内核。所谓情感的矛盾和游戏，只不过是作为装点放在恰巧在不同社会体制间摆动的经济和生活欲望乃至价值欲望处。然而，这类向西方逃离的故事，也还是因为这一平常却也带有时代标记性的情感纠葛，而远比媒体中保留和再现的逃离故事及其延续，来得生动，并因为人性侧面的揭示而使这种揭示的意识形态性更具辨识度。
三、西方在西方怎样成为真正的问题
针对别人一再对他所提的问题“您抵达西方了吗？”作家说，他现在只会这样反问：“您指的是哪个西方？1989年时的西方，或是1999年的西方，或是今天的西方？您指的是莱茵资本主义［西德］，还是指纯粹的资本主义？”西方及其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体制之间附着于其上的种种理解与意味，在作家这里，是有明确区分的，而且不是本身彼此区分，而是放在内涵变动的东方面前比照地进行区分。
作家在文学虚构世界里，区分性地展现了一系列关系中的西方。他不是停留在将之视为现实中没有给出的回答或未展开的讨论，而是在历史语境中命运性展现复数的西方。现在针对“您抵达西方了吗？”这个问题，回之以一连串反问，似乎意味着对这一问题或问题的提法表示不耐与不满，其实想表达的就是问题所涉及的问题：抵达西方了吗？
舒尔策在《长长的访谈》中直接表明：“东方与西方是此岸与彼岸的世俗表述。我在这一种生活中没有成功获得的东西，也许在另一种生活中，也就是在西方成功得到了。如果说东方退场了，那么就只存在这么一个世界了。”在获得感的表达外，舒尔策显然非常在意东、西方世界同在的关系。紧接着，我们在期待的意义上读到了作家对西方的批评与真正的失望：“我的问题，正如我所说的，不是东方的消失，而是西方的消失，一个带有人的面貌的西方的消失。”在其他场合例如演讲中，他也同样不避这样尖锐的表达：“我的问题不是东方的消失，而是西方因为雪崩性将所有生活领域进行经济化处理而消失。这种［全面性］经济化日益使自由与民主等概念成为傀儡，可谓咎由自取。”舒尔策对西方的批评，表明了他及其笔下一众人物曾对西方怀有多么深切的愿望和多么热烈的想象。西方其实恰恰占据了他的本以为属于新世界的世界，只是绝非他和他的角色们曾期待的世界。这个世界在舒尔策看来，是失去了人的样貌，占主流的逻辑是损害民主的普遍私有化与经济化。在虚构的世界里，这种在寻求中对比的眼光和失落乃至非常反感的场景也是常常可见，例如《亚当与伊芙琳》中两个同名主角来到联邦德国后的遭遇，尤其是亚当在职业、生活方式等方面所遭遇的严重挫折和态度转变，很说明问题。在《新生活》中，主角图尔默的体认也是在部分交流场景中非常清晰地指向那种西方于他已不再存在也就是不再能确立之时的迷茫，只有当主人公飞往蒙特卡洛时他才感觉到“仿佛那个西方还在”，也就是说，在别处，在这个主角的感觉和认知里，西方是不存在的，而不是曾经处于社会主义体制之下的东方不在了。因此，这样的感觉对角色自然是很有冲击力的。
1. 亚当与伊芙琳在《圣经》映照下的抵达西方及其幻梦破灭
在一次接受采访的过程中，舒尔策提到，有人常常问他是否已抵达西方，言外之意就是问，他人在西方，是否感情和思想也已在西方。舒尔策对此是非常反感的，因为他从中最直接感到的就是那种西方式的傲慢。而且，从他一贯的态度看，他恰恰是出于深切的期待，而对统一之后的联邦德国所存在的一些根本性问题例如经济逻辑问题，是持强烈批评意见的，角色世界里的亚当与伊芙琳等人，更是避不开这个问题。更精准的提问可以是，他们能进入西方吗？
一如之前在日常的氛围与节奏中，舒尔策将逃离的过程及其中的心理、精神和角色关系等方面的问题由矛盾的张力关系细腻而典型地呈现出来，此时在西方的世界里，也是有选择地描述角色们过程性进入西方日常生活所获得的喜悦和所遇到的重要问题。作家在接受采访时曾明确表达，《亚当与伊芙琳》的故事“不仅涉及民主德国，而且也涉及其后开始的新时代”，并提及他真正感兴趣的是“依赖性与自由之间的那种转变”。因此，他一方面试图由这种转变来刻画角色的物质、精神与情感状态，另一方面也展现过渡期西方世界、西方东方之间沟通关系中发生的历史变化，从而两相结合地揭示直接面对西方世界时所产生的角色层面内、外的日常生活政治。
亚当与伊芙琳到达慕尼黑，住在中间人鲁道夫家。总之，这两个主角非常过渡性地越过奥地利，到达巴伐利亚——这个可能的目的地。那么，这里是怎样的景象、品质和意味？在这里，可以确定的是，伊芙琳似乎依然放不下过去，更准确地说，还没有为现在做好准备：她表示自己先得重新适应亚当（AE 241）。也就是没有真正准备好重新接纳亚当，因而也意味着没有适应她和他的重新开始，而且是在另一个世界，他们要来、终究是已经到来的这个世界里。也就是说，他们先遇到了一个他们之间关系的问题。虽然暂且还只是伴侣关系中的一方感到有疑问、需要调整，但所遇到的问题实际上是涉及本可以在这个不同于过去的世界里作为依恃的基础性力量。这是一个在后来的日常生活铺展过程中真正成为绊脚石的问题。
接着的问题是，在西方的世界里，他们要登记。这是他们新环境下面对外部关系遇到的第一个严峻问题。伊芙琳和亚当在面对自己的过去、面对东、西方之间的关联时全面经受审查，非常直接，破除了任何可能的想象的玫瑰色。详细的过程揭示，非常有利于展看角色从本拟进入的世界中一步步后退或只是愤怒地原地踏步。
伊芙琳在工作人员指导下填表。她的全名是伊芙琳·舒曼，又被问及出生年月，其父母的情况，生日、出生地和职业，问及兄弟姐妹，问及伊芙琳的教育状况，问她是否一个人过来的。又问起她的伴侣卢茨·弗伦泽尔，也就是在他们伴侣之间、在朋友圈被称为亚当的这个人。这个本名被挖掘出来，里面就显露了这个登记的非比寻常。对方又问他们何时认识，住在何处，亚当的职业，问伊芙琳想离开民主德国的念头始于何时。伊芙琳回答说一直有这样的念头。对方问她大学是否学教育学，伊芙琳回答说学过一年半，想学艺术史、日耳曼学或法文，因只有教育学有学习位置而未能如愿。对方问他们是否已入党、是否参加过青年组织，他们去匈牙利，是否是为了利用这个机会。伊芙琳回答她想离开，亚当是跟随而来，但她拒绝明确回答，亚当是否不想来，是否想阻止她来，说这是他们的私事。审查人员又问亚当是否在部队服役过，是否是在民主德国国家人民军中待过，问他的军阶，是否在边防军中待过，接着又绕回到了那个他没有得到明确答案的老问题，亚当为什么不愿意让伊芙琳来“自由世界”（AE 247）。而之前，伊芙琳已经做了说明，提到不能说亚当不想这么做，他想跟她在一起，因此最后一起来了。但审查人员认为弄清楚这个问题对亚当个人也是有好处的，因此又问，亚当为何没有立刻想与她一起过来，她是否对自己的生活伴侣拿得准。伊芙琳嘲讽地问，“你们认为亚当是间谍？”（AE 247），并算是辩护地提起，只有亚当不去参加投票选举，只有他嘲笑民主德国，根本不把民主德国再当一回事。而审查人员反驳说，尽管如此，他还是想留在民主德国。伊芙琳说，他感到舒坦。对方继续问亚当的情况，问他在匈牙利时是不是往民主德国打过电话，是否与已回民主德国的哪个人有过接触。伊芙琳回答，亚当用车将他们的一个朋友送到了火车站。对方又问，这个女朋友是回了民主德国吧？伊芙琳答，是的，因为私人原因。对方补上一句道，那么私人也未必吧（AE 243-247）。伊芙琳说，“如果你们想知道，那还涉及一个男人，从西方来的男人，从汉堡来。”（AE 248）对方问他的名字。伊芙琳说知道，但不想说。对方依然还是对亚当感兴趣，话锋一转，问的是弗伦泽尔先生是否与民主德国驻匈牙利大使馆有过接触（AE 248）。显然，他们对他们的行踪相当了解，而且似乎高度怀疑亚当。伊芙琳警觉地问，他干嘛要去与民主德国使馆联系。对方答是例行询问。但对方问的是，当时亚当在使馆行为如何，是不是逼迫她去大使馆，甚至暗指是亚当偷走了他们的证件钱包，迫使他们去使馆补办证件和出钱，而亚当自己的证件并未丢失。当然，伊芙琳不相信亚当是在伪装和设局。对方敏锐地抓了伊芙琳在为亚当辩白过程中用到的“他们”一词，便问谁还在去大使馆补办证件的这群人里面，于是伊芙琳又谈起这个想游过多瑙河且其时将证件弄丢了的女朋友，但拒绝告诉对方她的名字，而后又谈到亚当怎样用车将这个女孩偷带过境。对方又问汉堡来的那位先生与弗伦泽尔先生之前是否认识，且还想问其他问题。但伊芙琳带有了结性地告诉他，亚当是因为爱她才跟着过来，不是出于政治原因，他与民主德国不相干，他同她一起逃了过来，他们俩现在在这里，这就是事实。她还表示，如果是刺探，那亚当究竟要刺探什么呢？（AE 249-250）
总之，这是伊芙琳在与亚当一起逃入并试图进入的这个新世界里，接受的详细询问，这个漫长的问答，非常彻底地点到了他们来到这个世界之前的经历。虽然对方一再表示是例行公事、询问是他们的义务（AE 250），仿佛很寻常，只是核心的问题最后表明，一条明显的线索指向并不在场的亚当，询问的意图和内容颇不寻常，均提示亚当有民主德国间谍的嫌疑。至少这份来自新世界官方的怀疑，非常清晰地体现为扰动要素，足以破坏任何对这个所谓新世界的想象与寄寓。《圣经》在这两个主角逃离的旅途，有机缘呈现的就是天堂这个桥段。只是他们当初开始这段潜逃之旅时，不是出于对天堂的向往，而是自选或跟进性地来到这个所谓自由的世界。而现在，在这个世界的入口处，真实而强烈的怀疑，是他们最初获得的最真实也具有很大考验性的待遇。
伊芙琳与亚当能抵达西方吗？
至于亚当是否是间谍，舒尔策给我们来了一个小小幽默，他在那一番严密的询问之后，在接下来的一章，拟定题目为：“间谍们，两人一组”。（AE 252）这实际上是亚当与伊芙琳坐火车出行，一路叹赏火车在阿尔卑斯山前开行时所见到的美丽风景，仿佛是要去寻访米夏埃尔。两人交流或相互“刺探”的是彼此情爱或欲望关系中的花絮。虽然亚当也问到了，伊芙琳与米夏埃尔在一起时后者是否怀疑过他亚当是国安局的人，而从情节的发展看，这也并非间谍之实的确证，反倒是在最后，演变为伊芙琳的自得，因为她发现亚当的魂是在她的身上，她引出亚当的表白，“我的魂真的一直在你这里”（AE 255）。当然，这一次的交流也透露出，他俩被分别询问，都被问到了另一半的情况，而且都回复要询问者直接问他们的另一半。亚当表示不解，他们这算怎么回事，伊芙琳说得干脆：他们在找间谍（AE 257-258）。至此就很有趣了。到了联邦德国，也就是所谓西方，亚当表达了他的无奈：他将一切都扔在那边不管，而在这边，他却不知怎样去挣自己的面包钱。而伊芙琳似乎很满足，说他们在西方，有了所有的证件，得到了护照，卖车而得的3000西德马克，能够学她想学的专业，房子能免费住着（AE 256）。也就是表面上看，或者从一方面并从她的视角看，是这样一番景象。但是，更本质的是她甚至比亚当更清楚或更能直接地点明，联邦德国相关机构的人员是在找间谍（AE 258）。因此，其间嘲讽的意味就非常明显了，亚当与伊芙琳投奔西方，而西方却似乎是势所必然地待他们如间谍，或者就是要找出间谍，在他们看来，亚当有迹象就是间谍。
这是亚当与伊芙琳最初面对这个世界时必须接受的方式，是他们在西方接受的第一课。他们没有任何理由可以避开或者拒绝。这一课内涵的西方的控制与排斥力量，命运性地切入他们新的生存，不仅塑造了他们在西方最初的时日，而且隐性地影响着他们后来的日常生活与情感生活。舒尔策将角色们在西方的生存及其对这种生存维度的体悟，非常真实和现实地放在他们的日常生活场景中来细致展看。
接下来的场景是，伊芙琳与亚当搬到了慕尼黑，住在亚当的姑姑吉泽拉家，之前亚当曾电话与之联系（AE 238）。吉泽拉坐下来与伊芙琳喝酒，说：“为了你、你们干杯，为了你们的到来和你们的新生活干杯”（AE 261）。毫无疑问，在亚当的姑姑眼里，他们来到西方就意味着新的生活。伊芙琳显然也认同这种说法。她提到，她之所以离开民主德国，是认为生活中应当有些其他的东西（AE 261）。也就是说，虽然她之前一再提到，她只是提到她知道要离开，而且知道不能回去，或者说到了西方后，很满足于得到了她过去求而未得的那些物质的便利和生活中该实现的基本权利，例如上大学修习自己愿意选择的专业，但这次她透露出来的，意味着在心底里的某个角落里依然保持着某种基于日常生活但似乎又超越于此的东西。随着在西方日子的铺展，他们的其他愿望也逐渐展现出来：例如他俩期待能在慕尼黑哪个位置不错的地方有自己的房子，铺有地板，带有修剪很好的花园。更重要的是，他俩已将《圣经》带在手边，而且不只是上次那种方式的阅读，而似乎是想常常翻阅，并将其中的表达与他们的心境和想法勾连起来。伊芙琳对亚当说，《圣经》上什么地方写着，“信仰、爱和希望。爱，我们有了，对你自己的信任，也有了，你只缺希望，就缺希望，但你有我，我就是那个希望［……］”（AE 267）。这段话是非常重要的提示，借《圣经》中的表述，表达此时伊芙琳对他们在变化后的世界里所处境地的认识。当然更多的是表示了伊芙琳此时对自己与生活满满的信心。只是，伊芙琳在新的环境里的成长或变得明朗了的变化，是否真正意味着她足以成为亚当的“希望”，倒是需要经受检验。
伊芙琳在这里又与卡佳见面了，后者也到了西方。两个女人见面的场景，让我们更全面地了解到他们的生活在西方怎样一步步伸展或失去。按照卡佳的观点，伊芙琳适应此地，仿佛就是此地而生；但亚当于此地不相宜，就像是一张假币；而伊芙琳反过来也羡慕卡佳，因 为得知后者的叔叔给她提供了一间房，认为她 这儿有亲戚，有一个真正的家（AE 271）。也就是这场谈话勾画了他们现在的处境或感觉中的处境，而且，卡佳承认她差点爱上亚当，但亚当对她没有感觉，而且认为亚当对伊芙琳是真爱（AE 271-272）。
当然，伊芙琳对亚当的情况看得更切近一些。她指出，亚当现在无所事事，因为这里大家什么都买成品，派不上用场，整天只坐在电视机前等。在他们的那个叔叔眼里，他们就是经济难民（AE 273），是逃兵（AE 273），现在是留在那边的人在战斗，他们是英雄（AE 272）。这一番归纳与转述，清晰地点出了亚当无用武之地并被轻看的尴尬之境，而且间接呈现亚当本来不愿出走的民主德国，正有一批人，为了变化而站了出来，而亚当却被迫处于或的确处于这样一种颓废状态。虽然亚当想到要斗争，不是闲坐，但在他的处境里，他也只是为了改变目前的生存状态而挣扎。
在他所自的环境里，亚当当然也从不曾是什么英雄，或者说他并不曾在政治或职业上曾想有什么壮举。这点从后续情节来看，也得到了证实。亚当提及莱比锡发生了20万人的大游行，而且柏林也会有大游行，但他态度明 确，说不希望他们的游行达到目的（AE 282）。然而，在他当下不同于他所自世界的现实中，他平凡的职业与日常生活，相对于伊芙琳可能的入乐园，却是失乐园似的，没有可能保持与继续。因此，我们看到了亚当在西方处境中真实的困难和最终发展而成的绝望。
还有更棘手的问题要揭示出来，虽然不是为了来西方才出现的，但的确是到了西方后并且的确是在相当程度上为了能够来到西方才会隐伏且到现在才暴露出来的问题。伊芙琳透露她背着亚当从米夏埃尔那里弄了一点钱支付租房押金（AE 274），而且感叹，如果米夏埃尔多给她一点时间就好了，虽然口头上说不 知后不后悔，但终究还是流泪了（AE 275）。这个流泪大有讲究，原来她怀孕了！她不能断定孩子是米夏埃尔的，还是亚当的，而且亚当也不知道这一情况（AE 275）。是否留下这个孩子，伊芙琳也说不知道（AE 276）。这里涉及的困境，是多重的：谁是孩子的生父，固然一时难以弄清，但其实是伊芙琳不愿弄清楚，而且不想让与她有瓜葛的两个男人，也就是一个来自东方、一个来自西方的男人知道她怀孕的事实。总之，这里面显见地存在伦理的困境。同时，经济的困境涉及基本生存，这也是一个基础性问题。因此，这个本可以意味着喜悦和希望的孩子，因为由来存疑和伊芙琳不愿直面这个疑局，在真实的西方环境和条件下，恰恰首先成了伊芙琳的困局——虽然比较而言她的抵达似乎相当顺利，而且显然要成为她与亚当共同生活的障碍。
在这个投奔西方天堂的故事里，角色们缺钱成为常态。亚当在这里毫无用武之地，一度想要奋起，投了很多求职信，但均被拒绝。他已知道伊芙琳怀孕，问过谁是孩子的父亲，然后表示要考虑一下。而从伊芙琳的叙述中，我们确证，她绝对不能说是亚当的“希望”，而且她自己也没有能力展现这份“希望”。她说她已五天未与亚当说话了（AE 285）。也就是说，在就职无望、孩子身份成疑的环境里，她也是压抑的。这个被认为天性快乐的人，被其他角色衬托并确认是焦虑的（AE 285-286）。而且，事实表明，亚当也未将自己的“魂”灌注在伊芙琳身上，虽然他一度表白伊芙琳就是他的“魂”。伊芙琳觉得不可理解，或感到愈发糟糕的是，亚当常常失踪，不辞而别，昨夜，而且是夜半又一声不吭地走了，如果他在家，也只是沉默地、失神地站在窗前，他似乎“在尝试使自己适应死亡”（AE 289）。也就是说，伊芙琳发现了他们之间交流的断绝，尤其是亚当这一可怕的消极状态，一种迫使自己适应死亡的状态（AE 291）。然而，偏偏伊芙琳不愿向别人说起，哪怕是向卡佳也不愿诉说亚当这一可怕的境况，不然就觉得是“背叛”（AE 289）。或许伊芙琳对亚当还是有一份尊重和关心，但对这种状态，她看得真切，也感到痛苦。在一个很少见的长长内心独白里，她认为亚当爱她也恨她，从爱她起就恨她；知道他对自己很愤怒也很失望；发现他总是往瑞士打电话，感到并希望他喜欢瑞士，瑞士是“他的西方”，想到过他在瑞士能成就一番事业（AE 291）。伊芙琳似乎也在为他俩设计和寻找脱困的路径。而且，她作为虽非决然的但毕竟最后在一起的命运共担者，在西方的经验中一起经历。只是，她不是一种引领者、拯救者，在她所经历和正经历的世界里也绝无可能肩负起这样的责任，甚至不是一个劝导者。
然而，这一切并不能妨碍伊芙琳向自己诉说。她作为一个清晰的观察者在诉说中所体现的关心、忧切，展现了亚当在不情愿进入西方后的挣扎与反思。亚当的反思有些要脱离他一贯的视角和生活姿态。他变得犀利，对外部世界的显著特征把握清晰，抨击也不容情。他对周围一切的认识和判断就是过剩：太多的话，太多的连衣裙，太多的裤子，太多的巧克力，太多的汽车（AE 291），也就是物质过剩，言谈过剩，而这样的态度，会引起通货膨胀，会因此埋葬一切，埋葬真正的东西，正确的东西（AE 291）。他看到了这个世界物欲横流，看到这问题危险的后果。他甚至很犀利而清晰地由之谈到他实际上是想到了人的原罪问题（AE 291）。他认为这份原罪，就是人们想拥有越来越多钱的欲望，而钱会败坏一切。这种贪婪的情形，不只在瑞士存在，而是普遍性的（AE 292）。这个亚当，也是因为自己的劳动曾获得钱财，至少在他的伴侣眼中过去是有钱的，只是在西方，失去了继续和发展职业的任何可能性，而陷入无钱并非常窘迫的境地，而他偏偏像霍尔茨那样，虽然走到这一步的线路不同，却殊途同归地产生了对钱强烈批判的态度，且抨击钱之后的欲望，之后的整个世界。在这里，这个世界就是真实的西方的世界。
在这种渐至绝望的生活中，所幸他们在巴拉顿湖度假地曾一度有过的交际小圈子还在交往。伊芙琳与卡佳几次见面、同游苏黎世湖、并能比较深入地交流。而且，卡佳还将她现在的男友马雷克带入了这个交往圈（AE 288）。而亚当和伊芙琳似乎中途还是回到过亚当在东部的住处，因为此时柏林墙已经开放（AE 288），民主德国正处于过渡状态。但这次短暂的回返，显然不是凯旋，也不是如舒尔策笔下其他从西方回返东部的人物常常表现出的那种得意并自以为占有优势。他们只是发现了他们的住处被人闯入，遭到了搜查或劫掠，总之是遭受了破坏，到处都是被撕碎的照片，被揉成一团的信件和账单（AE 298），一片乱象。然而，亚当在笑（AE 299），而且是“又在笑了”（AE 300），但伊芙琳知道那不是笑，又不知可用其他什么词来表达。从中，我们不难感受到眼前房子的乱象给亚当所造成的内心冲击。他的笑，不是笑，是哭泣或控诉？但伊芙琳视角中的呈现，只暗示了某种压抑、负面的性质。然而，重要的是，亚当以此方式在发声了。伊芙琳从中感觉到，她这时又相信亚当了（AE 300）。亚当去西方后，后期愈发寡言，甚至一言不发，许是现在哪怕一片破坏性的乱象却感到熟悉的住处氛围对他有激发力，让他能打破他的沉默，而且，哪怕是这种打破沉默的笑根本不是笑，甚至可能是很可怕的东西，却给了伊芙琳心灵上莫大的安慰，似乎让她在亚当身上重又看到了熟悉的伴侣。这是舒尔策非常犀利的一笔。在东、西方两个世界及其意味的揭示上，作家借角色们的日常生活，他们的命运及其波澜，意味深长而本质性地表达了他的认识。如果在西方只能沉默，在东方只能惨笑，那么，安慰在哪里，希望在哪里？或者这些许的满足，只能采取伊芙琳的姿态？
在这个日常也很特别的小插曲之外，亚当与伊芙琳在西方的生活还在继续。他们在这里新租了房子，也就是没与亚当的那个姑父（姑姑吉泽拉的丈夫）同住了。伊芙琳在继续大学学业，并在等待他们的孩子出生（AE 310），而且想象在孩子出生的六月，能有太阳、蓝天、山岗，四处郁郁葱葱，想象孩子出生在一个“最美好的世界”（AE 311）。舒尔策现在在伊芙琳的希望中植入了希望，就像在亚当的惨笑中植入了安慰。从伊芙琳的口中，我们明确得知，这孩子是她和亚当的孩子（AE 310）。不但孩子身份的危机克服了，而且被认为或者至少是被希望出生在一个美好的世界，而这个世界，是在他们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同时，伊芙琳这个角色的发展在日常层面也更进一步。她还想着能趁早出售他们在那边，也就是留在民主德国的房子，希望亚当能从东部收购装饰品、瓷器、古钱币和箱子之类，也就是收购古董之类，然后在这边出售（AE 311）。她颇能适应这边的生活，经济和生活头脑灵活，而且非常欣赏和享受在这里的生活（AE 313）。也就是，这种生活于她如果是新的，首先是指物质的维度，同时也涉及她选择和愿望的可能性。但亚当不屑于这种生意。同时，当伊芙琳想象几年后也许可以回到东部去时，他竟然脱口而出地问：“回去？回到那些偷我自行车、偷走我们一切，砸了我们一切的那些邻居身边去？”（AE 310）。他显然十分反感。当初他不愿来西方，想将伊芙琳劝回东部，未成；待在西部，发展未成，甚至生计窘迫，并对自己绝望；而面对重回东部的可能性，也因为现实的刺激，而断然拒绝；同时对于在东、西方之间利用一些便利和条件赚取经济上的好处，也完全不屑。那么，他在一个变化的历史语境中，在一个正在或已经被西方掩盖的世界里，何以处世，何以安身立命？舒尔策在这最后一刻给我们成功塑造了一个像图尔默和霍尔茨那样复杂而深刻的角色。
亚当只能更多的是遭遇危机，受到损害。虽然他的某些选择和态度，体现了一种执拗和反抗，但绝不是政治意义和思想觉悟上真正的觉醒与反抗，而只是生活中和囿于自己环境的挣扎。因此，唯其如此，舒尔策使亚当这个角色，至少在一定层面和群体中具有了某种代表性与典型性，这是一种取自日常、并不复杂却意味深长的真实。而且，作家在这个具有某种代表性的人物身上发掘出一种比沉默和惨笑更沉郁的内涵。就像塑造霍尔茨和图尔默那样，他让亚当在他的故事最后，在其生活面临更向好或更深危机的变化时，从他的日常处境中来了一个惊人的爆发：亚当站在院子里焚烧照片。这是非同一般的举动，因为照相是亚当重要的爱好，所获得和积累的相关照片是他自以为的成绩的展示，涉及他过去的职业经历和成功经验。其中包括他作为女装裁缝为那些女主顾所量身定做的新装的照片。更微妙的和对他更有激发力的是其中一叠叠女人的照片。这些照片至少在伊芙琳眼里是“他［亚当］的女人们”的照片（AE 313），而且显然一直为其所珍藏。而现在，他非常平静地烧毁他职业和欲望或情爱关系中的记忆与成功，烧毁靠他最近、最为他珍视的东西，也是他过去生活在职业与欲望这两个重要方面凝聚成为他个性的一个东西。这意味着什么？是与过去告别？是以为能告别而面向未来？是以这种销毁过去的姿态象征性地表达拥抱新生活的决心、信心和期待？还是要表达既回不到过去，或许也不愿回到过去，而且也不能真正有新的开始而绝望？或者只是自嘲或游戏？这一切皆有可能。
只是在伊芙琳的视角里，亚当在烧毁照片时的平静与冷静让她感到害怕（AE 313）。他边烧边笑，而在邻居男子用铁锹来拍灭火时，也参与灭火，灭火成功时与邻居一起吼了一声，然后还不忘转过头去对在远处观看的伊芙琳等脱帽、微笑和点头（AE 314）。仿佛这是完成了一个壮举或某个游戏。然而，伊芙琳这时感到一阵寒意袭来（AE 314）。在这一情景中，她为什么感到害怕与寒意？是窥破了烧照片的举动，将之视为毁灭，多种关联中的毁灭？或者只是保持在日常生活层面，为了与亚当关系中的自己和未来担忧和绝望？作家又一次在小说结尾处，在所有关系和情景，相关的命运和思考不能再向前推进时，而且在公共的空间，设置了这样一个在角色行为逻辑上突转并在虚构现实发展方向上呈现开放性的结尾。
很有意思的是，小说结尾的重点不是放在伊芙琳这个更适应而且似乎也更适宜西方世界的角色身上。她更多只是一个观察者、反应者，而不是一个有意味举动、方式或行动的展现者。她与米夏埃尔这个来自西方并有美妙允诺的角色之间，并未主线地发展出所谓愿望与幸福的实现，婚姻和旅行的允诺仿佛从未有过；在她这一端，也并无相关的追求与失落之类。只是因为支付房租而得借钱的现实日常需求，才让她与米夏埃尔在这个所谓的新世界里产生交集。伊芙琳在西方世界中的呈现，其幸福感及其幻象或悲剧性，都不是关注的重点。而《亚当与伊芙琳》所有表达强有力的一击，是放在亚当这里，甚至可以作为希望之象征的将出生的孩子，最后也是落脚于亚当，而表明是一个东方的孩子——而这一切，是这么意味复杂。
《亚当与伊芙琳》在一种部分时段表面轻松实则整体上颇为凝滞的情绪、心态关系与情景中，聚焦转折期特定历史事件背景前日常生活的一个别处，将逃离和抵达之间的状态，放在东方与西方这一本质性张力关系中，揭示伊甸园的虚像及其间的悲剧与反讽要素。
伊甸园
在《亚当与伊芙琳》这部小说中，一个以度假名义在比较微观层面展开的逃离，通过一对情侣在变化的日常生活空间中呈现的非常有限的情爱张力，实质性揭示了过渡期及其前后东、西方在个体层面力量的消长与意味问题。首先，作家在名字和关系角度设定上就有影射亚当与夏娃这一对关系的意图，从而使虚构现实中处于社会底层的情侣/夫妇关系在联想意义上获得类型化和更一般性特征，并将西方作为天堂的想象联想明晰化。假借度假旅行名义离开民主德国并假道匈牙利的逃离，即或在匈牙利，在尚未抵达真实的西方世界前，也本质上因为角色们内心的期待、受这种期待影响而形成的处理逃离过程中外部世界和角色之间关系的行为方式，而似乎使“将西方神秘化为内心天堂的这一主题再一次浮现出来”。至少在伊芙琳的角色视角下，虽然对西方一再显出所有保留的态度，但她一再在与她相关的关系中强化她所选择的旅行方向，是她和一行人的度假之旅成为必须的逃离，然后才令这一心理、言语和行动层面被强化的旅行，在向西方推进的过程中慢慢被暗示为、并以《圣经》中的伊甸园故事昭示为天堂，而接着在进入西方的现实生活时，竭力让自己相信并维护这个所谓天堂。但是，在亚当这里却是完全相反的认识和判断，而且在他的生活世界中，也恰恰体现为完全不同的状态。他这个在民主德国时还是颇为成功的时尚裁缝，能以其裁剪装扮有效影响他人的生活，而在西方，则完全失去了任何施展自己的机会，也因此失去了规划自身生活的可能性。如果说东方生活于他某种意义上尚具天堂性质，那么在西方，就是“西方的幻灭和去神秘化”，是被逐出天堂，而且在西方的日常生活中他自己也逐步体会并认识到，本质上是失去了自己的“尊严”。这个进入和逐出天堂的关系，舒尔策以角色视角来展现其中的矛盾、对立性质，而且通过这一对夫妻不同的天堂理解和境况呈现，揭示了于两个角色各有差异但实则具有共性的天堂虚假性质。
作家提及，当初他在《亚当与伊芙琳》这部小说的朗诵会上，曾一再被人问到，天堂位于书中何处？他答：“如果我能明确回答，那么，这部小说就是多余的了。对亚当这个自立的女装裁缝来说，天堂似乎最有可能在东方。但这么看可常常又是忽视了亚当的反抗性。然而另一方面，他没有做这样的选择，因为明确拒绝那种体制是不可想象的。女人们，例如卡佳倒是在西方寻找天堂。但也许天堂也只是时间上有所限制的东西，也就是说，或许可知在巴拉顿湖畔的那几天或那几周。在其间，角色们感觉到能自主地在东、西方之间做出自己的选择。或者，天堂存在于伊芙琳的希望中，这个希望就是一切变成其他的样子，整个世界发生改变？”舒尔策这个回答非常有意思，颇不确定，然而又清晰，且意味深长。他谈这个天堂问题，当是兼顾了他的文本意图设置和这部小说虚构现实给人的激发。其回答不确定处体现在：亚当的天堂很可能在东方，但考虑到他反抗的举动，似乎他自己说到底也并不认可；如果说卡佳的天堂在西方，可她也只是在西方寻找天堂，而且文本现实提示，通过伊芙琳的眼睛确认，她在西方有了一个家，但这个家远未具备天堂特征；对女性角色而言，天堂也许位于她们在巴拉顿湖畔度过的那段时光。虽然她们也享受度假的那份安详——且不论她们与男性角色之间那种暧昧但紧张的情感或心理关系，但度假在逃离的巨大焦虑中甚至到最后连表面的假象也难以维持；而最应当和最有可能在西方找到天堂的伊芙琳，虽然在个人外在的几个方面得遂心愿，但本质性地因为她与亚当共同的生活遭受了失败，而其天堂只能处于希望之中，而且，舒尔策将这个希望提升得很高，那就是伊芙琳所处的西方世界整体发生改变。而这，无论如何只能是伊芙琳的奢望。因此，她的天堂之梦，在双重意义上遭到了否定。不难看出，作家尽管在小说世界的最后，留下了一个“东方的孩子”，但绝不意味着已处于西方世界这个时空中的角色们，尤其是亚当能够借此在某种意义上营造一种想象：似乎能回到东方其实并不真实存在的天堂氛围中去。因此，作家的这一笔，实际上也带有消解性质。作家实在无意于在角色们的所有梦想和心力汇聚的西方、乃至在由西方向东方回望的过程中，设置一个天堂，哪怕是一种想象；而且，从作家写作的情况看，《亚当和伊芙琳》是清晰地以东、西方之间的逃离和追寻为主题的小说，而且进入和在西方世界的相关表达如此丰沛，却依然只是以天堂意义不确定的意义空间来表示天堂在东方、在西方和在变化后的世界里均不存在。而且，这种表达的方向和思考的姿态，也再一次提示舒尔策不准备提供任何乌托邦方案。从中我们似乎能感到他的某种悲观，但仿佛更多的还是来自他情感与思想表达力量中那种批判性的冷峻。
2. 新生活并不能开始
在《新生活》中，写作在主角的成长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是作品的一个贯穿性主题，在主角与变化中的外在世界之间关系的不同阶段和层面留下了特质性标记。
正如赫勒所言：“人的情感一般总是寻求艺术形式得以宣泄”31，图尔默从少年时就开始了他的作家梦。他从未怀疑过自己的才华。他要写下自己的观察、体验和思考（NL 147-148），要表达别人之不敢言，“例如，西方好于东方，虽然我们想去西方，却不被允许去西方”（NL 146）之类。也就是说，他在写作里不仅表达着自己的人生志向，而且要展现勇气。他的生存状态，某种意义上就是以写作的持续展开和孜孜以求来标示的。写作伴随和支撑着他度过军营与大学生活。在此间的生活中，他甚至每天都将自己的日常随时随地地转化为文字，以此磨砺自己的成长和证明自己的价值（NL 167）。他追求和欣赏这种以写作介入、刻写乃至提升日常生活的方式和状态。虽然，后来的生活让他不时得放下手头的写作，不能真正成为一名作家，但写作于他就像呼吸一样不能舍弃。
他以写作来酣畅淋漓地勾画自己对西方热烈的想象。西方在他笔下，在他少年时的头脑里，乃至在后来相关的回忆中，就是天堂。街道是地下加热的，加油站从不关闭，所有商店和门楣上方广告在闪耀，人人在各种公共交通上随时都有座位，汽油如香水芬芳，火车站像热带花园，在学校里可留长发、穿牛仔裤、嚼口香糖，此外世界级的市场就在西方（NL 135）。凡此种种，这一西方图景里尽情膨胀着物质力量和物欲满足的想象。
他寄寓写作以浪漫的生活设计。他表示要写自己想写的东西，以防将来有一天他对民主德国当权者来说显得太危险，要被逐入西方，能够在那个已出版自己著作的地方，同女友享受生活、爱情，写作并旅行（NL 224-225）。
然而，一趟缘起欢迎金的西柏林之旅，却让他断然放弃了写作（NL 592）。
曾几何时，图尔默与母亲、妻子和继子初游巴黎，在西方这另一处都市场景，却有着决然不同的体悟和收获。寻常的经验，被主人公深刻地收在写作里，借以与收信人深情交流。其中一次他在巴黎的咖啡馆独处，突然意识到有两小时时间属于自己，意识到“平生从未经历过的那种自由”，一下子几乎要热泪盈眶（NL 63）。这是一种瞬间击穿心底的感受。接下来一次巴黎街头漫步，他更将之提升至象外高度：“这是在自由中迈出的头几步［……］，是在自由中迈出的头几步。我要忘记自己的年龄，忘记自己的姓名，忘记自己从何而来，我只想看，只想一步一步往前走，只想你在我身边”（NL 64-65）。街头漫步在他不仅是奔放的自由，不仅可以有爱的期盼，而且成为“彼岸”的指涉（NL 66）。他将漫步归来，表达和视之为似乎清晰地反衬着此在的“彼岸”归来。而现在，从西柏林不是从彼岸归来，不是从“彼岸”的沉醉中归来，而是在主人公表面上看仿佛要刻意发展而成的病中决定放弃写作。
图尔默是想表达什么？告别过去？为了未来？
在病中的数周，小说主人公萦绕在心的一个核心问题是：“西方以怎样的方式进入我的头脑，而且它引发了何物？”（NL 131）。这也是我们要探查的。而且我们要扩展探查的是，西方可能是什么？西方来到东方后，东方可能是什么？（NL 112）难道西方在东方实现了西方，所复制推行的生活就是新生活？因此，如果说放弃写作在图尔默这里，本质性地是要以他最在意也最着力的存在状态作为否定的对象并借以表达告别过去的态度，那么，现实条件和他自身的准备，却没能给予他多少机会在或许是面向未来的姿态中迎接小说标题所提示的“新生活”，或者至多只是让他获得那么一点稍纵即逝的机缘从生活迅速而起的变化中感悟和期待非常不易把捉的生活新要素，或者像他妻子米歇埃拉那样以对选举情势和结果的极度不满来表达对新生活的强烈怀疑（NL 161-163），因为新生活在《新生活》中被表达为不是什么的时候，例如不是因为“追求德国马克”而一切变成西方既存的样子（NL 112）时，才获得稍稍确定一些的品质。它可能涉及新钱、变化的政治与选举活动等，但实际上，还根本不是什么。在图尔默这里，这个所谓新生活一直是一种悬而未决的状态。
还是在虚构的现实里，我们看到，图尔默在他职业发展上，是明确告别了剧院的工作，并最终也停止了很多年一直在断续坚持的写作活动，而转向办报，并由此转向与办报相关的经济世界和也必然要卷入的过渡期的政治生活。因此，至少可以判断，“在图尔默的发展中，可清晰见到他摆脱艺术的身影”。他放弃日常生活中的“审美生活”，或者反过来说，放弃了以“‘审美生活’”这种“处理日常生活的［……］方式”。虽然这也未必一定意味着他要彻底放弃与写作伴生的反思的习惯和由此展现的精神姿态，但是，毫无疑问，他在突如其来的病中，他在内心的挣扎中放弃了这个作为他显性存在方式的写作。而经济生活乃至他所面临的全新的经济逻辑，于他绝对不是他最后的本质性追求。这种生活及其所在的世界，事实上也表明对他来说具有“持续的新挑战和冲突的发展前景”，但无疑不能向他提供一个“有意义的生活”，因为我们从任何维度上都未看到图尔默的日常世界是“为他［……］自己的存在”，而且经济逻辑主导的生活，从联邦德国的现实看，根据舒尔策的分析，无论如何不是“民主的”。
因此，图尔默在放弃写作后，更进一步的疑问是，新生活值得追求吗？是“真正的生活”（NL 162）吗？这个问题，比新生活是什么的问题，更不可以回答。似乎只有一点可以断定，放弃写作及其生活与思考方式，绝对没有允诺一种“有意义的生活”，只能是一片“巨大的虚无”（NL 587）。
3. 烧钱作为表演性否弃
霍尔茨试图从经济生活中有所拓展和逸出时，也只不过借助既有的房产、开画廊，但艺术在此不是作为日常生活中的革命要素和个人素质等提升的手段，而只不过是多了一个赚钱的手段，而且也的确成了有效的赚钱工具。因此，其不多的思考品质让霍尔茨对钱的思考（以及小说主角和来自西部以投资客身份出现的角色之间的投资学和生意经）先有了特定制度下的印痕，然后又有了在浪漫姿态中的意识形态意味。
当母亲转达遗产的消息时，霍尔茨刚好卖掉了他最后的房子。他想转型，在重新定位。他认为，说到底他没有成功，他只是得到了越来越多的钱，现在还加上了这遗产。他光是利息，拥有的钱，就超过一百万了。他认为钱当提升人，当促成一些事（PH 528）。三年前他将一千万投进一家公司，也就是通过投资和股份，获得的钱越来越多。当他们在规划“霍尔茨城”时，他最终有种感觉，感到是将别人屋顶最后的屋瓦揭走了。他的追求可不是获得更多的钱，不是消灭或买下别人，然后以盈利行善。所谓善行是最糟糕的，不是自己所挣得的东西，会让人依赖并毁掉一个人的尊严，因此他不会接受遗产。如果一个人钱多得噎住了喉咙，要重新吐掉也不易（PH 529）。
这简直是霍尔茨关于钱的宣言。在他自己看来，他的房子是被强加所得，相关收益等并非因他自身努力得到，而遗产更是飞来财富，也意识到摆脱财富不易，意识到这个困境。但他终究一直很清醒地表示钱本应有对人对其他积极的作用，但显然他发现在现实中并不能遂其所愿。所以这一宣言，为他日后的行为，哪怕是表演性的行为奠定了逻辑架构。
显然，霍尔茨的烧钱，从规划、到现场呈现，所依赖的公证人煞有介事的证明与活动开启仪式，到直接利用的道具一千面值的马克——至少在当时的现实中并不存在，尤其是以霍尔茨为焦点的情绪展开、视线投放和为展看烧钱的一系列准备活动、以梯登高过程，都表明这是一场精心安排的表演，想以钱为核心概念表达，而且放在这个并不以为对艺术有多感兴趣和有多少艺术才华的人身上，并很特别地偏偏以悄悄展开的行为艺术，以掩饰性的“艺术原型”为活动之名，既要表现霍尔茨对钱的认识和以钱行事的反思，也展现极其一生在钱上多有经历后所要表达的感受和其他东西。
钱在霍尔茨这里的逻辑在1998年9月1日这天结束了。霍尔茨的“钱一直且无意义增长的循环结束了”，这个日期界限，也“象征了一个新时代的开始”（PH 562）。他是否能开始一个和开始怎样一个新世界？之前在公证人指挥下已开始烧钱（PH 551），他现在就是继续他的烧钱表演。比之上次在画廊，这次在户外，尽管没有民众注意到他，他感到很开心（PH 563）。他应当是在世界时钟底下行人过往的广场上。这次在他的挎包里带了一百万马克（PH 562）。霍尔茨声称，他周围的朋友都知道他今天在这里干啥，他们有一天会明白，他决定这么做不是反家庭和朋友，而是为了社会（PH 563）。他有意选择了户外的开放环境，要切近地展现烧钱要表达什么。他不避讳对烧钱行为的激发做出反应，甚至其本意就在于不仅以行动来这样激发，而且在讨论和交流中推动这种激发，也就是将他所怀有的关于钱的观念和实践意图在公共交流语境中推向高潮。
霍尔茨一张张烧钱，认为即便是没有人注意到他的行动，他也会为了让自己快乐，为了自己的解放而庆祝这种行动。他说，连他的别墅他也卖掉了，到最后，他只剩下钱了（PH 563）。对这个最后的似乎最有力量的拥有，他在实验性尝试处理之后，现在以进一步推进的行动来彻底了结。他在两个维度上推进此事：将自己从过去的限制中解放出来，同时也是为了有益于社会。
当霍尔茨烧钱烧到第十九张时，他其实一直期待着的行人、路人或民众的关注终于出现。有个女人停下脚步来看霍尔茨烧钱，然后摇了摇头，一个学徒或学生要霍尔茨一张所烧之钱残余的那一部分，一名男子问这些钱不会是真的吧。这正是霍尔茨可以着力的地方，他需要利用这种好奇和交流来表达自己。他说，“如果您在这里站着看一会儿，这对您就会是理所当然的事和平常事，也许会引起您的反思并仿效我的样板”（PH 565）。又有旁观者想自己一试纸币真伪，有声音确认纸币是真，但也有人说，就没有一千马克面值的，还有人问霍尔茨是不是玩帽子戏法的。有人问为何烧钱，霍尔茨答多余的钱会引起灾祸。也有人阻止他烧钱（PH 567）。现在的霍尔茨，当然是大有余钱。他对钱的功用认识，在其成长过程中已有很大变化，但非常关键一点的基础性认识，在他尚在少年时被催缴餐费这件事上就已清晰体现出来了，那就是对钱的期待大抵总还限于其对基本日常生活的保障。因此，当他有钱时，他便觉得钱的多余。而他对在变化的历史条件下与钱相关的机构、运作机制，尤其是市场经济的贬抑性认识，更是坚定了采取在他看来直接有力对待钱的处理方式。他很满意自己的行动产生这样的激发作用。
霍尔茨认为，每个人都可以烧自己的钱，毕竟是在联邦德国。按照法律，所有者能随意处置属于他的财产。但他也承认，他在公开场合烧钱的尝试，还是遭到公职人员例如警察与非公职人员的阻止和瓦解。他也宣称，他不再在公开场合烧钱，但仍三次尝试回到世界时钟底下遂己所愿地烧钱。虽然他意识到要想“体面地摆脱他的钱”（PH 570）在每个人这里是几乎不可克服的困难，但他坚信，根本不能高估钱的危险性，烧钱于每个人都是可以的，于企业、党派和国家都是可以的。他认为这是做正确的事，虽然很难（PH 570）。这既是宣示，也是反思，同时是鼓动与行动兼备，认真的表演和不合其所处世界相关规则和机制的反社会性活动结合，不单是关于钱的宣言，而且是关于霍尔茨已成长到什么程度却又决然幼稚到什么程度从而在反讽和撕碎什么的展示。他不仅要完成自己的塑造，显然也期待着前面已提及的烧钱现场的反应，而且期待更大、更深层面的反应和鼓动作用。所激发的反应包括，别人问他，是在拒绝生产资料私有制吗？您是想以此表达对我们社会的物质主义基本态度表示抗议吗？（PH 570）。霍尔茨尽管不想就此交流，但他在烧钱这个设计和行动上一直以来刻意与决然要展现的东西，已很清晰地体现为个体层面的否定和抗议姿态。他每天收到信件，各阶级、阶层人士为他的观念激动，纷纷寄来他们在公开场合烧钱的照片，效仿霍尔茨行动的人越来越多（PH 570）。而且他实际支持，通过很多自愿的帮手给那些请求霍尔茨给钱以在公开场合烧钱的人寄钱，这简直成了一场引导性的在钱的问题上的宣示性狂欢。烧钱在霍尔茨这里成为表演、享受和宣示；在社会层面，更是作为象征性行为与姿态，体现了鲜明的政治色彩，虽然在文学现实中，只是没有出路的出路。
特别有意思的是，霍尔茨将这些帮助他继续完成他工作的人称为“革命者”（PH 571）。也就是说，他还赋予烧钱以革命的意义，似乎是伸张他少年时怀有的革命理念和梦想。他认为他以此在社会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也就是在一个最强有力的位置上战斗，这场战斗烧几张钱就足以揭露这个世界的整个弱点。同时他认为，在社会中找到位置，那也就是或早或晚找到了幸福。只有不再拥有一张钱，那他也才是完成了平生的大作品。
霍尔茨的烧钱的表面目的就是要激发旁观者好奇、疑惑、愤怒的情绪反应和警察为代表的制止行为，他像裁判似地俯视烧钱现场，要得到这种即时、真实的对钱的反应；他要展现，他数次与外在力量较量，他有权力而且能够一张张烧掉他自己的钱，任何个人、任何机构、党派乃至国家也都可以烧钱；他认为，如果钱成为奴役万物的暴君，那它也就再无合法性了（PH 561），因此要烧钱。霍尔茨对钱又一次表现出弃绝的态度，而且他要继续烧钱，以此展现自己的姿态。他以烧钱来抗争、来表达，以为是获得了正确的位置，是在做正确的事，是幸福，是遂了平生所愿。在世界和他之间再没有了钱，也就没有了什么东西将他们隔开，也就没有了任何理由在整个机构中坚持。而且针对民众呼吁，谁要是准备生活，那就效仿他的例子。现在点火，不然就会是输家，如果等到钟摆敲响了最后的时刻，而世界的大厦已经垮台，那么再来点火，就已是太迟（PH 571）。
霍尔茨有充分理由强调，他在社会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找到了自己的幸福，烧钱是他的第一部大作品。这是一个烧钱特立而反抗的位置？似乎他在此位置上战斗，在最起作用的位置上战斗。日常已逸出日常。民主德国并入联邦德国，形成一个完全不同的经济社会与怪物，霍尔茨被给予机会和充分利用规则大发其财，却要烧掉钱并号召、鼓励大家烧钱，这是否定新成的和新钱的这个社会和世界（PH 567-570）。
他在自选的这样一种情景和行动中，将自己这样一个所谓的孤儿、在不同体制间游走、在观念、内心和行动上每每反讽地存在矛盾与悖谬的角色，以一种自以为悲壮的方式，要达成杂糅性的、革命性的完美展现。他所表现、期待和呼吁的，都表明他将自己烧钱行为和仿效他烧钱的方式看、表达和弄成了要为钱、为其所具有的权力、所代表的机制和体制，乃至钱在其中发挥核心作用的那个世界送葬。也就是为了在德国东部的土地上新成的这个世界点燃毁灭其核心链条的火。
霍尔茨自认是第一个经济囚徒，而当他有能力说出这一点的时候，时间于他变成了另一个时间（PH 568）。因此，他期待和意识到的这个所谓新世界，其实是他面对钱（包括多余的钱）及其规则所能进行的批判性反思并能采取特立但在他看来唯一能采取并有益于社会的行动、表演或宣示时，才开启了一个所谓新时代，他的新时代。同时这个新时代，在《新生活》中体现为其中关于新世界的表述，大抵思考与期待的方向与此新时代基本一致，只是其具体涵盖不一，而它们共同的意味则均是有时代悲剧和反讽意义的。
结论
舒尔策把东方作为一个既存的体制框架，将西方作为一个被给予的制度框架来接受。对于东方，他是从“失败”的基本经验与认知上来把握的；而对于西方，面对的态度也“并非是尊敬的”。他看到了东方框架之下的挣扎和幻想，也非常清醒地从经济问题这一核心视角认识西方现实世界中面临的困局，尤其是几个期待性质点上的失落。
在弗里德里希看来，在东、西方两个阵营对峙结束后，“他［舒尔策］的世界［……］事实上仍然是分裂的”。这一判断比较切近。他一再叹惋另一种社会发展方案与可能性的失去，对所处的西方世界也并非融合地，而是怀着鲜明的距离感，以尖锐的批判态度来面对。这无疑都显现了他在面对外部世界时的分裂性。
舒尔策在其非虚构文字中，揭示东方世界在“糖浆小径”等外力和内力作用下崩解的教训和意味，尤其是其中国家和民众层面相应责任缺失的问题，而对于他最终所处的西方社会，通过批判性分析经济发展至上逻辑、全面私有化问题、民主与公平问题等，揭示民众在以人为目的的意义上所遭受的严重损害。意识形态话语的揭示，在舒尔策的文学作品中，有与其非虚构作品中思想观点相应呈现的特征，却是化在角色命运与世界的塑造中展示的，而且在审美世界中呈现意识形态话语时，恰恰是舒尔策不准备提供救世的乌托邦方案时一种有意味的选择。正是在这里，他将几个层面的意识形态思考最有张力和最有意涵地表达出来，并由之比较全面地展现了他的意识形态姿态。
对于民主德国社会的转折期，舒尔策借助渗入和侵入东部的西方来映照，从“民主德国个体的角度叙述他们生平中的存在性断裂”，过程性地展现了日常生活中个体角色的困境与挣扎，也就是那些主要体现为“失败”的经验，“这是一种基础性的不确定，往何处去的问题完全敞开”，同时也揭示其间与角色所处生活和思想秩序冲突的要素和对这种冲突和解决方案的评价；对于重新统一之前和之后的联邦德国社会，他既在角色的世界里，借助西方的诱惑来描述和揭示其影响力和腐蚀力，又深入挖掘角色视角下西方的幻象。
他在其一系列文学作品中，政治上所关注的视点与其在非虚构文字中的表达还是有所差异。他细致且广泛渗入性地在其日常虚构现实中描绘西方资本主义对东方的渗透与东方世界中的部分民众对西方的热望和憧憬。这种渗透体现在物质层面、情感层面、宗教信仰层面，特别是在政治与经济观念和体制层面；而憧憬和热望，见之于日常生活的经济、情感维度与价值选择姿态，本质性的体现则在幸福和更好生活的追求上。其中，由实际的逃离所展示的最终只是一个幻灭的过程。当《亚当与伊芙琳》中的男女主人公在到达西方世界后完整经历严格的身份审查与种种生存的困局，尤其是他们彼此之间在期待和现实一系列落差之间产生关系危机之后，西方是否能够抵达，而且是否真实存在的问题，就尖锐地摆在他们面前。同时，作家额外或特别设置以《圣经》中的伊甸园故事来进一步激发男女主人公甚至广大读者对于天堂的憧憬，以一种强烈反讽的方式揭示了西方想象的深刻悲剧性。
同时作家也在非虚构表达中集中而深入地从经济逻辑视角揭示联邦德国社会生活发展的撕裂性、偏废性，进而高度质疑西方尤其在过渡期及其之后所祭起且在现行条件下仍标榜推行的民主、自由、平等、公正等价值观念。也就是典型地针对民主德国与联邦德国之间的这个转折期，针对转折语境中与重新统一后的联邦德国社会，整体上表现出一种考虑历史语境而又试图超越历史语境规定性地展开自己的观察、分析、批判性思考，从而展示自己的政治意识形态姿态。
原文载《国际比较文学（中英文）》2024年第2期。因微信平台限制，注释及参考文献从略。如需查阅或引用，请点击文章左下角“阅读原文”或扫描下方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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