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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演魏书钧:在缝隙中拍出生活的无力和荒诞

傅淼淼 新生活方式研究院 2024-01-10


“咱为华语电影,咱勇敢一次!”“你抽烟的样子,挺像金敏喜的。”“什么意思,获奖就没烂片了?”“你现在这沉默就挺好,有情绪,你是不是心里骂我傻×呢?”


不知道为什么,看魏书钧的《永安镇故事集》里对拍电影的调侃,总会想起王朔对写作的调侃—— “要我们作家干吗?就是让我们把那一说就炸一说就翻脸的话拐弯抹角柔声细语地对人民呢喃着。”“敢情这跟文学没什么关系?”“文学?什么文学?野生的还是人工栽培的?多少钱一斤?”


王朔写的这段,出自《一点正经没有》。从某种程度上来讲,魏书钧拍电影也没多少“正经”,因为他的电影总是带着戏谑的嘲弄、荒诞的解构。


导演魏书钧。


魏书钧对待拍电影的态度,无疑是认真的,他很会抓取人物状态,也善于将生活中捕捉到的细节贯穿其中。可他不喜欢探讨这些东西,更不想照着所谓的“导演模子”生活,有影迷找他签名,他甚至会搞笑地签上自己玩说唱时的花名。


魏书钧反感煞有介事、一本正经,他不准备给生活下结论,也没兴趣指导任何人生活,当然了,他肯定更不会按照任何人的期待拍电影。他身上,杂糅着幽默、混不吝和隐藏极深的浪漫。浪漫隐藏之深,甚至连《永安镇故事集》联合编剧兼主演康春雷都不易察觉,“老魏可一点都不浪漫”。


魏书钧内心当然有柔软和浪漫的一面,只不过在此之上裹了厚厚好几层玩笑话。偶尔,魏书钧会向康春雷讲述自己做的梦。“他老跟我说他又梦到宇宙了,梦到有多少颗星星降落到地球,然后还坍缩了。我也听不懂他到底在跟我说些什么,反正他梦到的都是一些特别宏大的东西,动不动就宇宙级别。他还特别珍惜自己做的梦,觉得有意思的都会记录下来。”


谈及最近的一次感性时刻,魏书钧说:“你就看最近的电影排片啊,首日排片3.7%,次日排片2.8%,后来就到了0.9%、0.8%,看这排片,还有这票房,我天天心里默默流眼泪呢。”记者问:“除了这种心里流泪的,有没有流到脸上的泪?”魏书钧想了一下,说:“还真有。我最近琢磨了一个新故事,那天给别人讲的过程中,竟然给自己先讲落泪了。”


康春雷无法想象魏书钧落泪的样子:“不可能,他绝对不可能哭。”当听到记者说魏书钧是因为讲剧本故事而哭时,康春雷说:“真行啊,那他可没跟我讲这些,是跟别人哭的。”


虽然没见过魏书钧哭,但康春雷见过他情绪波动的模样:“有天吃完饭,他拽着我就不走了,拉着我一直说话,聊的全是一些无关紧要的事儿。”康春雷心里清楚,这是魏书钧在疏解压力呢,就陪着他一直聊。《永安镇故事集》开机之后,魏书钧在片场偶尔还会问他:“这戏怎么办?”“难道我们就这样拍吗?”康春雷压根儿用不着回答这些问题:“他就是心里纠结了,又不确定了,念叨两句排解压力呢。不用我说什么,他都能把问题处理得很好。”


有网友调侃《永安镇故事集》是听后摇的抑郁编剧被玩说唱的自恋导演折磨的一个故事。康春雷说:“老魏确实喜欢说唱,可他也听古典音乐,钢琴弹得特别好。小时候他家里管得挺严的,周末放假的时候,他得一直上各种兴趣班。”


小时候,魏书钧的母亲什么都想让他尝试,给他报了很多兴趣班,学习方向五花八门——弹钢琴、练武术、跳芭蕾,此外,还得抽空多学一门外语。


芭蕾舞课外班里只有魏书钧一个小男孩,一到上课,他就特别尴尬。就这样,学了半年芭蕾舞,有天,魏书钧拎着舞蹈鞋再去上课,发现教室门外上了锁。芭蕾舞上课的地方换了,可没有一个人通知他。家里人也不知道,还以为他又学了三个月的芭蕾舞,实际上,那三个月里,魏书钧天天去同学家看动画片。


出于强身健体的考虑,妈妈还让魏书钧学了六年武术。当被问到武术练到什么水平、是不是懂很多擒拿技巧时,魏书钧扑哧一笑,乐出了声:“怎么听着像在采访马保国?你这是要把我往一个有传武精神的导演方向塑造了呗。”


在康春雷眼里,魏书钧有时候很像孩子,特别贪玩。他说:“老魏小时候挺刻苦的,玩的机会少,我感觉他现在有一种补偿心理,使劲往回找补。我记得有一回去江西勘景,在一个小店里看到一把玩具枪,买来当道具用,他就一直在那儿玩,几乎爱不释手。我心想这不都是小时候经常玩的东西吗?他肯定没什么机会玩,净学习了。”


电影《永安镇故事集》剧照。


电影《永安镇故事集》里有一个片段:妈妈为了把儿子塞进剧组,让儿子给客人唱英文歌、跳蒙古舞,小男孩一脸不情愿。魏书钧也有着类似的童年,“小时候家里来人,我妈就让我弹钢琴,要不然就翻跟头,武术也说来就来。其实我心里挺不舒服的”。


魏书钧用“循规蹈矩”来形容自己的学生时代:“我一直都挺乖的,叛逆期比较晚,直到上大学,和家里人在物理上区隔开了,我才开始叛逆。唉,我妈也是想让我多学点东西,人都是这样的,哪有那么顺撇的,都是学点这个,学点那个,分出很多枝枝杈杈。等人长大了,有选择权了,再决定喜欢哪个多一点,喜欢哪个少一点。”


魏书钧本科时在传媒大学读录音专业,毕业后和几个朋友合开了一家影视公司,给客户拍广告片、办晚会。几个没什么野心的年轻人凑到一块,更多是吃饭和打游戏,公司慢慢就经营不下去了。想到自己一直喜欢电影,魏书钧决定重回学校,成为导演专业的研究生。


魏书钧导演的第一部作品《野马分鬃》,多少带着点半自传的性质,男主角“左坤”身上有魏书钧成长的痕迹。等到第二部《永安镇故事集》,再被问到里面的“导演”是不是他自己时,他觉得自己更像是导演和编剧的合体,彼此之间的矛盾,体现的正是他自己内心的挣扎。


在康春雷看来,魏书钧的形象和《永安镇故事集》里面的“导演”的形象相差甚远,“他永远不会像剧中导演那样讲话,永远不会拿导演身份压人,他很随和,怎么跟他开玩笑都没事。不过,当他坐在监视器后面,你能很明显感受到,他头顶上创作的天线打开了,源源不断往外冒一些即兴的点子,他工作的时候很专注、很认真”。


电影里,魏书钧找来7位文艺片导演朋友客串,他说:“拍摄现场有人喊导演,几个导演就齐刷刷地回头,特别搞笑。”正式拍摄时,导演们也会一边拍片,一边给自己“加戏”。耿军导演那句“别碰我,刚动完手术”,就是他自己临时加的台词。魏书钧说:“只要我不喊‘咔’,他们就会一直演下去。”


9月1日,台风“苏拉”登陆那天,魏书钧和团队成员开始了《永安镇故事集》的“特种兵式路演”——一共14个城市,一天一个路演,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从一辆车到另一辆车,从一间电影院到另一间电影院,他们马不停蹄。


《新周刊》记者电话采访魏书钧那天,他正坐在去往重庆路演的高铁上。一路上,高铁要钻很多山洞,周围明亮一会儿就又漆黑一片了。信号也非常不稳定,通话总是断断续续。后来索性把采访挪到重庆路演映前的半小时,魏书钧一边吃盒饭,一边接受采访。


魏书钧说他在高铁上做了一份MBTI测试,测出来是ENFP,他觉得不准。“可能我答题太快了,测出来一看也不准啊,其实我性格挺内向的。”


在康春雷的印象中,魏书钧和内向完全不沾边:“老魏好像永远都不会有心理压力,在片场无论遇到什么问题,都难不住他,总能把问题转化成对他有利的方向,他还特别会处理人际关系。他总跟别人说自己内向,可一般人真察觉不到,他可能对内向有什么误解吧。”


但在某些层面,确实能感觉到魏书钧向内探索的一面,譬如:喜欢独处,周围人多了反而容易觉得孤独;跟朋友聊天时突然想明白的一个道理、遇到有趣的事情,会随时记录在手机上。


魏书钧最喜欢的作家是博尔赫斯,对方最打动他的地方是其作品独到的原创性与创造力。魏书钧说:“文学或许不会直接反哺到电影创作,但文学会在生活中给我提供一种思考模式,这些思考对我的生活有影响,生活继而影响到我的电影。”


魏书钧口中的文学对他的影响,就像电影中提到的“涟漪”一样。《永安镇故事集》的英文名“Ripples of Life”,译为“生活的涟漪”。与之相呼应的,是片中一直强调的,“什么都不会发生”。


《永安镇故事集》剧照。魏书钧对待拍电影的态度,无疑是认真的,他很会抓取人物状态,也善于将生活中捕捉到的细节贯穿其中。(图/由被访者提供)


或许,人们真的很难抵抗生活的惯性,但每个人在生活中都会遭逢他人激起的涟漪,遭逢文学激起的涟漪、电影激起的涟漪……每个人激起的涟漪,继而影响其他人的涟漪,水面就这样泛起了微波与共振。这些微不足道的涟漪在漫长的生命长河中不值一提,但谁又能否认涟漪泛起时带来的感动?


影片第三个故事“冥王星时刻”中,导演和编剧陷入激烈的争吵,彼时彼刻,手机上弹出的马拉多纳去世的消息,仿佛一个巨大的震动,令二人当即陷入沉默。音乐《阿根廷别为我哭泣》在此刻适时响起。


2021年,《永安镇故事集》入围戛纳电影节“导演双周”单元。一位阿根廷观众遇见主演黄米依,一下子哭了起来,希望黄米依能帮忙向导演转达她对电影中响起《阿根廷别为我哭泣》这一片段的喜欢。


导演李玉评价说:“我一直觉得在电影和真实的生活中间,有一条缝隙,我们这些拍电影的人,是能看到这条缝隙的。可只有魏书钧导演把这条缝隙拍了出来,这条缝隙里,有生活的真相,有无力和荒诞,还有质疑的自己与他人。”


2018年,魏书钧执导的《延边少年》获得戛纳电影节短片竞赛单元特别提及奖;2020年,《野马分鬃》入围“戛纳2020”片单;2021年,《永安镇故事集》入围戛纳电影节“导演双周”单元;2023年,《河边的错误》入围戛纳电影节“一种关注”单元。


作为青年导演,五年四入戛纳,魏书钧的起点很高。很多导演在经历处女作的成功之后,拍摄第二部作品时总是格外小心,同时承担巨大的心理压力,担心作品达不到自己的预期,担心票房不理想,更担心外界舆论的嘲讽。可魏书钧好像没有这方面的压力,一部接着一部,节奏非常快,经常上一部电影还没拍完就开始构思下一部了。


康春雷说:“他不是一个完美主义者,不介意用任何方式将情绪传递给观众,很多文艺片导演会在配乐上有诸多考量,在他那里都不是障碍,怎么自由怎么来,好用就行。他几乎不怎么内耗,挺自洽的。”


可魏书钧觉得自己远不够自洽,表达上也没有那么从容,但他确实对未知充满了好奇。小时候,魏书钧的理想是做一名侦探,如今长大了,当了导演,他发现二者有着共通之处,“都是那种充满未知和挑战,要不断探索的工作。而我的不自洽,正好裹挟其中,提供了某种动力”。


谈及多次入围戛纳,魏书钧深感幸运,并决心更加努力把握这些机会。他心里十分清楚,幸运如同天气,是完全不可控的,“运气这东西,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相比担心这些,我更担心自己没兴趣了,拍东西不够兴奋”。


拍《永安镇故事集》时,魏书钧的“兴奋”就差点熄灭一回。彼时,剧组已经入驻永安镇筹拍了17天,敲定的演员即将进组,服化道部门也早已做好准备。魏书钧却给制片人发去一条消息:“这个剧本我没有热情弄了。”制片人黄旭峰看到这条消息,回复:“你想好了就行。”


后来的一天,魏书钧在房间里睡觉,康春雷突然叫醒他:“老魏,我有一个新鲜的、完全颠覆性的东西,你一定要听听。”之后,康春雷讲了第一个故事的雏形,魏书钧听完,从床上弹起身:“就做这个剧本!”


就这样,原来的剧本被推翻重写,新剧本第一稿写了3天,第二稿写了7天,再花20天找演员,最后用了39天拍完。魏书钧深知维持这种兴奋的创作状态需要更多的耐心,“稍微等一等,等事物转换角度,可能又会出现让我兴奋的点。哎,有时候想想自己全力以赴做的一件事情,很可能某天非常突然地就没感觉了,还挺不安的”。


电影《野马分鬃》剧照。


与多次拿奖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魏书钧的电影在市场的冷遇。《野马分鬃》上映后,斩获1176.7万元票房;时隔两年,《永安镇故事集》上映,首日票房仅有105万元,上映一周排片率0.1%,甚至不及上映两个月的电影排片的零头。很多人想看这部电影,但影院没有排片,即便能看,也经常被安排在比较尴尬的时间。


魏书钧一早预期这部电影的票房不会太高,但万万没想到排片率这么低、票房这么差。“能怎么办啊?只能咬牙坚持,继续努力。拍得不好,也一直拍,没有票房,也一直路演,不屈不挠呗。”


魏书钧第一次接触电影行业,发生在他14岁那年。他在儿童电影《网络少年》里饰演了一个名叫“蓝阳”的叛逆男孩。彼时,拍电影给他留下最大的印象就是好玩,能认识很多有趣的人。


魏书钧还记得后来接触到一个知名导演,导演在北京有一所非常漂亮的大房子,可他常年在外地拍戏,很少居住。有一次,他回家住大别墅,却住不习惯了,于是给制片主任打电话,“给我租一个宾馆住吧”。


打小时候起,魏书钧就觉得拍电影特别好玩,仔细想想,还特别虚幻——“一帮人,迅速集结,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过上一段战友般的日子,几经坎坷,就此散去,留下一个硬盘。再之后,一群人,看着硬盘里拷贝出来的,跟你共情,找你交流,跟你建立联系。而且这拍电影不像办工厂 ,干完活能留下一堆真实可感的实物。文艺作品看不见、摸不着,投资人几千万元、几亿元砸在里面,到最后也就换张光盘。”


如今,魏书钧自己也开始拍电影,从事这项“几经坎坷,换一张光盘”的工作,他不由得感慨:“这事儿琢磨起来确实挺荒诞,但总有人乐此不疲,把自己的一辈子都搭里面。”


而今,一提到导演相关问题,魏书钧总把自己想象成厨子来比喻。和他聊天的一个多小时里,稍微晃一下神,都会以为自己在跟一个厨子对话。聊到后来,他自己都乐了:“嗐,我在这跟你聊什么呢?”


“我呢,作为一个厨子,喜欢吃,也喜欢炒菜,更多的是享受在厨房系统里烹饪的过程。要尊重厨艺本身,多提升手艺,改良烹饪观念。不能一上来卖了两盘菜就不好好做菜了,更不能从创意开始就天天琢磨着怎么卖这道菜,把精力消耗在与做菜无关的事情上。”


“你要让厨师戴着厨师帽到酒店大堂站一会儿,我肯定是乐意配合的,看看菜是怎么售卖的,是按工作餐卖啊,还是搭配折扣券卖的。正好还能听听自己做的菜反馈怎么样,了解大众的口味——喜不喜欢吃辣?甜口还吃得惯吗?——顺便再看看对面饭店卖什么菜。”


“你一个厨师,老老实实做菜就行了,别总聊匠人精神,想着自我标榜。的确,是有那种匠人精神的,可你一开始就经营匠人人设,就太没劲了。当然了,带着标签确实易于辨认,譬如说,某某厨师坚持30年手采野生蘑菇,再加上人往那一站,确实也仙风道骨的,挺多人还挺认这个。”


在刁亦男导演看来,魏书钧拍电影特别自由、特别肆意,但最吸引自己的,还是他身上的那股“坏劲儿”。刁亦男说:“他用一种非常中式的、荒诞的目光来审视生活,用幽默来横跨生活中的一切尖酸刻薄。”


这股“坏劲儿”,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魏书钧的自嘲精神,他说:“其实从某种程度上讲,大家的处境都是很类似的,谁也没比谁强到哪里去,说自己跟说别人是一回事儿。有时候我说自己呢,别人跑过来说:‘你怎么骂人?’有时候我正骂别人呢,对方跑过来说:‘哎,快别自嘲了!’是不是挺荒诞的?”



  作者  傅淼淼


排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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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靖越

监制 

 罗   屿


本文首发新周刊645期《行走的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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