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期荐读 2019年第1期 | 国内外记忆实践的发展现状及趋势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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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小双（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

徐拥军（中国人民大学人文北京研究中心）

摘要

[目的/意义]对记忆实践的发展背景、现状和趋向轨迹进行阐述，以期为记忆实践的未来发展提供方向性指导，同时推动提升国家和社会对数字记忆实践的关注，启发学界对于该问题的思考。 [研究设计/方法]采用描述性研究方法，通过对记忆实践进行归类，并进行典型案例介绍。 [结论/发现]提出记忆实践正在延展向“数字记忆”的发展趋向和运行轨迹，这赋予记忆实践以新的机遇和挑战。 [创新/价值]在对记忆实践的发展现状和发展趋向进行系统分析的基础上，对“数字记忆”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和阐释。

关键词

记忆实践  数字记忆  社会记忆  数字技术  

记忆资源  文化传承

1.引言

20世纪70、80年代以来，受社会、时代和技术发展的影响，人类社会对社会记忆迸发出超乎寻常的热情和兴趣，“记忆浪潮”席卷全球。 这次的“记忆浪潮”不仅表现在学术界对记忆研究的持续拓深和拓宽，还着重体现为实践界对记忆项目的大量尝试和探索。 经过三十余年的发展，记忆实践已完成了其独特的模式和特征构建。 因此，有必要对其进行回顾式分析总结，以便更好地展望未来的发展。在上述背景下，本文将系统分析记忆实践的发展背景和现状，并在此基础上总结出其延展向“数字记忆”的发展趋向和运行轨迹。 由于难以难获得关于记忆实践的量化数据，因此本文采取的是描述性研究方法，即通过对记忆实践进行归类，并以典型案例来对其进行现状描述。 本文使用的主要数据来源包括：①学术研究文献。 在 UBC（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文献综合检索系统、LISA（图书馆学情报学文摘）数据库以及中国知网中以“社会”、“集体”、“记忆”等为关键词，进行组合检索，经过挑选后最终获得43篇文献将其作为分析样本；②典型记忆项目实践的官方网站；③官方新闻报道。

1.1

理论基础

最初，“记忆”往往被作为一种“生理—心理”现象来进行研究，被理解为个体的认知和生理功能或是神经系统存储过往经验的能力。19世纪20年代，哈布瓦赫（Habuwahe）完整提出了“集体记忆”概念并对其进行了阐释，标志着记忆研究自此出现明显的历史转向，即从个体视角转向了集体视角，从生理学和心理学转向社会学和文化学。 在哈布瓦赫的影响下，康纳顿（Connerton）、吉尔里（Geary）、韦尔策（Welzer）、阿斯曼（Assmann）夫妇等知名社会学者都参与到社会记忆的讨论中，集体记忆、文化记忆、沟通记忆等不同的记忆概念相继被提出，促使社会记忆本身发展成一种极具包容性的概念。 虽然目前社会记忆研究仍然是一个缺乏固定范式、没有中心、跨学科的事业[1]，但是我们可以总结其基本特征：

（1）社会记忆是一种社会建构。 社会记忆具有集体属性，是在一个群体里的人们所共享、传承以及一起建构的事或物，是以社会群体的经验和知识、证据和分析为依据对过去历史事件进行还原和解释，其实质内容是“对人类在实践活动中形成的主体能力和本质力量的凝结、积淀和破译、复活的双向过程”[2]。 将社会记忆视为一种社会建构，实际上是为记忆寻得了一个可加工的范畴，这为记忆实践的开展奠定了基本理论前提。

（２）社会记忆是一种集体行为。 哈布瓦赫称，“存在着一个所谓的集体记忆和记忆的社会框架；从而，我们的个体思想将自身置于这些框架之内，并汇入到能够进行回忆的记忆中去。”[3]社会记忆什么，是由集体所决定的，个体往往屈从于集体给出的框架，在群体环境之外,任何个体都不可能有连贯和稳固的回忆，故个人记忆在集体记忆的框架下才具有意义。 上述理念成为社会记忆理论的核心解释框架，这也确定了记忆实践的基本方法论，即社会记忆建构的展开必须依托集体力量和集体智慧。

（３）社会记忆具有主流性和多元性。 获得记忆的高度一致比较困难，它需要超越无穷的差异，并被差异所建构，为了获得记忆的支配地位，社会利益方会相互影响和彼此冲突。 对于该种现象，福柯（Foucault）提出了“反记忆”[4]的概念,认为“谁控制了人们的记忆，也就控制了他们的原动力”，因为“我们所知道的‘正史’典范历史只是被社会中部分的人或人群所选择、强化、传布的社会记忆。”[5]社会支配性的意识形态、文化规范、社会关系等常决定性地建构了社会记忆的主流框架，但在去中心主义的影响下，边缘性社会记忆逐渐获得认可并得到重视，这最终决定了记忆实践的多样性。

（４）社会记忆的传播和传承具有多样性。 社会记忆并不是形而上学的抽象概念，它是一个隐喻，其载体形式和传承方式有很多种，主要通过各种社会文化实践（如风俗、节日、仪式、惯习、神话等）或物质文化载体（如档案、图片、雕塑、建筑、艺术品等）在关系互动和时空要素中得到传播和传承。 对此，杨•阿斯曼（JanAssmann）总结了记忆存在的两种形式：一是潜在形式，即存储在档案、图书和长时记忆存储模式中，属于知识体系的组成部分；二是现实形式，即人们根据当下的社会情境、需要和观念，从浩瀚的知识体系中提取可用的那一部分知识，是可提取的一部分记忆[6]。 社会记忆的形式多样性特征决定了记忆实践的对象广泛性，即物质性载体和非物质性载体都应被视为记忆资源而针对性地采取不同的措施。

（５）“记忆”与“遗忘”相生相伴。 遗忘才是人类生活的基本形式，而回忆是对抗这种自然规律和时间的努力，是少之又少的特例。 两者都是对过去的构建和拆解，都帮助人们继续生活下去[7]。 每个记忆的行为都涉及“遗忘”，社会历史就是社会的记忆和遗忘平衡的结果。 由于记忆有着这样的“选择”结构，导致总存在着一种冲动，想要突破记忆的限制、扩大记忆的范围、协调记忆的框架，这也带来了记忆实践的必要性，特别是针对“遗忘”风险越大的社会记忆，开展记忆项目的必要性就越大。

1.2

社会动因

现代社会的纵深发展促使人类社会得到空前发展，也导致人类社会记忆的空前失去和对集体认同的迫切追求，这成为记忆实践发展的两大内部动因。

从记忆失去的层面来说，人类记忆资源在全球化、现代化、城市化的过程中遭到空前损耗，人类大量的珍贵文化遗产遭遇空前危机。 以城市记忆为例，有学者指出，“一些城市在所谓的旧城改造和危旧房改造中采取大拆大建的开发方式，致使一片片历史街区被夷为平地、一座座传统民居被无情地摧毁，由于忽视了文化遗产的保护，造成了这些历史性城市文化空间的破坏、历史文脉的割裂、社区邻里的解体，最终导致城市记忆的消失。”[8]这种记忆失去早已为人类所警觉，阿莱达 · 阿斯曼（Aleida Assmann）对此称，太多的东西在２０ 世纪遭到了毁灭，也正是这种苦难深重的经验让“记忆”主题变得如此重要[9]。 因此，越来越多的人试图找回失去的记忆，并试图通过记忆实践来把割断的历史和断裂的文化重新连接起来。

从认同追求的层面来说，随着全球化、现代化、城市化、信息化、网络化的快速与深入发展，“流动性”成为当代社会的本质特征[10]，个体的生存状态也随之发生转变，“不可靠性、不确定性、不安全性”[11]成为常态，这种失落感促使人们或多或少地产生了一种认同情结和归属乡愁，使其倍加青睐集体或共同体身份并急切地向往有机团结的共同体建构，这驱动了“社区共同体”的兴盛，标志着“与国家相对分离的民间社会和社会多元化格局逐渐形成”[12]。 社区共同体即“建立在亲密性、私密性、排他性、情感性基础上而自然形成的有机性的社会共同体。”[13]社区共同体需要以共同的身份认同来维系，而身份认同又建立在对集体记忆的呼唤之上，它需要从集体记忆中汲取养分，以期获得归属感和安全感，因为集体记忆是“一个特定社会群体之成员共享往事的过程和结果”[14]，这个过程往往是由群体成员共同经验的累积，里面包含着一种共同的情感和信仰，而这构成了其身份认同的心理基础与认同依据。 换言之，社区共同体的自身维系与认同构建必须以社区记忆的构建为基础，这最终形成了不同类型的社区共同体对以本社区为基础的记忆实践进行探索的群体动力。

2.记忆实践的发展现状

记忆实践是指以记忆保护和传承为主要目标的记忆资源建设项目的统称。 记忆主体的多元性和记忆载体的多样性决定了记忆实践也具有明显的多元性和多样性特征。 由于我们记忆什么与我们如何记忆直接相关，即记忆的内容和记忆的载体、媒介和技术方式密切联系在一起。 以档案为代表的文献记录是被普遍认可的一种记忆形式[15]，对此，法国社会学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曾言：“历史是上千年的和集体的记忆的证明，这个记忆依赖于物质的文献以重新获得对自己过去事情的新鲜感。”[16]其认识到了文献遗产对于人类记忆的重要性。 因此，大部分记忆项目都是以记录性记忆资源为基础而展开的；而对于缺少记录性记忆资源的记忆载体，部分记忆项目便会利用各种技术手段来对将其转化为信息内容进行固化和释放，例如将实体性的建筑或文物转化为３D 建模或是其他的信息格式。199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世界记忆工程，在其号召下，各类记忆项目层出不穷、名目繁多，虽然它们不都冠以“记忆”之名，但都是以记忆保护和传承为主要目标，以各种各类记忆资源为主要对象。 以下将从记忆对象的维度来将其典型性实践进行概述。

2.1

国家记忆实践

国家记忆项目是以国家为对象开展的记忆项目，其主要目标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传承国家民族记忆。 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工程”的影响，近30年来，国内外在这一领域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探索，代表性记忆工程有“美国记忆”、“加拿大记忆计划”、“俄罗斯记忆”、“新加坡记忆工程”、“中国记忆”等。 以“中国记忆”为例，该项目是由中国国家图书馆牵头建设的全国性文化项目，也是图书馆界乃至整个社会最早关注并落地的记忆资源抢救式保护实践工程。“中国记忆”关注承载华夏文明演进和中华民族发展历程的各类记忆资源，全面、具体、深入地呈现围绕某一特定主题展示丰富“记忆”信息资源，目前已建成专题资源逾20个，影音资料超过1800小时[17]。 就目前来看，国家记忆项目主要由各国的国家图书馆主导，其他组织、团体以及个人协同建设，它们在内容上具有多元化、生活化、参与性的特征，在平台上具有数字化、互动化、规范化的特征，在成果上注重数字资源整合开发利用的特征。

2.2

城市记忆实践

城市记忆实践是以城市或者地区为对象开展的记忆项目，其主要目标是保护城市文化遗产、传承地方文化、铭刻民族记忆。 近二十余年，城市记忆项目逐渐在国内外兴起，国外有诸如“弗罗里达记忆”、“纽约市皇后区记忆”、“大巴黎计划”、“都市记忆”等城市记忆实践；截止2017年底，中国共有102个地级以上城市、城区开展了“城市记忆工程”建设（注：该统计数据来自于中国人民大学徐拥军教授课题组对于城市记忆工程的持续调查.），部分省市业已开展“乡村记忆工程”建设。 这些城乡记忆工程有的以资源建设为特征（如“青岛城市记忆”、“武汉城市记忆”等），有的以资源开发为特征（如中国人民大学的“北京记忆项目”等），有的以参与式共建为特征（如“纽约市皇后区记忆”、中国人民大学“我的北京记忆项目”等）。 相较于国家记忆对文献遗产的关注，城市记忆实践所面向的记忆资源有了很大扩展，诸如历史建筑等实体性记忆资源与民风民俗等非物质文化遗产都被纳入其关注范畴。

2.3

文化遗产记忆实践

文化遗产记忆实践是以某个或某种特殊类型的文化遗产为对象开展的记忆项目，在实践中往往针对的濒危性文化遗产。 这类记忆实践业已形成较为丰富的最佳实践，预示着记忆实践所辐射的影响范围越来越大、专题性越来越强。 如我国的“记忆四川非遗主题”[18]，将四川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内容通过文化创意、创新思维和现代互联网高科技手段进行提炼，复制和数字化、媒体化处理，将其转化为具有知识产权和大众文化服务特性的文化产品；再如 Google公司和 CyArk公司联合开展的世界上最大的３D 遗产收藏项目开放文化遗产（Open Heritage），主要是利用激光扫描系统等现代技术，抢先捕获那些濒危历史遗迹，并进行永久性数字并向全球用户提供开放利用[19]。 相较于国家记忆和城市记忆，文化遗产记忆更侧重于如何用数字手段来对记忆资源进行再开发以促进活态传播和传承。

2.4

特殊类型记忆实践

特殊类型记忆实践往往是针对某类特殊类型的记忆对象或记忆载体，比如声音、图片、口述史、文字、语言等。 这类记忆项目实践的类型比较多样，但往往特色明显。 如中国人民大学北京记忆项目中的“北京老照片时光机”项目[20]，便是针对北京的老照片记忆材料，在继承GIS地理信息系统的基础上建成的老照片集成与展示平台，该平台中也充分利用了各种数字呈现技术，尤其是数字人文技术；再如城市与记忆（City and Memory）全球协作项目，主要致力于探索、重新构想和分享世界上真实和想象的城市声音，现已有超过30万部声音作品上线，形成12个子专题项目，来自世界80多个国家的500多位艺术家、音乐家和现场录音师参与其中[21]。

2.5

群体性记忆实践

群体性记忆实践是针对某个社会群体或社区群体所开展的记忆记录和保存项目。 就目前来看，这类记忆项目主要表现为“社群建档活动（community archiving movement）”。 社群建档是一种以记录和分享社区历史和文化为目标，以广泛收集和保管社区内部生成或与社区密切相关的记录为主要内容，以社区成员广泛参与为基础的社会文化活动[22]。 如1894年成立的美国犹太州家族历史图书馆，便主要收集和保存犹太族的各种谱系记录，以帮助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成员发现和研究其家族历史，了解其家族记忆并增强家族认同感和凝聚力[23]。 当然，由于社群建档往往带有较为鲜明的群体诉求（如政治诉求、权利诉求、认同诉求、经济诉求等），因此它们少有冠以“记忆”项目之名，而是以档案馆、图书馆或博物馆等为命名形式，但这并不代表它们脱离了记忆实践的范畴。 这主要是因为：一方面，社群建档的主要对象为内容形式涉及图书、文档、图片、电子或数字文件、视频材料、口述史、实物等各种各类的记录材料，这些都是记忆材料的主要对象；另一方面，记忆社区过去和服务未来研究是大部分社区建档活动的重要目标之一，社区建档的重要目标就是尽力推动这些社区档案资源能够被公众感知，被社会所广泛利用，以帮助该社区获得社会认同。

2.6

事件性记忆实践

事件性记忆事件一般是针对某件或某段特殊历史事件所开展的记忆项目。 就目前来看，这类记忆项目所主要面向的事件往往指向对历史产生重大影响的正面或负面事件，以更加深刻地让群众认知该事件并从中获得力量。 由于这类记忆实践往往具有较大的历史意义，因此往往会以专题性博物馆为实现形式，采用的实体模式和数字模式相结合的建设模式。 事件性记忆实践的典型案例虽然比较特殊，但是也并不鲜见，如中国的奥运博物馆，其建立的主要目标是广泛收集与北京奥运相关的具有珍藏价值的物品,以实现 “共享奥运记忆，见证奥运征程”[24]；再如美国的911国家纪念博物馆，里面收集和陈列了大量一手资料和死难者遗物，并利用数字化技术将这些记忆产品在网站上进行数字展览和专题呈现，其最终目标是留住每个人心中不曾忘却的灾难记忆[25]。

3.数字记忆:记忆实践的未来趋向

记忆实践的兴起和发展有其深刻的理论技术和社会动因，对记忆实践的发展脉络进行梳理，可以明显发现数字技术在其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这些数字技术的应用不仅推动了记忆实践的大繁荣与大兴盛，还带来了记忆实践的数字转型，奠定了记忆实践的未来发展趋向和运行轨迹。 具体来说，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带来整个信息生态，包括信息生产、信息传播、信息消费和信息管理规则等方面的重大变革，这种变革同样反映在记忆实践领域，即人类对社会记忆的认识开始变得信息化和数据化，并随之带来记忆实践在方法、模式和流程层面的调整。 随着数字采集、数字处理、数字存储、数字展示、数字传播等数字技术在记忆实践中得到精巧应用，各种记忆载体可以很轻易地转化为数字内容进行存储、传播、分析、解读、研究、保护和科学管理，并且可以实现永久保存、灵活开发和永续利用。 数字化之后的社会记忆可表现为形式多样的数字资源内容，如数字文档、数码照片、三维模型数据、360°/720°全景图、VR 视频等，这些数字资源是关于社会记忆的基础数据库和资源库，也是社会重要的数字资产和文化资产。 将社会记忆转化为数字内容资源具有以下优势：

（１）有利于减少对原实体性记忆载体的破坏。现存的实体性记忆载体（例如建筑、文物、古迹、古籍等）都有自己的生命周期，再怎么保护也会遭到破坏，而数字化的记忆内容可以有效减少对实体性记忆载体的破坏，在满足社会利用需求的同时，可以更为安全和长久地保存弥足珍贵的记忆载体。 如日本的清泰寺因佛像被盗多次，所以寺庙住持将供奉佛像送到了当地的博物馆，再请高校做了高精度的三维打印佛像来替代[26]。

（２）有利于强化对原实体性记忆载体的修复和还原。 对于那些已经消失或者濒临消失的实体性记忆载体，可以利用数字技术对其进行辅助修复，或实现完全的虚拟还原，让那些已经消逝的记忆可以“重现人间”。 如中国“数字圆明园”团队通过收集、整理“样式雷”等建筑档案和考古实证资料，复原圆明园建筑设计图纸，在此基础上进行圆明园时空单元的数字复原[27]。 再如阿富汗巴米扬山谷石窟中的巴米扬大佛在2001遭到塔利班的炸毁，德国修复团队在对石块进行测绘的基础上重新制作了虚拟佛像[28]。

（３）有利于社会记忆的社会传播和再开发利用。数字化的记忆资源虽不能完全代替原有的记忆实体，但是它们摆脱了单一媒介的局限，可以利用多媒体技术、数据库技术等技术手段实现资源的整合、再组和重现，具有易于传播和反复使用的特性，可以突破传统意义上的保护方式所不能达到的展示要求与保真效果，也便于跨时空、跨地域、跨代际的传播和传承。 在这个意义上，开发利用记忆资源以推进文化传播、增强文化凝聚力、增长文化自信和强化身份认同上的作用会得到充分展现。 就目前来看，已有相当数量的记忆实践开始着手数字记忆资源的再组织、再诠释、再呈现、再利用，如中国人民大学“北京记忆项目”中的孔庙专题中便是将文献中所记载的“祭孔礼”转化为“数字动漫”的形式进行再诠释和再传播；北京童谣小组将采集来的“童谣资源”与“娱教技术”相结合，开发出利于北京童谣保护与传承的“童谣娱教游戏”等。

（４）有利于形成协同参与的社会记忆建设格局。 社会记忆是人类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所积淀下来的记忆，具有集体性和社会性，且其宽度和厚度不言而喻，这也决定了记忆实践必须充分利用开放参与和协同创新的力量。 合作能集聚力量、启发思维、开阔视野、激发创作。 记忆实践本身并不是一个独立的解决方案，而是需要多个利益相关方通力合作、协同创新才能完成的“大事业”。 在传统实体模式的背景下，参与和协同往往因为时空等各方面的限制而难以实现，导致记忆不仅无法产生情感共鸣，更无法升华为对集体文化的理解和认同。 而在数字记忆的背景下，打造“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记忆实践新格局”不仅成为可能，而且十分必要。如“新加坡记忆”、“美国皇后区记忆”、“我的北京记忆”等记忆实践都是以公众参与为基本建设理念，运行后取得良好反响。

（５）有利于降低记忆实践开展的“门槛”。 从记忆实践的运行逻辑来看，其对实体记忆资源有相当大的依赖，这也是为什么大部分的记忆项目都是以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等社会记忆保存机构为主体而展开，因为它们自身具有良好的记忆资源保存基础。 数字资源的产生大大降低了对实体性记忆资源的依赖，这样可以有效回避实体性资源在收集上的产权转移成本、保管上的经济成本，实际上是大大降低了记忆实践开展的“门槛”。 实践已经证明并且仍在继续证明，大量记忆实践已经在摒弃实体记忆资源转而只针对数字记忆资源的实践上取得了成功经验。“门槛降低”是记忆实践得以在数字时代形成大发展与大繁荣的“记忆浪潮”的重要技术保障。

记忆实践对于数字资源的重视，代表着其由“传统技术”向“数字化技术”方向的延展，代表着记忆实践对信息时代和数字时代的积极适应，预示着其在建设模式上的整体转变，即人类可以依靠数字技术在虚拟空间建造一个更加聚合、更易取用、更重体验、更加安全的“记忆宫殿”。 虽然这种数字化记忆载体并不能完全取代实体性记忆载体，但是这种数字化上的努力却能预防性地去挽回人类共同的记忆。 从术语使用上来讲，“数字记忆”在国内最早由中国人民大学冯惠玲教授提出，她在2015年数字记忆国际论坛上发表主题演讲“数字时代的记忆风景”，提出对数字记忆的需要是因为我们的时代是数字时代，人们正大量地从现实空间向虚拟空间迁移，对数字记忆的需要也是记忆管理的要求，我们要构建丰富而活泼的数字记忆，但是她并没有对数字记忆进行系统界定。 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结合与冯惠玲教授的多次研讨，本文将其定义为“数字记忆就是采用不断发展进步的数字采集、数字存储、数字处理、数字呈现、数字传播等数字技术手段，将特定记忆资源转换成可保存、可关联、可再组、可共享的数字记忆形态，实现以新的视角加以解读、新的主体加以参与、新的专题加以组织、新的方式加以呈现和新的需求进行利用”。 该定义充分彰显了数字记忆对“存取”的同等重视，即数字记忆不仅强调数字资源的“存储”，包括广泛性编入、规范性编码和安全性保存等，同时还强调数字记忆资源的“提取”，包括数字记忆的智能性检索、体验性展示和合法性获取等。 数字记忆体现了人文、艺术与科技携手并进、融汇贯通，其本质是将现代信息技术和社会记忆建构有机结合起来，利用数字技术以数字形式来捕获、记录、保存、重现社会记忆，进而实现对文化的保护和传承。

在数字记忆的构建过程中，数字技术是手段，社会记忆则是对象。 由于社会记忆的广泛性和多元性，因此数字记忆也在各个文化领域得到了应用。从实施主体上来看，记忆实践最早是由已经具有良好的记忆资源积累的机构来主导，如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或相关政府机构，实现记忆资源从数字化到利用的全过程管理。 对这类主体而言，收集记忆资源的压力相对较小，侧重于记忆资源的开发利用，特别是活态传播和呈现。 现在，记忆实践已经扩展至可由记忆资源积累较差，但是技术基础较好的机构来主导，如学术机构或其他非营利性组织等，实现记忆资源从收集到利用的全流程管理。 对这类主体而言，收集资源的压力相对较大，但是它们在资源的开发利用，特别是活态传播和呈现上具有较大优势。

4.总结

记忆实践的兴起和发展有其社会必然性，其朝着数字记忆趋向发展则有着时代必然性。 数字记忆本身代表着数字技术和社会记忆的火花碰撞，它会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而不断扩展自己的边界和功能，推动文化记忆在不同时空间的融合和对话。 就目前来看，数字记忆的理念和模式虽然还在不断建构过程中，但是它已在并且仍在国内外记忆实践中得到认可和应用，“数字记忆”时代已然呼之欲出。当然，从数字记忆的视角来看，现阶段记忆实践仍然停留在数字化采集和管理阶段，在开发利用和社会传播方面，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 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未来的记忆实践在很大程度上是以信息化和数据化为基础而展开的，它也会在信息化和数据化的基础上进一步向技术化、智能化方面提升，进而实现历史、文化、艺术、技术的深度融合，实现记忆实体载体和记忆数据载体的深度融合，这也是数字技术赋予记忆实践的新机遇和新挑战。 如何持续推动关于数字记忆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发展，或许是未来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一级学科发展和人才培养应直面的创新突破。

参考文献：

作者贡献说明

加小双:提出研究命题及思路框架,论文起草及最终版本修订;

徐拥军:提出研究思路框架,论文修订与校对。

本文原载于《图书情报知识》2019年第1期60-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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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版编辑 | 朱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