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与地方之间：滇越铁路时代云南的时空感知与身体经验（二）| 普遍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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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与地方之间
滇越铁路时代云南的时空感知与身体经验
写作/程新皓
编者按：此篇为作者《从徐霞客到滇越铁路：云南行旅的时空感知与身体经验》一文节选的下篇。在此前的内容中，作者重点引述了从徐霞客游记开始的云南前铁路时代的行旅笔记。从这些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进入和离开云南的行旅漫长而艰辛，并且因为季风气候、山峡地貌与盗匪横行而充满了直接作用于身体的不确定性。作者认为，这里存在一种前现代的云南旅行现象学：身体被抛入到云南的世界中，抛至安全与舒适之外。这是一种完全不同于现代旅行的经验。而铁路的到来则改变了这一局面，并将云南置于一种崭新的时空感知与地缘关系中。然而，我们可以说这种现代技术真的征服了这片土地吗？在这里，地方性和现代技术之间会产生什么共振或者拮抗？又会由此生成什么样的地方经验——进而生成新的地方？这是作者在接下来的行文中重点分析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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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文至此，可能有两个问题需要审视。其一是，上述游记的作者几乎都是沿铁路来到云南的外省人（甚至是外国人）。正如之前所述，随着19世纪末中国发达地区大量铁路的建成和运营，铁路和火车于这些作者而言早已不是什么新鲜物事。他们先熟悉了其他铁路（在某种程度上，这些铁路大部分比滇越铁路更加“发达”，至少是更加便捷），然后才有了对滇越铁路的感受。此时，用于比对滇越铁路的当然不是那些前铁路的行旅经验，而是在其它铁路之旅中建立起来的身体与火车的默认关系。在这种关系中，滇越铁路因其溢出当时普遍铁路经验的特殊处而得以可见：缓慢，挥之不去的瘴疠阴影，渗入车厢的煤烟、雨水和危险。那么，对于云南的本地作者来说，对滇越铁路的感受和叙述是否会有不同的侧重？第二个问题是，能够留下和发表这些游记的作者，哪怕不属于同一个阶层，也或多或少能够以“文化人”来概括，而这只是实际使用滇越铁路的人群中的一小部分。对于那些无法通过文字留下记录的人们——那些生活在铁路沿线的当地人，那些在滇越铁路上第一次搭乘火车的人，那些在四等车厢中望向镜头的沉默目光，那些既非外国人又非汉人的云南当地族群——他们对于这条铁路（也许是其中一些人能够接触的唯一一条铁路）将有何观感，他们会建立什么样的身体经验？这种身体经验和那些对铁路见怪不怪的文人们有何差异？
事实上，在滇越铁路的建成之初，在这条铁路上的行旅就已经被当时的云南地方精英所记录。1910年10月，时任浙江提学使与布政使的袁嘉谷回故乡石屏省亲，便是走海路至越南，再经滇越铁路回乡。此时距滇越铁路的通车仅八月余。在旅途中，袁嘉谷赋诗两首，抒发了乘坐滇越铁路火车的观感：
山川依旧物已非，云岭横贯大动脉；
二月行程一旬度，万里雄关亟相随。
新生事物多折难，说三道四两级反；
云滇谁说无前路，列车尽头现曙光。[41]
在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袁嘉谷以褒扬的态度赞叹了滇越铁路的快速，以及对这种现代技术系统带来的云南前景表示乐观。这种对速度的感叹似乎与那些外来游者“老牛破车”的论断相悖。当然，这并非因为袁嘉谷不熟悉铁路，从而对滇越铁路的速度有井底蛙式的片面认知。实际上，作为清朝时云南唯一一位状元，袁嘉谷从1903年32岁时起便游宦直隶、浙江，并曾在1904年作为滇学监督赴日考察。对那些更加先进迅捷的铁路，袁嘉谷理应并不陌生。或者说，与前述作者类似，在1910年乘坐滇越铁路的火车之前，袁嘉谷已经通过中国发达省份和日本，建立起了自己对铁路与火车的身体经验。恰好是在这种情况下，他对滇越铁路速度的赞叹就显得尤为有趣。而个中缘由或许已经包含在诗句中：“二月行程一旬度”。在出省会试时，袁嘉谷1902年11月从老家石屏出发，直至次年2月才抵达上海，历时二月余。而在1910年滇越铁路建成后，袁嘉谷自海路转滇越铁路回乡，便只用了十数日。[42]于是，袁嘉谷的感叹与前述旅人相比，有了关键的视角转变：滇越铁路的旅行经验不再被置于和其它铁路的对比中，而是放入了云南的背景下，和云南建成铁路前的行旅经验进行比较。在这里，云南的地方感成为新的坐标。换言之，滇越铁路并没有被当做一条抽象的铁路，而是首先被当做一条云南的道路来审视和感知。此时，重要的不再是铁路经验之间的对比，不再是一条铁路在技术坐标中的绝对速度，而是铁路与云南之间的关系：滇越铁路如何作用于这片土地，让这里的时空感知发生怎样的变化，让云南重新定位于什么样的地缘关系中。
也正是在这里，我们能够感受到滇越铁路与云南之间关系的微妙和复杂。如果仅看这两首诗作，似乎可以认为袁嘉谷对铁路建设带有某种盲目乐观。但实际上，早在滇越铁路建设之初，袁嘉谷便已两度上疏，直陈法人修建铁路之害，认为铁路本身有利，但路权在人却“万弊而无一利”。[43]而在梳理云南掌故的《滇绎》中，他又以云南为中心，论断铁路对此地的重要性：
滇地为缅、越通衢，内之则北达西藏、青海，东至川、汉，南至黔、贵。铁路功成，滇为东半球之中心无疑。[44]
此时，滇越铁路似乎被分为了两条：一条铁路是使得时空缩短、使得云南自边缘而中心的铁路；另一条铁路则是法国人控制的铁路，是列强的殖民企图和由此带来的云南危机。我们将会看到，滇越铁路这种双重身份普遍存在于云南精英的叙事中。
与袁嘉谷类似，籍贯云南姚安的赵鹤清也曾游历华东，而后回到云南仕宦。在1930年65岁时，他重由昆明出发，沿滇越铁路至越南出海赴内地。[45]在此旅程中，赵鹤清同样以古体诗的形式记述了所见所感。在离开昆明之初，他写道：
汽笛一声，滇越火车如箭矢般飞驰。这样的速度感自然是以云南的土地来定位的：车行滇池东岸的原野上，隔湖遥望西山断崖，断崖苍苍，隐没于云雾中。伴随着穿山越岭，火车行至阳宗海，海天一片开阔。作者心情大好，感怀身于滇越车中，而竟有御风行之畅快。然而，当车行至中越边境的河口，赵鹤清却如此记述：
在此，凌云之想让位于家国之叹，滇越铁路也瞬间披上了殖民的外衣。因为法人对路权的掌握，云南竟任人攫利，避无可避。因为滇越铁路的存在，越南的现实与云南的现实被绑定为一，越南沦丧，而云南危急。滇越铁路的双重身份再一次显明。
同样的叙事几乎别无二致地出现在方树梅的记述中。方树梅是滇中文献名家，1881年出生于云南晋宁。1934年，为编纂《云南通志》，他首次离开云南，北游搜寻相关文献，并在日记中进行了相关记述。此行正是沿滇越铁路出省，经越南转入广西，再入内地。日记正文里，他仅就每日行程做了不着声色的描述，却在附于每日文后的诗作里流露出了心情：
虽然不是第一次乘坐滇越铁路的火车，但方树梅依旧感叹于铁路带来的速度和尺度。“登车瞬出滇”，作者不可免俗地将之附会于长房缩地的典故，并感叹技术对云南的改变，“人力胜天工”，往昔形如天堑的山峡如今一气贯通，桥隧相接。和赵鹤清类似，怀着对此行的期冀，方树梅在火车中心情雀跃，两日即抵异国，“游兴飞腾千里外”。然而，当他真正身处滇越边界南溪河的铁路桥头时，却隐隐坠入另一种情绪里：
此岸是云南，而彼端则是一度为中国设治的“古交州”越南，而今为法人所占。“行人怕听南溪水”，个中缘由不言自明。
基于对上述几位作者的分析，我们似乎可以进行一些简单的判断。首先，对于云南的地方精英来说，滇越铁路并非是突然到来的陌异之物。早在滇越铁路建成前，很多人便已游历过中国发达省份甚至是国外，建立了自己的铁路经验。而那些并未离开云南的人，也都在从19世纪中后期就开始的对铁路的讨论中熟悉了这个技术系统，以及由这些技术物所联系起来的地方和世界的关系。所以，当他们首次坐上滇越火车，或许有身体经验上的新奇，却不至于无所适从。而同时能够提出的另一点是，滇越铁路似乎为地方精英们提供了某种感觉的结构，它使得一些事物与情愫随着火车的行进，在空间和时间上一一展演：火车的迅捷，将云南之旅从往昔的旷日持久中解放，山水相连，天堑通途；然而，当行至越南，殖民主义的阴影降临，滇越铁路也从单纯的技术物，变色为殖民者觊觎云南的工具和象征。在这个结构中，云南以两种方式连接于世界：以云南为叙事的主体，则铁路的建设将使它由边缘移至中心，和世界的距离抹除，时间同调；而当意识到滇越铁路将云南和越南连接一体时，云南却在这种比较中成为了被动的客体，成为了帝国主义控制和攫取的对象。此时，越南与云南也被放置在了另一种并不同步却相衔接的时间中：在英法殖民者的威胁下，越南的现状是否会成为云南的将来？在这些与世界的不同连接中，一种有别于前现代的云南地方感知被逐渐制造出来。笔者将另文对此进行进一步的讨论。
来到此节初提到的第二个问题。在乘坐火车的人中，上文所引述的这些外来或者本土的文化人只占到很小的比例，但能够看到的记录却几乎都由他们写就。那么，对于其他不同身份的本土乘客，他们与滇越铁路有怎样的遭遇？在这些遭遇中，是否会有不同的经验发生？很遗憾，这些沉默的大多数并不会记录或者发表什么游记，甚至也不会将身体感受组织成什么合理化的言说。可以想像，在大多数情况下，与新事物的遭遇将很快从初时的诧愕中淡出，逐渐变为某种熟视无睹的状态，而遭遇的那个瞬间、那个最初的铭刻将无迹可寻。我们或许只能尽力从一些第三者的叙述中，去寻找到这种遭遇的蛛丝马迹，并谨慎地将之进行阐述。
1935年，薛绍铭正在全国旅游的途中，由黔转滇，自滇入川，并在次年出版的《黔滇川旅行记》中记录了这段经历。其中，在“同大学生谈铁路”一节中，薛绍铭记载了自己在滇越铁路火车上与当地大学生之间关于铁路的对话：
在由碧色寨返昆明之滇越车上，同车有某大学工学院学生六七人，系本年暑期派赴石屏实习铁道工程。在个旧餐馆锡务公司时曾相遇，车中再见，即系熟人，彼此座位又近，于是大家就谈起话来。彼此问以“尊姓、大名、贵处”后，一位大学生向我问道：“贵处河南有没有铁路？”我答道：“河南铁路比云南多得多，云南只有一条铁路，河南则有三条铁路。”接着他又问道：“那些铁路是哪一国修的？”我向他解释说：“平汉、道清、陇海全是国有铁路，而且设备上都比滇越路好得多。”这位大学生至此大约是知道中国人还会自己修铁路，乃频频点首。当时我因为疟疾发作，服奎宁丸数粒，耳聋头晕，不愿和人多说话，否则诸如此类的话，或许可以和他们谈得较多呢！[50]
参与谈话的本地大学生有工学背景，又参与了铁道工程实习——相较于其他大多数的当地人，他们对铁路应该有更深刻的认识。然而，正是这些学生，竟然问出“贵处河南有没有铁路”这样的问题，并对中国人竟然能自造自营“设备上比滇越铁路好得多”的铁路大为惊愕，“频频点首”。可以想见，对于他们来说，所有的铁路经验都源自滇越铁路和个碧石铁路这样的本土铁路。对于外界的铁路，也许都只有从此出发的模糊概念：云南有铁路，那么河南应该也有铁路吧？云南的滇越铁路是法国人修建，那河南的铁路是哪一国人修的？进而，我们或许可以推论，对于绝大部分居住在滇越铁路沿线的当地人来说，对铁路的经验和认识，都不会超出这群铁路实习生太多。铁路，首先是滇越铁路，是在云南山河间这条法国人修建的通向越南的铁路。而外界的铁路？也许一点模糊的概念就已足够，至少它们于此间日常是无关紧要的。
对于那些再边远的人群来说，铁路又是怎样的存在呢？很幸运地，一位署名“雪山”的作者，在名为“滇越旅途三日记”的文章中留下了非常珍贵的记录。从文中的叙述推断，“雪山”是一位东陆大学的学生，将赴北平“留学”，他大概原籍丽江，也许是纳西人，或者至少是能够熟练使用纳西话的汉人。此次北上大概发生在30年代，“雪山”选择坐滇越火车至海防，再转海路至上海登岸北进。而这是他第一次坐火车：
（七时四十五分）火车开行，沿途松柏，青翠怡人；金马碧鸡，遥若远送。而余因初次乘车，极感其速，八时二十分，至呈贡，……过呈贡，车行于小山之中，益速，九时十分，抵水塘站，升七空坡…… [51]
这位经过现代教育的大学生熟练地使用着钟点时间，将火车行进的空间在这时间轨迹上陈列开，逐一细言，几时几分，至何处。然而，作为第一次乘坐火车的人，他又不免兴奋，对滇越线上的“老牛破车”，他“极感其速”，这自然是相较于云南的马帮旅行而言的。作为本地人，他笔下的滇越之旅比绝大多数的外地旅者详细得多，对于各大站小站不吝笔墨，不只是描写眼前所见，还用自己对各地的认识进行评述或者解释：
宜良为滇越大站，……产米极佳，个旧昆明为止所仰给也。余至此饥甚，即下车购年糕肉丝汤食之，其味之美，逾于昆明，其因米佳之故欤？
……至羊街子，为一小车站，车略停，因是日适为辛未，逢羊街街期，于此下车者颇众。自此车行原野中，迄狗街子，均为平原。狗街亦小站，因非街期，街上颇萧条，……
宜良特产的大米制成年糕，“其味之美，逾于昆明”；各地按时令赶集，所以一地熙攘，一地萧条，盖未逢时也……这些地方性知识的浮现使得作者笔下的滇越之旅不再如外人般，只是惊诧于山高谷深峰回路转，或者无聊于缓慢的行进、繁复的盘查。那一个个外人不知所谓的地名在这里变得丰满，甚至能够感觉到作者正带着云南人的微微自豪娓娓道来。他提到谢彬在《云南游记》中对美景的感叹，却认为这并不足道，云南美景胜此地者多矣，可惜你们无缘得见：
……坡上可见杨宗海，风景绝佳。谢彬云南游记云：“碧波荡漾，疑临西湖”，可以想见，但云南胜此地方颇多，惜谢彬未之见耳。苟使见榆之苍山洱海，丽之雪山镜湖，及鸡足之梵宇，雪山之五寺，则昆明池不足称矣，况此乎？
大理的苍山洱海、丽江的玉龙雪山与拉市海、鸡足山的古刹、丽江的密宗五寺，这些景致在作者看来更能代表云南，甚至连滇池也“不足称矣”。在火车旅行中，似乎作者的本土身份反而使他如鱼得水，能够将云南的眼光附着于现代的行旅方式上，从而看到比外人更多的东西。仅就在云南道中的部分来说，“滇越旅途三日记”在本文所涉及的众游记中最为详尽，作为一篇文章，体量甚至超过了那些成书的游记。
更为有趣的是，作者提到了七位和他在同处一节车厢中的旅客。他们是来自丽江的“摩些”（即今之纳西）人，之前从未乘坐过火车：
此次与余同行者为七“摩些”人，因家人在南京、北平军界做事，为送家眷而来者，然均不谙国语，每事须代为翻译，而妇女三人，均不识字，滇越车上，大小便处均书W.C.不题汉文，大小便也要为之讲解，文化落后之不便，于此可见。而一路抽水桶、马桶莫不皆然。尤可叹又可怜者，送子媳弟妇而来之段某，年逾不惑，与“阿芙蓉”结不解缘，每至一关，必请余为之藏烟具，购“芙蓉”，余已俨然成彼之“阿芙蓉”买办。彼之烟具，乃于“猴头”（烟斗之特称）上安置橡皮管，卷之为一团，极好收藏。此物，余为彼直带至上海，始谓之曰：“今国府重申戒烟之令，汝不断吸何为，今距汝兄所住才一日矣，瘾发亦不致死，余当先为汝碎此物，以坚汝断烟之念。”彼犹以余言为戏，不置可否，余竟取出掷于海内，彼愕然不怡者终日。然闻此后彼亦竟以此绝吸，则余一掷之功也。
……徐家渡亦为大站，然居人稀少，村民闻车至，均到车内卖饼及豆腐、鸡子等物，同路之七“摩些”人，争相购食，余以其不洁，惟买鸡子数枚食之。……
在这些段落里，与作者同车的摩些人几乎就是典型的他者形象：他们大快朵颐着作者“以其不洁”而不愿触碰的食物；同时，他们甚至连汉语也无法掌握，更不要说火车中标记的外国文字。一切近乎陌生，而铁路之旅的身体经验将在这无准备的遭遇中从零建立。此时，火车的世界与纳西人的世界之间需要转译——甚至是字面意义上的转译——而作者当仁不让地充当了这个中介：代为翻译纳西语，教对方辨识W.C.的牌子，讲解大小便和抽水马桶……然而，作者又做得比一个中立的中介更多。火车中有标识处比比皆是，为何偏选择厕所与抽水马桶来进行举例？无非是在曲笔对方“文化落后”之可笑可怜。甚至，作者将鸦片与烟具象征性地安排给了其中一位纳西人（七位纳西人中，为何独独谈及此人，又为何每次提到他，均与吸食鸦片有关？），再经自己的手将烟具一掷入海，并将对方的戒烟归于自己这“一掷之功”。与此前用云南经验评述火车之旅不同，在这些叙事中，作者更像是在作为一具已经文明化的身体，去规训其他“文化落后”的身体；作为一位熟悉现代生活方式的丽江人（甚至可能就是纳西人），去对那些突然遭遇于现代性的纳西人评头论足。[52]在下面这个片段中，这种现代性与传统世界间的张力集中地爆发了出来：
是夕宿东安旅馆，因畏明日之险途，辗转不寐。而同行之段某，则甫入旅馆，即与阿芙蓉谈恋爱，吞云吐雾，直至一时始寝。烟气绕屋，益增不寐。
十七日晴 六时起，呼同行之“摩些”人不应，撼其门始醒，昏昏迷迷问曰：“壶可瓦妹思，崖慢意木局斯，耻纽你偶敌阿子每喷沙？”（注一）余曰：“明多意你卡古色，喜意偶敌好子油，五侯没敌色，兀五东五子每冷陌妹？”（注二）彼辈闻之始惊起，晨餐后即赴车站，出店门，彼辈犹以为早，余亦以为无先到者，孰意到站则乘客已满车内矣。
（注一）才是半夜，鸡还未鸣，怎样早起做甚？
（注二）天明已久，同行已餐，你们不起，我就自己去了！
一方面是在火车到来之前的鸡鸣而起，一方面是火车带来的钟点时间，这两种不同的世界节律在此事件中发生了正碰。而这样的碰撞却并不公平，它必然以火车的胜利告终：那些“昏昏迷迷”的前现代肉身只能惊起，嘀咕着赶往车站，并惊讶地发现“乘客已满车内矣”。特别地，作者把标准的纳西话安排给了这些纳西人，让他们在文中并非置问，而是发出了一长串完全不可理解的音节：“壶可瓦妹思，崖慢意木局斯，耻纽你偶敌阿子每喷沙？”当然，在作者的中介之下，这串音节最终转换成一个近乎可笑的问题：“才是半夜，鸡还未鸣，怎样早起做甚？”伴随这样的失语，我们却仿佛能够听见作者——文明化的丽江人——在用流利而熟稔的声音叙述着：“七时四十五分……八时二十分……九时十分……”
借用之前的分析，我们是否可以说，此处也存在另一种现象学，存在另一种被抛入，另一种形式的耦合？一些非现代的肉身，突然被抛入到了铁路现代性之中。这列火车将他们孤立在内，将熟悉的世界阻隔于外。车厢坚硬而无法穿透，而这也是他们唯一可以交互的界面。在这里，旅人不再能根据自己的经验和预期去处理周遭物事，一切都是不明的，一切都是需要中介的，而这个中介恰好站在了另一个时态中：一种将来完成时，一种已经应许的未来。然而，这样的未来并不会必然降临在每一位个体身上，而是，如果你不能真正完成这个预言，便将被丢弃进历史无言的黑暗中，成为非存在。
就在这样的叙事中，作者似乎在两个不同的层面上实践着自己“云南人”的身份：对于外省旅人，他站在本地的立场，是对此间典故津津乐道的代言者；而对于“原始”的当地人，他则与外来的文明世界更加接近，是那个在现代事物前游刃有余的中介人。由此，两个云南的形象隐隐浮现。其中之一是那个因为有别于外在而自豪的云南，是那个可以将每一个名词用地方性知识充盈的云南，是那个在土地之下充满肌理的云南；而另一个云南，则站在现代性的对立面，它是鸦片烟雾中的模糊风景，是意义不明的音节，是未经中介就会被抛弃的沉默身体。在这列火车中，在这滇越铁路的车厢里，两个云南的形象连接在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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滇越铁路带来了普遍的铁路现代性，又因云南的山峡河川而呈现出特殊的形貌，让此地与自身都变得模糊，不再恒常。无论如何，轰鸣的火车在1910年到来，而在此之后的一个多世纪里，汽笛声一直回荡在高山深谷间。它背后所裹挟之物将不断加速，不断折叠里程，舔平丘壑。道路终将离开遥远，徐霞客式的前现代行旅方式和伴随于此的对世界的感受终将退却，淡化为某种现代世界所居的背景，背景中的棕色污迹。甚至连这条为云南注入现代轰响的铁路也将褪色，在年复一年的季风来去间陷入大地，变得和行走在山间的驮马耕牛一样，成为司空见惯的日常。太阳会升起，河流会泛滥，火车的汽笛会在村前准时响起。
1938年，初涉民俗学的姚荷生自昆明启程前往普思边区调查水摆夷。曾经将洋人带到云南的铁路此刻正将这些试图用新的话语整合边疆的志士带向南滇：
我们包了半厢四等车，其余的半边车厢就给别的乘客坐了。车厢里非常污秽，满地都是碎纸、菜叶、果皮……坐凳上的积垢也使人皱眉，我怀疑是否曾有人来拂拭过，反正这是给黄皮肤的人预备的，洋大人们绝不曾来光顾。
七点多钟车子慢慢向南移动，……窗外吹进的寒风，有点经受不住，我便关好窗子，取出一本《徐霞客游记》来消遣时光。
车厢里除了我们这一群人外，还有二十多个别的乘客，其中有放假回家的中学生，有卖完蔬菜归去的农夫，他们握着扁担，坐在空的菜篮上，大家静静地互相看着，不说一句话，旅途的疲劳使人们缄默了。在我的斜对面坐着一对年轻的安南夫妇，女的穿着中式裤和黑绸长衫，男的穿了一身半旧的西装。我看书倦了，便抬起头来，向他们注视，想从他们身上找到点什么，但是那两张无表情的脸，像照片似的，我有点失望了。不知是由于昨夜的睡眠不足，还是因为车子摇摆得太厉害，大家都前仰后合地打瞌睡，我起初还在挣扎，但不久也就昏昏乎乎了。有时忽然清醒，吃两块饼干，或者看两三页书，便又酣然入梦。[53]
在这曾经是外来物的火车中，姚荷生似乎反而成了另类。那些现代性的痕迹被莫可名状之物占据了。此刻，此间的主人是地上的碎纸果皮，坐凳上无法拂去的污垢陈迹，是坐在空菜篮上的本地农夫、黑绸长衫与半旧西装里的安南夫妇。视线交错，但却不发一语。在没有表情的面孔下，似乎不存在意义能够穿透的空间。高原冬天的冷风侵入，窗板关闭，算是暂时地将自然阻隔在外了，而他者的目光也在一地狼藉中缄默。文化人试图挣扎，将注意力从当下转向过去。然而在这封闭而摇晃的车厢里，在这沉默中，似乎连徐霞客游记也失去了让肉身一颤的效力。两三页之后，作者在昏昏间闭上眼睛，“酣然入梦”。
2021.8.30.初稿
2021.9.29.增改
注释
[41]转引自《1910年的列车》第二十一章“袁嘉谷两度返滇”，段锡 著，云南美术出版社，2002
作者未加注释，原诗不载《卧雪堂诗集》与《卧雪堂诗草》，疑出自《卧雪堂日记》，遗憾未找到原始文献。
[42]袁嘉谷的行迹参见其子整理的“袁嘉谷年谱”，载于《袁嘉谷文集》卷三，袁嘉谷 著，袁丕厘 编，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
[43]见“上言滇事疏”、“再言滇事疏”，《袁嘉谷文集》卷一 p.400-403，袁嘉谷 著，袁丕厘 编，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
[44]见《滇绎》“铁路”项，《袁嘉谷文集》卷三 p.211，袁嘉谷 著，袁丕厘 编，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
[45]赵鹤清的行迹参见朱德宣、赵献铨整理之“赵鹤清年谱”，载于《艺精通妙理：纪念国学大师赵鹤清诞辰一百五十周年专题电视文集》，高重云 主编，云南人民出版社，2016
[46]《小山书房影印赵鹤清集：松泉游草（卷一至卷三）》p.2，曹晓宏 赵献铨 辑，线装书局，2008
[47]《小山书房影印赵鹤清集：松泉游草（卷一至卷三）》p.3，曹晓宏 赵献铨 辑，线装书局，2008
赵鹤清在《松泉游草》卷六中尚有一首比较滇越铁路与之前马帮旅行的长短句“行路难”，亦列于此：
行路难
番舶鼓轮来海天，火车汽笛冲苍烟。无须长房缩地术，瞬息道路历几千。
嗟我滇南路，欲行复瞻顾。跬步皆坎科，伏莽尤滋惧。
创行保商法，千百同防护。前者已止宿，后者未举步。
摩接踵，行风声，草木惊。忽闻暴客来，数里皆哭声。
行路之难至斯极，主持交通应毅力。
[48]《北游搜访文献日记》p.10-11，方树梅 著，戴群 整理，吴格 审定，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
[49]《北游搜访文献日记》p.12，方树梅 著，戴群 整理，吴格 审定，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
[50]《黔滇川旅行记》p.93-94，薛绍铭 著，中华书局，1936
[51]此处及此节其后引文均引自“滇越旅途三日记”，雪山，《新中华杂志》第5卷第4期，1937
[52]在这里需要进入当时的民族话语来审视。事实上，在“会说纳西话的汉人”和“纳西人”之间，并不一定存在着明确的界限。或者说，这里的界限并是溯源论式的民族观念，而是是否需要援引被儒家文化（或者在后续语境中的现代文化）“文明化”的身份。云南文史大家方国瑜曾经在不同的时期对自己的身份有过不同表述：在50年代之后的著作中，他将自己介绍为“纳西族”，而在40年代时，他则认为自己是“桐城方国瑜”，是从安徽桐城迁徙至丽江的方氏家族后裔。这段轶事可参考“方国瑜先生的晚宴”，张珂风，《读书》2019年6月刊。
在历史上，伴随着汉人迁入和云南的“内中国化”，在云南一直存在着外来移民的“土著化”和本土族群的“华化”。由此，在不同的策略中，人们也会以不同的方式来实践自己的身份，或者是强调某种地方性的根源，或者是强调中国内地的来源或者与中央王朝的关系。具体论述可参考《流动的疆域：全球视野下的云南与中国》第五章“华化与土著化：‘云南人’的形成”，杨斌 著，八旗文化，2021；《僧侣·士人·土官：明朝统治下的西南人群与历史》第二章“书写者：华夷之间的历史与神话”，连瑞枝 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
[53]《水摆夷风土记》p.6，姚荷生 著，云南人民出版社，2018
关于作者
程新皓，1985 年出生于云南。2013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获博士学位。现作为艺术家工作生活于云南昆明。他的作品通常基于长期的田野调查，并均与故乡云南相关。通过身体在场的工作方式，程新皓使用录像、装置、摄影与文字等媒介，体察不同来源的逻辑、话语、知识与其背后自然、社会、历史，及镶嵌于其中的行动者之间的复调链接。
投稿邮箱：generalmanual.editor@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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