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的出路不是霸权对抗，而是重塑自身文明传统

图为网站文章截图

图片来源：https://www.noemamag.com/the-next-global-order-will-challenge-western-values/

西方的出路不是霸权对抗，而是重塑自身文明传统

作者：内森·加德尔斯（Nathan Gardels）

译者：李时浩然

法意导言

当今美国与中国和俄罗斯的双重对抗肇始于冷战后的“单极时代”。这个唯一的超级大国在那令人振奋的几十年中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但也掩盖了其自身从高处跌落的萌芽。一方面，由美国主导的全球化促进了经济和技术的融合，但另一方面，全球化也使人们对美国主导的地缘政治秩序产生了歧见。世界秩序正在从西方霸权的稳态运行中回归到历史上大部分时期存在的多元权力中心状态。当面对未来这一挑战时，西方的力量越来越弱。在此历史背景下，美国NOEMA杂志主编内森·加德尔斯（Nathan Gardels）在2022年1月28日杂志网站撰文。作者认为如果不能以强大的自由民主的战略深度来支持超强的军事力量，很难看到美国如何能够扭转世界分裂成不同地缘政治势力范围的趋势。美国及其盟国不应追求一个无法实现的虚幻的大战略，而应努力维持西方在多元权力中心中的文明存在，巩固自己的自由价值观、民主实践和公平分享财富的经济。后霸权时代的西方不应试图按照自己的形象塑造世界，而应强化一种世界其他国家期望效仿的模式。

我们当今看到的美国与中国和俄罗斯的双重对抗肇始于冷战后的“单级时代”（unilateral moment）。这一时期纵跨20世纪90年代至2010年代。在这一时期，美国的全球影响力正处于巅峰状态。这个唯一的超级大国在那令人振奋的几十年中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但也掩盖了其自身从高处跌落的萌芽。

自相矛盾的是，一方面，美国主导的全球化促进了经济和技术的融合，但另一方面，全球化也使人们对美国主导的地缘政治秩序产生了歧见。那个时代带来开放的资本流动、自由贸易、技术转让和一体化市场。在那个时代中受益最多的国家，现在正以自己的文明传统为基础，塑造其在世界上的新地位，而并未“变成西方模式”。俄罗斯因其世界大国地位被取代而感到羞辱。西方对全球秩序控制力的削弱被俄罗斯视为一个在其曾经主导的地区重新确立自己地位的机会。简而言之，世界秩序正在从西方霸权的如常运行中回归到历史上大部分时期表现出的多元权力中心的状态。

对于西方价值观而言，这种似乎不可阻挡的时代的转变是不受欢迎的。众所周知，世界被帝国主义罪行和自由干预主义的愚蠢行为所玷污，尽管如此，也成为历史“西方化”（Occidentalizing）的时代使命，并向世界传授了具有广泛吸引力的理想——个人权利、自决、统治者同意、政治权力的制衡、文化宽容和自由表达等。如果这些价值观与促进和捍卫它们的权力不匹配，那么，那些有能力反对和击败它们的人会结束它们作为全球标准的命运。

西方的软弱

历史现实是，在面对未来的挑战时西方的力量越来越弱。

随着重心东移，全球化所形成的相互依存关系将难以摆脱地缘政治的影响。如今，中国成为美国主要盟友的主要贸易伙伴，包括德国（其跨越大西洋的锚点）、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菲律宾。印度尼西亚以及东盟其他国家和印太战线的另一个支柱——印度，也将自身的日益繁荣主要与对华贸易联系起来。随着这种倾斜趋势形成，西欧近一半的天然气已经开始依赖从俄罗斯进口，以供应家庭取暖及工业燃料。

除非美国自己先处理妥当国内事务，否则它就不能再有效地在国外推广和捍卫西方的价值观。美国国内发生的一场反对权力民主化交接的暴乱，飞速增长的社会不平等以及金融化的数字经济(科技巨头控制着虚拟元世界的视频游戏市场)，并不意味着这个社会有内在承诺或集中的政治意愿，以任何可持续的方式站立起来对抗境外专横国家。如果美国仍在这条不正常的轨道上运行，它就像其他任何具有挑战性的大国一样，将自己从全球舞台的主要推动者和捍卫者的地位上推下来。

正确解读权力转移

在这种充满矛盾的环境中，没有什么比正确解读全球权力转移背后的推动力量更为关键了。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阎学通写道：“中国认为，大国地位的提升使其有权力在国际事务中扮演新的角色——这与美国不容置疑的主导地位是无法调和的。”据其定义，这个卓越的崛起大国拒绝屈从于美国秩序的等级制度，这削弱了美国的至高地位。但是，以自己的方式在世界舞台上建立存在感，并不等同于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事务主任杜如松（Rush Doshi）所想象的，中国的“大战略”被普遍认为是代替美国掌管世界的“持久战”。

好像这大家仍然赞同，相信1950年代的美国处于向上流动的道路上一样，反过来，他呼吁美国建立一个“大战略”来阻止中国，在他看来，就像最终一举击败了苏联一样。

手段和目的不匹配

乔治·肯南（George Kennan）传记的作者，撰写了美国“遏制”政策的约翰·刘易斯·加迪斯（John Lewis Gaddis）将大战略定义为“将无限的愿望与必然有限的能力相结合”。杜如松的愿望，似乎与华盛顿对外政策建制派（blob）的其他成员一样，很难与目前的能力相匹配。

在面临外部挑战时，美国如今所能凝聚的政治决心是极其不平衡的。拜登总统甚至无法获得共识通过已经瘦身了的耗资1.8万亿美元的“重建美国”计划。与此同时，仅全国排名前15位的亿万富翁的身价就达到了这个数字，在过去两年的COVID危机中，他们中大多数人的财富翻了一番。然而，为了显示其在与中国的战略竞争中的尚武决心，美国国会欣然批准了7780亿美元的军事预算——比拜登要求的还要多。

美国缺乏能力既团结起来修复其被破坏的民主和紧张的社会秩序，又同时又花费大量时间来阻挠国外的野心家，这种情况令人担忧。将战略竞争减少到仅仅是一种战斗姿态，这是不可避免的。一个摇摇欲坠的超级大国面对自信的快速发展的国家，其目的如此不对称，很可能会从战后时代滑向战前时代。

美国如果不能以强大的自由民主的战略深度来支持超强的军事力量，很难看到它如何能够扭转世界分裂成地缘政治势力范围的趋势，包括反映与西方价值观不同的政治和文化基础的数字平台。

美国及其盟国不应追求一个无法实现的虚幻的大战略，而应努力维持西方在多元权力中心中的文明存在，巩固自己的自由价值观、民主实践和公平分享财富的经济。后霸权时代的西方不应试图按照自己的形象塑造世界，而应强化一种世界其他国家期望效仿的模式。

 ·文章来源· 

Nathan Gardels, The Next Global Order Will Challenge Western Values, Noema Magazine Website, January 28, 2022.

 ·网络链接 · 

https://www.noemamag.com/the-next-global-order-will-challenge-western-values/

 ·译者介绍 · 

李时浩然，山东师范大学2020级法学硕士研究生，现为法意观天下编译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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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编辑：李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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