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的身体？：发生在女人身体上的战争 | 普遍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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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妇女节那天，我在上海和现场99%为女性的观众们一起，观看了一部关于巴基斯坦少女马拉拉的纪录片。银幕上的马拉拉是一个圆圆脸胖乎乎的小女孩，两道粗旷的眉毛下一双目光坚定的大眼睛，她成长的巴基斯坦地区被塔利班控制后，女孩子被禁止上学。为了能上学，马拉拉不断发声，这样一张清纯的脸和这张脸孔下娇小的少女身体，给世界上最残暴的政府造成如此大的威胁，以至于他们要去摧毁她的身体，结果她的性命。2012年10月，塔利班的一员朝她的头部开枪，经过十多天与死神的殊死搏斗，马拉拉活下来了。如今，马拉拉的名字已经成为女孩争取上学权利的代名词，她的生日7月12日，被联合国命名为全球实现公平教育的“马拉拉日”。
“你的身体是个战场 ”（Your body is a battleground）这是艺术家芭芭拉·克鲁格（Barbara Kruger）用一贯照片拼图的创作方式，在一张被切分成两半的黑白女人肖像上写下的红色标语，表达她对争取堕胎自由的女性大游行的支持。长期以来，发生在女性身体上的战争，从内到外，从生理到社会，就是一部浓缩的人类简史。在今年的广州影像三年展上，艺术家毛晨雨的影片《成为父亲》，提出转基因技术对父权社会中男性主权地位的威胁，侧面地表达出背负着深重传统的内陆农业社会中，女人身体隐形的重量。影片中，毛晨雨和父亲将象征生殖图腾的陶胚放入土窑，比喻一种由男性支配的性事活动。在这个象征女性受孕仪式上，男性起到的作用只是一个薪火相传的龙脉神话，那个绝对宗主地位的父亲角色其实可以被转基因的更优种子替代。
在自然界中，孤雌生殖的植物和动物早已存在，而在超人类主义的视野里，人类的基因组和后代繁殖，也是一个关系到人类在地球生存权利的问题。例如当粮食短缺和珍稀物种灭绝威胁到人类自身生存的时候，人类是否可以成为自己的食物供给者？又可否为物种的绵延作出这个星球最具智慧的物种应有的贡献呢？日本艺术家长谷川爱（Ai Hasegawa）的作品一直在探索人类繁殖的未来，她在作品《我要生一只鲨鱼…》(I Wanna Deliver a Dolphin…)中，创造了一个怀胎鲨鱼的人造子宫。鲨鱼不仅是濒危动物，还是这位女艺术家最爱的食物之一的事实，让这件作品引发争议，而在Hasegawa看来，这只是人类无法面对“食人主义”(Cannibalism) 在生态圈内普遍存在的残酷现实。面对人口剧增的地球，后人类生态女性主义揭开了健康平衡的生态体系需要人的身体与其他身体和人类之外的世界和睦相处的关系来维护，而这些关系必然是多样化和多元性的。
人类繁殖工程的终点是关于承载生命体容器的问题，那么这个容器在哪里，装着怎么样的生命体，以及如何装载进去的，这些都是今天人类需要作出选择的问题。今年1月，演员郑爽与男友分手的娱乐新闻揭开了“代孕“这个隐秘的产业，对于郑爽和前男友“代孕弃婴”的声讨，从网络热搜和吃瓜群众对他们的道德谴责很快就上升到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的点名批判，评郑爽代孕不是私事，与法不合，有违社会主义公德；这样的演员，私德有亏。连人民日报及央视都以“漠视生命，令人发指”的慷慨檄文，讨伐“代孕弃养法律道德皆难容”的郑爽。很难想象，在世界其他地方会有另外一个政府，一个官方媒体会如此关心发生在一个年轻女演员的情感世界和一个不知名的母亲子宫里的事情。
对于代孕的道德谴责，无疑是一个如何定义生命和如何看待孕育生命的女人身体的问题。女性主义运动经历了近百年的斗争争取来的女性拥有的平等、自由、独立、自信，在全球化的时代，遇到了新的伦理困境。“我的身体，我的选择，你们的孩子”代表着维护生命选择权利的新自由主义主张，与之对抗的是“商品化女人身体”和“贩卖生殖器官”的反对派的讨伐，尤其是在国际代孕产业链中，出租身体的一方大多都是处在经济弱势的第三世界妇女，而获得父母权利的一方多以西方白人夫妇为典型代表。
然而，现实或许更是在这两种观点巅峰对立之下表现出复杂性，例如，拨开反对任何形式的人工繁殖或终止怀孕的梵蒂冈信条会对代孕的檄文，可以看到天主教会对于婚姻和生命的认知：“如同我们拒绝人工受精，代孕违背了婚姻的统一和人类生育的尊严。代孕母亲是一种客观上不履行母爱、夫妻忠诚和负责任的母亲义务的行为；它侵犯了孩子的尊严和被怀孕、在子宫内生育、被带到世界上和由自己的父母抚养的权利；它建立了一个不利于家庭的家庭，构成这些家庭的生理、心理和道德因素之间的划分。”[1]显然，天主教的婚姻价值观是一个上千年来未曾改变过的教条，在梵蒂冈的视野中，异性结合的配偶关系就是用来守护传统家庭形式中对忠诚度和责任感的付出，其他形式的配偶关系都被排除在权利之外。天主教出身的艺术家安德里斯·塞拉诺（Andres Serrano），将基督像扔进自己尿液，他于1987年创作的摄影作品《尿浸基督》(Piss Christ)，剖开的正是正统基督教道义的虚伪性。画面温暖的色调渲染出柔和的神韵，对应着的是人体的自然排泄物和不加粉饰的身体欲望。
女性身体的所属，她的私密与暴露，义务与尊严，她的母性、雌性、神性一直以来占据着女性主义斗争的前沿剧场。1966年，斯德哥尔摩的现代美术馆被法国艺术家妮基·桑法勒(Niki de Saint Phalle)的大型雕塑作品占据了。Hon／Katedral[2]是一个怀孕女人的身体——一座4层楼高，25米长的彩色女人身体，她岔开着双腿，欢迎观众从她的私处进入她的身体。伴随着巴赫的管风琴音乐，观众进入“她／教堂”，女人身体内有电话亭，一个小放映厅里播放着嘉宝主演的默片片段。雕塑的中心是围绕女人怀孕的腹部，从这里可以走出身体外，抵达整个雕塑的制高点，那里有一个瞭望台。女体的一只乳房是一个天象厅，一条大腿是可以戏耍的滑梯，另一条腿中放着座椅，邀请恋人们坐下来甜言蜜语，装置在那里的秘密扬声器会把他们的私语传播到展览外的空间…“她／教堂”是桑法勒的一个女权主义意识明确的艺术创作，“她躺在那里，慷慨庞大，如同生殖女神。她欢迎着参观者们，将他们吸入她的腹内。” 桑法勒将这位色彩斑斓的巨人称为”回归大地母亲之梦”。[3]
©Niki de Saint Phalle
photo courtesy Galeries nationales du Grand Palais
如果大地是人类的母亲，那么孕育婴儿的子宫在哪里的问题究竟是道德、伦理、宗教的附属品还是人类财富发展、自由意志成长和科学技术进步催生出来的“美丽新世界”？赫胥黎所描绘的试管培养婴儿的科幻异托邦，半个世纪后，在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使女的故事》描绘的未来中，女人变成了被剥削奴役的生育机器。今天，基因工程和超人类主义已经在确凿凿地改造世界，2009年美国的生育研究所计划提供植入前遗传学诊断来挑选孩子的头发和眼睛的颜色，这种实验因为同纳粹主义种族学的出发点过分相似而被叫停；在英国，超人类主义者希望通过基因工程，纳米技术等等手段消除全世界的痛苦，提出“天堂工程学”( Paradise Engineering) [4]的设想，让人类从基因表达和自然选择中解放出来，预设了人类生殖革命的到来。代孕作为一种人类的辅助生殖技术，其实早已默默地存在于一些通过血缘或友情构建的亲密关系中，例如在LGBT群体和单身父母中，代孕是他们获得有自己血缘基因的下一代的唯一方式。而在代孕被规范为非法的国家，实现这个梦想的道路就更为曲折，也就更为风险。
2006 年5月，时年44岁的中国艺术家肖鲁在结束了长达15年的痛苦恋情之后，得知自己仍有机会怀孕生子，怀着成为母亲的强烈愿望，她创作了装置行为作品《精子》。从5月21日至23日，肖鲁在长征空间内一台CM-M型温控仪和放着12个空瓶子的搁物架旁，请求男人们捐精。直至项目结束，也没有任何一个男人敢捐精。据肖鲁回忆，有人愿意在跟她发生关系后给她捐精，因为他们不接受成为女人的生育工具。让肖鲁的《精子》计划难以实现的还包括，在中国未婚妇女接受试管受精是违法的。
图片由艺术家与长征计划提供
女性身体的政治性让代孕问题在今天全球化的资本主义经济结构中激起的涟漪，不断把我们带回到性别平等运动在不同国家、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现状。代孕妈妈是在帮助那些渴望成为父母亲的LGBT家庭和不孕夫妇？还是将女人的子宫甚至婴儿演变成非法器官买卖交易中的商品？怀孕和生育是女性身体自然发展过程中的环节，就如同发育、成长、成熟、衰老的自然规律一样。西蒙·波娃（Simone de Beauvoir）在描述母亲的角色时谈到，女人是在做母亲的阶段中，完成了她在生理上的使命，“做母亲是她的天职。”中国舞蹈家文慧在对众多有生育经验的不同年龄女子访谈后编排的舞蹈《生育报告》，用舞蹈动作表现女人在生育过程中的身体之痛。今天，生命技术可以将生育痛苦最小化直至由他人代劳，这是代孕产业遭受道德围攻的另一面事实。
洁白、水润、嫩滑、光亮、丰满、性感... 赞美女人青春身体的词汇在生命的旅途中终究会走到拐点。奥地利女画家玛利亚·拉斯尼克（Maria Lassnig）一生都在画自己的裸体自画像，记录岁月对身体的创伤和重塑，褶皱，暗淡、松弛、下垂…。她晚期的自画像《你或我》（2005年）画了一个乳房下垂，身体干瘪的老太太端坐在画面正中，一只手握着的左轮枪对着自己的太阳穴，另一只握枪的手指向观众。
那是一张饱含故事的脸，经历过生死，遭遇过病痛，感受过爱憎，体验过幸福，被赞美，被厌弃、被理解、被误会...而今，一切归于和解，明亮的蓝眼睛露出幽默睿智似是而非的笑。
这是女人的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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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https://www.vatican.va/roman_curia/congregations/cfaith/documents/rc_con_cfaith_doc_19870222_respect-for-human-life_en.html
[2]Hon／Katedral是瑞典语“她／教堂”的意思，展览名称来自当年现代美术馆的馆长Pontus Hulten，Saint Phalle的展览得以在斯德哥尔摩完成，与Hulten的坚持密切相关。
[3]Andreas Gedin, Pontus Hulten, Hon&Moderna, bokförlaget langenskiöld, P198
[4]以上观点参考 R.U.希里乌斯编辑的《穿越未来》一书中“人工培育良种婴儿”的章节，https://www.transhumanist.net
关于作者
王凯梅，独立策展人，艺术写作者，译者。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英语文学系，就读于斯德哥尔摩大学文学院，拥有苏富比艺术学院当代艺术硕士学位。长期从事艺术、电影策划和写作工作，为国内外艺术媒体机构撰写多种艺术主题的文章，研究兴趣围绕电影历史和影像艺术家，及具有个人风格的视觉艺术家与艺术史的关系。她是新近出炉的第七届国际艺术评论奖的四名获奖者之一，2020年英文专著《当代画家丁乙》的合作作者，即将出版从瑞典文翻译中文的译作《伯格曼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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