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为了总结过往一年汉语史、汉字史研究的成绩，同时便于学界同仁了解相关研究领域的基本情况，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约请中心几位年轻老师分别从语法史、语音史、词汇史和汉字史四个方面撰写了2022年研究概况。本次推送王挺斌特聘副研究员和孙鹤玮同学合撰的《2022年汉字史研究概述》，以飨读者。
2022年汉字史研究概述
王挺斌 孙鹤玮
2022年汉字史研究的重中之重，仍是字词考释。一方面，层出不穷的新材料带来新的释读问题，不少学者争相考释其中的疑难字词；另一方面，日久年深的旧材料还有不少释读问题，也有不少学者正在清理其中的疑难字词。随着考古事业的不断发展以及古文字学者与近代汉字学者的不懈努力，汉字史研究形成了以甲骨文字、铜器文字、简帛文字、玺印文字、碑刻文字、写本文字、刻本文字等七大文字材料为主体的研究格局，各项研究以字词考释为首要任务。
与此同时，理论研究亦有不少发展。无论是古文字学还是近代汉字学，在落实字词考释基础工作的同时，都在加强理论建设。既在总结经验教训，又在展望未来研究，积极推动汉字史研究的发展。人才的培养与团队的建设是学科发展建设的根基，汇通古今汉字的源流演变是汉字史研究的当务之急，而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如何应用于文字考释与研究是未来发展的新课题。
一 甲骨文字研究
近年来未有大批量甲骨文出土，这一年的甲骨文字考释与研究仍以旧材料为主，对以往的考释提出了新的看法，或对以往考释进行补充论证。如李家浩《甲骨文“失”字小记》（《出土文献综合研究集刊》第16辑）指出甲骨文旧释为“市”的字应该释为“失”，“失”是“跌”的表意初文，象人的足趾被橛杙之类的东西刺破流血之形。黄天树《殷墟甲骨卜辞释读三则》（《古文字研究》第34辑）指出《屯南》2539原释为“射鹿”的“ ”当是人名，为“射（职官）+鹿（私名）”结构；《合集》21891、21892等中的“”当释为“爵示”，而非“祼”字；《合集》339“辛未卜，宾贞：惠王辔。/贞：呼辔”应解释为驾驭牲口，动词，用法未见于其他材料。黄锡全《甲骨文中究竟有没有“稻”字》（《出土文献》2022年第4期）指出旧多释为“黍”的字实际上就是“稻”，根据字形可分为水稻与旱稻，“秜”则是再生稻。徐宝贵《甲骨文“衰”（蓑）字补释》（《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第10辑）在陈汉平之说的基础上，指出甲骨文“”这类字象雨天在人的四肢及身体有关部位捆扎草类之物防雨之形，当释为“衰（蓑）”，在卜辞中读为“崔”，用为方国名、地名、侯名。张玉金《释殷墟甲骨文中的“”》（《古文字研究》第34辑）综理了历来关于“”的释读意见后，提出“”所从之“彡”应表示打开酒尊后酒所散发出的香味，“”意为以酒香祭神。姚萱《谈谈“妇某子曰某”卜辞的理解问题》（《中国文字》2022年第7期）指出“妇某子曰某”当训为“妇某之子名叫某者”，与所谓“为妇子之名卜礼俗”无关。谢明文《释甲骨文中的“”及相关诸字》（《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第10辑）考释了甲骨文“”类形的从“万/丏”声的“/”。邬可晶、施瑞峰《説“朕”“灷”》（《文史》2022年第2期）认为从殷墟甲骨文、商周族名金文等有关资料看，“朕”是从本象一人“撑篙行舟”之形的“䑣”的表意初文简省分化出来的一个字。“䑣”的表意初文在卜辞中多用引申义“循行”，少数或用本义；“朕”并不从“灷”，“灷”也不从“丨（针）”声。时兵《释殷墟甲骨文“”字》（《中国文字学报》第12辑）指出甲骨文中的“”一类字形当分析为从大从丙、丙亦声，本义为手持几案，在卜辞中单用表示持几供神凭依，又可用作氏族名称读为“房”，同时可假借为“报”“彭”；杨泽生《说甲骨文中奉祀的“奉”字》（《古文字研究》第34辑）则认为该字当释为“奉”，训为供奉、奉祀、奉神，其所从的“丙”既表音又表义，《屯南》2358从“雨”从“奉”之字表示在雨中奉祀。宋华强《释甲骨文几个从“畀”的字》（《古文字研究》第34辑）认为甲骨文“”这类字当分析为从丙、畀声，为“烝畀祖妣”之“畀”的专字。刘云《甲骨、金文中的“”读“祷”说辨析》（《古文字研究》第34辑）通过分析“”与“祷”的辞例以及相关祭祀之不同，指出“祷”无祈求义且“祷”的核心义为“告事”，“”读为“祷”并不合适。吴雪飞《释甲骨文中的“嘂”》（《江汉考古》2022年第4期）指出“万作庸丩”“惠庸丩”“丩鞀”等卜辞中的“丩”当读为“嘂”，是一种大埙。雷缙碚《“昌、名”二字本义考》（《古文字研究》第34辑）通过分析甲骨文字形指出“昌”是在“日”的基础上加指事符号“口”，表示日光或日光之明；“名”是在“月”的基础上加注区别符号“口”，表示月光之明。王子杨《花东甲骨一例祝辞的含义试解》（《古文字研究》第34辑）指出花东甲骨“毓祖非曰云兕正，祖唯曰麓倾不有扰”意为毓祖要的并非祭祀都得用云地之兕，要的是不要变乱的禋祀，即便山麓倾塌。刘洪涛、李桂森《说“弘”——兼说甲骨金文所谓“弘”只能释为“强”》（《文献语言学》第14辑）认为甲骨文旧释“弘”当释为“强”。袁伦强《甲骨文“履”字补释》（《出土文献》2022年第2期）对甲骨文“履”字进行了补论，认为徐宝贵释“履”可从，并考释了甲骨文几例“履”字的表意初文。尉侯凯《甲骨金文“”字新释》（《甲骨文与殷商史》新12辑）考释了甲骨文金文中的“”，指出该字所从之“戈”是用作礼器的玉戈，整个字是表享獻之“享”的初文。刘志基、漆健桦《〈甲骨文校释总集〉宾组卜辞释文校订》与洪飏、于雪《〈甲骨文校释总集〉之〈屯南〉部分校订》对《甲骨文校释总集》作了细致的校订工作，包括误释、夺文、衍文、误读等问题。等等。
甲骨文字体研究也受到了学者关注。如刘源《试论甲骨文是殷代正规文字的一种变体》（《古文字研究》第34辑）在裘锡圭提出甲骨文是殷商时期的一种俗体之说的基础上，进行了详细论证，强调甲骨文字体的研究应考虑与金文等正体文字的关系，在进行字体分类时应考虑不同组类与正体文字的关系。
图表1 殷代金文正体与甲骨文变体对照举例
（刘源《试论甲骨文是殷代正规文字的一种变体》）
这一年出版了黄天树《甲骨文摹本大系》、徐中舒《甲骨文字典（横排本）》、蔡哲茂《甲骨缀合三集》、故宫博物院《故宫博物院藏殷墟甲骨文》（马衡卷、谢伯殳卷）等甲骨文著录书或工具书。黄天树主编的《甲骨文摹本大系》全书共43册，由“图版”“释文”“索引”三部分组成，收录有字甲骨70659片，是目前收录甲骨数量最多的大型甲骨文著录书。该书以摹本的形式按照新的理论与方法综合整理研究甲骨文资料，是集大成之作，给甲骨文字词考释以及相关研究带来了很大的便利。《甲骨文字典》是已故古文字学家徐中舒的重要成果，也是20世纪甲骨学研究的代表性成果；《甲骨文字典（横排本）》则在原版基础上，在已识甲骨字形前增加了对应的楷体字，并对已发现的文字、标点符号硬伤以及个别不统一之处进行了修改，还将原书各卷“补遗”内容插入对应正文，是一部内容丰富、查检方便的甲骨文工具书。
二 铜器文字研究
近年有不少新出铜器，有些金文考释主要就是针对这些新材料。如黄锡全《新见西周早期铜尊铭文试析》（《汉语汉字研究》2022年第4期）考释了一件新见西周铜尊，铭文为：“韩逑作妊庚尊彝。氒史。”“氒史”即“氒比事”，意思是“其（尊）用于比近服事”。曹锦炎《〈鸟虫书通考〉补遗》（《中国文字学报》第12辑）对近年新见的六宗鸟虫书铭文资料加以考释介绍，作为《鸟虫书通考》的补遗。单育辰《〈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三编〉释文校订》（《古文字研究》第34辑）对《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三编》“首次著录器物名录”中所收之器的释文进行了校订。谢明文《吴虎鼎铭文补释》（《出土文献》2022年第2期）对《铭图》2446吴虎鼎铭文进行了细致的考证，认为旧隶作“”的字应径释作底部加了一横笔的“丰”，这一横笔表示的是地面，其形表示在地面上植树以为地界，当是“封”的初文；“内司徒”之名当是“寺仅”，“寺”是国族名，“仅”是私名；铭文末尾漏释之字当为“用”；其《桋伯盤铭文考释》（《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第10辑）则对桋伯盤中的“”“巿”“束”“金”等字进行了考释。何景成《晋侯对铺铭文“脂食大饭”解说》（《古文字研究》第34辑）认为“”字从食、棥声，是“饭”之异体，铭文“用旨食大饭”意为作器用以盛载黍稷美食。李春桃《杨伯簋铭文考释》（《古文字研究》第34辑）考释了《铭图》4302、307上的“”“”，认为下部形体就是“”字，训为“设饪”。王挺斌《宗人簋铭文补释》（《江汉考古》2022年第5期）指出了宗人簋铭文中的“”当分析为从酉、声。“”从“求”得声，在铭文中可释读为“醪”；又指出《集成》9733庚壶铭文中旧释为“甬”的“”也是“”，可读为“赳”，铭文“赳=（赳赳）”即《诗经·周南·兔罝》“赳赳武夫，公侯干城”之“赳赳”，勇武之貌。陈斯鹏《新见阜平君钟虡自名试释》（《出土文献》2022年第4期）指出新见阜平君钟虡自名当释为“虎（虡）”；“”从“又”从“兔”，是“罝”字异体，会捕兔之意。李琦《之乘晨钟命名及自名研究》（《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第10辑）确定了之乘晨钟作器者名为“之乘晨”，并考释“”为“”，读为“铙”。程燕《郑氏厨鼎补释》（《中国文字学报》第12辑）指出郑氏厨鼎旧释为“郑佗之厨鼎”的铭文当重新释读为“郑地之厨鼎”；还援引了金文中“”这个形体，分析为从肉、頭声，“厨”写作“頭”，可能就是这类形体的简省，也可能这个形体是为与頭首义的“頭”进行区分。王百川《曾公编钟铭文“斦应京社”解》（《出土文献》2022年第2期）指出曾公编钟铭文“”当为“斦”字，读为“慎”，指出“慎应京社”即谨慎地守卫应国的京社。宋华强《曾侯乙墓车軎铭文新释》（《出土文献》2022年第2期）指出曾侯乙墓车軎铭文中的“”字当是“之軝”二字合文，“軝”指车軎；又指出“”字当分析为从金、毌声，读为“键”，指车辖。宣柳《新出曾伯壶铭文“壶章”考》（《江汉考古》2022年第1期）指出曾伯壶铭文中“壶章”，“章”可如字读，“壶章”乃是指壶铭所显之功绩，展现了东周时期青铜器的“自我铭功”的功能，同时指出琱生簋和琱生尊铭文中的“章”也指“君氏”之德行。王子杨《叶家山邓监簋铭文考释——兼及周初的监官制度》（《江汉考古》2022年第2期）指出邓监簋铭文首字当释作“”，训为“邓国”之“邓”。李春桃、凡国栋《嬭加编钟的定名、释读及时代》（《江汉考古》2022年第6期）指出嬭加编钟聚讼纷纭的“”当为“乳”字，读为“孺”，又对铭文中“之”“相”“羝巨”等进行了考证。翟静雯《曾侯昃剑铭文考释》（《江汉考古》2022年第6期）认为曾侯昃剑铭文当逆时针读作“曾侯昃以吉金自作元用之剑”，即曾侯用青铜为自己制作的剑。张振谦《国之公戈考》（《汉语汉字研究》2022年第1期）指出旧释为“国之公戈”的铭文当改释为“国之云卒”。董珊《鄧州出土二十一年穰戈考释》（《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第10辑）指出鄧州出土二十一年穰戈中的“”读为“穰”，并指出铭文前一“为”当读平声，后一“为”当读去声，同时指出“”在铭文中用作“制造”之“制”。刘秋瑞《新见阳曲矛考》（《出土文献》2022年第3期）一文考释了新见兵器“阳曲矛”，并以此纠正旧著录“合阳矛”，“阳曲”为三晋赵国，因此铜矛为赵国兵器。徐俊刚《四年上成氏府假令铍考》（《出土文献》2022年第1期）考释了铜铍铭文中“上成氏”即“上成”可能是赵国直刀币文中的“成”，其地可能与西汉涿郡的成侯国或广平国下属的“城乡”有关。
旧材料的疑难问题仍然得到重视。谢明文《商代金文研究》一书对商代金文做了较为全面而深入地研究，字形的分析与辞例的推勘都鞭辟入里，解决了不少商代金文疑难字词问题，是研究商代金文的重要著作。熊贤品《湖南商周金文辑考》辑考了湖南出土的商周金文，征引了相关研究加以讨论、考证。李零《史惠鼎补释》（《青铜器与金文》第9辑）对史惠鼎铭文中的“日就月将”“明化恶怒”等词语进行了考释。冯时《释“齅”》（《古文字研究》第34辑）指出毛公鼎铭文“”字当为“齅”的本字。黄锡全《射壶铭文及有关问题》（《古文字研究》第34辑）指出射壶铭文中的“”读为“贾”，“东”表方位，“遣念”可读为“眷念”，“天尹”是称呼地位崇高之人，“蔡君子兴”就是蔡侯兴。吴毅强《大盂鼎铭文读札》（《古文字研究》第34辑）指出大盂鼎铭文中“法”可如字读，训为“效法”，“”当释为“谏”。邓佩玲《从金文“逆洀”论“洀”“造”的并合问题》（《古文字研究》第34辑）指出西周金文“洀”可读为“授”。汤志彪《晋系题铭斿子、孝子职官补释》（《出土文献》2022年第3期）指出旧释为“斿子”的“”或“”当释为“腬宰”，是负责膳食的职官，并指出旧释为“孝子”的职官当读作“畜宰”，是管理牲畜的职官。马超《释燕国铜器克罍、克盉中的“”字》（《古文字研究》第34辑）认为“”字从宀从止，瓜声，读为“居”。孙超杰《中山王方壶“隔息”一词试解》（《出土文献》2022年第2期）在周波所释之“（槅/轭）”的基础上，指出中山王方壶“轭（隔）息”当读为“隔塞”。许世和《史墙盘“尹疆”小补》（《中国文字学报》第12辑）指出史墙盘“”读为“勉”，“勉尹”为偏正结构，“渊哲康王，勉尹亿疆”意为康王努力管理广阔之疆土。薛培武《释它簋盖铭中的“怀属”》（《中国文字学报》第12辑）对它簋中的“”进行了考释，认为左旁为“尌”字古形，读为“属”，训为赘连、集合。等等。
金文考释史的研究也有学者关注。如刘秋瑞《宋人误释金文例说》（《汉语汉字研究》2022第1期）在全面考察宋人对金文考释情况的基础上，从六个方面举例说明了宋人考释金文出现错误的原因。
三 简帛文字研究
简帛文献资料较多，字词考释的文章不胜枚举，下面分战国简帛与秦汉简帛两部分来介绍。
（1）战国简帛文字研究
战国简帛疑难字词考释，如李家浩《关于〈穷达以时〉中旧释为“叴”和“叴”的释读》（《中国文字学报》第12辑）认为郭店简《穷达以时》所谓的“叴”当为“”，从“勹”（即“俯”字初文）得声，“”即“傅说”，“”即“负槅”。黄德宽《清华简〈三不韦〉“明”解》（《出土文献》2022年第4期）指出《三不韦》“明”之“”由“”字讹变而来，“明”与“钦明”相当，可训为“敬慎黾勉”。赵平安《“司慎”考》（《简帛》24辑）指出清华简《四告》“司”当读为“司慎”，“司慎”是司法官职，不限天地。徐在国《说“咠”及其相关字》（《中国文字学报》第12辑）认为上博简《曹沫之阵》旧释为“肙”的字当改释为“咠”。张新俊《清华简〈系年〉“曾人乃降西戎”再议》（《中国文字学报》第12辑）重申了过去的观点，认为“曾人乃降西戎”之“降”还是应当“徵”字之讹，当训为“徵召”。刘国胜、刘松清《包山楚简文字释读剩义》（《江汉考古》2022年第3期）新释了包山简163背“弗听”、简274“”“拜”，改释了简128“”、简130“”、简146“绅”、简274“䩄”等。刘洪涛《郭店竹简〈唐虞之道〉“”字考释——兼论上博简〈凡物流形〉和天星观卜筮简的“繫”字》（《简帛》第25辑）把郭店简中的“”“”释为“”，亦即“繫”，简文中读为“继”，接续之义。石小力《据〈参不韦〉说“罚”字的一种异体》（《出土文献》2022年第4期）据清华简新见字形指出旧释从“网”从“刑”之字当改释为“罚”；《清华简〈五纪〉新用字现象举例》（《出土文献综合研究集刊》第15辑）指出清华简《五纪》中新的用字现象，如以“鹹”表{咸}这一现象就前所未见，值得重视。蒋鲁敬《试说战国楚简中的“”字》（《出土文献》2022年第1期）结合新资料考释了战国楚简中的“”，分析为从“泉”从“聿”，为“肃”字异体，“王”即“肃王”；并指出龙会河简中的“（肃）”当读为“蒐”。赵晓斌《荆州枣林铺彭家湾183号、264号楚墓出土卜筮祭祷简》（《出土文献》2022年第1期）考释了彭家湾M183、M264出土的卜筮祭祷简。罗小华《严仓遣册简中的“狗子之幹”》（《考古与文物》2022年第4期）指出严仓遣册简中“狗子之幹”是以狗子之皮缠束车毂，“幹”可能是《说文》中的“斡”。张峰《楚简从屯、毛、丰、屰之字辨析》（《江汉考古》2022年第1期）辨析了楚简中的“屯、毛、丰、屰”诸字，指出清华简《邦家处位》简1的“”当释为“逆”，简7、8的“”为《说文》“诉”字异体等。蔡一峰《清华简字词散记四则》（《简帛》第24辑）考释了清华简《天下之道》简1“樝”读为“柤陷”，指木栏和陷阱，“利其柤陷”训为“使这些守城器械备利便事”，指出清华简《祷辞》简13和《四告》简1“一元”“二元”之“元”训首、头，不必读“全”等。孔德超《清华简（七）字词解诂二则》（《考古与文物》2022年第3期）指出清华简《赵简子》简文中的“䉅”当读为“笠”，训为“伞”；清华简《晋文公入于晋》简文中的“”为“间”字异体，可训为“夹”，“间处”可理解为“夹在”。
有些考释是利用金文与楚简进行合证或互证。如任荷、蒋文《清华简〈四告〉及金文中的及物状态动词“宜”》（《出土文献》2022年第1期）梳理了金文、楚简以及古书中的“宜”，指出清华简《四告》“宜尔祜福”之“宜”当训为“适配”。何晓歌《清华简〈封许之命〉所载赏赐物略考》（《江汉考古》2022年第4期）结合金文梳理了清华简《封许之命》中的赏赐物。滕胜霖《金文与楚简合证二则》（《中国文字学报》第12辑）利用少府盉之“”的考释清华简《赵简子》简10“”，可读为“絺”，刺绣义。
安大简是近年研究的热点。一方面，第一辑《诗经》的字词考释逐渐增多，如杨鹏桦《安大简〈诗经〉读札（六则）》（《出土文献》2022年第4期）、侯乃峰《安大简〈诗经〉中的“蟡”字试析》（《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6期）、刘刚《关于安大简〈诗·驺虞〉“發”字的隶定与释读问题》（《湖北文理学院学报》2022年第7期）、程浩《安大简〈诗经〉“同义换用”现象与“窗”字释读》（《文献语言学》第14辑）、赵棚鸽《安大简〈诗·葛覃〉“是刈是穫”异文考辨》（《社会科学论坛》2022年第1期）等等。另一方面，随着第二辑《仲尼曰》《曹沫之阵》的公布，已有不少学者撰文讨论。如徐在国、顾王乐《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仲尼〉篇初探》较早介绍了安大简《仲尼曰》的简文形制与内容，并进行了初步释读。洪波《〈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二）献苴及其他》（《汉字汉语研究》2022年第3期）指出《仲尼曰》之“耑语”之“耑”可读为“彖”，义为“断定”，“耑语”即“按断之语”“断定之语”，并指出“非山非泽”当释读为“无论是山还是泽”。陈民镇《论安大简〈仲尼曰〉的性质与编纂》（《中国文化研究》2022年第4期）指出安大简《仲尼曰》应是一种儒家典籍的摘编本，并经过摘编者的改编；由于《仲尼曰》出现了一些儒家后学的思想观念，表明《仲尼曰》文本的形成相对较迟，且一些语句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孔子之言。此外，武汉大学简帛网、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网站还有不少讨论。
赖怡璇的《战国楚简词典（文书卷）》为战国文书简的研究提供了不少便利。该书按照《说文》排序将词头分为十四卷，整理了大量的战国文书简词汇，有助于我们了解当时的字词关系、语言习惯等。
（2）秦汉简帛文字研究
周波《张家山汉简〈秩律〉简435拼缀与释读》（《出土文献》2022年第2期）指出张家山汉简《秩律》中的“冀”“成己”“平乐”“羌道”“故道”等字，并指出《二年律令》所载县名除“肤施”外均为陇西郡属县。但昌武《张家山汉简〈秩律〉“沂阳”考》（《出土文献》2022年第2期）指出张家山汉简《秩律》“沂阳”可能是“泥阳”之误写。王辉《银雀山汉墓竹简重新整理释字》（《江汉考古》2022年第5期）考释了《阴阳·四时令》之“犊”、《阴阳·人君不善之应》之“復”、《六韬·九》之“涂”以及简1916之“”等字。石从斌《银雀山汉墓竹简〈三十时〉字词补释三则》（《简帛》第24辑）指出银雀山汉简《三十时》简1727缺释字可释作“”，读为“起”，简1821“当蓄采”即“应当蓄积干菜”之义，简1763一简文可重新断读为“阴阳争。风不可兴，众不可为百丈千丈，城大，将有央（殃）。”何有祖、吴桑《读〈里耶秦简（二）〉札记》（《简帛》第24辑）释出9-36、8-433号简“帣”、9-59号简“郡”、9-99号简“药”、9-121号简“亟更”、9-126号简“枲”“幅”、9-151号简“痍”，9-264号简“少府工室”、9-270号简“归”。宋华强《虎溪山汉简〈阎昭〉小札》（《简帛》第24辑）指出虎溪山汉简《阎昭》简20“没”当改释为“汲”，读为“泣”，简81“坚”当改释为“朢”，“”“秋”皆应读为“火”。李志文《〈龙岗秦简〉补释一则》（《简帛》第24辑）认为龙岗秦简7末端两字当释为“离乡”。易萧《海昏汉简〈易占〉考述》（《出土文献》2022年第2期）认为海昏简《易占》中的“彖”与“饺”分别抄自两个左旋的圆形图式，它们提供了两种新的六十四卦卦序。李豪《“壻（婿）”字古音考》（《出土文献》2022年第2期）结合秦简字形指出《说文》“壻”可能由“”形回改所致。乔志鑫《读岳麓秦简札记二则》（《简帛》第24辑）认为《岳麓秦简（叁）》“暨过误失坐官案”中的“犯法令”应读为“犯、废令”，并指出《岳麓秦简（六）》简260整理者未释之字当为“及当”。袁开惠、赵怀舟《老官山汉墓医简〈医马书〉简27字词考释》（《简帛》第25辑）指出隶作“”的字当指齿不正、齿不齐；简文中的“养”当读为“瘍”，训为“疮瘍”；旧隶作“吻”的字当隶作“”，为“胗”之异体，训为口唇肿瘍。晁福林《说〈五十二病方〉的“弁”》（《简帛》第24辑）认为马王堆帛书《五十二病方》“弁”字当读为“拚”，意谓两手相拍或相搓，将药制成饼状或丸状，便于使用。刘建民《试说帛书〈刑德〉中的“大居”》（《出土文献》2022年第2期）指出“大居”一词含义不明是由于“居”当在帛书第12行“徒”字之下，并指出“月（毋）无光”之上的“朝”字当属误抄。王挺斌《秦汉简帛文字续释》（《简帛》第24辑）继续选取了秦汉简帛中的疑难字词进行考释，指出北大汉简《妄稽》81“端仁”当读为“端信”，《玉门关汉简》Ⅱ98DYT1:28旧释为“牟”的字当改释为“芈”，马王堆帛书《五十二病方》中有若干字可直接释为“”，为“捣”之异体。孙涛《马王堆汉墓遣册名物校释三则》（《出土文献》2022年第4期）指出“”当读为“肠”，“潱”读为“醷”，指梅浆，并指出“华盂”之“华”当训为雕画、彩饰。郑曙斌《马王堆汉墓遣策整理与研究》一书对马王堆汉墓中的遣策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整理与研究。罗小华、伊强《“葌米”与“葌席”》（《简帛》第24辑）据五一广场简牍之“葌”指出走马楼三国吴简中“葌”当为“”的訛字，可读为“麤”，简文“麤米”指的是“糙米”，同时指出东牌楼东汉简牍110号“器物账”中，“葌席”之“葌”当读为“莞”，指的就是以莞草所制之席。马智全《悬泉汉简日书〈死吉凶〉补述》（《简帛》第24辑）指出旧所释“央凶”应释为“其凶”，“者不主”等应释为“去不羊”，“死”“丧”等应释为“蔡”。沈思聪《肩水金关汉简人名校札二十则》（《出土文献》2022年第4期）校订出了“庄”“广”“王孙”“马适”“路人”等人名。黄艳萍《再论肩水金关汉简中地名“角得”的用字》（《汉字汉语研究》2022年第4期）指出“得”写作“角得”“乐得”是新莽时期肩水金关地区特有的用字习惯。
秦汉简帛文例受到了学者的重视。如暨慧琳《汉代简帛重文例新释三则》（《出土文献》2022年第4期）指出《长沙东牌楼东汉简牍》35号木牍的“”当释为“䛭_”，读为“悻悻”，并指出马王堆帛书《九主》“则伪_会_不_可_得_主_矣”与睡虎地汉简“去此_国_者”的重文当以“重文跳读”的方式释读。
王辉《简帛为臣居官类文献考论》、张传官《〈急就篇〉新证》、李洪财《汉代简牍草书整理与研究》、衣抚生《战国秦汉算术材料的跨学科研究》、王挺斌《战国秦汉简帛古书训释研究》等专著均在各自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其中李洪财《汉代简牍草书整理与研究》对秦汉文字中草书的考释与研究有较大的促进作用。
四 玺印、封泥、陶文及其他文字研究
玺印、封泥、陶文及其他文字研究相对较少，但也有不少重要的论文，更新了以往的认识。如黄德宽《战国齐系文字中旧释“马”字的再探讨》（《汉字汉语研究》2022年第1期）根据清华简《五纪》中的“”“”，把过去齐陶文、玺印文字中旧释为“马”的字如“”等改释为“”，读为“肆”，并指出齐玺所谓的“司马”当改释为“司肆”，为管理市场的官职。周波《燕玺“潮汕山金贞鍴”考释》（《中国文字》第7期）认为一燕官玺印文当释为“潮汕山金贞鍴”，即主管燕据朝鲜所出铜矿或为其他矿产官长所用之信玺。张振谦《“㲻月”小考》（《古文字研究》第34辑）指出陶文“大市㲻月”之“㲻月”即“溺月”或“尿月”，为齐月名。陈晓聪《续论“厷”及相关诸字》（《中国文字学报》第12辑）指出《陶文图录》之“”字与“”字当为从又从日的“厷”字，以此又指出《珍秦斋藏印》之“”字当释为“厷”以及《陶文图录》之“”字。屈彤《读玺札记五则》（《出土文献》2022年第3期）指出《古玺汇编》1654旧释为“褱”的字当改释为“褢”，复原了《古玺汇编》2784一残损字当为“女”，考释了一私人所藏玺印铭文当为“王上之至”，并指出《古玺汇编》4900当读为“慎和敬听”或“敬听慎和”等。魏宜辉《秦汉玺印姓名考析（续十）》（《出土文献》2022年第4期）对秦汉玺印中的双字名多有考释，如指出作为人名的“伤齐”当读作“伤济”，训为“伤病痊愈”；“力墨”即文献记载中的黄帝之臣“力牧”；作为人名的“虞温”当训为“快乐平和”等。李鹏辉《读〈管子〉札记一则——兼谈汉印中的“士”类私印》（《中国文字学报》第12辑）指出汉印中“请士”的“请”当训为“诚”，并指出汉印中“士”类私印大多数当为美称。张飞《古玺考释五则》（《中国文字学报》第12辑）研究了六方古玺，释出为“谢”“射”“族”“长”等诸字。等等。
其他文字考释，如曹锦炎《新见齐国石磬铭文考论》（《古文字研究》第34辑）对齐国石磬铭文中“硜”“大”“穆硜”等字词进行了考释。单育辰《温县盟书“憯亟视之”解》（《考古与文物》2022年第4期）改释温县盟书“岳公大冢谛亟视之”“岳公大冢早谛视之”之“谛”为“憯”，训为“急速”。陈絜《文王玉环“人”补议》（《古文字研究》第34辑）认为文王玉环“人”当释为“铸人”。等等。
五 碑刻文字研究
碑刻文字是近代汉字研究的重要对象，碑刻文字考释的论文数量颇多。陈剑《张禹碑铭杂识》（《出土文献》2022年第1期）对张禹碑铭进行了研究，创获较多，纠正了不少误释，如将“割”改释为“剖”，“举”改释为“基”，“方”释为“芀”，“赗”为“赠”，“选”为“送”，“永”为“示”等。梁春胜《唐代墓志讹混俗字考释》（《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3期）考证了唐代墓志中的讹混俗字，指出“”当是“因”字俗讹，“”当是“周”字俗讹，“”当是“旦”字俗讹，“”当是“晷”字俗讹，“”当是“折”字俗讹，“”当是“郵”字俗讹，“”当是“贊”字俗讹，“”当是“雨”字俗讹，“”当是“丹”字俗讹，“”当是“逝”字俗讹，“”当是“蠖”字俗讹，“”当是“纏”字俗讹，“”当是“予”字俗讹，“”当是“峩”字俗讹，“”当是“痛”字俗讹，“”当是“砆”字俗讹，“”当是“澂”字俗讹，“”当是“群”字俗讹，“”当是“挹”字俗讹，“”当是“勝”字俗讹，“”当是“八”字俗讹，“”当是“鵷”字俗讹，“”当是“顧”字俗讹，“”当是“青”字俗讹，“”当是“庶”字俗讹。张永惠、张涌泉《〈汉魏六朝碑刻异体字典〉疏误举正》（《语言研究》2022年第1期）分不明俗讹而误、不辨碑文残泐而误、不辨同形而误及不明词义而误四类对《汉魏六朝碑刻异体字典》之疏误进行商榷，如指出第1256页“”当为“百”的俗写，第92页“”当为“成”的增旁字，第1006页“”当为“戏”的异体字，“范”字头下1295号与1059号字形当释为“轨”，0313号字形原字当为“邦”字，第276页“君少离辜棘”之“辜”当为“辛”，第63页“”当为“萃”字，第322页“”当为“成”字残泐，第574页“”当为“落”的俗字，第149页“”当释为“切”，第45页“悲零宾血”之“宾”当为宾朋义，第839页“收葬尸死”之“死”本身可表尸体义。黄程伟《唐碑志疑难字例释》（《中国语文》2022年第6期）指出《杨绾墓志》之“”当释为“微”，在志文中为人名；《曹乾琳妻刘那罗延墓志》之“”当为“沉”之俗讹字；《崔行宣墓志》之“”当为“迂”之异体字；《崔振妻郑辚墓志》之“”当为“际”之俗讹，“”当为“身”之俗讹。吴葆勤《唐〈沈和墓志〉校释》（《华夏考古》2022年第5期）考释了《沈和墓志》“长源远泒”之“泒”当为“派”字，“幋绅慎□”的未识字当为“淑”，“衣必再浣，食不墨俎”之“墨”当为“重”，“惸然孀婺”之“婺”当为“嫠”，“积忧改贞”之“贞”当为“皃”等。曹锦炎《石楬铭文分类注释选》（《中国书法》2022年第3期）分贮器、乐器、博具、珍宝对石楬铭文进行注释，指出“十四子箱”为内置十四只子盒的箱子，“鍾”为“钟”字异体，“斑”同“辬”，指杂色花纹或斑点等。魏启君、王闰吉《〈天柱古碑刻考释〉俗字校读十五则》（《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6期）考释了天柱古碑刻旧释中的偏误，分成细审字形、明辨声韵、解码典故、兼及文例、综合释读五个方面。
六 写本文字研究
写本文字也是近代汉字研究的重要对象，相关的考释成果非常丰富。张涌泉、刘丹《敦煌变文疑难词语选释》（《敦煌学辑刊》2022年第4期）摘取敦煌变文中和变文相关的条目进行考释，指出“浑塠自扑”“留贱”“名部”“陌刀”“”“秃”“一寸肠”“灾分”“攥”十例字词。陈正正《中古佛经疑难字考释十则》（《大连大学学报》2022年第4期）考释了“嬲”“”“”“”等字词。高天霞《敦煌写本P.3715“类书草稿”疑难字句考校》（《唐研究》第27卷）考证了P.3715“类书草稿”写卷中的部分疑难字句，指出了“颐摄”“洒泽”“檮杌”“蚕枋”“以肺石遗民”等词句的含义。连劭名《敦煌写本〈六韬·文韬〉校释》（《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2022年第1期）对读今本《六韬》与敦煌写本《六韬》考释了“何远之求”“敬受命矣”“利仁”“何图雒书”“趋舍”等词句。张新朋《俄藏敦煌文献中的两片〈盂兰盆经讲经文〉残片考辨》（《中国典籍与文化》2022年第3期）结合“盂”“目”“连”“孝”“众”各字的字形对比指出Дх.12642、Дх.12010、Дх.11862与Дх.10734四号来自同一写卷，可以缀合，并通过“孝行”“孝顺”“孝养”等字词的出现频率指出《盂兰盆经讲经文》对于“孝”“孝道”的搬演与宣传进一步增强。刘贺、邓章应《俄藏黑水城汉文佛经疑难字考释三则》（《中国语文》2022年第2期）指出《金刚剂门》“毡”当是“白戎毡韈”，《供养偈·七宝供养》之“”当是“时”字，《慈觉禅师劝化集》之“”字当是“矜”字。董志翘《字形讹混与古书校读——以“面”“而”“向”“回”为例》（《中国语文》2022年第1期）基于古文献中“面（靣）”“而”“向”“回”四字形近互讹这一认识，指出“而弃规矩”当为“面弃规矩”之讹，“催摄面去”当是“催摄而去”之讹，刘宋《续观世音应验记》中的“仰向见一道人”不误。邓文宽《敦煌本〈字宝〉中的活俚语（入声）》（《敦煌学辑刊》2022年第1期）对《字宝》中入声部分进行考察，指出“鞭”之“”当为“摔”，“抛物人”之“”所释义的“打”当有“横扫”的意味，“心憋起”当为“心憋屈”，“奯眼”当训为“眼孔大”，“镬作”当为方言词，训为“在做事情，但被认为本不该做或做得不好”。韩志周《契约文书“畛”字俗体考》（《中国文字学报》第12辑）详细考证了契约文书中的“畛”，对相关异体做了细致考察。张丽《腾冲契约文书文字丛考》（《阜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4期）考释了腾冲契约文书中的“析”“典”“搭”“管”“孟”等字。
张涌泉、张小艳、郜同麟的《敦煌文献语言大词典》对于全面推进敦煌文献语言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全书550万字，收录条目21939条，字词条目非常广博，是先前的《敦煌文献语言词典》所收词条数量的十几倍，可谓集大成之作。在释义上将敦煌文献与传世文献相结合，力求探明每一个疑难字词的源流，如B部“伯”条根据敦煌文献“百”写作“伯”的情况，指出传世文献中不少“伯”妄改成“佰”的疏误；C部“鹿”条指出“鹿”用法同“麤”，实即“麤”之俗字“麁”等之讹省；H部“華”下“花盖”条指出“花盖”即“華盖”，本应读huā，不应该读huá；H部“聽”下指出“廳”为“聽”的加旁俗字，六朝以后始见，最初两者混用不分，唐代中后期开始分工。这对古汉语字词关系的研究也大有裨益。另外，还考释了大量的疑难字词，纠正了前人的误解，如C部“（觸）夜”释为“趁夜，冒着夜色”，纠正罗振玉《敦煌零拾》及《敦煌变文集》臆改为“单夜”的错误，等等。该书为敦煌文献的综合研究打下了坚实基础，也为敦煌文化的弘扬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王继如、吴蕴慧《敦煌文献通读字》收集了敦煌变文、王梵志诗、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等通俗文献中的通读字，共有字头1199个，每个字头下标出读法，然后标记中古音韵地位并加以解说，最后是举例。为敦煌文献疑难字词的考释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与便捷的途径。
七 刻本文字研究及其他
刻本文字研究数量不多。闫艳、常海龙《宋刻本〈新编通用启札截江网〉俗字考释十则》（《汉字汉语研究》2022年第1期）释出了宋刻本《新编通用启札截江网》中“轝”“斆”“演”“瘝”等的简俗字。杨琳《〈金瓶梅词话〉形误字通例》（《汉字汉语研究》2022年第3期）指出“换些煮酒菜”之“换”当为“搬”之形误，“狂奴乘饮弄奸欺”之“饮”当释为“坎”，等等，并归纳出《词话》形误字主要有误识行草书造成的形误、误分行草书造成的形误、误识异体字造成的形误三种讹误类型。
此外，王挺斌、赵平安《试论近代汉字与古文字的关系》（《汉语史学报》第27辑）在前贤时修的基础上，继续探讨近代汉字学与古文字学之间的关系。一方面，古文字学有助于近代汉字溯源，还可以提供器物形制知识；另一方面，近代汉字资料保存了不少古文字，有利于考释古文字。与此同时，还应注意同形字以及字的时代性问题。商艳涛《汉字古今关系说略》（《古文字研究》第34辑）以“其”“箕”字为例，搜集大量异体，绘制古今源流谱系图，对古文字学与近代汉字学的交互研究、古今文字的整体研究非常有意义。
图表2 “其”“箕”古今字形演变图
（商艳涛《汉字古今关系说略》）
总结
以上是2022年度汉字史研究的大致情况。从中可知，无论是古文字学还是近代汉字学，均以疑难字词的考释作为基本任务，并已取得了不少成绩。在此基础上，不少学者高瞻远瞩，结合当下的研究现状提出了未来发展的思路与计划。
古文字学方面，黄德宽《开创新时代古文字学发展的新局面》（《语言战略研究》2022年第6期）指出，新时代切实推进古文字学的发展需要处理好四个问题：一，提升古文字学学科建设水平；二，夯实古文字学人才培养的基础；三，加强古文字学人才队伍建设；四，重视古文字学研究成果的创造性转化。
近代汉字学方面，张涌泉、韩小荆、梁春胜、景盛轩《近代汉字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历史语言学研究》2022年第2期）指出，今后近代汉字研究需要加强四个方面的工作：一，进一步加强近代汉字的理论建设；二，进一步加强对各类文字资料的整理与研究；三，加强古今汉字的源流演变研究；四，加强近代汉字研究人才的培养。
这些对汉字史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