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巴斯的大地：与真实事物联结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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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响书房
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镜头里的人物一直在走之字形山路。
《何处是我朋友的家》里，孤身前往对面大山里的村子里寻找同桌归还作业本的小男孩；《随风而逝》里，因为村里信号不好，一遍遍开车跑到山上墓地接听电话的“工程师”；还有《橄榄树下的情人》让人难忘的片尾，出身贫寒的男主角，在经历无数次求爱失败之后，拎着塑料桶和开水瓶，又去追赶出身高贵却已经一无所有的女主角。两个白色的人影在远方终于靠近，片刻之后，男主角却转过身向回跑。这一次，他没有走之字，而是抄近路直插进了树林。
山路一定是有寓意的，在美学以及哲学意义上。但我们无法从阿巴斯嘴里找到答案，因为他说过，“一部诗意的电影首先由导演、随后又在观众脑海里完成，因此我无意解释认识东西”。如果我们愿意信任阿巴斯，那么每个人都要亲自上路，找到自己的答案。
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1940年出生于德黑兰，18岁时与家人断绝了关系，在大学里学习平面设计、摄影和木刻。毕业后先后以平面设计、拍电视广告为生。1969年开始在伊朗青少年教育发展协会下面的一个电影部门做导演。1979年伊朗巨变之后，同事都去了欧美，阿巴斯留在伊朗继续拍电影。
不论从护照上的国籍还是作品反映的文化趣味来看，阿巴斯都是一名地道的伊朗导演。但他更认为，自己是“为人类拍电影”的，自己的作品上不该有一张伊朗护照。
阿巴斯是广告导演，也是“为人类拍摄”的电影诗人。
如果说好莱坞代表了一种国际化的电影模式，阿巴斯代表的则是另外一种。好莱坞资金密集，技术先进，人山人海；阿巴斯单打独斗，低成本制作，成名之后也不喜欢抛头露面。但双方更根本的不同，是对电影与人类生活之间关系的认知不同。阿巴斯认为，“美国电影在全球成功背后众所周知的秘密是有意地惊吓、娱乐观众，迫使他们流泪或大笑。在这种固化的因果关系中，它完全缺少微妙之处及不确定性。这类电影通常不要求观众思考。”
因此可知，阿巴斯的电影是要求观众思考的，不惊吓也不娱乐，将因果关系松解，致力于呈现微妙之处和不确定性。
那么是什么给了阿巴斯“为人类拍电影”的信心呢？成名之后，他在全世界范围内获得电影大师和普通观众的喜爱，比如黑泽明曾说过：“我认为伊朗导演阿巴斯的电影很了不起。用语言无法表达我的感情，而且我只想简单地建议你们去看他的电影。”但要理解一位艺术家，必须得回到他默默无闻的时候。
作为“那一代最激进的伊朗诗人”，为了拍电影，他可以走遍万水千山。
阿巴斯喜欢开车，因为“土地总是带来可能的新路和曲径”。出发地点通常是德黑兰，没有计划好的目的地，只是拿着相机“移动、观看、探索”。几个小时后会找到一个小村庄，遇到一家人，他们会接纳他，给他食物和住处。第二天早上，跟这家人一起吃早饭前，他推开卧室的窗，看见的几乎就是我们在他电影里看到伊朗山地风光：“面前有一座山谷，远处是雄伟的覆盖着雪的山峦，而在离这栋房子几英尺远的地方，有一棵孤树，永远在那儿，枝条展开，矗立在一片白色之中，所有这一切在前一天夜里都被包裹在黑暗里。偶然发现的兴奋，潮涌般的喜悦。”
这个习惯是在1979年的政治事件之后养成的。他难以忍受城市里的噪音和动荡，结果却发现了“被大自然包围的纯粹愉悦，那种迷人的、富有魔力的美。”天空、树、水，这些自然的事物重新给他注入了能量，人从麻痹中恢复了活力。
“荒野是一种慰藉”，阿巴斯通过电影又把这种慰藉传给了远方的人们。大自然确保了人类是一个整体，它让人在孤独中不再害怕孤独。
山岩绵延，天际无垠，在伊朗山区开车，有一种辽阔的纯粹之美。©Pixabay
对城市生活感到无力、厌烦，觉得自己的精神受到了损伤，于是到乡村到大自然里治愈自己。这很容易让我们想起“觉今是而昨非”的陶渊明，以及中国历史上一连串的诗人文人。比如阿巴斯这句“麻痹的感觉因城市生活而恶化，花园则使之恢复活力”，让人觉得多么亲切。
但贸然的比附不仅是牵强而且是危险的。将不同文化不同时代的人们从不同境遇出发，对大自然生出的依恋之情，生拉硬扯到一起，会贬低人类生活的复杂性。阿巴斯的大地和风光纪录片里的大地，毕竟是大不相同的。
阿巴斯喜爱的苏菲派诗人鲁米曾说，那些与源头分离的人，那些与本质疏远的人，精力充沛地寻求与这些事物联结。这是我们理解阿巴斯的一条有用线索。
城市生活里，人们习惯计数时间 © CELLUR9
中国传统田园诗通常对乡村的人际关系进行唯美化处理，比如王维《辋川别业》：“披衣倒屣且相见，相欢语笑衡门前”，孟浩然《田家元日》：“桑野就耕父，荷锄随牧童”。与此截然不同的是，阿巴斯常以美丽的大自然为舞台，表现人类悲欢的难以相通。阿巴斯拍摄的不是脱离实际的生活理想，而是每个现代人都可以感受到的生存困境。
《樱桃的滋味》里，巴迪驾驶着自己的汽车，搭载一名又一名陌生人，新兵，流浪汉，神学院学生。他反复提出一个奇怪的要求，出钱要对方掩埋自己自杀后的尸体。观众不知道巴迪遇到了什么，在纽约的一次放映后，一个女人说巴迪最有可能为情所困，她丈夫则认为是因为无法归还借款。阿巴斯点评说，这样的分歧更多揭露了这对夫妻的生活而非关于巴迪的电影。
《樱桃的滋味》片段节选
阿巴斯的电影就是一面面镜子，邀请观众把自己的思考、想象力和困境投入进去。但是看惯了为逃避现实而产生的电影之后，许多观众难以接受阿巴斯的慷慨。
阿巴斯这样评价《偷自行车的人》：“（它）对于今天来说也有深刻的重要性，无论我们是谁、住在哪里。这是一部与每个人都有关联的电影”“这个星球上每个角落、人类历史上每个时间点的社会，感受到的是同样的愉悦和敌意、欢乐和困苦。”这也正是他自己的艺术追求。
阿巴斯认为，要创造出那种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能理解的作品，创作者必须深入到自己的文化里，从头到尾学习它，逐渐了解地方、想法和人，他们的爱和关心的东西。
《偷自行车的人》剧照
《何处是我朋友的家》里，小男孩出于友爱和责任，去陌生的村庄寻找同学，但是他遇到的大人一个个都在阻挠他。归还作业本的重要性只有他一个人明白，而大人们各有各的逻辑，妈妈让他帮忙做家务，爷爷要拿他实践传统教育，并乐呵呵地跟旁边人讲：“我小时候，我爸爸每周都会给我一分钱，每隔一周就会揍我一顿，他有时候故意忘记给我零花钱，但他永远不会忘记揍我，正因如此我才这么有教养……”
在《随风而逝》里，“工程师”为了自己的工作与生计，进到村子里，等待一位老太太到死亡。随着时间的推移，等待者越来越不耐烦，甚至变成了诅咒者。而他本不是一个坏人。是他的职业逻辑与老人的生命逻辑发生了冲突。
《何处是我朋友的家》 中，归还作业本的重要性只有小男孩一个人明白，而大人们各有各的逻辑。
这是阿巴斯电影的通行模式，不同年代、不同性别、不同职业的人生活在各自的逻辑里，当他们的逻辑撞在一起，荒诞便产生了。这是每个人都无法摆脱的荒诞，因为一个人即便遇不到别的人，也可能遇到操持着另外一种逻辑的自己。
这种困境与人类社会表层的政治斗争没有关系，但其实也是政治性的。正如阿巴斯所说，“处理人性问题的诗意电影可能是政治性的。它们只是没有竖中指。”
《随风而逝》中，“工程师”的职业逻辑与老人的生命逻辑发生了冲突。
如何摆脱这种令人不安的困境？
“闭上你的嘴巴。
话是一阵阵风。
这些风扬起的尘土遮蔽道路。
“卖掉你的逻辑。
购买奇迹。
你将从这样的买卖中得益。”——鲁米
人可以买到什么奇迹？“工程师”又一次上山接电话，挖坑的村民遭遇塌陷，“工程师”到处唤人，把从未谋面的村民救了出来，然后带着医生去给老太太看病。在被另一个生命需要的时刻，“工程师”摆脱了负罪感的纠缠。医生骑摩托车带他行驶在金黄的麦田之间，两人有一段对话：
“年老就是可怕的病。”
“是，但还有更可怕的病，死亡。死亡最可怕。当你在这世上合上眼，这个美丽而充满奇迹的大自然，还有宽大的主，你就再也见不到了。”
“他们说另一个世界更美。”
“从来没人从那里回来告诉我们那里美不美。”
阿巴斯导演最后的作品《24帧》，一首关于自然与生命的长诗。
在我看来，阿巴斯想要告诉我们的就是，这个美丽而从不言语的大自然，就是我们随时可以用逻辑来兑换的奇迹。我们除了各自的身份、欲望、成就、标签，还是同一个天空之下，同一个大地之上的赤条条的有灵性的动物。
阿巴斯的好几部电影都是开放式结局，我想这可以理解为，要不要卖掉逻辑购买奇迹，得由每一个观众自己做出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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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 西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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