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统治结构的关键支点！
稳定的基石
任何稳定的组织必须存在一个集道义认同、组织力量和利益捆绑于一身的独立阶层！任何道义如不能根植于特定的群体，终将虚无缥缈烟消云散。那种试图代表所有人利益的主张，不过是一厢情愿的书生之见！为什么希特勒战到一兵一卒体系依然还在运转？为什么遭受十年毁灭性的浩劫依然没有崩溃？如果从组织的结构工具的角度来看，你会发现这种力量拥有坚实的民众基础，而且权威的传导系统建立在一个广泛的独立阶层之上：承上启下的代表性群体集道义认同、组织能力 和 利益捆绑于一身。拥有最强的组织动员能力，拥有最符合道义所标榜的个体，必须依托组织才能获得超出其个体所能获得的利益和特权的群体。他们是结构力量渗透到社会末梢的传导节点，也是力量和道义的源泉！
希特勒即使兵临城下都不向德国工人和市民加税，纳粹军队从所有的征服之地掠夺财富来为德国的市民和工人群体发放福利。斯大林通过体制直接施予恩惠，为其建造免费的福利设施，主导对这个群体的教育并任用其子弟，将其标榜为所有社会角色中的杰出代表并赋予特权。古代科举也是为了在人群中锻造出一个“政教合一”的独立阶层并标榜为社会的中坚力量——这个群体的组织度最高、意识形态最坚定、对组织的依赖度最高！
脆弱的平衡
社会基础结构升级不仅仅包括基础设施和社会分工协作密度的提高，以及资本密度、技术密度的提高，也包括人的自主权的扩展。随着产业的发展，随着产业变迁而兴起的城市“中产阶级”极不稳定，不仅深陷焦躁不安之中，而且立场摇摆不定。而农民工是借用社会升级浪潮自我存活下来的散落群体——他们在归属感、道义认同和组织能力上都与主流形同陌路。其行为和精神状态呈现出压抑的爆戾特征，不但无法作为中坚力量的代表，还是潜伏的最大不安因子。
社会基础结构在升级的过程中，统治机器会逐步丧失曾经依赖的坚实基础。这种失去依托的不安会通过各种方式传递出来并被叠加放大。整体在进步，经济在增长，但缺乏安全感的情绪会扩散并相互传染，个体和共同体都深陷焦虑和狂躁之中，随着变化的加剧，确定性的东西变得越来越不确定，社会各阶层的危机感与日俱增。
道义也需要被重新解释，否则，就无法应对内外的各种挑战。在这个升级的阶段，不管是个体还是共同体都需要花费巨大的成本来调节和维系自身的稳定并对各种潜在的威胁都充满了警惕。这是生命体在焦躁不安状态下的正常反应，有时也难免反应过度。
真正具有生命力的道义一定是抽象的，而不是具象的。那种能够寄托长远理想和永恒感情的道义才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和广泛的鼓动性。它就如同宗教的信仰，不管是借此悟道、参禅、修行、烧香，社会各阶层都能在这种道义中各得其所。
经济增长所形成的对生活的具象预期，不足以成为新的道义，因为这种具象的诉求中夹杂着太多的矛盾，这种矛盾交织在不同的个体和群体之中，无法形成泾渭分明的是非界限。所以，也就不存在稳定的依靠对象，因为所有人都可能为了当下的利益而变换立场。这种广泛的博弈能够形成微弱的平衡状态，却无法让绝大多数人凝聚成一股绳。因为这些个体和群体的诉求和边界本来就模糊不清！
道义的号召力和权威性高度依赖于所呈现出来的稳定性。因为大众之所以需要一种道义的指引就是因为道义能够为无力应对未知变化的对象提供确定性的指引并提供判断行为价值的坐标系。所以，道义必须抽象，只有抽象的道义才能提供这种穿越生命周期的长期指引，并在这种确定性的指引上给出确定性价值判断的坐标和刻度。
道义的最大威胁就是自身的不确定性。为了减少这种不确定性，在任何组织中，道义往往会与利益捆绑形成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虚无缥缈的道义，必须要有一个广泛的利益群体来承载。这个群体作为道义的代表者，在道义所构建的价值体系中占据优先位置，同时拥有道义的解释权和利益的分配权。所以才会主动传播道义，并恪守道义的价值指引所主张的行为规范——因为这举不仅有理，而且有利，从而在这套价值体系中获得双重奖励！
千百年来，人类社会的组织方式会在生活的方方面面赋予某些人以特权、地位和尊崇。譬如说，欧洲中世纪的教士群体和中国科举时代的读书人。这是他们会持续宣扬道义并实践理念的基础。
道义的价值
缺乏道义的组织是毫无凝聚力的乌合之众，即便是土匪也会抬出忠义来凝聚人心，搞一些拜关公的仪式。因为道义为行为的适宜性提供了一套理直气壮的解释，还为行为提供了确定性的价值指引。所以，能把有共同利益诉求的群体聚集在同一面旗帜之下，为有组织的群体描绘出一幅蓝图，并确立行为对错和价值取舍的评判标准。道义会根据自己的是非标准来确立内部的奖励机制，引导成员主动遵守道义所指引的规则。
任何组织所秉承的抽象道义，都需要作用于具体的利益分配之上。如果道义失去了与之匹配的承载群体，组织的约束力必将被暗流涌动的利益博弈和内耗所腐蚀，从而加剧成员的不安，并最终危及组织的稳定——在这种时候，修正策略，或失之于宽，或失之于猛，往往无法替代道义维持住低成本的稳定约束。组织就会被迫应对防止整体失序的各种博弈，继而错失解决影响深远的根本问题的时间窗口，并逐渐形成恶性循环！
如果把组织内部的紧密协作看成一种交易，就必然存在交易成本。组织规模越大，以交易的方式维系内部秩序的成本就会成倍增加。而这种综合成本一旦超过临界点，其内部的整体秩序就会彻底陷入崩溃！
所有的道义之争，本质都是利益之争。所有的利益之争本质上都是不同生命体结构裹挟其载体为了存续而进行的生存竞争。乐于奉献一切的个体，要么是组织的掌控者，要么是已内化为更大生命体中的一部分同呼吸共命运。所以，生存博弈永远只存在于生命体结构之间。
宗教作为一种人类社会最古老的非血缘组织方式，其组织成本非常低：成员的行为需要符合道义所标榜的要求，并在这种自我约束和自我牺牲之中获得道义所赋予的价值认可。道义的排他性会强化内部的凝聚力和约束力。因此，成员对组织和彼此的依存度很高，相互支撑又相互制约的约束力也就很强——所以，它能以最低的综合性成本将个体凝聚成如臂使指的有序共同体。当然也存在一个致命的问题：道义一旦遭受质疑，整体的生存竞争就会下降，在生存竞争中获得的资源就会减少，作为道义承载群体所能分配的利益也会逐渐减少，作为这套价值指引体系的传导节点，追求价值体系的内部奖励的热情逐渐降低，从而在整体上不断削弱道义对共同体内部拥有的低成本约束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