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嘉庚一行从1940年5月31日抵达延安城南门，6月8日离延东行。短短的延安之行，陈嘉庚“耳闻目睹各事实，见其勤劳诚朴，忠勇奉公，务以利民福国为前提，并实行民主化，在收复区诸乡村，推广实施，与民众辛苦协作，同仇敌忾，奠胜利维新之基础”。延安，让这位饱经忧患的爱国老人看到了苦难中国的光明之地：观感之余，衷心无限兴奋，梦寐神驰，为我大中华民族庆祝也。
1940年5月31日，著名南洋华侨领袖陈嘉庚率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视察团到延安进行了访问。 图为陈嘉庚（前排左二）、侯西反（前排左三）等抵达延安（视觉中国）延安之行让陈嘉庚相信了中共救国救民的政治立场。深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存续的关键就在于国共关系的陈嘉庚发现，自抵达重庆后，一众国民党高级干部、包括蒋介石本人对中共“无民族思想”等攻击就不绝于耳。因此，陈嘉庚迫切需要亲自到延安来考察中共对抗战救亡、对国共合作的真实态度。来到延安伊始，陈嘉庚在欢迎大会的演讲中向与会嘉宾、其实也就是向中共中央呼吁：“中国抗战一定要坚持下去，团结一定要坚持下去，汉奸汪精卫派妥协分子一定要铲除”，提出“今日务应消除一切摩擦，不分党派，共同合作，一致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其实，陈嘉庚坚定的爱国主义立场和呼吁国共合作抗日到底的政治态度，恰恰与中共中央一直以来坚持抗战救亡的政治立场以及这一阶段中共中央坚持自卫、胜利和休战的原则暨又联合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统战政策相契合。中共在敌后的武装力量发展问题，是国民党顽固派混淆是非、攻击中共的最大“口实”之一。对陈嘉庚一行，陕甘宁边区的共产党人并没有掩饰自身发展的事实，反借由抗大三分校纪念抗大成立四周年大会之际，由三分校出面邀请陈嘉庚一行参加纪念活动。在欢迎词中，许光达校长总结四年来抗大办学成绩，介绍了抗大坚持敌后办学、坚持敌后抗战的历程和成绩。其后，包括朱德在内，中共方面的负责人和闽籍干部在拜访陈嘉庚时，分别耐心细致又入情入理地解释了中共在敌后积极发展人民抗日武装力量的必要性与正当性，中共开诚布公的态度和有理有据的分析让陈嘉庚较系统地了解了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浴血奋战的情况。1940年6月1日，在抗大成立4周年纪念大会上，抗大副校长罗瑞卿调任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主任。图为罗瑞卿（一排左五）赴任前，在武乡县牛家岭与抗大文工团合影（微信公众号“抗大陈列馆发布”）对于陈嘉庚而言，这种光明磊落的交流，让他看到了中共矢志忠诚于民族救亡的政治立场和政治态度，有力地回击了国民党方面对中共在敌后发展武装力量的无理批评和肆意歪曲，打消了陈嘉庚对这一问题的思想困惑。辞别延安前，他真诚地表示：亲临延安，时间不久，收获良多，经过实地考察，相信共产党言行是一致的，团结抗战的立场，同侨胞的愿望是一致的。延安之行让陈嘉庚看到了中共利国福民的建设成绩。陈嘉庚在重庆时，常听周围顽固分子诋毁延安，这些宣传容易让不明真相的人产生很大猜疑。百闻不如一见。陈嘉庚深入观察延安的风土人情，看到的却是让他惊喜的景象。陕甘宁边区的共产党人努力推动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建设。中国共产党重视教育，不仅办女子大学等各类大学，“内有南洋华侨女学生多人，暹罗马来亚荷印都有”，而且注重小学等教育以启迪民智，陕北“原只有数间小学，现所辖各县到处多有”。同时，共产党注意维护公序良俗，严禁缠足、鸦片等陋习，陈嘉庚赴安塞途中注意到“沿途所见民众男女衣服均好”，到陕北“七八天绝不见有缠足者”，从来访华侨学生中察觉到陕甘宁边区社会风气健康向上，“如行路来往，坐谈起居，咸有自然秩序”。
延安整风期间，战士们在认真学习讨论（人民网）
共产党人在“地瘠民贫”的陕北努力推动新民主主义的生产建设。农业上，中国共产党人保护农民对自耕土地、包括新垦荒所得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为了发展农业生产，农业税值百至多抽税七斤半。延安也战胜了日寇轰炸造成的破坏，“出城里余，至山下，一道街市，两边大小店屋百余间，均系商贩”，形成了新市场，允许商民私人营业。延安之行让陈嘉庚确信，以前所谓的“如民众生活惨苦，则所见所闻都未有。资产剥夺，则田园民有，商店自由营业”。延安之行让陈嘉庚认同了中共为国为民的道德风范。中共中央招待陈嘉庚，隆重、热情又节俭，晚宴“仅一席设于门外露天，取一旧圆桌面置方桌上，已陈旧不甚光洁，乃用四张白纸遮盖以代桌巾，适风来被吹去即弃不用”。这种看似简陋，却勤俭、平等的新作风让重视勤俭节约的陈嘉庚倍感亲切。和毛泽东会晤时，中共中央邀请华侨学生到毛泽东寓所担任翻译。细心的陈嘉庚注意到，“南洋女学生来，无敬礼便坐，并参加谈话，绝无拘束。又一男学生来亦然。少顷集美学生陈必达来亦如是”。会谈进行时，“朱德陈绍禹夫妇亦到，诸人安然坐谈，未有起立行礼等项”。领袖如是，军内亦然。在抗大三分校，陈嘉庚发现，正打球的学员看到驰名中外的朱德，没有列队行礼等繁文缛节，反有学员高呼“总司令来比赛一场”。平易近人的朱德兴致盎然地脱去外衣，在球场与学员共赛。“平等无阶级制度”、人人平等的生动场景让陈嘉庚印象深刻。
1941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图为毛泽东的手稿和《改造我们的学习》单行本（求是网）
不仅领袖和高级干部清廉朴素、平易近人，而且党员管理严格，干部作风也是艰苦朴素。陈嘉庚了解到，“县长概是民选，正式集大多数民众公举，非同有名乏实私弊”。同时，延安的干部实行供给制，严禁干部贪污，“官吏如贪污五十元者革职，五百元枪毙”，陕甘宁边区的政治风气迥然有异于重庆：在那里，人人平等，相亲相爱，有如兄弟。刻苦耐劳从事建设，成绩斐然。延安之行让陈嘉庚产生了对中国共产党的理性认识和认同，返回南洋后，面对身边亲人和华侨子弟，他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写道：去年新加坡各社团联合欢迎我，我的演讲措辞是相当悲观的。我曾说，中国要转弱为强，必须再等半个世纪才有希望。经过这次回国实地考察，才知道我的话说错了，原来拯救中国的人不但早已诞生，并且已经在那里做出许多大事了。假如有更多的人像他们那样刻苦耐劳，埋头苦干，我们中国一定可以成为世界上第一强国。作者：赵春
文章来源：《学习时报》2022年8月5日，原标题“陈嘉庚的延安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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