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改十年后的今天，疫情带给我们什么教训？丨专访北大教授刘晓云

2019年是中国医改十年，在医改取得一定成就外，此次疫情给我们带来了哪些新的教训和经验？中国公共卫生体系在利弊方面，还有哪些可以完善？新京报专访了北京大学中国卫生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晓云，谈论医改十年的成就和疫情暴露的问题。

特约记者 | 曾梦龙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刘晓云不仅关注疫情进展，也在分析中国公共卫生体系的状况。对此，他有一个观察：“特别巧合的是，当时即使没有SARS，中国也面临着特别大的疾控体系改革。今年，同样的现象，即便没有这次疫情，疾控系统正在面临着一次大的变革。”

刘晓云现在是北京大学中国卫生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他在卫生系统和卫生服务研究领域有着20多年的科研和教学工作经验，负责和参加过多项由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世界银行、英国国际发展署以及世界卫生组织等机构资助的科研项目，在多个发展中国家（中国、越南、印度等）开展有关卫生人力资源、医疗保障、卫生政策以及结核病防治等领域的研究。

2015年，他和合作者完成报告《转型中的中国卫生体系》。这份报告是为世界卫生组织亚太卫生体系和政策观察而撰写，其他合作者包括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院长孟庆跃、国家卫计委卫生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杨洪伟、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院长陈文和山东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副院长孙强等。

在他们看来，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已建立起城乡三级医疗卫生保健网络。过去的几十年间，虽然健康需求的变化很大，但卫生服务体系的结构和功能基本未变，疾病预防控制体系独立于医疗服务体系之外。如何整合和协调卫生服务体系以应对慢病挑战和老龄化，是卫生改革的当务之急。

“自2009年开始，中国开始新一轮卫生体系改革，目标是在2020年建立覆盖全民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改革在扩大医疗保障覆盖、提供均等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改善医疗卫生服务条件等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但是也面临着医疗服务成本攀升、服务体系缺乏整合和健康不公平等方面的挑战。统筹社会医疗保险制度，整合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改革公立医院系统，引进战略购买机制，以及改善卫生服务质量是卫生改革的主要任务。”报告写道。

2019年是中国医改十年，刘晓云称，“我们做了很多医改评估，有很多成绩、挑战，但应急的事情讨论得很少”。

这或许也是中国公共卫生体系改革的难点，正如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曾光，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召开的中国医改十年研讨会中所言：“因为长期积累的各种问题，以及受近期因政策性原因导致收入进一步下降的影响，疾控系统人心浮动、人才加速外流。近三年来，仅国家疾控中心流失的中青年骨干计有百人之多，有些地方疾控机构人才流失可能更严重。大家都关心中国公共卫生向何处去。疾控系统内各位人士普遍盼望通过改革渡过难关，但又对被改革成什么样缺乏信心。”

而在这次新冠肺炎疫情中，我们听见公共卫生领域的声音和看见其发挥作用的时候也比较少。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公共卫生学院副院长张作风教授，是少有的发言专家之一。在2月14日接受《南方人物周刊》的采访时，他称：“一般来说，在疫情暴发流行的时候，流行病学家是领头人，他应该协调临床各科医生、协调实验室，协调病毒学家，来作为一个团队的领导。SARS的时候，中国很多流行病学家出来出谋划策、领导工作，做了好多事情，但这次全线静悄悄。最近几天，终于看到国家卫健委新增的专家名单，好多流行病学的专家都进专家组了。”

和张作风一样，刘晓云有着类似感受：“在疫情控制里边，公共卫生能够发出的声音和发挥的作用并不理想。”

北京大学中国卫生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刘晓云

01
 

近几十年，慢性病疾控增强了，

传染病防疫被忽视了

新京报：1949年以来，中国公共卫生体系是如何演变的？很多人都会提及“非典”是个转折点。

刘晓云：最大变化，就是2002年这一次。2002年以前，我们借鉴的都是苏联模式。当时，国家从省、市、县建立防疫站，由预防医学科学院管理这些机构。2002年以后，我们才开始建立国家疾控系统。

当时有几个变化，其中一个变化是因为1990年代中国整个大的经济社会改革在卫生系统也有反映，不管是医院还是防疫站，都有靠收费项目来维持运转的趋势，很多防疫站开设皮肤病、性病门诊等。2002年以后，这个现象开始减少，主要靠政府投入来保证疾控中心人员工资，越往后趋势越明显。

还有个大的变化：之前，防疫站是把疾病预防和卫生监督功能放在一个系统里；2002年以后，我们成立疾控中心，同时把卫生监督所的职能独立出去，现在卫生监督所在各个地方应该都是独立机构。独立出去是对的，毕竟职能不同。监督那一块也发生了很多变化，但我没有特别追踪这部分的变化，不能做太多的判断。

另外一些变化，不一定是出现在2002年前后，而是来自于疾病流行模式的变化。这十几年，因为慢性病（如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流行越来越多，疾控中心在慢性管理和防治增加了很多力量，而对传统传染病的力量却被削弱了。虽然有些传统传染病（如结核病）在继续做，但对于新发传染病的防疫工作并不充分，精力也没放在这一块。包括分级诊疗的改革目标，大多数是针对慢病体系。所以，在慢病人员培训方面（如基层全科医生、基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做了大量工作。

这可能是整个疾病体系的问题。在我上学时，我们国家的疾病负担已经由传染病为主转向以慢性疾病为主；但现在看来，这种变化趋势越来越不明显，传统传染病以及新发传染病给我们造成的危害，有时也非常大。

“非典”以后，最大的影响就是体系建设。那几年，中国增加了对整个公共卫生体系的投入，但主要是投入于建立四级疾控中心。得益于这套体系的建立，疾控体系逐步与国际接轨。所以，中国公共卫生系统也有很多经验在向国际传播，比如对很多非洲国家提供疟疾防治和结核病防治方面的一些经验。

但是，越到以后，尤其长时间没有出现急性应急事件，大家也就没那么重视公共卫生了。

新京报：国家保证疾控中心的收入，是个好的趋势吗？

刘晓云：应该是这样的，但这一直也是个矛盾。一直到现在，医院的工资和奖金主要由医院自己创收来支付。疾控中心的发展趋势正好相反，疾控中心的运行在2002年后主要靠国家财政投入。

2009年开始，疾控中心和基层卫生机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开始实施绩效工资。绩效工资水平由县级以上政府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和财政部门按照与当地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平均工资水平相衔接的原则核定。

基层卫生人员的工资包括基本工资和绩效工资，其中绩效工资又分为基础性绩效和奖励性绩效两部分。基础性绩效工资主要体现地区经济发展、物价水平、岗位职责等因素，在绩效工资中所占比重为60%-70%,一般按月发放。奖励性绩效工资主要体现工作量和实际贡献等因素。疾控中心和基层卫生机构实施绩效工资所需经费，纳入财政预算全额安排。

这有好处，但也会带来其他方面的不良现象，比如同样一个医学院的毕业生，去疾控工作和去医院工作，他们的收入就会差很多。由政府来保证人员工资会比较稳定，但收入水平很低。这是这几年疾控系统的一个大问题，收入确实比社会平均水平或期望水平差很多。

新京报：美国的疾控中心是政府拨款吗？

刘晓云：它们属于美国的行政部门，都是由政府财政拨款来支撑运营。我去过一次美国疾控中心，他们有相当一部分人都是军队编制。不过，美国跟咱们不一样，它只有国家一级的疾控中心，而中国疾控体系是由国家、省、市、县四级组成。

中国疾控体系的好处就是，如果要做一些工作，很容易从上到下贯穿下去。这次急性暴发性的疫情，有时会反映出中国疾控体系的一些缺点；但常规疾病防治系统如结核病防治、艾滋病防治、肝炎、妇幼卫生等，这套垂直系统有助于防治措施的实施。中央政策能够迅速贯彻到地方。如果底下没有腿，很难操作一些事情。

来源：《转型中的中国公共卫生体系》（2015）

02

中国公共卫生体系的利弊

新京报：很多人觉得财政问题是中国公共卫生体系演变非常重要的因素，尤其是1994年实行的分税制改革。如果从财政角度看待中国公共卫生体系的变化，你有什么想法吗？

刘晓云：疾控中心的经费主要是财政保障；省级疾控中心是省级财政来保障，县级疾控是由县级财政来保障。由于各个地方财政能力不一样，对疾控的财政保障程度也会有差别，会带来发展的不平衡。这几年，疾控中心的经济地位确实比较弱，没有很多额外的收入。

新京报：刚提到现在疾控中心人员的待遇比较差，人才流失比较多。比如曾光在2019年也说：“近三年来，仅国家疾控中心流失的中青年骨干计有百人之多，有些地方疾控机构人才流失可能更严重。”你怎么看？

刘晓云：我周边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很多自己的朋友、同学、学生从国家疾控系统离开。收入太低，应该是人才流失的第一原因。你想，如果一位名校的硕士、博士毕业去疾控中心，在上海、北京这样的大城市也就几千块钱，很难维持生存。

另外，还有一些包括职称晋升等职业发展方面的限制。疾控系统的职称晋升采用评聘分开的政策，因为高级岗位太少，很多人很多年评不上职称，没有向上发展的空间。所以，在职业发展或前途限制上，很多年轻人离开疾控到公司或高校去。

新京报：除了财政，分权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视野，比如《转型中的中国卫生体系》里就说：“中国卫生体系无论是在立法还是在行政决策等方面，中央政府都发挥着重要的主导作用。法定传染病报告的职能从中央卫生行政部门转移到省级卫生行政部门是权力授予（delegation）的案例，是分权改革的尝试。”如果从分权的角度看中国公共卫生体系的变化，你有什么想法吗？

刘晓云：在整个卫生体系里，分权很明显。每一级政府，负责这一级政府在卫生事业的投入和管理，且疾控系统在人事和财务两方面是分权的制度。分权的制度好处是地方更了解地方需求，比如哪方面需要加强。但是，不好的地方就是，如果地方没有重视疾控系统，那分权以后反而对它不利，没有什么太多投入。实际上，在很多地方都有这个现象。

但是，中国只是财政和人事方面的分权，任务的职能分配是自上而下的体系。我参加过一些省级、县级疾控的座谈会，他们主要执行上级疾控中心安排的任务，很少有自己主动开展的业务——上面说做什么流行病学的调查，就做什么流行病学的调查；上面说做什么疾病的研究，就开始做什么样的研究。任务都来自于上面，缺少对当地健康状况的了解。比如，一个省、一个市的健康状况到底是什么样？有哪些主要健康影响因素？在很多地方，疾控中心都没有发挥这样的作用。

新京报：那么，好的方式是什么？

刘晓云：国家级疾控和地方疾控的职能应该是不一样的。这种垂直的任务布置，混淆了不同级别的疾控部门职能。比如这次疫情，国家疾控职能更多是对疫情的预警分析做出判断，然后相应地提出不同阶段的应对措施。这是它最应该发挥的作用。像“封城”这样的决策，什么时候应该出现？什么时候应该采取更温和的手段？疾控中心应该有这种专业分析判断给决策者提供依据，而基层疾控更多是疫情信息传递、流行病学调查、隔离、消毒、杀菌这些工作。

这种垂直系统在疾控领域的弊病就在于，不同级别的功能不一样；如果任何一个任务都是从上面传下来，基层可能就缺少对本地健康状况分析的主动性。

新京报：刚提到财政和人事权在地方，但业务职能是垂直的。在这次疫情里，各地讨论应对措施，不同地方有不同应对风格。你怎么看这种差异？

刘晓云：这种差异的存在，主要有两个层面：一个是地方主政人的思路、能力，这是起决定性的因素；还有一个是包括医院、疾控系统在内的日常卫生体系建设，到底具备什么样的能力？在这种紧急状态下，能不能动员出这种能力来？这一点特别关键。

传染病医院或医院传染病科的建设，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它是临床诊疗的一部分，但也跟疾控有一定关系。很多医院的感染科或传染科，涉及很多公共卫生职能，属于盈利比较弱的科室，医生不太愿意到这类科室，因为收入也会差一些。所以，很多医院的传染科或感染科相对比较弱；一旦临时要有一些病房，就动员不了相对的资源。

一个地方做得好不好，跟日常卫生体系的能力有很大关系。公共卫生防疫能力强的地方，在紧急状况下能迅速动员起来。世界卫生组织现在也担心，一旦新冠肺炎疫情传染到非洲，尤其是撒哈拉以南的地区，那将是很大的灾难。那些地方完全没有能力应对这样大的传染病暴发。

来源：《转型中的中国公共卫生体系》（2015）

03

疾控中心的作用和声音并没有充分发挥

新京报：很多人都说，武汉这座千万人口城市的“封城”是世界公共卫生史上少见的事情。从公共卫生角度，你怎么看待这种做法？

刘晓云：首先，这确实是史无前例的，已经远远超出了公共卫生的职责范围。它是整个社会经济、国家安全层面的决策，并不完全是公共卫生的职责。从公共卫生来说，“封城”肯定有助于阻断疾病传播，但公共卫生学家可能无法分析和预测到社会、经济方面的影响。

最近，网上也能看到很多关于公共卫生系统的反思，但前几天比较少看到。在疫情控制里，公共卫生能够发出的声音和发挥的作用并不理想。在这里面，存在着很多问题，其中之一便是专业的定位问题：疾控中心是不是发出了自己的声音？是不是做出了这样的分析？疫情会发展到什么程度？应该采取怎样的策略？流行病学领域有很多模型分析，但现在看到的都是民间做得更多。

在前期策略方面，个人感觉还是以临床救治作为最优先策略。实际上，传染病防治最经典的三个教科书式策略，是控制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保护易感人群。现在很多人也都在用这种方法来防疫防控，但在救治病人、提高救治率、减少病死率等方面是比较靠后的。但，像有这么多病人之时，也没其他办法，必须要这样做。不过，前期预防和隔离应该采取一些更加重要的策略，感觉疾控中心的作用和声音并没有充分发挥出来。

新京报：中国的疾病预防控制体系是独立于医疗服务体系之外的，很多医疗服务机构似乎也不太重视疾病预防控制。你怎么看待这种体系设计？

刘晓云：这确实是一个问题。我们都在讲整合型的卫生服务体系，但整合起来非常困难。中国在疾病预防和疾病医疗之间整合不足，有割裂的现象。比如说，在县一级的医院和疾控中心，有很多如传染病防治、慢性病防治等工作，需要疾控中心与医院进行协调。打个比方，每年到冬天，需要每家医院做流感监测，如果出现一个流感病例，他就报到疾控中心，由疾控中心来分析流感疫情。但是，因为它地位相对弱，行政级别比很多医院都低，协调起来就很困难。再比如，我最近参加一个由盖茨基金会支持的中国结核病项目，需要通过疾控中心去协调省一级或市一级政府完善医保报销政策等，这其中的协调就非常困难。在医疗和公共卫生领域的整合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新京报：张作风教授在采访中曾提到，由于中国的疾控中心不是政府部门，只是事业单位，并没有向公众发布疫情的权力，发布疫情要由卫健委来主导，所以应该把疾控中心从事业单位变成为行政单位，给予疾控中心（发布疫情等）相对独立的权力，保持人员不流失。对此，你怎么看？或者，可以从哪些方面进行改善？

刘晓云：现在对这个体系进行整合是挺难的，我也没看到特别好的办法。要有一些突破性的设计，才能扭转局面。

前一段时间，公众在讨论国际刊物发表论文的事情。在我看来，这本身不是问题，他们也有传播和科研的职能，问题也不在于是否发布疫情，而在于你是否做出专业判断？至于是不是发布疫情，是不是采取举国体制的办法，这可能确实不是疾控中心能够掌握的，但它的职责是不是充分发挥了呢？我觉得，这非常值得探讨。

来源：《转型中的中国公共卫生体系》（2015）

新京报：按照李斌（现为国家卫健委副主任）2013年的说法：“2003年非典疫情发生后，中国建立了全球规模最大的传染病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直报系统，实现了包括乡镇卫生院在内的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直接向国家报告传染病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从医疗卫生机构发现、诊断后的平均报告时间由直报前的5天缩短为4小时。”但是，面对这次疫情，感觉这套直报体系失灵了，中国疾控中心原副主任杨功焕也持这样的看法。你怎么看？

刘晓云：疫情直报系统一直在运作，但运作比较好的是对于一些已知、诊断比较明确的传染病，比如一些流感、结核病、肝炎，县医院诊断后立马上传，中央这边马上便可看到，能够发挥它的作用。

但是，对这种新发传染病，可能一开始没出现在上报系统里。尽管是不明原因的肺炎，但一开始可能并没有太充分利用这套系统。即便是属于后期的现在，如果你要上传，一定要各方都确认病例才能上传。传报疫情，需要每天要反复核对数字。如果一个县级医院确诊一例病例，它要上传，不是说医生确认了就立马上传，而是要在县内各方都确认后才能上传。但一旦上传，中央马上就可以看到。所以，这主要在于如何运用这套体系。比如，基层确认病例需要花多长时间？一旦这个过程走完，上来就快了。

新京报：这次公众讨论得比较多的，是武汉市长提到的《传染病防治法》，然后也有人援引《突发事件应对法》。比如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莫于川和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沈岿，都对之前的做法有些质疑。你怎么看这次的疫情信息披露？

刘晓云：于建嵘（法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写的分析文章《有关武汉政府应当预警的几个问题》，我觉得特别好。他说，地方政府应该有权限去发布，而不是死守层层上报的制度。

不过，发布本身并非特别核心的事情，因为政府确实要考虑很多，比如应对公众恐慌、社会稳定，甚至经济发展等。但是，最重要的是要采取相关措施。比如说，最早已经发现这么多病例，即便不对外发布，但对内要积极控制疫情。最早这几例疾病，是不是要去隔离？是否做了流行病学调查？是否对医务人员进行了防护？这些事情要充分做起来，这是公共卫生防疫体系应该去做的工作。但是，显然没有引起足够重视，这是缺位的存在。

来源：《转型中的中国公共卫生体系》（2015）

04

医改十年后的今天，

此次疫情带给我们什么教训？

新京报：2019年是中国医改十年。从这次疫情看，似乎医改所希望的分级诊疗，包括基层医疗资源不足的问题，依然严重。你怎么看待这次疫情中所呈现的医疗体系问题？

刘晓云：这是两个问题。去年是医改十周年，我们做了很多医改评估，有很多成绩、挑战，但应急的事情讨论很少。

在医改里，最大的改革都在公立医院、药品体系、基层卫生。过去十年，医改触及公共卫生体系的部分还是很少，唯一触及的是基础公共卫生，但那也是在基层，而不在疾控体系。所以，疾控在过去十年医改里确实落下来了。

去年这一年，国家层面讨论了很多关于疾控体系如何改革的问题。特别巧合的是，当时即使没有SARS，中国也面临着特别大的疾控体系改革。今年，依然是同样的现象。即便没有这次疫情，疾控系统也正在面临着一次大的变革。有些省份已经走在前面，像辽宁做了很多改革尝试，把整个疾控放到另一个系统去管理。当然，效果还有待观察。

这次疫情所反映出来的体系问题，我觉得不能用非常时期的现象来评价一个体系的能力。除了武汉之外，其他地方的体系反应还是比较快，能诊断、治疗和住院。

此外，我再说两点。第一点，是你刚才讲的基层分级诊疗问题。因为我们提分级诊疗的问题，主要还是在慢病。在急性病上，基层全科医生应该怎样发挥作用？很难讲。因为，他也不具备紧急诊断一个从来没出现过疾病的能力。所以，这种分级诊疗很难说是体系能力不行，不能下这样的结论。

第二点，我觉得它也能反映出来体系的问题。比如，传染病、感染科的能力建设是弱项，动员不出来这么多感染科的医生和病房，病人多的时候就没法使用。所以，我们现在全国各地支援湖北，是用这样的方式解决能力不足的问题。

新京报：刚才提到整个疾控体系正在改革，往什么方向改会比较好？

刘晓云：我不知道会不会有大的改动。网上有人讲要给疾控系统独立的权力，比如像美国一样实行军事编制等。但是，我能想到的，最明显的是至少要从财政、人力等方面提高疾控系统的待遇和地位，尤其在国家级层面，要能吸引优秀的人在这些地方开展工作。人才队伍的建设是最核心的，如果培养的人都跑掉了，这个地方就很难发展。这是比较现实的想法。

来源：《转型中的中国公共卫生体系》（2015）

新京报：你对中国医改十年的成就或者问题，还有什么想法吗？

刘晓云：去年6月份，我们在《英国医学杂志》发表了一系列介绍中国医改的文章，现在还在进行这项工作。十年医改有很多成绩，比如在医保覆盖面、报销比例、对病人负担的减轻等方面。

但是，有两个大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公立医院的问题。但这次疫情又给了公立医院特别好的机会：因为确实能体现公益性，这时大家不计较收入，该出手就都跑去支援。如果医院回到日常的运行，收益和成本还是最大的问题。所以，公立大医院在这几年扩张非常明显，尽管有很多如药品、耗材零差率等方面的改革，但由于政府不能充分保障收入，很难在短期内改变医院的逐利行为。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基层能力的建设问题。我们一直在讲分级诊疗，医联体、医共体建了很多，但在过去十年里，如医务人员收入、业务量、业务能力等，基层和医院的差距在逐渐扩大。所以，分级诊疗依然存在很大的障碍。怎么样加强基层能力建设？在医保激励机制上，怎样吸引更多医生和病人到基层？

有很多好的案例。我们一直在做北京市的医改。比较有意思的一个现象是，全国基层卫生服务的占比，在这十年里逐年下降的情况下，北京从2017年到现在，基层门诊量占总门诊量的比例上升得非常明显。这跟它的医改有很大关系。

北京有两次医改：2017年叫医药分开综合改革，2019年叫医耗联动综合改革。从2017年开始后的一年里，基层门诊量上升15%。现在已经是第三年，基层门诊量在继续上升。较之2017年之前，上升幅度达到30%左右，总体上升非常快。

我们认为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北京市设立了医师服务费。在2017年之前，主任医师的号是14块钱，现在是80，甚至是100。在三级医院和基层医院，这个上升有很大差别，比如三级医院主治医师是50块钱，基层是10块钱，这个差别导致本来每月去三甲医院开药的老年慢性病患者，因为经济杠杆引导，去基层看病。因为一个人看病，没有看病时先付的钱，对他的影响很大；要是住了一个月的院，多交几千块钱感觉差别不大。

第二个原因和第一个原因是配合起来的，医改在基层扩大了基本药物目录。以前这些患者到基层拿不到高血压、糖尿病的药，现在都可以拿到；而且，原先一次只能拿一个月，现在能拿两个月。

这些原因综合起来，吸引了相当一部分患者到基层就医。当然，可能还有别的原因，我们现在还在分析。

新京报：如果从国际比较的角度看，中国在公共卫生体系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处理方面，可以从其他国家吸取什么经验或教训？

刘晓云：比较重要的是，要赋予公共卫生相应的法律地位。当然，自身的能力需要改善，比如疫情到什么程度需要拉响警报预警？这些需要一整套体系运作。现在大家好像都在等待上级给指示，很多人都是这样的心态。所以，在这方面，要有法律保障才行。

新京报：关于新冠肺炎疫情，你还有什么感受吗？

刘晓云：这样的疫情，可以发生在任何国家；如果200个国家遇到类似情况，中国的反应排多少位？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

整个响应机制，动员资源、发动社区的能力，还有从上到下的重视问题，我觉得有很多经验要去总结。当然，很多地方确实要去改革。在疫情早期预警上，有很多改进空间，比如职责方面不够清晰，到底谁负什么责任？若有法律层面的职责明确，以后出现类似事件，可以做到较快的动员。

但在这个过程里，疾控系统应该发挥作用：第一，分析疫情；第二，提出相应的应对措施。在什么时间点上，应该小范围控制？在什么时间点上，整座城市要动员起来？在什么时间点上，全国要动员起来？疾控应该提出专业的分析，至少我现在是没看到。还有，就是资源调配方面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不光是红十字会，包括各地支援的人去了以后，怎么把这么多人、物、事放到合适的地方，让其更好地发挥作用？这就考验基层组织的管理能力了。

特约记者 | 曾梦龙

内容编辑 | 吴鑫、李永博

值班编辑 | 吴优

校对 | 翟永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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