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响书房｜段义孚带我们穿越广袤荒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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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22年8月10日，地理学家段义孚在美国威斯康星州首府麦迪逊去世，享年92岁。随着段义孚的著作在近些年的陆续引进，国内逐渐兴起“段义孚热”。在过去的一年里，人们纷纷纪念和缅怀这位人文地理学大师。他广博而深邃的思想，不仅局限于地理学的学术领域，而且具有更为深远的影响。

长期以来，过度追求增长带来了干涸的心灵，我们需要找到一条更具精神满足的道路。身处“后疫情时代”纷繁复杂的世界，现代人面临着愈发激烈的内心的矛盾与冲突。我们须重新审视经济增长、人口增长、城市化等发展问题，并且思考生活的意义。因此，这正是重新进行人文主义独立思考与自省的时刻。

段义孚晚年回到祖国，在长城留影

段义孚出生于民国时期的天津，他的父亲是一名外交官，因此他在成长过程中跟随家人四处漂泊，曾居在重庆、昆明、悉尼、马尼拉、伦敦、牛津、巴黎等地。后来他前往美国加州攻读博士学位，并在印地安那大学、明尼苏达大学以及威斯康星大学等多所学校任教。他的生活充满了流动与变迁，因此他认为地球是他真正的家园。

海德格尔认为，空间性是人的存在的重要本质特征。空间性也是地理学的基础。人是空间存在的动物，空间不仅承载了我们的肉身，也是我们情感的归宿。20世纪60年代，计量革命和实证主义地理学成为主流，强调量化和实证研究。然而，在70年代之后，段义孚等学者代表着人文主义地理学的兴起，批评空间科学的局限性。段义孚强调人的意识、情感以及价值观与空间之间的紧密关系，这一观点形成了人文主义地理学的流派。

上图：学生时期段义孚在牛津大学赛艇队

下图：学术交流中的段义孚

地貌学曾经是段义孚学术之路的情感寄托。他的研究兴趣向人文主义地理学的转向，发生在博士研究期间野外考察中。亚利桑那与新墨西哥的广袤山麓与无垠的沙漠，为他提供了学术研究的素材，也对他心灵和情感产生震撼。如他对沙漠的看法：“它的严酷，粉碎我天生的安逸爱好；它纯粹的边界，净化我蔓延成长的心灵。”

段义孚的研究在学术界独树一帜，融合了哲学、艺术、文学等多个领域，将具身的地方经验与抽象的空间理论融为一体，关注客观地理环境与人的主观感受的互动。与晦涩难懂、堆砌专业辞藻的学术作品不同，他的著作采用独特的、充满文学性的研究方法，著作中东西方文学、诗歌、艺术等领域的典故信手拈来，充满着深刻的内涵和优雅的意境。他的研究方法引人入胜，深入探讨了定量研究无法涵盖的人地关系的复杂性和精妙之处。

段义孚的工作不仅在学术界引领了新的方向，扩展了人们对地理经验的认知，并开拓了自然、历史、文学以及个人内心的地理书写，甚为广阔且深刻。这种独特的学术风格赋予了他特殊的魅力，人们不仅盛赞他是“人文主义地理学之父”，还将他比作“地理学界的圣埃克苏佩里的小王子”。

段义孚部分代表作，他始终认为：“地理学拯救了我”。

“理论是灰色的，而生命之树长青”。段义孚的学术作品突破了主流的范式，融合了大众传播的特点，以生动、形象、有生活意义的方式展现了生命的力量。类似于《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忧郁的热带》和《寂静的春天》等那样的作品，他的作品呈现出学术思考与生活诗意的生动的结合。这些作品不仅具有学术深度，还蕴含着引人深思的智慧。如今日益海量的学术研究成果，随着时间的推移会被人遗忘。然而段义孚的著作却具有永恒的魅力，使人们对人生的本质产生自省与思考。

段义孚对空间的情感，深受其漂泊的经历影响。他认为，“作为一个寻不到根的人，我天生就该自我审视。”四海漂泊的经历让他敏锐地捕捉到了空间、地方与人情感的深层次互动，并以从“从宇宙到炉台”的方式回归自我，在内心深处追问着“我是谁”的问题。最终他认为:“地理学拯救了我。”地理学为他提供了探索生命意义的路径。他在个人经历中探索了地理元素。对于他而言，地方象征着安全，而空间则意味着自由。这种对地域的深刻感知在他看来对心灵产生着重大的影响。

段义孚与同伴进行实地考察

我尤其认为，段义孚的思想对于旅行文学的写作有着重要的价值和启示。他的著作深刻展现了漫游各地的情感触动，将许多旅行文学中呈现出的人与大地之间情感联系在理论层面提炼出来。

地理学家和城市学者在旅行时，应当如何对待并表达空间情感？应该如何看待漫漶思绪的自然延伸？旅行和漫游不仅仅是理解空间的过程，而是从大地上探寻人生之意蕴。成年人在世俗意义上的成就与享受的快乐，未必能与童年时探索家附近小径的幸福感相比拟。段义孚在《浪漫地理学》中写到：“为了摆脱幽闭恐惧症，人类应该将整个宇宙当作游乐场。”

我前些年的写作过程中，并没有接触太多段义孚的著作。但巧合的是，我发现自己实际上在大地漫游的过程中，与他的追寻有着共同之处。在各地的游历中，我尝试在空间的空隙之中进行感知与情感的挖掘，再用散文叙述将其缝合起来。

纪录片《绿色星球》历时四年，拍摄27个国家，带来沉浸式地理学的体验。

本雅明说：“大城市并不在那些由它造就的人群中的人身上得以表现，相反，却是在那些穿过城市，迷失在自己思绪中的人那里被揭示出来。”简莫里斯曾说接近城市的方式就是：“在城市里漫无目的地四处游荡，像狗一样咧着嘴笑到处乱跑。”我喜欢在城市和乡村中漫游，在城市更新项目、繁华的商业综合体、破败的工业厂区、少有人居住的高层商品房小区、凋敝的乡村、无序混乱的城乡结合部....之中，让思绪毫无边际地游荡，将细腻情感与地方性、空间性耦合或碰撞。

美国诗人路易丝·格吕曾写道：“我们只看过这世界一眼——在童年之时，剩下的都是回忆。” 与段义孚童年漂泊经历所带来的对大地的情感非常相似，我在各地的漫游中也在寻找童年记忆和感受。在沈阳铁西区和北京复兴路的大院地带，童年在部队大院的经历浮现在心头，这些地方勾起了我强烈的回忆。而在北方的草原和荒漠中，我也常常回想起童年时想象中的北国原野。小时候住的地方门前有广阔的草坪，那时在读《中国通史》时常遥想北朝的民歌、金戈铁马与烈烈雄风。

城市如孤岛 © kinki

在疫情期间，由于旅行受限，我开始向最小的地方去探索。我开始尝试玩陆地冲浪板，通过身体的压缩、折叠和拧转来完成各种动作，能让人获得对空间全新的感知视角和体验。在日常行为之外，身体获得了一种重新触摸大地的方式。

段义孚在《空间与地方》中提到，“地方不只是城市和街区，地方也可以是壁炉、最喜欢的扶手椅”。按照这个理论，我脚下的滑板，就是一块能够为人能提供情感支持的小“地方”。都市是海洋，滑板是独属于滑行者的孤岛。哪怕身体被束缚在狭窄的空间中，但对空间的感知却通过想象中的旅行，让人感受到这个世界的广阔。在日常生活的细微之处，也能深刻理解地方性的意义。

作者李昊在小地方的游历与记录。在日常生活的细微之处，也能深刻理解地方性的意义 © 李昊

当前，段义孚的人文主义地理学依然有着鲜活的生命力，我们需要对其进行数字时代的进一步解读，考察空间性、地方性以及人与环境之间依恋情感等在数字时代的拓展，并结合技术哲学的逻辑产生新的空间思辨。

空间情感、距离感知和社会关系等因素，在数字社会中有着重新塑造的趋势。智慧城市场景承载了新的城市意象，这种变化重新定义了“地方感”。在互联网新媒体的推波助澜下，City walk、特种兵旅行、数字游民等新的感知空间与地方的活动形态不断出现。数字时代的场所精神、人对于空间的多维感知、时空的压缩、虚实交互的恋地情节等，都需要新型的空间设计进行回应。

citywalk已经成为年轻人认识城市的最新方式 © 小金在路上

在信息化与全球化深度相互耦合的时代，技术的迅速发展导致各地城市变得更加相似，库哈斯所描述的“广普城市”大行其道。技术高速发展导致人们生活方式的异化，时间被高度压缩，而人们的精神状态也在快节奏中在不断受到影响。这使得我们需要审视个体在这样一个数字技术时代中的价值观与时空定位。

段义孚对于技术始终持客观的态度。他认为，“技术能使我们延长生命，也能让我们的生活充满乐趣......能够让我们忘记难以逃脱的生命终点。”但同时他也指出，对技术的偏爱会简化我们生活的世界，使我们失去“全人”（fully human）的意义。

大卫·哈维提出“时空压缩” ，跨越时间之后，我们的快乐可短暂获得，但失去的是更长久深邃的体验。图为艺术家王国锋的作品，通过具象与抽象的形态，来喻示时空压缩之下，历史与现实的关系。

最重要的一点是，人为主义地理学在变革中的世界，为我们保留了想象的空间。段义孚认为中国文化“向来把所谓的虚拟世界、文学空间、想象空间看得比物理世界更重”。从这个角度讲，数字技术驱动数字城市，实际上应当被理解为是为人造梦的艺术。数字孪生的本质不是静态映射，而是对康德“超验”的赋能，让人在虚拟与现实世界自由穿梭。通过突破现实的制约限制，在梦与现实的互动中，创造更丰富的空间与地方的体验，为当代人无处安放的心灵寻找新的归宿。

在眼前这个变革的时代，时空变幻无常，人们充满不确定感。我们尤其需要回归人文主义地理学，通过重新审视人与大地的关系，来梳理内心底层的情感，进而重构人与空间、人与人的联结。段义孚的著作将帮助我们穿越广袤的荒原，直指个体内心深处的神圣。

回归人文地理，穿越广袤的荒原，直指个体内心深处的神圣 © Dani Guin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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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 李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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