胶片之灵：通往遗忘的河流 | 普遍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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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片之灵
通往遗忘的河流
变革与危机在此潜行交织，游弋于潮汐般起落的复杂与未知。
清末以来的女性运动此时刚刚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
与此同时，摄影术的逐渐推广，也使这一时期前所未有地、更深地浸入于可以被“看见”的历史，并不断加剧了视网膜之上的想象。
1930年5月上海摄影画报馆出版的《闺秀影集》（Shanghai Belle）首次集中展示了辛亥革命后新时期的女性形象，成为了民国时期唯一的一部新女性影集。黑白影社[1]的联合发起者林泽苍[2]担任主编，汇集了他创办的《摄影画报》创刊五年中刊载过的138位女子个人照片，并附带每人的简单介绍。作为“新女性”的典型，她们多为名门后代，受高等教育、有才艺，或有一定杰出成就，呈现出与传统女性截然不同的风貌与个性。
《闺秀影集》封面 女性运动先驱张默君题写，扉页 作家周瘦鹃题写，图片来源于网络
序言中，林泽苍谈到了社会的局限，在表面的自由与进步下，女性解放却未获得彻底的成功，她们仍常受到顽固社会的约束，不良份子的摧残，虽受教育而无职业等等。他写道：“此种情状，虽为过渡时代之历程，但实社会之恶劣环境有以致之 ... ... 摄影画报复多刊闺秀照片，务使社会转移其顽固之眼光，同时对于妇女问题，亦多所发挥 ... ... 编成此书，以祝「中国女子彻底之解放」「中国闺秀生活之愉快」。"
这些被认为代表了新女性的人物包括康有为女儿康堂棣、袁世凯女儿袁昭、李鸿章孙女李国绮、商务印书馆创办人之女音乐家夏璐敏、“上海小姐”郭安慈、黄氏女塾创办人黄倩鸿、留法画家唐蕴玉、远东运会中国选手孙桂云、女童子军余庆绶，以及田汉主持的南国社戏剧《莎乐美》主演余珊等等。
其中，第二十五页登载了一位名叫汤珩的女子的照片并附文：
「汤珩女士聪明勤谨，交友诚信，善文词，精绘画，复雅好摄影，1929年毕业于宴摩氏女校，现肄业 [3] 于沪江大学。」
《闺秀影集》第二十五页-汤珩 图片来源于网络（印心视界）
简单的介绍配合照片中温婉的人物，在影集令人目不暇接的群芳之中，并非突出。然而末尾的一句“雅好摄影”却似乎有一些不太常见。
《闺秀影集》诚然积极地导向了一种崭新的目光与认知，并展示了女性生命新的可能性。然而回到摄影媒介本身，它固有的具有侵略感的对图像进行获取的方式，却始终是一种无法逃避的介入；与此同时，相关的技术和话语几乎由男性掌握，也使它难免成为了一种外部视角下的塑造。被拍摄者被捕捉、收集、修饰与审视，成为被观看和被叙述的对象，也在无意间呼应着女性长久以来被动的处境。
被拍摄的“闺秀”汤珩，却通过对摄影这项“观看和记忆技术”及“认知工具”的习得，在不经意间似乎轻微地扭转了在书页翻动之间观看的关系。她双眼直视着镜头/读者，又好像有一些羞怯。
02
1930年，摄影术传入中国已将近百年，但作为个人能够拥有相机还不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女性掌握相关技术则更为罕见。另一方面，干版摄影的发明以及相机的轻便化和商业化则使这种机器悄然在新兴中产或富人，以及新式的学校中流行起来。这样的家庭与环境也成为了许多新时代自由女性的土壤。
汤珩（字佩茹）1908年末（宣统元年）出生于江苏扬州，父母都来自盐务官世家。母亲黄铮是父亲的结发妻子，共同育有两女两男。父亲汤钜（字筱斋）早期加入同盟会，传说因有雕刻手艺而在革命成功后被任命为南京政府南京造币厂厂长，后至上海交通银行总部工作，担任总管理处处长，活跃在三十年代的外滩。他也喜爱书法与绘画，其书画作品近年仍可偶见流传。叔叔汤镇则经营矿产生意，闲暇之余，便钻研起摄影技术，甚至还在家搭建了专门的暗房进行冲印。汤珩早年的很多照片是由叔叔拍摄的，其中有扬州老宅的光景，也有日常生活的点滴。在上海上学期间她也曾与母亲暂住于这位叔叔在慕尔鸣路（今茂名南路）的住宅，久而久之便学会了如何拍摄并且也拥有了自己的相机。
汤珩，少女时期，汤镇拍摄，1920年代
汤珩，日常，汤镇拍摄，1930左右
一张与友人在公园外拍的画面留存了她在取景器前的身影，她使用的是一款德产的Prontor120胶卷相机。像今天的女孩一样，她爱好自拍，成年后的很多个人照片和家庭合影据信是由自己利用三脚架定时拍摄，又或者调校后请他人代按快门，她也喜欢人物与风景。于是我们今天得以通过这些照片去想象光线如何从她的皮肤与发梢反射进溴化银图层，再通过显影成为了我们眼前的图像，又或者可以去想象这个异时空的女性如何透过眼前的取景器去观察与构造自己、周遭的世界以及人物，最终形成了时间中不连续的切片。
Prontor 相机 图片来源于网络
汤珩与友人自拍，1930左右
汤珩自拍，1930左右
汤珩自拍，1930左右
母亲黄铮与弟弟，年代不详
沪江大学1933年毕业纪念册，扫描件
汤珩毕业照片，摄于相馆，1933
她没有想过要成为摄影师，摄影技术也不算很好，常常对不准焦，或者冲洗失败。
业余与自习，也是很多同代摄影师的自我定位与趣味，然而对于汤珩来说，至少在我们今天能看到的内容中，摄影与日常，显然没有什么分别。
工作场所，汤珩自拍，1930年代
1934年，汤珩与相恋多年的同学冯树敏结婚。与汤珩的出身不同，冯树敏是跟随北伐军从贵州偏远的榕江县辗转来到上海求学，父母兄弟都在战乱、饥荒和疾病中死亡，只剩一位出嫁的姐姐生死未卜，他几乎成为了一个孤儿。依靠资助与奖学金，他得以进入高中，随后被保送进入沪江大学，主修社会学。他寄宿在学校，同时也在位于外滩汉口路的申报馆实习，以应对一二八事变后愈发紧张的局势。
这样的差异并没有成为一种阻碍。自由恋爱的风潮下，汤珩与树敏互相选择了对方。
为此，汤珩甚至推辞了另一桩看起来更令人羡慕的婚姻。
我们现在还可以在一段特别的婚礼录像中找到汤珩的身影，但却不是她自己的婚礼。30年代也是上海最繁华的娱乐城大世界最鼎盛时期的末尾，创始人黄楚九的长外孙臧寿琪是名古屋医科大学一名颇有才能的年轻医学生，因汤珩已定亲而最终与她的妹妹汤莹结缘。1931年，汤珩作为伴娘参加了妹妹的婚礼。影像的收藏者臧增嘉先生[4]用16mm放映机播放了这段尘封的影像[5]。闪烁的画面中，姐妹俩并肩站在一起，仿佛面对各自人生的期许与不确定性陷入了沉思。
在后来的人生中，与大多数的妻子与母亲一样，汤珩的镜头更多地转向了丈夫，以及他们的孩子们。
一切都似乎在加速向未来驶去。
03
1998年，丈夫冯树敏去世，九十岁的汤珩，是十一个子女的母亲。
她没有成为商人，只是积攒起几麻袋的家庭账本，大到木材五金，小到买葱的花销都记录在案。她也没有成为理发师，只能跟顽皮的孩子们讨价还价，剪一次头发，她倒给一块钱。
然而她已经几乎失去了这些记忆，连摄影也早已离她远去。阿兹海默症侵蚀了她的大脑，只剩下一本拼拼凑凑的相薄，作为外置记忆储存的载体和谜面。另一方面，机体的老化与记忆的衰退，也与那些在混乱中散失损毁的胶片奇异地同步起来。
1937年底，第二次淞沪会战战败，上海与南京相继沦陷，银行业中心移往香港避守，汤珩的父亲与当时也已进入交行工作的丈夫树敏也于38年启程随往。这一年，她30岁。为了照顾家人与子女，他们常奔波往来于香港与上海之间，一家人分隔几地。
香港，1938左右
这张照片记录了二女儿双媛从火车上下来的场景，右下角还有香港相馆冲洗的戳印，成为那一时期留存不多的影像印记。双媛至今依然还记得初到这片陌生的土地上时新鲜好奇的感觉，小孩子们向路过的日本士兵索要糖果，还不知道何为恐惧。而另一边留在上海的大女儿幸媛已经到了上学的年纪，她每天小心翼翼地往返于学校与家中，也要照顾三个年幼的弟妹。与此同时，臧氏一家也在轰炸中前往在法租界的汤宅避难，而汤珩的妹妹汤莹在产下一子后已于几年前不幸在日本病故。
对与汤珩来说，不断地怀孕与养育则持续地占据着她的生活。在香港，她生下了第六个孩子。
1941，女儿英媛诞生，香港（摄于相馆）
1941年12月，香港沦陷。日军登岛后，一家人在混乱中四散分离，父亲与母亲乘机撤往了重庆，汤珩和丈夫则带着两个孩子混入流民，开始了长达三年的避难迁徙。讲述戏剧大师梅兰芳一段生平的故事《蓄须记》中提及了这一段香港被日占领的历史，汤珩的母亲后来回忆到，在被日本军方包围的危难关头，他们也曾获得了梅先生的救助。
回家的小船，1946
1945年，在这场战争的末尾，历经澳门、桂林、重庆，依靠有限的交通工具，这对夫妇带着孩子回到了冯树敏的家乡贵州的省会贵阳，这个似乎相对安全的群山包围的城市。自香港一别后，汤珩的母亲已只身回到上海，而父亲则已升任副总经理，并且在重庆又组建了新的家庭。树敏到家乡打听唯一的姐姐的下落，才知道她十年前便已因难产而去世。
十年，转眼物是人非，昔日的美好愿景与生活支离破碎。
从黄浦江岸到南明河畔，汤珩与冯树敏决定在这个偏居一隅的城市重建属于他们自己的新生活。他们在观水路上观风台下找到了一块倾斜的空地，一边修建可容纳这个越来越大的家庭的住所，一边前往上海接回了滞留的其他孩子。然而可能因为战时的阴影和长久的分别，又或者旅途的劳顿以及对新环境的陌生，在一张回家的照片中，孩子们挤在小船上，脸上写满了惶恐与无助。
南明东路18号，贵阳，摄于1999
现在他们修建的这座住宅依然坐落在贵阳南明东路与观水路交界的路口，是这个城市仅存的几座民国建筑之一。由于喀斯特地质内部结构复杂以及地势不平坦，很多当地的建筑公司都曾拒绝了这个项目，最终馥记营造厂的建筑师陶桂林[6] 完成了设计，他也曾承建了包括远东第一高楼上海国际饭店在内的多座建筑及工程项目。很快他从国外寄来了设计图[7]，上海乔记营造厂和四川联成营造厂先后承接了施工。
这座建筑也承载了他们一家人在一起最快乐但却短暂的一段时光。
或许由于环境的相对稳定，这段时期的照片保存相对完整，我们也得以更充分地通过画面回到这些特别的时刻，时常能看到他们在院内生活，或在周边公园玩耍。1948年，这对夫妇已经生育了八个孩子，他们养的狗桔狸（Julie）在这一年也做了妈妈，诞下了八只小狗，孩子们正好一人怀抱一只狗宝宝坐在院子的楼梯上，汤珩的镜头记录下了这个温暖的瞬间。
人生虽然总是难以如愿，或陷于困境，或身处囹圄，前进、回卷，但对于持照相机的人来说，哪怕仅仅只是制作一个家庭相薄，何时以及如何按下快门，即通过影像去构建自我对世界观察与把握的方式，依然显示了某种自在之外的空间。
04
在人生的后半程，汤珩失去了她的相机。
“先生、夫人，你们还会回来的。”拖车的工人一边拉走他们的家什物品，一边笃定地预言。
这是1952年，在交行分行担任经理的冯树敏在“三反”运动中被错判经济罪入狱七年，再次进入孕期的汤珩被迫带着孩子们搬离住所另寻栖身之地。
但记录并没有停止。一年后，汤珩带着孩子们来到相馆拍摄了合影，她怀抱着甚至还未见过父亲的小女儿，打算将照片邮寄给狱中的丈夫。却没有告诉他她们此时居无定所的困境。
很快，汤珩开始重新回到工作岗位，成为了这个家庭的支柱。
全家福，1953或1954
另一边在狱中的树敏也非常思念家人。他的日记中没有过多的言语，但却有一段摘抄自1950年苏联杂志中的故事，并在“母性光荣”的标题下划上了着重号。文章描述了电站经理巴维尔·菲多托夫一家人在他们的大楼住宅里为女儿庆祝生日的场景，十个儿女都已经长大，在母亲的教导下成为了真正的公民。
冯树敏1959年出狱，但直到1984年，他的案子才终于沉冤昭雪。他向工作人员介绍自己是沪江大学的毕业生，询问是否还能获得一份能够继续发挥价值的工作，但此时他已是年逾七旬的老人。“您可以获得国家标准的退休金。”工作人员无奈作答。
两年后，他们回到了那座阔别三十四年的宅院，如同那位拖车工人的预言。只是此时孩子们都已经有了自己的家庭，昔日院中的景象早已不再，诺大的房屋也显得寂寥。但每到周末，大家在此团聚，暖融融的灯光下，恍惚间又好像进入了那个巴维尔·菲多托夫先生的故事。
05
当我认识汤珩的时候，她是我父亲的外婆，一个像湖水一样平静的老人，或者一台断线的机器，她总是微微笑，无法识别来访者的姓名与身份，很少说话，但却还会讲英文，这也成为刚刚开始上学的我有限的能够与她交流的内容。
2000年，全世界都在拥抱二十一世纪与崭新的未来，在进入千禧年的第一个冬天，汤珩去世了。她出生的时候，末代皇帝溥仪刚刚登基。历经近一个世纪的光辉与落寞，这位女士离开得非常安详，也并无疾病的苦扰。
她的遗物中，那本破败不堪的《闺秀影集》，第二十五页已被撕毁，只有一张影印的复制品。据说有一天树敏在工厂打扫，在山上的垃圾堆中赫然发现了一些熟悉的物品：他们的毕业纪念册，《闺秀影集》，以及一包照片与胶片。他的大衣不够裹藏，只好放弃了照片和胶片，将纪念册与影集带回了家。影集由编辑林泽苍的弟弟林泽民赠送，他也曾是黑白影社的成员，以及民国第一本女性时尚杂志《玲珑》的摄影师。扉页上，「健美的女子」几个字依然引人注目，却又不免令人感伤。在新女性叙事之外，这些女子后来都经历了怎样的人生呢？答案大多可能也已沉入历史的湖底。
我们再也无法知道那些遗失的内容，如同无法读取失去的记忆，但却因此看到了由无法被讲述和呈现的空白以及未被听到的声音所支撑的空间。
《闺秀影集》，2021
转眼又是二十年过去，百年前的事情几乎很少有人提起与知晓，有关汤珩的记忆也愈发模糊。
现在，当我们再次翻开那本1934年的沪江大学毕业纪念册，才终于找到来自一个遥远的汤珩的自述。这段文字收录于纪念册末尾的特别板块“毕业前夜的梦”，每个毕业生都书写了一段或真实或虚构的有关“梦”的文字。其中这位喜欢望着窗外出神的汤珩小姐讲述了一段非常美妙奇异的梦境，她写道：
“记得是一个幽静的夜晚，在最沉默的江上，毫无目的：我划了一叶扁舟，荡漾着在银一般的水面上。那儿，瞧不到闹市中的大厦，更瞧不到忙忙碌碌的人影。唯有深墨色的丛林，点缀了两岸，明亮的月和稀疏的星，不住地向我送睐，那时我的心境感觉到不可形容的愉快，什么尘世的烦恼，不如意的境遇，都不知逃向哪儿去了，哦！原来我是脱离了一切的束缚了，诀别了烦恼的包围了，美的境地呀！我愿永远沉浸在你的怀抱中，我更愿你如明镜般地做了我的南针。那末，我还得奋勇的前进，赶了我另一半的水程。”
这段写在人生最光辉开端的文字，此时却如此适宜于作为一段终点处的告别。
原来，她早已获得了她的自由。
我想起我与汤珩之间几乎唯一的对话，
How are you? （你好吗）
八岁的我向她问候，有一些羞涩和紧张。
她平静地看着我说，
Fine, thank you.（我很好，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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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末，在途经上海的短暂旅行中，一个偶然的发现使我开始关注这段被几代人埋藏的往事。自2021年初起，表姐、姨婆、姑妈和我一起完成了相关的大部分资料搜集和采访工作。我也希望这个由不同姓氏的女性家庭成员进行的调查能够促成不同于父系宗族式叙事以及大历史叙事的写作，同时也能对个人和家庭本身进行重新理解与组织。女性在此并非仅指生理性别意义的女性，它也延伸于被动的、被忽视的、被不公正对待的或难以定义的个体，并指向对固化结构和叙事的出离，以及对不可控、模糊、自然、平凡和脆弱的关切。
资料搜集及采访：程雯熹，陈正，冯双媛，贺子珂
资料提供者：冯永康，冯双媛，冯媛媛，冯幸媛，冯英媛，冯筑媛，臧增嘉，陈科峰
注：
1 黑白影社是继20世纪20年代的北京光社、广州景社等活动式微之后于1930年元旦在上海创立的摄影社团，是三十年代最活跃的摄影团体。它在继承了光社等推崇的美术摄影基础上，也开始关注写实与纪实摄影。
2 林泽苍 (1903-1961) 摄影家、编辑、写作者、出版人。1925年发起创办中国摄影学会，1930年参与创立了黑白影社，并首创女性杂志《玲珑》（1931-1937）、电影期刊《电声日报》（1932-1941）、《摄影画报》（1925-1937），与表弟高维祥合著《摄影大全》（1926），写作《摄影须知》（1951），并首次利用电台开办摄影讲座，为中国摄影教育和普及工作的先导者。
3 当今“肄业”往往是说某人没能毕业，而民国时“肄业”指正在学习当中。
4 臧增嘉，臧寿琪医生次子，电影爱好者、收藏家、写作者
5 因备受争议，婚礼影像中两位证婚人于右任（书法家、教育家、政治家）与熊克武（同盟会元老），以及双方父母的画面在六十年代已被删剪销毁
6 陶桂林（1891-1992），建筑师、教育家，馥记营造厂创始人。木匠学徒出身，通过自学成为了中国近代最重要的建筑师之一，以及推广现代建筑技术教育和发起行业联合协会的第一人。他先后合作过的设计师包括吕彦直、邬达克、杨廷宝等等，主持修建了南京中山陵、上海国际饭店、导淮工程以及诸多军事和住宅项目。
7 因原始设计图遗失，目前这一说法尚未完全得到证实。汤珩的父亲与陶桂林为多年的合作伙伴，同时也是馥记营造厂的董事之一，然而在可查询到的项目中陶桂林从未担任设计师。据记载，陶桂林于1945年至1946年期间在欧洲及北美考察访问。
关于作者
贺子珂是一位在多种媒介下工作的艺术家，现工作生活于北京和贵阳。她的作品常常呈现了在技术环境与信息流动中的个人感知与时间体验。近期的项目围绕特定的记忆、数据和素材库多线程地展开，并延伸于有关深度时间与基础设施的调研，主要媒介包括影像、文本、装置、计算机程序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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