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电影怕是对同性恋有什么误解

#《乔乔的异想世界》

 原文来源  <电影评论> Film Comment

 原文作者   Michael Koresky

 今日译者   陈思航

 今日编辑   车小爷

<电影评论>观点：

在《乔乔的异想世界》中，隐藏着根深蒂固的恐同情结

原文地址：https://www.filmcomment.com/blog/queer-now-then-1977-and-2020/

（或点击文末“阅读原文”）

我从未忘记——我可能永远也不会忘记——在十一年级的历史课堂上，我的老师在讲述纳粹大屠杀时，满怀信心地告诉全班同学，纳粹党中有许多人都是“同性恋恶魔”。

几年之后，我才承认自己是同性恋。但我很清楚的是，这种特殊的措辞，这种“同性恋纳粹”的宣言里蕴藏着的反常意味，主要指涉的其实是同性恋，并不是法西斯主义。

▲ Ernst Röhm（右三），史上最著名的同性恋纳粹之一

从表面上来看，这句话是为了强调纳粹那种莫名引人注目的虚伪——是的，他们将同性恋者标识为应该处死的对象，他们也是这么对待犹太人、罗姆人和残疾人的。但与此同时，许多纳粹也是明里暗里的同性恋。这似乎成为了某种证据，这似乎在历史课的语境下被赋予了某种重要性。

无论是否有意，那位老师的措辞（“同性恋恶魔”）中蕴含的恐同情绪，铸造了一种相应的滑动标尺，人们可以用它来界定可接受的暴行。多年以后我发现，这种恐同情绪还催生了一种长期存在的刻板印象。

在《乔乔的异想世界》中，导演兼编剧塔伊加·维迪提进行了一次艰难的尝试，他试图创造一部讽刺大屠杀的作品，这部影片为他赢得了一尊奥斯卡最佳改编剧本奖。

在这部作品里，我们看到一系列反复出现的、令人费解的酷儿暗示，这也是本片中众多失败的元素之一。

▲ 《乔乔的异想世界》

在这部作品里，克伦琴多夫（山姆·洛克威尔饰，这是他塑造的又一个终会“洗心革面”的反派角色）这位有现实依据的纳粹配角，无论在剧作层面还是在表演层面，似乎都在刻意暗示什么。

在克伦琴多夫和一位金发的党卫军助理（阿尔菲·艾伦饰）之间，发生了一两个“关键情节”，我们可以从中感受到情爱式的化学反应。他们共享了一些看似幽默但其实意有所指的工作时刻。在这样的时刻，两人脸庞之间的距离可能只有几英寸，这是异性恋观众喜欢的那种视觉笑料。

▲ 克伦琴多夫（右）和助理（左）

克伦琴多夫同时是军队的上尉、官僚办公室的助理，以及希特勒青年旅的童子军领袖。在影片最后的高潮段落中，他再次出现——当盟军入侵柏林的时候，他以一种拿破仑式的、辉煌夺目的夸张姿态，与他的二把手一同挺身而出。

直到这样的时刻，他们才用披肩和流苏装饰了制服，洛克威尔还画上了黑色的眼线，他的瞳孔中射出无畏的、闪动的光芒。

不过我没看错吧？他们骄傲地穿上的这套“改良”制服上，出现了粉红色的三角形标志？（译者注：粉红色倒置三角形被纳粹用来标志集中营里的同性恋，以此羞辱同性恋。在70年代后这个标志被LGBT群体正能量化，变成了对抗恐同情绪、坚定自我认同的标志。）

▲ 克伦琴多夫

克伦琴多夫的角色成为了一种用途广泛的能指，他可以被用来指涉那种同性恋倾向，但他同时也是一位迷人而古怪的法西斯主义者。事实上，在电影史上，长期存在着这种令人困惑的刻板印象，克伦琴多夫不过是最新的成果罢了。

这类形象主要立足于一种恐同美学，而非任何微妙的历史观。这些角色（比如维斯康蒂《纳粹狂魔》中的角色），在某种程度上简化了魏玛时代的性解放，尤其是在第三帝国仍未崛起、自由也仍未被压制时的柏林。

▲ 《纳粹狂魔》

但在更多的情况下，这些角色只是令人不安地重申了性别规范：嘲笑那些缺乏男性气质的、显露女人气的“怪物”，无异于将他们置于常规之外，而所谓的“常规”，也就是社会可接受的“男子气概”。例如，恩斯特·罗姆（ Ernst Röhm）受到了历史性的关注，他是希特勒亲密的伙伴与手下的军官，也是一位已知的同性恋者。

对恩斯特·罗姆这样的人的历史成见，充其量只能反映历史讨论中根深蒂固的恐同情结，它无法构成任何关乎人性的、意味深长的讽刺。没有任何证据表明，第三帝国公开或是暗中接受任何男同性恋关系。

然而，迪内希·德·索萨这样的右翼民族主义者还是声称——在他那本垃圾政治宣传电影《一个国家的死亡》中——希特勒可以容忍同性恋，他也由此推论，法西斯主义与“同性堕落”可以联系到一起，对他来说，这种堕落可能永远都是令人不安的吧。

▲ 《一个国家的死亡》

他们可能已经忘记了，在希特勒被任命为总理的那一刻，他就下令杀死自己的“亲密伙伴”罗姆，这也是他巩固权力的清洗运动的一部分，人们称之为“长刀之夜”（令人难忘的是，在维斯康蒂的作品中，这起事件被呈现为一场针对同性恋者的屠杀）。

此外，是的，有超过十万名男同性恋者被迫穿上饰有粉色三角形的衣服，被送到集中营里处死。

▲ 希特勒（左）与恩斯特·罗姆（右）

强调这种“同性恋恶魔”的概念，意味着某种心照不宣的转义——他们将法西斯主义等同于“离经叛道”的性行为，在任何主流文化中，这种转义都是持续存在的。

但在《乔乔的异想世界》中，维迪提为我们呈现了一些更为诡异、愚蠢、麻木的东西。当导演维迪提在接受在线杂志“Pride”的访谈时，一位年轻的编辑直接询问了相关的问题，维迪提被迫解释洛克威尔所饰角色的“酷儿化纳粹倾向”。

▲ 《乔乔的异想世界》中的克伦琴多夫（左一）

虽然他的答复显得迟疑而迂回，但他依然断言，这是一种相对积极的形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有这么多来自不同背景、不同文化的人。你知道的，在每一场战争、每一个社会中，都会有两种截然不同的人……他们代表着两种人类的特质”，导演答道，他似乎对这个问题有些不知所措。

他接着说道：“我喜欢进行这样的想象：山姆所饰演的角色，在战争开始前经常光顾Kit Kat俱乐部（译者注：德国著名的同志夜店）或是诸如此类的地方，我不知道你是否知道这个俱乐部，但这在当时是一个非常受欢迎的地方。”

这时候，维迪提朝着那位年轻的采访者眨了眨眼，似乎在暗示这是个秘密。这让我感到困惑，我不知道他是否意识到，Kit Kat俱乐部不过是《歌厅》（Cabaret）中的虚构想象——这是一部由哈尔·普林斯、约翰·坎德和弗里德·埃布创作的百老汇音乐剧，它后来也被改编成了鲍勃·福斯的电影杰作——其原型据说是魏玛时代的柏林酒吧“Eldorado”，该酒吧的特色是变装的表演者。

▲鲍勃·福斯 《歌厅》

我们可以在克里斯托弗·伊舍伍德的作品中看到相关的信息，这位作家撰写了一系列以柏林为背景的故事。

▲ 伊舍伍德作品《克里斯托弗及同党 》

讲述了作者在柏林的同性经历

这种将历史与幻想混为一谈的做法，并不是彻头彻尾的恶劣行径。它有些诡异、愚蠢与模糊，其实整部《乔乔的异想世界》都具有这样的特质。

但接下来，维迪提继续说道：“所以我倾向于这样揣测他的背景，你知道的，他原先很张扬，甚至还出柜了……但接下来的事你也看到了，他被这场战争席卷其中，他成为了一名士兵、一位战争英雄，但在他的内心深处，仍然有一些不得不隐藏、封存起来的东西。”

▲ 塔伊加·维迪提

换句话说，他接受了这种同性恋恶魔的刻板印象，这赋予了他主体性与人性。克伦琴多夫的同性恋情结使他成为了一个人，对于一个杀人如麻的纳粹来说，这是一种怪异的赦免。因此，这一角色在表现自我的时候，陷入了一种两难境地，这也反映了整部电影的困局：

它试图让德国人那种有缺陷的人性变得复杂化，但又没能更多关注影片中唯一的犹太角色——也就是托马辛·麦肯齐饰演的那位藏匿起来的犹太女孩——似乎这个角色的人性是无需刻画的，这让这部影片变得清晰而直接。

▲ 藏起来的犹太女孩（左一）

《乔乔的异想世界》探讨的是二战时期德国人的精神复兴——虽然我并无恶意，但对于一位犹太人同性恋观众来说，这部影片充其量也不过是毫无意义，但要是说得直接一点，它甚至算是一种冒犯。

自七十年代以来，LGBTQ社群对粉色三角形进行了再利用，他们将其看作是某种未被磨灭的、同性恋骄傲的象征。对“酷儿”（queer）一词的使用也具有类似的逻辑，这些元素曾经都是一种侮辱。

然而，在《乔乔的异想世界》的语境下使用这种意象是荒谬的，它会让人们想起种族灭绝，但这部影片又始终拒绝深入这一议题。此外，这种误用也对同性恋“骄傲”的概念，进行了扭曲化的、过分简化的处理。

维迪提曾经说过，他的影片不是关于过去的，而是关于现在的——在他看来，至关重要的是，这部影片介入了我们当下的政治噩梦，在这场噩梦中，白人民族主义正在抬头，二十世纪的历史正在被遗忘。

我个人十分怀疑，任何一位专业的艺术家，如何能够相信这部电影的逻辑：在诠释这些纳粹恶徒（他们实施了系统性的、工业化的种族灭绝，这夺走了六百多万人的生命）和阿道夫·希特勒本人的时候，它进行了颠覆性的、或者有效的戏仿处理（在小乔乔的想象中，希特勒被描绘成一个可爱而滑稽的朋友），这并不能帮忙打捞“当代世界”这艘正在沉没的船只。

▲ 《乔乔的异想世界》中的“希特勒”

在我看来，有些事实似乎是不言自明的：在《乔乔的异想世界》这样的影片中，这种欢快的、非历史的颠覆影像，表现为如此宽泛的形式。正因如此，它们可能会掩盖一些其他的细节，这些细节或许有机会展现出更广阔的图景。

在电影银幕上，对于同性恋纳粹的描绘，可能比受到纳粹迫害的同性恋来得多。这是又一个显而易见、却令人费解的案例，它展现了内在于我们文化的恐同情结。我不愿去期盼——我甚至不建议人们去寻找——更多二战时期的受害者叙述，但我衷心推荐埃托尔·斯科拉的《特殊的一天》。这部作品更具电影化的价值，它以一种更严肃的方式，讲述了法西斯政权对待同性恋危险分子的真实方式。

▲ 《特殊的一天》

《特殊的一天》以一部名为《元首访问意大利》的六分钟档案新闻短片作为开场，这部短片中贯穿着电台播音员的声音，它耀武扬威地预示着，希特勒将于1938年5月6日访问罗马。

我们可以在画面中看到，成群结队的意大利公民兴奋地聚集在城市的街道上，为这位德国领袖、约瑟夫·戈培尔和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普铺开红色的地毯。我们可以看到军队的威势与狂热的欢呼，这一切都是为了献给这位独裁者巨星。

这截短片与影片剩余的部分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是一部庄严的双主角情节剧，片中的两位角色更倾向于留在自己的公寓里，而不是去参加集会。

▲ 《特殊的一天》

尽管在这部作品之前，斯科拉主要是以喜剧闻名的，但他其实是一位严肃的创作者、参政的知识分子，以及意大利共产党的成员。《特殊的一天》正是这样一位喜剧导演的作品，他的祖国有着矛盾的、法西斯主义的过去，而他确实想与这些过去进行斗争。

这部影片有一种经过漂白的棕褐色质感，它讲述了两个社会边缘人士之间短暂的、却又意味深长的联结：我们可以看到一位任劳任怨的家庭主妇安东涅塔（索菲娅·罗兰饰），她的六个孩子和自我陶醉的丈夫都不重视她。此外，我们还看到了庭院对面的单身汉加布里埃尔（马塞洛·马斯楚安尼饰），她此前从未见过他。

▲ 《特殊的一天》

接着，安东涅塔那只喋喋不休、叫声如哨的宠物八哥从笼里逃了出来，飞进了他的房间，这促成了一场美丽的邂逅。这似乎是一个通过不详的战时背景衬托的浪漫爱情故事，影片的选角（那个时期意大利电影最为浪漫的两位巨星，罗兰与马斯楚安尼）仿佛也证明了这一点。但是，《特殊的一天》继续朝前发展，成为了一部完全不同的作品。

显然，罗兰在家中是很孤独的。在一开始的时候，她也确实认为，英俊的加布里埃尔可能会带来一段禁忌的风流韵事。但是，他们之间的纽带逐渐发展成一种更为情绪化的、智性的东西，他们的关系不仅仅是性爱层面的。

▲ 《特殊的一天》

加布里埃尔是一位刚刚被解雇的电台播音员，他被定义为一个危险分子。当她问他为什么丢掉职位时，他含糊其辞地说，“因为缺乏罗马人的自豪感。”最终，我们和天真、保守的安东涅塔一同了解到，他之所以被驱逐，并不是因为他在政治上直言不讳。他最终向她坦诚，这一切都是因为他的同性恋者身份。正如他所说的那样，他是“一个无用的、唱反调的、有堕落倾向的人”。

马斯楚安尼饰演的加布里埃尔并不为自己感到羞耻——无论是作为同性恋者、共产党人还是危险分子——但他必须躲藏起来。他知道自己的寿命已尽，他只是在等待那些人带走他时的敲门声。尽管如此，他仍然善于讥刺、非常务实、频繁地自嘲。对于安东涅塔来说，这些特质既令人厌恶，也令人沉迷。

面对自己居家时百无聊赖的处境，她从未质疑过其中存在的、社会政治层面的内涵（在影片前半部分的大量场景中，镜头耐心地凝视着她，她反复地在狭窄的、令人窒息的公寓中独自行走）。

▲ 《特殊的一天》

当他帮她叠衣服的时候，她勇敢地在公寓的屋顶上亲吻了他，接着他第一次袒露了自己的同性恋身份——她的反应是打了他一巴掌。他跟随着她跑下了楼梯井，她尖叫地斥责他为“Frocio”（“死同性恋”）。

他的话语在这幢建筑物里回荡着，我们可以想象，这里几乎空无一人。似乎每个人都已经离开了，他们都去参观那场墨索里尼的历史性会面。

安东涅塔起初感到非常厌恶，她谴责他缺乏男子气概，以及这种特质与政治缺陷之间的联系——“像你这样的人，不可能成为我们党的成员，我们的党属于真正的男人”，接着她便跑开了。尽管如此，她最终还是回到了他的公寓。

▲ 《特殊的一天》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她似乎意识到，自己找到了一个被遗弃的同族灵魂。最终，法西斯确实带走了加布里埃尔，安东涅塔又一次被留到了自己的公寓里。

她与许多处于这个位置的女性一样，无论是面对噩梦般的历史，还是面对自己被扼杀的幻梦，她们都注定是被动的见证者。

▲ 《特殊的一天》

《特殊的一天》可能是一部过于克制的情节剧，但其中蕴含的那种深邃而明亮的忧郁，要远远超过维迪提的喜剧中那种俏皮而温顺的隐痛。正如维迪提在谈及自己的影片时宣称的那样，斯科拉在制作《特殊的一天》时，并不是想要制作一部安全时期的作品，而是要回应当下的政治现实。

上世纪七十年代，在新法西斯主义的意大利社会运动党中，民族主义隐隐地卷土重来。到了七十年代中期的时候，该党声称自己有数十万名成员。当这个直言不讳的可怖团体浮现时，距离该国当时犯下的二战罪行，已经过去了三十年的历史，但他们仿佛对当时的噩梦不屑一顾。

因此，《特殊的一天》本身就具有一定的紧迫性，它的导演迫切需要实事求是地重申人性——虽然这部影片可能不会提供真正的颠覆，也不会带来强烈的震撼。

我们可以在帕索里尼的《索多玛120天》中找到这些东西，这是一部早两年拍摄的、探讨法西斯意识形态的、令人恐惧而震惊的影片。但后来，意大利和世界各国都禁止了这部作品。

▲ 《索多玛120天》

“我并不认为我是一名反法西斯主义者，非要下个定义的话，只能说法西斯主义是反我的。”加布里埃尔狡猾地向安东涅塔解释道。这只是一则简单的声明，但它触及了某种相当复杂的事实——某些意识形态不仅仅是不人道的，他们甚至与个体性是相斥的。

维迪提塑造的克伦琴多夫上尉，最终通过让怪诞的旗帜飘扬在空中，得到了某种救赎——无论这是否构成一种广义的讽刺，这似乎都在说明他的同性恋身份神奇般的突然可以被理解被认同了，其同性恋身份突然可以超越法西斯主义了。

▲ 克伦琴多夫上尉

邪恶的意识形态会吞噬它们所引诱的一切，在这吞噬过程中，它并不会与我们更好的那个自己结伴同行。

这没有什么可值得“骄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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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原文来自《电影评论》（Film Comment）

作者Michael Koresky

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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