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谁谋杀了“中国宪政之父”？
▲ 宋教仁（1882年4月5日—1913年3月22日），字得尊，号遁初，别号渔父
今天，我们回首历史，看见的仿佛只有尘埃，只有权势的喧嚣和赞美，殉道者的血迹早已干了，他们为此流尽了热血的思想也早已被我们淡忘。我们这个民族的集体记忆里永远缺乏忏悔、缺乏反省，因此，先行者的教诲总是被我们一再遗忘，历史总是重蹈覆辙。这是我们的悲哀，是全民族的悲哀。
1913年3月的那一刻，宋教仁先生以他的鲜血染红了他所追求的民主理想，也染红了整个沧桑百年史。年轻的宋教仁被罪恶的专制子弹击中，他永远年轻，他的生命定格在32岁，定格在生命中最美好的年华。
痛苦的是一个宋教仁倒下了，并没有什么千万个宋教仁站起来，优秀的人物总是只出现一次，只有败类常常重复出现，只有庸人可以批量复制。
重温宋教仁的立宪思想，更加为我们这个苦难的民族感到可悲、可怜、可恨！悲的是我们失去了一个走向民主的大好机会，这样的机会是难得再度出现的；怜的是一个不知道爱护自己的优秀分子的民族，终究是无法真正站立起来的；恨的是袁世凯们总是占据着这个民族的优势地位，他们从来就不放过宋教仁们。
▌民国蓝图的主要设计者
宋教仁东渡日本时只有20来岁，在那里他接受了西方的民主思想，形成了系统的宪制观念。在同盟会中没有其他人曾经象他那样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去学习、翻译有关的著作，所以他是一个在革命时代就极为注重建设的人物，有人说他是民国蓝图的主要设计者，实在是不过分。
仅据他1906年的日记记载，这一年他翻译的著作就有《日本宪法》《英国制度要览》《各国警察制度》《俄国制度要览》《澳大利 匈牙利制度要览》《美国制度概要》《比利时 澳匈国 俄国财政制度》《德国官制》《普鲁士王国官制》等10来种。对各国的政治制度、政权组织形式等都有比较全面的了解。
早在日本他就对景梅九说过：“破坏容易，建设难，我看同志从事于破坏一途的太多，对于建设，很不注意，将来要组织共和国，不是玩笑的事！什么临时约法，永久宪法，都须乘此功夫，研究一番才好！所以我很想邀集精悉法政同志们，一齐干起来”。（见景梅九《罪案》）
1911年春天，他从上海到香港参加黄花岗起义的筹备工作，起草了文告、约法和中央制度、地方政治机关的设施，有厚厚的三大本。熟悉他的《民立报》记者徐血儿曾见过，并称他十年潜心建设事业，所有主张都在这三巨册中，无疑这是他的立宪思想一次比较具体而完整的表述。可惜已经遗失，内容无从考查，我们只能从他留下的其他文献和政论、演讲中想见他当年的良苦用心。
武昌起义后，他与黄兴同赴武汉，起草了《鄂州约法》，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具有近代意义的宪法草案，规定了人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有21条之多，同时规定了分权的基本结构。由他起草的七个官制草案，条分缕析，非常详细。
▌他的主张不被任何人欢迎
宋教仁一贯主张责任内阁制，不仅和孙中山有分歧，当时也没有多少人赞同。他说：“内阁不善而可以更迭之，总统不善则无术变易之，如必欲变易之，必致动摇国本”。
南京临时政府时期，孙中山最初提名他为内务总长，临时参议院通不过，改任法制院院长。有人为他抱不平，他则说：“总长不总长，无关宏旨，我素主张内阁制，且主张政党内阁，如今七拼八凑，一个总长不做也罢”。（《居正文集》）
陈旭麓认为还有一层意思他自己没有说出来，那就是他试图通过这一制度性的安排而由革命派掌握实际权力，排除旧官僚的影响。武昌起义前夕，居正曾到上海请宋教仁等前去主持，最终没有成行，导致革命后从床底下拉出黎元洪当领袖。对此宋教仁后悔莫及，所以他才极力主张责任内阁制，极力劝黄兴在南京开辟新天地。
对袁世凯这样一个“不学无术，其品更恶劣可鄙”的人，就更有必要用可靠的制度来限制他的权力，使他不至于脱离共和的轨道。袁已经取得了民国大总统的高位，那么，除了责任内阁制之外，还有什么更有效的制度呢？
从袁世凯当时的紧张来看，从民国的体制来看，一旦宋教仁的政党内阁组成，袁想在这样的制约之下走他的专制独裁之路是不可能的。他曾对胡汉民说：“改总统制为内阁制，则总统政治上权力至微，虽有野心者亦不得不就范，无须以各省监制之。”
他说：应当由内阁代总统对国会负责，总统不负责任，凡是总统的命令，不仅要阁员副署，并由内阁起草，这才是责任内阁制的精神。
▲ 1912年，宋教仁任中华民国政府内阁农林总长
▌理想与现实之间，隔着两千年秦制的遗毒
责任内阁制必然是和政党政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宋教仁所以致力于把同盟会从一个革命党改造成普通的政党，就是为了实现他的政党内阁主张。
袁世凯当上总统以后，有些革命党人腐化蜕变了（如刘揆一），有些悲观绝望，如邹永成写了一首绝命诗以后就投黄浦江自尽了，诗中有“不谅猿猴筋斗出，共和成梦我归天”这样的句子。孙中山当时已退出政治，主张把政权完全让给袁世凯，专心去做社会工作，准备修铁路二十万里。
宋教仁却执着地想通过政党内阁来限制袁世凯所代表的旧势力，实现真正的共和民主。所以他早就赞成张謇向孙中山提出的解散同盟会的建议，他主张把革命党变为政党，有过选择同盟会中的稳健分子另外组党的打算。认为革命党和政党，本非同物，前者用激烈手段谋破坏，后者以和平手段谋建设。
征得孙中山、黄兴的同意后，他以同盟会为基础、联合其他政党组成了国民党。他不无得意地在《通告海外书》中宣称“然自斯而后，民国政党，唯我独大，共和党虽横，其能与我争乎？”
但他是主张两党制的， 认为当时时事艰难，没有强大的真正政党作中流砥柱，不能挽回危局。而真正强大的政党，没有社会扶持，没有各党的相互勉励是不可能形成的。各党虽然政见不同，但不应猜忌离间，盼望其他党不发达。他在改组国民党的宣言就说得很明白，政党宜两大对峙，希望自党发达，也希望反对党发达，以致能旗鼓相当。所以他才到天津密访梁启超，提出两党轮流执政的设想。
他深刻地认识到民主国家的政治权威集中于国会，只要我们在国会里获得半数以上的席位，“进而在朝，就可以组成一党的责任内阁。退而在野，也可以严密地监督政府，使它有所惮而不敢妄为，应该为的，也使它有所惮而不敢不为。”
民初的中国（1912年前后）政党林立，起码有300个以上形形色色的政治团体，五花八门，令人目不暇接。但真正在政治上有影响的无非是国民党、共和党、统一党、民主党这几个，其他的都不过昙花一现。
宋教仁就是想造成两大党对峙的宪制格局，所以国民党成立时有“一国政党之兴，只宜二大对立，不宜小群分立”的宣言，进步党也有“故一党在朝，发展其政见，必有一党在野批评其得失，研究其利害，监督之以使政府不敢为恶”的说法。
两党制的格局似乎也已经初步形成。但问题的要害是他们都忽略了袁世凯这一因素，袁和他所代表的专制力量是不愿意让中国出现这样的局面的。所以在袁世凯手里握着枪杆子的前提下，谈论什么多党制、两党制太奢侈了。宋教仁悲剧的根源就在这里，20世纪初中国悲剧的根子也是在这里。只要袁世凯他们拿着枪，握着权，谈什么宪制民主，什么议会政治，统统都成了痴人说梦。
▌黑暗夜空里的一颗耀眼的流星
1912年冬天到1913年春天之间举行的议会选举是有相当局限性的，对选举资格作了具体的限制，规定有民国国籍具备下列四项条件的人才能参加选举：
1.当年纳直接税二元以上；2.有价值五百元以上的不动产；3.小学校以上毕业；4.相当于小学校以上毕业。
这几项条件主要是从财产状况、教育程度方面作的限制，其实西方国家在民主化进程中也都有过各种各样的选举权限制（美国开国初期，也规定拥有一定财产和纳税能力的白人男子才有选举权，经过178年才实现普选），所以尽管只有10%的人参加了投票，民初的这次选举还是中国第一次具有实质意义的直接、公开的选举，也是民国史上唯一一次由选民自己投票选出国会两院的议员。
宋教仁在家乡湖南竞选参议员，众望所归，湖南省议会上，一声喊就把他选出来了。整个国民党在这次国会选举中也取得了压倒性的多数。
在那个昙花一现的瞬间，他的言论风采轰动一时，也使整个百年史仿佛有了些生气。
由他组织责任内阁，开启中国民主政治的航船，仿佛已经没有什么可以怀疑了。他拼命造党，与袁世凯、与其他政党在立宪轨道上竞争的第一步可以说实现了，他的理想——“进而在朝，可以组成一党的责任内阁；退而在野，也可以严密地监督政府”即将成为现实，但也就只能到此为止。
不幸的是，国民党在选举中的胜利竟然敲响了宋教仁的丧钟。他不知道他这个袁心目中的“梁山匪魁”此时已经接近生命的终点，中国短暂的立宪尝试也将寿终正寝了。1913年3月20日，上海闸北火车站一声枪响，这位伟大的民主实践者倒在了血泊之中。
他生前还没有来得及公诸于世的《代草国民党之大政见》，是他的立宪思想一次比较系统的阐述，也是他留下的最后的精神遗产，可以看作是他尚未实现的施政纲领。
▲ 宋教仁遗照
▌中国历史的异数与常数
在中国这块还没有经历过近代意义的思想启蒙的古老土地上，人民根本不知道民主、自由、共和、人权为何物。连陈其美、陈炯明这样的革命党人掌了权以后，也只知道用暴力来铲除异己，镇压不同的声音。
什么宪法、什么人权、什么宽容离我们真是太遥远了。早在袁世凯暗杀宋教仁之前，陈其美就用相同的方式结束了革命家陶成章的生命，执行暗杀的人后来成了民国的总统，没有比这些血的事实更加惨痛的一幕幕了。
我们为什么只谴责袁世凯不守规则、践踏人权？陈其美呢？陈炯明呢？——他早在民国元年就在广州对新闻记者大开杀戒了，比张作霖、张宗昌们要早得多。
所以，旧军阀、旧官僚如袁世凯等固然是缺乏民主、人权思想，革命党人如陈其美、陈炯明们也未必有什么民主、人权的观念，这才是中国的现实，是20世纪那些血写的历史告诉我的事实。
孙中山、黄兴一让总统、一辞留守，蔡锷为四万万国民争人格，宋教仁执着地追求现代政治文明理想，不惜以身相殉......这些都是百年沧桑里的异数。我们看到更多的是袁世凯、是唐继尧、是刘揆一、是胡瑛、是蒋介石......，他们才是中国的常数。
重温历史就是为了避免同样的悲剧一再重演，一个不会总结教训的民族注定要被历史的潮流扔到北冰洋去。
走近宋教仁，我们从殷红的血迹中并没有看见什么微茫的希望，我们看见的只是袁世凯美丽而残酷的微笑，看见孙中山冲冠的怒发，听见黄兴痛苦的号啕......俱往矣，一切轰轰烈烈、大喜大悲都已被万紫千红的春天所淹没。
究竟谁是幕后黑手？宋案发生已有百年，真相依旧扑朔迷离。
来源：先知书店店长荐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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