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打赌你不知道，童话其实也是妈生的
前不久，迪士尼音乐剧《美女与野兽》宣布了新选角。主人公贝尔公主的选角“突破了所有的限制”，是一名“加大码的酷儿黑人女性”。
许多人对这样的选角提出质疑，认为其背离了童话最初的“美好设定”。
无独有偶，此前上线的索尼真人版《灰姑娘》也备受争议。显然，这版《灰姑娘》是较从前迪士尼电影版本的大偏离。它对灰姑娘、继母、仙女教母等人设做了大量改动，突出了女权元素和女性角色的主动性。
有人评价它是“魔改”，特别无法接受原故事里的仙女教母变成了黑人“仙男教父”。有人认为这个新故事呈现出一种“怪异感”，因为它过于急切且幼稚地拥抱女权主义，却敷衍设计与改编之处相契合的人物行动逻辑和情节。还有人认为它只是当今美国各种政治正确元素的杂糅。
撇开影片的质量不谈，单看这些评价，很容易发现，它们似乎预设了《灰姑娘》的故事有一个原版经典的存在。
然而，当我们回顾迪士尼“公主系列”的荧幕进化史，从白雪公主到艾莎女王，从20世纪到21世纪，哪怕有些作品参考了同一个故事模板，这些童话电影中“再叙述”的痕迹始终清晰可见。
当我们回归耳熟能详的童话故事文本自身，更是会清楚地意识到，被不同人叙述的每一则童话、每一则寓言，都是一个全新的版本。
更何况，童话，由始至终，都与女性书写和女权主义运动紧密相连。
被遗忘的女性书写
17世纪，法国经历了文艺复兴，但社会上的性别观念仍然受中世纪的教条所束缚。女性被当作父亲和丈夫的所有物，社会对她们的行为和道德提出了苛刻的要求，例如：
谦虚，礼貌，温柔，和蔼，善于管理；遵守命令，在家里不要说话，要了解她的丈夫。
就这样，女性的声音继续被“囚禁”于家庭之中，被排除在公共生活之外。
然而，17世纪末，沙龙在法国贵族女性阶层中风靡。参加沙龙的，大多是已婚贵族女性，沙龙为她们提供了一处在家庭生活之外，可以自由诉说想法的空间。
从文学史来看，近现代意义上的童话，最先就是由这些活跃于沙龙中的法国贵族女性所书写的。
甚至，“童话” (fairy tale) 这一文学体裁术语，也产生于这个时期。1697年，法国女作家多尔诺瓦夫人(Madame d'Aulnoy) 将自己出版的一本童话小说集命名为Les Contes des Fées (Tales of fairies)，就此发明了这一名称，后来被译成英文“fairy tale”。
多尔诺瓦夫人(Madame d'Aulnoy)的肖像画
图 / owlcation.com
当时的贵族女性，大多对社会规定的、苛刻的作为 “妻子”和“母亲”的性别义务，以及受封建教条束缚的包办婚姻感到不满。而沙龙这样的姐妹聚会，恰好为她们以自我为中心来表达不满提供了渠道。
以一种新的、女性的话语模式来打造心中的理想生活，成为她们创作fairy tale的动机。
她们笔下的故事也反映了这种动机。例如，多尔诺瓦夫人笔下的女主角仙后Felicite，足智多谋，统治着一个宏伟的王国，也对她的情人阿道夫王子忠心耿耿，但王子却因追求名利抛弃了她。
可以看出，这样的女主角虽然在今天有些俗套，却比后来一味等待被拯救的公主们立体不少。女性角色的塑造与女性创作者本身的思考息息相关。
除了角色性格，故事的叙事模式也大不相同。这时的fairy tale仅是字面意义上的“仙女／精灵+故事”。当时的贵族女性，创作故事不是为了讲给孩子听，而是为了在沙龙中与其她女性伙伴分享。正因此，包括多尔诺瓦夫人在内的一批女性作家，所创作的fairy tale都是对话体形式，讲述者也使用女性口吻。
不过，要注意到，尽管17世纪女性的fairy tale书写，具备颠覆性别传统的意义，但她们所写的故事内容，大部分是肯定父权制的。
女性书写者在创作中融入她们对现实的不满，但把这种发泄限定在贵族阶层和一般的性别规范下，与后来被称为“女权主义童话”的故事仍有距离。
虽然17世纪的女性写作者尚未触碰到男人们对“女权主义”敏感的神经，但文学史研究者和后来的童话作家，仍一度对以多尔诺瓦夫人为代表的女性童话作家感到鄙夷，认为当时女性所写的fairy tale，只是一种肤浅的游戏。
这与他们对与多尔诺瓦夫人同期的男性童话作家佩罗（Charles Perrault）的态度截然不同。
佩罗和17世纪的女性作家一样，写作的大量灵感都源自民间传说。
但许多人习惯性地认为，没有受过教育的女性只会复述她们从祖先那里听到的故事，男性才是真正将故事“写”下来的人。佩罗被视为现代童话的奠基人。
后来的几个世纪，法国的文学沙龙逐渐由男性知识分子所领衔，17世纪女性沙龙的历史，也被男性话语主导的历史研究所忽视。
创作故事的女性，和女性创作的故事，就这样被遗忘了。
无论是对女性作家权威的否定，还是对女性沙龙的偏见，归根结底，都源于将女性与无知联系在一起的父权传统。直到今天，这种传统仍然在继续。
被记住的男性价值观
Fairy tale从成人文学成为“童话”，经历了漫长的过程。
佩罗的作品早在1729年就被译成英文，但直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期，出版商才开始将他的故事集设计为儿童读物。
19世纪20年代，由格林兄弟（Brothers Grimm）改编的奇幻故事集被译成英语。他们在这次改编时，加入了基督教教义，强调了主角的受难者形象，如遭遇迫害的白雪公主、灰姑娘，更加符合当时西方社会的大众口味，使得fairy tale被社会更广泛地接受，用于儿童的文学启蒙。
然而，考据佩罗和格林兄弟的版本与以往民间传说版本的学者发现，男性童话作家不仅仅充当了故事的挑选者，也对文本进行了大量的干涉。
他们为故事添加细节并对情节进行编辑，服务于他们读者的社会文化信条。这些信条也包括性别刻板印象。
特别是格林兄弟的改编，明显强化了故事的男性视角：将掌权女性妖魔化，弱化故事里本来存在的、为女性表达受压迫的不满的桥段，让女主角更无助、无权、无法在故事里说话。
2019年，以《海的女儿》为代表的童话在互联网上掀起了非常丰富的讨论
图 / 微博
例如，对比一下佩罗和格林兄弟对《灰姑娘》这一故事的处理：
在佩罗版本的灰姑娘里，王子来到灰姑娘家里，继母让亲女儿们试穿水晶鞋，但她们一一试穿却穿不进去，灰姑娘出来试穿，却刚好合脚；
格林兄弟的版本里，当王子带来水晶鞋，继母让亲女儿们割掉脚后跟和脚趾，穿上了水晶鞋，但被王子发现，灰姑娘才来试穿。
佩罗版本的结局，是继姐们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向灰姑娘道歉，灰姑娘也原谅了她们，并邀请她们住进自己与王子的王宫，佩罗在结尾写了一首小诗告诫读者；
格林兄弟版本则结束在灰姑娘的婚礼，婚礼上，两只小鸟啄瞎了继姐们的眼睛替灰姑娘报仇，继姐们的余生也再也没有恢复光明。
显然，格林兄弟对“切脚跟”“啄瞎双眼”这些暴力化情节的使用，与其说是在服务于故事本身，不如说，是在对听故事的女性进行性别规训：
你要像灰姑娘那样貌美且品行端庄，才能获得人生好结局；像继姐那样僭越性别规范，会遭到报应。而所谓的人生好结局，就是一场婚礼——从此，王子和公主幸福地生活在了一起。
佩罗和格林兄弟对童话的男性视角改编，直接地影响了早期迪士尼动画电影对“公主”系列故事的呈现。
1937年，迪士尼的第一部动画长片《白雪公主》，改编自格林兄弟版本；
1950年上映的《仙履奇缘》和1959年上映的《睡美人》改编自佩罗版本。
白雪公主、灰姑娘和爱洛公主，不仅因时间的连续，也因角色共性，共同构成了第一代迪士尼公主：她们美丽绝伦却因美貌遭人嫉妒；永远等待着被男人拯救；自身性格模糊，缺乏自我意识。
在1949年出版的《第二性》里，波伏娃反复提及这些完美的“无辜受难者”公主对女性产生的影响：
“一切都促使她在梦想中投身于男人的怀抱，以便被载往光荣的天国。她懂得了，要获得幸福，必须被爱；为了被爱，必须等待爱情……对女人来说，最需要的就是迷住一颗男人的心；再大胆，再敢于冒险的女主人公，渴求的就是这个报偿；人们往往要求她们长得美，而不是别的品德……丑陋被残忍地与凶恶联系起来，当不幸落在丑陋的人头上时，真搞不清命运惩罚的是她们的罪行还是她们丑陋的外貌……爱情和受苦以动人的方式交织在一起；女人正是通过落入卑劣的深渊，才确保最甜蜜的胜利；女孩懂得了，无论关系到天主还是关系到一个男人，只有同意忍受最彻底的放弃自主，她才能有强大权势，她乐于受虐，受虐让她取得最高的征服成果。”
影视改编使得这些童话进一步成为大众文化，其蕴含的规训意味和刻板印象，获得了更大的影响力，对女性造成了更大的束缚。
在紧接着到来的第二波女权主义运动中，不同领域的女权主义者更深刻地反思了这些由男性书写的童话。
很快，在学术研究的激励下，女权主义作家们开始了新的童话选集和改编历程。
女权主义童话
卡特早年阅读过法语原版的佩罗童话集，在1977年出版了她对该书的英文译本。
虽然故事基本遵循了原版的叙述，但她也努力地以女权主义者视角，为年轻女孩提供警示，如在《睡美人》的结尾，她也学着佩罗写了一则箴言，提醒女孩们不要迷信婚姻。
在这本书中也能看到卡特对童话故事的反思，特别是佩罗童话中的性政治和对女性的性剥削；
佩罗文本更促使了她去思考童话写作者身份意味着什么，在翻译的过程中，她有意摒弃原文里的男性说教，以年长女性的经历和口吻，充当女孩们世俗的 “仙女教母”。
但卡特也意识到这些警示远远不够。“仙女教母的力量是有限的。有时她们能提供的只有建议。她们似乎永远无法改变世俗的境况，或改变一颗邪恶的心。她们所能做的，有时只是帮助打破一个魔咒，或减轻它的不良影响。”
于是，当卡特开始独立写作和改编童话，她不但对赞扬维度单一的女性不感兴趣，也对描述没有性欲的女人不感兴趣。
她故事中的女性角色，有的聪明勇敢、有的狡猾阴险，卡特无一例外地，将这些女性角色放在了中心地位，接受她们的不完美，但赋予她们丰满、独立的人格。
卡特也把婚姻和性暴力的现实去浪漫化。这些童话仍有着奇幻故事的形式，但格林兄弟式的父权恐吓，被卡特替换成了女权警告。
例如，《安吉拉·卡特的精怪故事集》中的《狐先生》，一个典型的杀女、骗婚的故事，卡特赤裸裸地告诫女孩们，男女关系没有那么美好，面对男人，要擦亮眼睛。
除了从事传说和童话集的再创作，卡特还创作了一系列极具颠覆性和个人风格的小说及非虚构文学。例如，《霍夫曼博士的魔鬼欲望机器》(The Infernal Desire Machines of Doctor Hoffman)、《虐待狂的女人》(The Sadeian Woman)、《新夏娃的激情》(The Passion of New Eve)，这些作品贯穿了她对女性情色、女性性解放的探讨。
Marina Warner认为，卡特笔下的女主角们，有一种属于女性的乐观英雄主义气概，这种气质和卡特本人的生活态度相似，永远充满着精气神。
安吉拉·卡特和与她同期的女性童话作家一起，为女权主义童话开辟了道路。越来越多的女权主义者，以笔为武器，从佩罗和格林兄弟那里，抢夺“被男性盗窃走”的童话语言。
写在最后
创作女权主义童话的道路并不好走，许多尝试被大众文化边缘化，被集体记忆淹没。许多“不成功”“不理想”的案例，让作品的艺术缺陷掩盖了作者极力想要凸显的性别政治观。
索尼版《灰姑娘》也并不是女权主义者第一次对 “无辜受难公主”框架的打破重建，因为这些故事的社会影响难以被新的故事取代，所以一部分女权主义作家，仍认为有必要对《白雪公主》、《睡美人》等故事做新的诠释，而不是放任实则充满性别刻板印象的所谓经典版本，被奉为圭臬。
因此，它所受到的争议，也恰恰反映了多年来女权主义童话作家面对着的女权立场与社会文化传统的背冲。
尽管安吉拉·卡特有着惊人的文学成就和文学地位，但她的作品仍然受到保守主义者的猛烈批评，其人与作品在中国更是鲜为人知。
在许多人看来，女权主义童话的出现似乎本身就昭示了一种性别政治的立场，与孩子诉说，既太早，也不恰当。
但Ta们不知道的是，童话本就有一段被性别政治改写过的发展史，于是仅凭粗糙的直觉，相信格林兄弟笔下幸福美满、有着温馨结局的童话故事，更适合孩子。
殊不知，最温柔的藤蔓，最适合扼住喉咙。
1.acchilega, C., & Rieder, J. (2010). Mixing it up: Generic complexity and gender ideology in early twentyfirst century fairy tale films. Fairy Tale Films, 23–41.
2.Beasley, F. E. (2007). Salons, history, and the creation of seventeenth-century France: Mastering memory. Ashgate.
3.Beauvoir, S. de. (2015). The second sex. Vintage Classic.
4.Crowley, K., & Pennington, J. (2010). Feminist Frauds on the Fairies? Didacticism and Liberation in Recent Retellings of “Cinderella.” Marvels & Tales, 24(2), 297–313.
5.Deszcz, J. (2004). Salman Rushdie's attempt at a Feminist Fairytale Reconfiguration Inshame. Folklore, 115(1), 27–44.
6.Feat, A.-M. (2012). Playing the game of frivolity: Seventeenth-century conteuse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female identity. Journal of the Midwest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45(2), 217–242.
7.Kawan, C. S. (2002). A Masochism Promising Supreme Conquests: Simone de Beauvoir’s Reflections on Fairy Tales and Children’s Literature. Marvels & Tales, 16(1), 29–48.
8.Murphy, M. (2012). Was there a gender revolution in the seventeenth-century? Was There a Gender Revolution in the Seventeenth-Century? - Arts and culture. Retrieved December 27, 2021, from http://arts.brighton.ac.uk/projects/brightonline/issue-number-three/was-there-a-gender-revolution-in-the-seventeenth-century
——往期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