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戛纳潜力股，奉俊昊赞他是电影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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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生活与欲望为邻，它如今被美好生活的幻想束缚，被人们所能知觉到的期待淹没。我们的期待仅仅被财产和可靠的生活所指定。我们那残酷的欲求对象，它并不感到被威胁，而只是疲惫不堪。”

- -（Lauren Berlant《Cruel Optimism》）

2020年2月，刚刚凭《寄生虫》结束了他从戛纳到奥斯卡的光辉征途的奉俊昊以客座编辑的身份为《视与听》列出了20位他认为在未来十年内将对电影的形态产生重要影响的新生代导演，其中包括在次年就拿下金狮奖和奥斯卡最佳影片的Chloe ZHAO。

/ 奉俊昊登上《视与听》2020年3月封面

这份重量级的名单中还有数位恐怖/惊悚片导演，包括乔丹·皮尔（《逃出绝命镇》《我们》）、阿里·艾斯特（《遗传厄运》《仲夏夜惊魂》）、罗伯特·艾格斯（《女巫》《灯塔》）和阿里·阿巴西（《谢丽》《边境》）等。

即使并非完全陌生，国内的影迷对阿里·阿巴西恐怕算不上熟悉，这种情况将很快改变。在日前公布的第75届戛纳电影节片单中，阿里·阿巴西凭新作《圣蛛》（Holy Spider）首次入围了主竞赛单元，他的前作《边境》曾获得戛纳一种关注单元大奖。

在我们看到阿巴西的新片之前，这篇文章会为大家简单地介绍这位导演，感兴趣的读者朋友，可以补一下他的两部长片。

/ 《圣蛛》剧照

今年41岁的阿巴西的两个身份让他在奉俊昊的这份名单上显得尤其与众不同，一是他伊朗裔的移民身份，阿巴西出生于伊朗首都德黑兰，直到2002年才前往欧洲学习并定居；

二是他半路出家的转行经历，他在从德黑兰理工大学退学后前往瑞典斯德哥尔摩学习建筑学，直到2007年本科毕业后，他才进入丹麦国家电影学院正式开始学习导演。

在采访中，阿巴西表示他在从事任何与电影有关的工作之前，自己就开始写作短篇小说，超现实主义和南美的魔幻现实主义作家同他在移民北欧前的经历产生了奇妙的共鸣，“作为一个在伊朗长大的人，我意识到现实就像果冻一般，它不是固体，它浑浊且棘手，有时它变得如此怪异以至于你无法相信，所以日常生活中的奇幻元素对我来说是非常容易理解的事。”

/ 阿里·阿巴西（Ali Abbasi）

确实，当人们试图用类型片的思维为阿巴西目前仅有的两部长片分类时，奇幻/幻想（fantasy）往往出现在惊悚/恐怖（thriller/horror）之前，尽管阿巴西用各种方式将自己与类型电影划清界限。

“我不是一个类型文学或类型电影的粉丝，我将所有与类型有关的东西视为一种市场策略，《边境》和‘哈利·波特’系列都被称之为奇幻电影让我有些迷惑，但我并不介意。”好吧，也许罗兰·巴特和引用他的人会说“轮不到你来评价你自己的电影”。

当我们回到阿巴西这两部电影本身及其批评文本中时，我们会意识到阿巴西诚实地兑现了他的诺言。

/阿里·阿巴西《边境》海报

在2017年《逃出绝命镇》让全球的电影市场为之一振时，一个最早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用来描述政治性的黑色幽默电影的评论文章中的词——“社会惊悚”（social thriller），经由媒体重新回到了大众的视野。

/《逃出绝命镇》海报

虽然“社会惊悚”被视为恐怖/惊悚电影的亚类型之一，但很难说有一个与它相对立的范畴，它也因此不存在一个公认的准确定义，但从2017年以来它在各处的用法来看，“社会惊悚”往往与去殖民化、批判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反思资本主义及其新形态等左翼议程有关，社会惊悚片的创作者往往调用特定身份及基于这种身份的个人和集体记忆并将叙事寓言化。

与其说阿巴西捕捉到这一趋势并加入了它，不如说他的身份和经历让他的电影不可能回避或认为社会政治和意识形态不重要。

在他首部自编自导的长片《谢丽》（Shelley）中，三位主角从极简的人物关系开始：

/《谢丽》海报

来自罗马尼亚的Elena受雇于一对来自丹麦的夫妇，他们在与世隔绝的森林中过着朴素的生活，他们的房屋没有水电，并且以素食为生。

房屋的女主人Louise与Elena很快成为好友，当她们敞开心扉谈论自己的遗憾和梦想时，Elena说她来这里是为了为家人在家乡买一套公寓，而Louise抱憾于自己无法生育，她礼貌地询问Elena是否有可能做她和自己丈夫的孕母，这样Elena就不用再为他们工作或担忧攒不够购买公寓的钱。在一番考虑后，Elena答应了Louise的邀约。

/ 《谢丽》剧照

起初，Elena对此没有太多顾虑，因为她已经育有一个自己的孩子，但当Louise 和Kasper的胚胎在她的腹中长大时，异常的症候开始出现，Elena心神不宁并且逐渐消瘦，她和Louise的关系也开始变得紧张——其中重要的一点是，与Elena的躯体性恶化相伴的是她的身体所受到的越来越多的控制，比如向来和善的Louise厉声质问Elena是否抽烟；一些（超）自然的神秘意象同时出现。

悲剧在Louise和Kasper决定向Elena的家人隐瞒她健康状况的恶化的那一刻已经注定：无法忍受疼痛和抑郁折磨的Elena用一根细长的钢丝穿进自己的阴道。

/ 《谢丽》剧照

在这样一个或许用商业代孕的剥削性和产前抑郁的不可小觑就能简单概括的故事之外，阿巴西对身体和森林独特的理解和阐释方式，让这部并不因地制宜的电影（商业代孕实际上在丹麦违法）足以弥补自身的缺陷。在所有它被归入的亚类型之前，《谢丽》是一部精心设计的讽刺电影：

在Elena初次进入Louise和Kasper的领地——这片被森林围绕的北欧湖畔时，她所想要的只是一个充电插头，因为她的手机即将因电量缺失而关机，而Louise告诉她自己想过一种朴素的生活且不能接近电，因此整座房屋都没有电源。

/ 《边境》剧照

正当观众仍在思考“不能接近电”究竟是否是因为她有某种器质性的疾病时（就像吴珊卓在《母亲》中饰演的角色那样），得知Elena同意做她的孕母后，Louise若无其事地陪同Elena去医院体检。

阿巴西省略了去往医院的路途，并通过这两个镜头组成的蒙太奇创造出一个政治出柜时刻——前一秒Elena和夫妇正在他们的世外桃源嬉戏，后一秒Elena已经躺在明亮的产检床上，医生正为她进行检查，Louise笑意盈盈地看着她；

这时我们意识到电流正在通过Elena和Louise身旁的现代医学仪器，勾勒人物轮廓的不再是蜡烛，而是产检室明亮的灯光。原来Louise对电的拒绝并非来自生存的需求，而为她代孕的Elena则身负着让家人过上更好生活的重担。

/ 《谢丽》剧照

让我们回到文章最开头的引文，文化理论家Berlant的丰富遗产正产生越来越重要的影响。

Berlant认为“残酷的乐观主义”存在于我们所渴望的东西实际上是我们福祉的障碍，由于战后美国和欧洲的社会民主承诺的不断缩减，人们已经不能指望自由资本主义社会为他们提供机会或为他们的生活锦上添花，但人们仍执着于无法实现的美好生活（good life），包括向上流动、工作保障以及政治和社会的平等。

阿巴西的长片首作正阐释了这种乐观主义的残酷性，Elena的两种劳动——先是作为女佣，后是作为孕母，她发现自己的身体越来越不属于自己，在新自由主义社会对商业代孕乃至生育本身的黑暗面避之不谈时，阿巴西成了那个逃犯和流亡者，就像他当年毅然地离开伊朗那样。

/ 文化理论家 Lauren Berlant（1957-2021）

《边境》（Gräns）让阿巴西带着他对身体和森林的痴迷走得更远。

《边境》的主角缇娜无时无刻不感到窘迫，这是因为Ta拥有异于常人的面部与身体特征，用人类爱说的话来说就是“奇丑无比”——我努力避免进入这部电影所试图颠覆的语言体系，所以请理解其中一些词汇可能带来的陌生感。

缇娜在瑞典的海关工作，Ta有着异于常人的嗅觉，所有窝藏着犯罪念头的人都无法逃过缇娜的感官，Ta甚至协助警方侦破了一起人口贩卖和儿童色情的案件。

/ 《边境》剧照

缇娜和Ta的男友——一个一事无成、吃软饭的训狗师一起住在Ta的森林小屋中，缇娜的父亲患上了阿尔兹海默症，Ta把自己所有的爱和支持都给了父亲。

至此，除了缇娜格格不入的身体之外，Ta似乎与其他任何一个北欧社恐中年人没有多少差别，单调重复的生活常常让缇娜身心俱疲。

/ 《边境》剧照

在缇娜遇见沃尔时，一切都变了。沃尔与缇娜的外表神似，但Ta看起来更像一个“男人”，当缇娜暗示同事对沃尔进行检查后，同事告诉缇娜这个“男人”有阴道却无阴茎，以至于自己不确定该用“他”还是“她”来称呼之。

当缇娜得知沃尔的背部有一道和Ta一样的伤疤、无法克制自己闻沃尔衣物的冲动时，Ta意识到自己和沃尔之间有着某种未知的联结。

当沃尔与缇娜再次相遇并逐渐熟识之后，沃尔带着缇娜到森林漫步，Ta们陷入了无法自制的对彼此的迷狂，那个注定要被电影史记住的时刻：一根类阴茎状的生殖器从缇娜的阴部长出，接着，Ta与沃尔毫无顾忌地在森林交媾——在这个不可思议的性爱场景中，缇娜自己和观众一样震惊。

/ 《边境》剧照

“我是谁？”缇娜问躺在身侧的沃尔，沃尔把真相告诉了Ta，“山怪，就和我一样，染色体突变给了你一条尾巴，才能让你闻出人们的感觉，这也让闪电对你穷追不舍，尾巴被切除、被抛弃，在芬兰有一个我们的小种群，Ta们不断地迁徙。”

山怪（troll），这个来自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古老传说，在《边境》中被奇迹般地酷儿化（queering）。

接下来的一组镜头——裸身的缇娜和沃尔在森林中狂奔、在水中吼叫、在暴雨中亲昵，配以电子乐的奇妙和弦——也许抵达了此前几乎所有酷儿电影都未能实现的认同配置，它以更激进的方式选择了自己的观众，偶尔的或间断的对规范性的背叛是不足够的，缇娜和沃尔的存在和愉悦无时无刻不挑战着人们对“正常”和“美”的规范性理解。

/ 《边境》剧照

跟随着Ta们的脚步，阿巴西把森林视为逃逸于主流社会的安全自由的酷儿空间，当后现代地理学与生态主义相遇，观众已经忘记了人类和非人类之间界限的意义何在。

从《谢丽》到《边境》，阿巴西两次出逃于新自由主义社会及其中的种种规范，但后者的野心显然不止于此。

沃尔生下了Ta未受精的后代并将其托付给缇娜，当缇娜得知沃尔为了报复人类参与绑架人类孩子的行动中时，缇娜选择与Ta决裂，沃尔跳入了冰冷的海水中并告诉缇娜Ta们将会再次相遇；

/ 《边境》截图

最终，缇娜从自己的“父亲”那里得知了关于自己身世的真相，Ta真正的家长（parents）在政府的实验中死去，Ta们被埋葬在一个墓园中，当缇娜造访这个墓园时，Ta面前是密密麻麻的石碑。很少有电影能像《边境》一样，用极其凝练的象征主义表征丑陋的历史和现实政治，同时拒绝任何说教。

它的“人性”（如果这个词还能产生意义的话）在影片的结局——缇娜抱起Ta和沃尔的孩子，把一只甲虫喂给它，孩子停止了哭泣——被推向了最高点。

/ 《边境》截图

我丝毫不怀疑阿巴西的第三部长片将为观众带来新的惊喜，《圣蛛》入围了第75届戛纳电影节的主竞赛单元，目前我们对这部电影的内容所知尚少，据悉，它将关于“一个有家室的男人实现他的宗教追求，即‘清洗’伊朗圣城马什哈德的街头妓女，在谋杀了数个女人之后，他对公众对他的神圣使命缺乏兴趣而越来越感到绝望”。

这将是阿巴西首部将故事背景设定在伊朗的电影，重新回到伊朗对他来说将意味着什么？5月的戛纳，谜底即将揭晓。

/the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