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期荐读 2020年第5期 | 学科建设专题之四：出版学学科建设回顾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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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丽芳  赵雨婷  田峥峥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武汉,430072;

武汉大学数字出版研究所,武汉,430072)

目的/意义

对国内外出版学学科建设进行回顾与展望，对推动新时代背景下出版学学科建设的改革与创新具有重要意义。

研究设计/方法

通过文献综述系统梳理学科与专业发展、人才培养、科学研究、队伍建设、社会服务、国际交流等与出版学学科建设相关的要素与维度。

结论/发现

研究发现中西方现代出版学几乎同时起步于20世纪下半叶，并通过科学研究、学科队伍和专业建设等软硬件资源的投入与积累，培养了大批出版和出版学人才；此外，产学研深度合作、广泛深入的国际交流等进一步增强学科综合实力，进而促进出版学学科的发展和成熟。

创新/价值

全面梳理国内外出版学学科和高等教育的发展历程、现状并展望未来发展趋势，为出版学被纳入《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提供决策依据，为新时代背景下出版学学科建设提供借鉴。

关键词

出版学  学科发展  人才培养  科学研究

20世纪60年代随着出版产业的发展壮大，许多国家的公司制企业取代家族制企业成为最重要的出版企业组织形态，行业对出版高级专门人才的需求因而已无法通过“师傅带徒弟”的传统育人模式来加以满足；加之70年代以后，美、英、法、德、日、中等许多国家的出版管理部门先后将出版教育视为现代出版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推动了大学相继开设与出版相关的学位课程和专业[1]，出版学科建设由此起步。学科建设是一个学科优势积累的过程[2]，它包括学科与专业发展、人才培养、科学研究、队伍建设、社会服务、国际交流等各方面内容。它们既自成系统又交叉互动，共同推动学科建设的发展。我国出版学科一方面应服务于出版业这一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重要载体和国民经济重要产业的长远发展需求，另一方面须遵循高等教育发展规律，确保学科和专业持续、稳定发展。鉴往知来，回顾和总结出版学学科发展历程、现状并展望未来发展趋势，借鉴和吸收国内外经验与教训，必将有利于新时代背景下出版学学科建设的改革与创新。

1 出版学学科和专业发展

出版是一个拥有悠久历史的职业和行业。没有出版，整个人类文明乃至社会的进步都无法想象。但是，与之相应的现代出版学科和专业的出现则是近半个世纪以来的事情。

1.1 西方国家

早在欧洲羊皮纸与莎草纸平行发展之际，古罗马就诞生了用奴隶大量誊写、制作、销售文献复本的手工作坊。规模宏大者如阿提库斯（Atticus）的抄书坊，部分文献的抄写复本量甚至多达500册，而且还建立了遍及帝国行省的分销系统[3]。拉丁文中则出现了意为“公之于众”的pblicātiōii、pblicātiō等词。15世纪中叶兴起于德国的机器印刷，使得西欧从手抄出版向印刷出版阶段过渡，并对欧洲人文主义、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近代科学、启蒙思想和工业革命产生了巨大影响[4]。德国既是现代出版业发源地，也是现代出版学高等教育发祥地。在启蒙运动精神影响下，实用知识和专门人才培养在欧洲受到重视。德国以法国为榜样，建立了许多实用性高等教育机构。1853年斯图加特高等印刷与媒体专科学院的前身创建，开启了全球出版学专业高等教育的先河[5]①。

① 斯图加特高等印刷与媒体专科学院成立于1953 年, 但其在印刷与媒体教学方面的根基可追溯至1853 年。2001年斯图加特大学图书情报科系、 印刷与媒体科系合并成立斯图加特传媒大学。

工业社会后期，出版产业迅速发展使得英、法、美、日、韩等国较早萌芽了现代出版学和出版学高等教育。20世纪30年代，英国率先开展由行业协会组织的职业人员系统培训；50年代，日本学者提出出版是一门独立学科；同期，韩国汉城大学开设出版类课程；1953年，法国政府正式承认全国书业联谊会开设的出版课程，并为结业学员授予证书[6]。这一时期，除传统出版社内部培训、出版商协会开办的出版课程以及国家管理部门、市场机构开办的出版培训班外，大学也纷纷开设短期出版培训班。美国是率先由大学开展出版类课程培训的国家之一。1947年拉德克里夫学院开设“拉德克里夫出版课程”[7]，开创了美国高等院校提供出版学专业培训的先河[8]；2001年拉德克里夫出版课程迁移到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并更名为“哥伦比亚出版课程”。英国出版学高等教育始于1961年牛津技术学院设立的三年全日制出版学专业。世界上第一个出版学学位由此诞生。法国出版学高等教育迈上台阶始于1973年，巴黎第十三大学与出版培训组织、法国出版商国家联盟在政府提议与协调下签署协议，授予学制两年的出版学专业博士学位[9]。

从西方发达国家来看，出版学已获得较为稳固的学科地位，如美、英、加等国都将出版学列为一级学科。美国现行学科专业目录（Classification of Instructional Programs, CIP）2010年版、2020年版均将出版学、传播与媒介研究、新闻学、广播电视和数字传播、公共关系、广告和应用传播学并列为一级学科[10]。2019年，英国开始实施通用学科专业目录《高等教育学科分类系统》（The Higher Education Classification of Subjects，HECoS），采取扁平化的学科分类体系，尽量取消学科层次[11]，其中将出版学与电子出版、在线出版并列为同级学科。加拿大自2016年实施至今的学科专业目录（Classification of Instructional Programs, CIP）在“传播、新闻和相关项目”门类下将出版学，传播与媒体研究，新闻，广播、电视与数字传播，公共关系、广告和应用传播，传播、新闻和相关专业及其他并列为一级学科；其中，出版学一级学科下仅设出版学一个专业。学科地位的确立为出版学及其高等教育在这些国家的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

1.2 中国

中国早在1931年就由文献学家杨家骆在《图书年鉴》中提出了“出版学”这一概念，并勾勒了出版学研究的大致框架[12]。1949年以后，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出版事业及其人才培养。如1950年，周恩来总理签署发布《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改进和发展全国出版事业的指示》，指导全国出版事业的发展。因此20世纪50年代以后，出版学相关的技校、中专甚至高校专业开始建立[13]。1953年10月，旨在培养印刷类技术工人的上海印刷学校成立①。1958年，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成立书籍装帧专业；该专业曾一度停办，但于1984年恢复招生②。1958年文化部创办文化学院；60年代，学院开设编辑出版、图书发行、印刷等5个系以及社会科学图书编辑和平版印刷等4个本科专业。可惜1961年该学院即停止办学，未及开展专业相关工作；其中，文化学院的印刷工艺系被转移到中央工艺美术学院[14]。1978年12月，经国务院批准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印刷系基础上改建成立北京印刷学院。

①1953年上海印刷学校成立,1957年上海印刷学校由技校性质改为中等技术学校。1987年12月1日,国家教育委员会发函新闻出版署,上海出版印刷专科学校成立。2003年上海出版印刷高等专科学校并入上海理工大学,成立上海理工大学出版印刷学院,但同时保留原有专业建制,部分老师调入上海理工大学。2007年5月上海理工大学在原出版印刷学院、艺术设计学院基础上合并成立出版印刷与艺术设计学院,沿用至今。

②邱陵在《发展书籍美术事业提高设计水平》等文中提出,1956年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建立书籍装帧专业,但是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建院50周年》(见美术学院官网

https://news.tsinghua.edu.cn/info/1282/46241.htm)则称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于1958年建立书籍装帧专业。该专业曾一度停办,1985年成立书籍装帧艺术系。1999年11月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并入清华大学,并更名为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感谢清华大学图书馆信息参考部副主任王媛协助提供相关资料。

此后，中国出版学的起步和发展可分为产业、文化两条脉络[15]，粗略地对应于出版工作的商业和文化两重属性，以及出版领域发行和编辑两类主要业务工作。而在出版学学科及专业的实际发展过程中，这两条线索往往交错缠绕，共同发挥作用。1982年2月8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开会讨论出版工作时指出，要大力提高图书发行队伍素质[16]。时任新华书店总店总经理汪轶千先生在与京津地区高校接洽无果后，找到以开放兼容办学理念著称的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几番接触后，双方开始密切合作，筹备、申请成立图书发行学专业。1983年，教育部以（83）教计字第044号文批复同意武汉大学于当年9月开始招收四年制“图书发行学”专业本科生。这填补了我国高等院校专业建设中的空白，也是我国出版学和出版学高等教育产业发展脉络的滥觞[17]。而后安徽大学、成都大学、中山大学、中央文化管理干部学院、北京商学院、云南省文化厅职工大学、辽宁教育学院、山东大学等院校相继开办图书发行管理学专业或相近专业[18]。文化脉络源于1983年，党中央和国务院联合颁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出版工作的决定》（中发[1983]24号），指出今后调做编辑工作者必须具备大学以上的文化、专业水平，至少必须具备相当于大学的文化、专业水平[19]。次年3—6月间，中国共产党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胡乔木多次提出要部分高校试办编辑学专业。1985年，教育部批准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和南开大学招收编辑学专业本科生；其中北大、南开依托中文系招生，复旦依托新闻系招生。1993年，国家教育委员会正式将图书出版发行学和编辑学2个专业列入新修订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并分属“历史学”学科门类下的“图书信息档案学类”一级学科和“文学”门类下的“中国语言文学类”一级学科。1998年，我国本科专业目录调整，编辑学专业和图书出版发行学专业合并为“编辑出版学”专业[20]，成为“文学”门类“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随着我国出版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2011年5月武汉大学正式申报新增“数字出版”本科专业，并获教育部批准于次年9月招收我国首批数字出版专业本科生[21]。2002年，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时任院长陈传夫教授和出版学科带头人方卿教授根据教育部出台的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备案制度自主申请并获批在“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一级学科下设立“出版发行学”硕博士点。同年获得首批出版学研究生招生权的还有北京广播学院（即现在中国传媒大学），其在“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下自主设立“编辑出版学”学科点。

然而，我国大多数高校并不具备自主设置研究生学科专业的条件。尽管1992年5月在武汉大学召开了由各有关大学参加的“全国高等学校编辑出版学专业建设座谈会”、2004年8月在北京印刷学院召开了“纪念编辑出版学专业创办二十周年座谈会”等重要的学科和专业建设会议，2007年新闻出版总署人事司成立了“全国高校出版专业学科建设协作小组”①、2010年教育部成立了出版硕士专业学位教指委等重要组织，以及出版行业主管部门领导、出版行业专家、出版教育界专家、有关出版机构负责人等政产学研各界一再努力和倡议，我国出版学相关学科始终未进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联合颁发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22]。这种局面对于我国出版学科发展和硕、博士研究生人才培养十分不利。因此，早在2006年全国政协第十届四次会议期间，桂晓风、高明光等委员曾经联合提交提案，建议将编辑学或编辑出版学列入研究生学科专业目录，并定为一级学科；2007年全国政协第十届五次会议期间，委员们再次提交提案,并补充了理由；2019年底方卿教授向相关主管部门提交《关于增设“出版学”学科的建议》；2020年5月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期刊协会会长吴尚之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发表《关于独立设置“出版学”一级学科的提案》；同年，聂震宁等出版界人士在期刊上发表文章要求将出版学列为一级学科，再次倡议尽快将出版学作为独立学科列入《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显然，我国出版学学科地位提升和专业未来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出版学在即将修订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中占据一席之地。

2 出版学学科人才培养

学科作为大学的核心，是人才培养的基础；而人才培养作为大学最主要的职能，是学科发展的支撑[23]。人才培养受诸多要素影响，其中培养目标作为构建人才培养体系的重要依据,是一切教育活动的落脚点[24]；而课程体系依据培养目标设置，是教育教学的重要依据。目前，我国各层次出版学相关专业教育在校生4万余人，年培养各层次出版人才1万人以上，在推动中国出版业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②。

2.1 本科层次

目前我国出版学本科教育和人才培养已形成较为成熟的体系，而欧美国家的出版学本科教育也处在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发展过程中。

美、英、澳、加、德、俄等13个国家开设了出版学本科专业，专业归属院系大致分三类：传媒类相关院系、语言文学类相关院系与图书情报院系[25]。本科专业课程大致分为基础理论与方法论类、政策法规与版权类、产品设计与编辑排版类、行业与产业类、经济与管理类、出版与媒体技术类、能力培养类、人文素养类以及项目与实习9类[26]。其中基础理论与方法论类、行业与产业类、经济与管理类、出版与媒体技术类是核心课程；此外，也多重视专业实习以培养学生实践能力。如今美国共有17所高校开设出版学本科专业[27]，课程设置偏重培养学生基础素质；在数字化浪潮下，多所高校开设数字出版类课程。英国高校也越来越多地在本科出版学专业中加入数字出版类课程。从总体看，英国出版学本科专业以联合学位课程③为主，出版类课程只是其中一部分，学生可按模块将出版课程与其他学科课程相结合[28]。德国埃尔朗根大学、斯图加特传媒学院等高校出版学专业教育此前往往以硕士生培养为主，本科专业是近些年来逐渐开设的。本科专业名称多包含“图书/书籍”字样，一般为6—7个学期，课程采取模块化体系设计。图书学（书籍研究）专业课程大致可分为图书研究导论、软技能（职业定位讲座、研究与学术写作导论、演讲与研究技能）、设计与技术、实习等10个模块，注重培养学生实践技能，且多与业界联系较为紧密，如埃尔朗根大学会邀请业界代表为学生授课。近年来也在数字变革下加入了相应课程，如斯图加特传媒学院媒体出版专业课程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便是“数字媒体”。

我国开设编辑出版学专业的院系大致分为五类：新闻传播学院、人文学院及其交叉形成的院系类别、信息管理学院、印刷出版学院、艺术学院[29]；其中,以新闻传播学院与信息管理学院设置出版学专业或科系者居多。根据全国出版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的建议，编辑出版学专业核心课程有：出版学概论、编辑实务、传播学、中外编辑出版史、出版物市场营销、出版法规等[30]。但不同学院下编辑出版学专业培养目标与课程体系各有侧重，如设在信息管理学院下的编辑出版学专业更重视新兴技术环境对出版学专业的影响，突出文理融合和社会应用，如武汉大学、南京大学等；设在新闻传播学院下的编辑出版学专业偏重编辑应用写作、古代汉语、图书评论等文稿加工方向，如中国传媒大学、河南大学等。我国数字出版本科专业隶属学院大致分为四类：新闻传播学院、人文与艺术学院、信息管理学院、教育与技术学院。其培养目标可概括为掌握系统出版学理论与信息技术、技能，能在互联网、新媒体、文化等相关行业从事内容生产、技术运营和管理等相关业务的复合型人才。总体上看，数字出版专业课程设置主要包括学科基础理论课程、专业教育课程与实践拓展课程。其中，学科基础理论课程包括出版学基础、编辑学概论等；专业核心课程包括数字出版概论、数字媒体技术与应用、数字出版营销等；实践拓展课程则包括网页设计与制作、毕业实习、毕业论文（设计）等。但不同院系数字出版专业课程设置也存在差异，新闻与传播学院侧重传播学理论和新媒体课程，信息管理学院侧重信息技术与信息管理类课程，艺术与人文学院侧重编辑、策划类课程，教育与技术学院侧重软件技术等[31]。

截止2019年，全国共有721所高校开设新闻传播学类专业，其中编辑出版学专业建设点71个，数字出版专业建设点19个，每年培养近5000名出版学专业的本科生。2020年所公布的教育部“双一流”专业计划中，共有5个出版学专业被评为2019年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包括武汉大学编辑出版学、河南大学编辑出版学、上海理工大学编辑出版学、中国传媒大学编辑出版学与北京印刷学院编辑出版学。

①2013年改名为“高等学校出版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②此处以及后文中新闻传播学类专业开设数量、出版学硕士点及硕士生人数、出版学博士点及博士生人数等4处感谢高等学校出版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北京印刷学院陈丹教授提供数据。

③出版学联合学位课程(Combined Course),学生需要同时学习另一个专业的课程以获得学位。

2.2 硕士层次

不同于我国以本科为主的出版学专业教育，西方现代出版学学历学位教育多以硕士教育为主；在硕士学历学位教育学段，又以专业硕士学位为大宗。

西方开展出版学硕士学历学位教育的高校明显多于开设本科和博士学历学位教育的高校。据统计，国外有26个国家的124所大学设置了出版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教育项目[32]。美国最具代表性的出版学高等教育院校是纽约大学、佩斯大学和艾默生学院。1982年纽约大学设立出版学硕士研究生专业，授文学硕士学位。1985年佩斯大学开设出版学硕士生项目；和很多西方高校的出版学专业不同，它授予毕业生理学硕士学位。为适应数字时代专业教育的变化，佩斯大学率先在硕士课程中增设出版信息系统、现代出版技术、桌面出版、高级桌面出版和图像、电子出版等数字出版相关课程。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的编辑出版学硕士专业也将出版流程与新技术纳入核心课程，在选修课中安排新媒体出版课程。此外，英国伦敦大学学院、牛津布鲁克斯大学、爱丁堡龙比亚大学出版专业、拉夫堡大学出版与英语专业、爱丁堡纳皮尔大学出版媒体专业等也都在近几年的课程调整中不断加入与数字技术紧密结合的课程。在经历较长时间尝试与探索后，国外出版硕士教育基本采用模块化课程体系，大致分三部分：基础课程、专业拓展课程和实践课程。基础课程主要包括出版相关基础知识，如出版或图书原理、出版物编辑与制作、出版管理、出版物营销、传统与数字出版技术等模块。专业拓展课程根据各学校研究方向与研究特色确定，主要包括出版历史与书史、印刷文化、出版业环境与趋势、出版业务与实践、出版物设计、出版法律与道德、出版经济与财务、跨学科理论与实践模块等。实践课程包括项目工作、工作实习、工作坊与研讨会等模块[33]。

我国学术型尤其是专业型出版硕士教育起步较晚。以武汉大学为例，1985年左右已经在图书馆学硕士点下招收出版学研究方向的硕士生。2010年，北京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等14所高校获得首批出版硕士专业学位授予权。目前全国有武大、南大、中传媒等52个学术型硕士点招收出版学方向研究生，复旦大学等28所高校培养出版专业硕士，18个新闻与传播专业学位硕士点开设出版相关研究方向，全国每年招收出版学专业或研究方向硕士生2000余名。在培养目标方面，专业型出版硕士学位培养适应现代出版业发展需要的高层次复合型、应用性专业人才[34]；学术型出版硕士学位培养具有扎实出版学理论基础和学科知识素养的高层次、复合型研究人才[35]。教指委推荐和建议的核心专业学位研究生课程有：出版学概论、出版物编辑与制作、出版物营销、数字出版及技术、出版企业经营与管理、出版法规等。学术型研究生的课程体系则根据各硕士点所隶属上位学科的课程体系并融合院校特色加以设置，一般分为学科大类基础课程、研究方向专业课程、实践科研课程和跨学科跨专业选修课程等。概括而言，出版硕士专业学位更强调实践类课程、专业实习及“学校—行业双导师”联合培养；学术型学位则更强调学生创新能力尤其是理论创新能力以及研究能力的培养。

2.3 博士层次

层次越高，对学科建设的积累性要求越高，并越能反过来影响学科今后的发展方向。出版学博士教育是出版学学位教育的最高层次，其数量与质量是衡量一个国家出版学高等教育发达程度和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

从世界范围看，国外代表性出版学博士研究生教育项目主要集中在美、英、荷、加、法、瑞典、俄等国[36]。目前可追溯到的国外较早与出版学博士研究生教育有关的学位论文是1920—1930年间荷兰研究图书史的博士论文[37]。1948年，莫斯科印刷学院成立编辑学专业副博士研究生部[38]。截止2020年4月，英国共有牛津布鲁克斯大学、伦敦大学学院、爱丁堡龙比亚大学等15所高校提供与出版学相关的博士学位教育。美国共有9所高校开办与出版学相关的博士研究生学位教育，如波士顿大学编辑学研究、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印刷文化史辅修博士学位教育、阿拉巴马大学传播与信息科学博士项目出版学研究方向的博士生教育等。加拿大出版学博士生教育偏重传统书史研究和印刷文化。德国出版学博士生教育注重书籍学传统，但近年来也都关注跨媒介出版和数字出版相关领域；尤其慕尼黑大学，更专注跨学科专业人才的培养。国外出版学专业全日制博士生学制一般3—4年，非全日制一般5—6年。出版学专业一般为学生提供结构化的培养计划，在要求学生围绕专业领域开展核心课程学习外，还要求学生完成与毕业论文研究主题相关的其他课程和研究工作[39]。如波士顿大学编辑学博士生需修满8学期32学分，其中必修课包括文学编辑理论与实践、出版流程、跨学科编辑与图书史等；此外，博士生还需与论文导师进行2次定向研究，并学习2门与论文主题相关的课程。

我国出版学博士教育发展较晚，且一直挂靠在其他一级学科下招生。以武汉大学为例，20世纪90年代中期已经在“图书馆学”博士点下招收“近现代出版研究”等出版相关研究方向的博士生。2002年继武汉大学、中国传媒大学自主备案博士授权点之后，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复旦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也在“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新闻传播学”等一级学科下备案“编辑出版学”博士学位授权点。由于出版学仍未被列入《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中，出版学博士生专业均是高校利用相关政策自行设置，因此专业名称和所授学位并不统一。目前，我国有武汉大学等17所高校开设出版学二级学科博士点或相关研究方向，每年招收博士生60人左右。我国出版学博士生课程大致分为公共课程、专业课程、跨学科前沿课程三类。博士研究生一般由导师或指导教师小组负责大部分培养工作，课程一般以研讨式教学为主，课程学习之外则更多地要求其独立从事或参与导师的课题研究。以武汉大学出版发行学博士生培养为例，设置了编辑出版学基础理论、出版管理与营销、新媒体与数字出版、版权与版权产业、出版史与出版文化五大研究方向，培养年限3—6年，总课程学分不少于12学分，其他教学环节不计入学分。由此可见，国内外出版学专业博士生教育都强调在修习课程之外参与导师的项目研究，以培养其创新与研究能力。

3 出版学科学研究

科学研究能够为学科建设提供推动力。只有通过科学研究，学科才能保持优势与竞争力，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才能充满活力，并不断提高其质量和水平。

3.1 发展历程

中国出版学诞生与发展不同于我国大部分现代社会科学，并未经历“西学东渐”的学术路径[40]。但是中国出版学发展至今，已取得不少令人瞩目的成就。

20世纪上半叶，我国出现了“出版学”“编辑学”概念。出版学研究则主要集中在出版史上，出版了《中国出版界简史》《中国书史》等通史类著作以及《中国雕版源流考》《近现代印刷术》等专题史与断代史类著作。此外，也有《书评研究》《非常时期之出版事业》等涉及出版工作分支领域的著作。这一时期出版学研究虽取得一些成就，但还没有得到社会广泛认同，且研究水平与研究深度也有所欠缺[41]。

1949—1978年的出版学研究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一是对出版实践问题的探讨；二是对出版史的研究，如张静庐先生辑录的“中国近现代出版史料”丛书，对后人研究具有极大参考价值；三是翻译国外出版类著作，1949—1960年间出版学译著呈“全盘苏化”态势，引进的国外出版学著作中译自苏联的有35种，占比高达85.3%；但在1961—1978年间，译著出版数量趋近于零[42]。这一时期出版学研究取得了一定进步，但研究比较零散，未出现系统研究出版规律的理论著作，同时出版学研究受时代大潮影响，出现了一些违背出版规律的研究成果[43]。

改革开放以来，出版学研究高度重视基础理论与学科建设，积极探索出版学学科内涵与外延、学科研究对象、学科体系等学科基础问题。此外，也极为关注出版业尤其是行业的数字化发展，加强出版工作中实践和理论问题的研究。其中，出版史仍是一个重要分支。除通史研究外，也有断代史与专题史研究，以及对出版家、出版机构的个案研究[44]。同时，译著来源逐渐多元化，由“全盘苏化”到“以欧美为鉴”；译著主题、内容也渐趋系统化、专业化与理论化，出版了许多丛书和系列书[45]。

我国出版学在经历几十年发展后不断壮大，但同时也面临一些问题，为此：一是要巩固和提高出版学研究的学术地位；二是须有效提升学科科研水平和科研成果质量；三是要加强出版学科研队伍建设。

3.2 科研机构

科研机构产出的科研成果，以及科研机构和相关组织开展的诸如设立基金、评奖评优等活动，是激励科研进步、推动学科建设与发展的重要建制性力量。

科研机构是指从事科学研究与开发等活动的机构。我国科研机构大致可分为国家级科研机构、企业和高校科研机构等类型。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是我国唯一的国家级新闻出版专业研究机构，每年编撰学术著作和专业图书200多种，科研人员每年发表学术论文100多篇，1996—2015年完成国家级、省部级及其他委托课题700余项[46]。企业设置的出版研究机构如百道网的百道出版研究院、电子工业出版社的华信研究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皮书研究院、北京开卷图书市场研究所等。高校往往自设或者联合出版社、图书馆等成立各类出版研究院（所、中心），如中国传媒大学编辑出版研究中心、南京大学出版研究院、武汉大学出版发行研究所、武汉大学数字出版研究所、上海交通大学出版传媒研究院等。此外，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和流动站、国家重点实验室等机构也在推动我国出版学研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2008年6月经国家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全国博士后管委会批准，电子工业出版社设立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开启了国内出版企业建设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的先河[47]；次年6月，时代出版传媒经批准成立国家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截至2020年8月我国新闻出版企业设有博士后工作站16家，与相关高校联合培养人才，为企业发展提供智力支持①。承担重要研发功能的专业实验室先后获批成立，如2010年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科技部批准依托方正集团建设的数字出版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2016年12月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批准的20个出版融合发展重点实验室，以及首批26家专业领域和16家跨领域综合性“新闻出版业科技与标准重点实验室”。这些实验室涉及产、学、研多方面，涵盖国内在出版研究和实际应用领域具有突出优势的出版发行集团、报业集团、数字技术公司、数字内容运营企业、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等。

国外出版科研机构成立时间较早。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欧美出版界在各国出版行业协会支持下先后成立一批出版科研机构，如英国图书市场研究公司、德国图书市场研究所、美国书业研究集团、加拿大出版研究中心、日本出版科学研究所、韩国出版研究所等。

①在中国博士后网站

(http://testzw.chinapostdoctor.org.cn/WebSite/program/Default.aspx)"设站单位纵览"栏目下,按单位类型选择"工作站设站单位",所属行业选择"文化、体育和娱乐业"下的"新闻和出版业"检索,发现截止2020年8月29日,广州日报报业集团、湖南出版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等16家新闻出版企业设立了博士后工作站。

3.3 科研成果

科研成果既是学科建制化的标志，也是建制化的成果[48]。高水平与高质量的科研成果能在提高学科建设质量中发挥重要作用。

// 3.3.1 教材

教材一般被视作教学和专业建设工具，但很多学科初创乃至发展过程中产生的教材往往不具有较高的学术含量和研究水准；而且就如顾海良先生指出的，教材和学科之间还有更为深刻和本质的联系：学科体系建设上不去，教材体系就上不去；反过来，教材体系上不去，学科体系建设就没有后劲[49]。我国出版学高校教材建设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90年代中期开始快速发展[50]，至今已取得一系列成果。

和所有初创之际的学科专业一样，出版学高等教育在20世纪80年代前期和中期都面临教材匮乏、教材质量不高、教材应用混乱等问题。为此，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在1988年12月推出我国第一套系统的高校出版学专业教材“编辑教学丛书”，首次出版《编辑理论与实践》《编辑出版学概论》《中文工具书使用法》《编辑应用写作》《编辑实用汉语》《版权法概论》6种书，随后又出版了《书籍出版的艺术与技巧》《书籍编辑学》2种[51]。20世纪90年代，随着图书发行学的发展，原有教材已不适应形势发展需要。在此情况下新华书店总店组织编撰了2套图书发行学统编教材，包括中国书店出版的“图书发行中等专业统编教材”和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高等学校图书发行专业统编教材”。此外，辽宁教育出版社于1996—1997年出版我国首套“普通高等教育编辑出版类规划教材”（18种）[52]，其被列入国家教委“八五”规划，是我国第一套正规化、系统化的编辑出版学专业系列教材。

进入21世纪后，不断涌现的新技术推动着出版业变革，教材也需要大幅更新以反映最新情况。为满足这一需求，苏州大学出版社推出编辑出版学教材“现代出版学丛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推出“21世纪编辑出版学系列教材”，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高等学校出版科学专业系列教材”等，都在学界乃至业界产生了较大影响。为进一步加强高校教材建设，确保高质量教材进课堂，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经遴选后公布了一系列规划教材供各高校参考选用。其中，“十五”普通高等教育国家级规划教材目录中与出版学相关的教材共4种，即《出版学基础》（罗紫初）、《现代出版学》（师曾志）、《电子出版技术》（谢新洲）和《防伪印刷原理与工艺》（张逸新）。“十一五”规划教材13种，内容主要涉及编辑、出版相关法律、出版史、出版经营、装帧设计与印刷等。“十二五”期间有5种出版学相关规划教材，主要涉及印刷和出版贸易。上述教材的编写与出版，对出版学教学质量的提高以及出版学学科建设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 3.3.2 著作

学术著作作为科研活动与成果的重要载体，有力促进了科研信息的传播与交流。其中，基础理论是一门学科发展的根本、核心；学科成熟与否，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基础理论建设[53]。我国早期出版学基础理论著作多冠以“概论”之名，如1988年叶再生《编辑出版学概论》及随后彭建炎《出版学概论》、袁亮《出版学概论》等。进入21世纪后，余敏《出版学》、罗紫初《出版学基础》、张志强《现代出版学》、师曾志《现代出版学》、于殿利《出版的维度与跨度》等持续地致力于构建出版学基础理论体系、学科框架和重点问题。对编辑学的系统研究在我国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54]。20世纪国内较具代表性的编辑学著作有伍杰等人所著《编辑理论与实践》、徐柏容《书籍编辑学》等。进入21世纪后，出现了邵益文等著《普通编辑学》、吴平等主编的《中国编辑思想史》等。

对历史的研究有助于总结出版经验、探讨出版规律，国内出版领域的通史类著作如由石宗源和柳斌杰任总顾问的8卷本《中国出版通史》、肖东发《中外出版史》、吴永贵《中国出版史》、万安伦《中外出版史》等；《新中国中央级出版社60年变迁纪实》《商务印书馆与中国近代文化》《20世纪中国著名编辑出版家研究资料汇辑》《中国阅读通史》《浙江出版史话》等则专注于地方、机构、人物和专题出版史。出版经济、商务、管理是重要的出版学研究领域，陈昕《出版经济学研究》、周蔚华《出版产业研究》、方卿《图书营销管理》、黄先蓉《出版物市场管理概论》、朱静雯《现代书业企业管理学》、张美娟《中外版权贸易比较研究》等从不同角度、层次和维度探讨了相关问题。数字出版无疑是出版学研究热点领域，先后涌现了谢新洲《网络出版及其经营管理》、黄凯卿《现代出版技术》、周荣庭《网络出版》、徐丽芳《数字出版概论》、王晓光《数字资产管理》、陈洁《数字出版商业模式研究》、徐雷《本体网络结构及其演化》等著作。其中，电子工业出版社2013年出版的“十二五”国家重点出版规划项目“数字出版理论技术和实践”丛书1套9本，注重技术与出版产业融合，较为全面地检视了新兴数字出版从理论到实践、从技术到标准、从商务到法律、从个案到产业的各个维度和层面。其他还有涉及出版不同领域的研究成果，如王清《著作权限制制度比较研究》等版权研究著作、黄晓新《阅读社会学：基于全民阅读的研究》等阅读研究著作、李频《期刊：连续运作的逻辑》等期刊研究著作，等等。

国外较早的出版论著如英国斯坦利·昂温的《出版概论》。该书问世于1920年代，多次再版，被认为是“西方出版界的《旧约全书》”[55]。此后这类专著如1970年代出版的美国J.P.德索尔的《出版学概说》等[56]。以上2种著作均在1980年代由中国书籍出版社列入“出版知识译丛”出版。而世界上第一本以“出版学”命名的著作则是1972年出版的日本清水英夫《现代出版学》[57]。国外与出版相关的历史研究也取得了较大成就。如法国费夫贺与马尔坦《印刷书的诞生》、美国罗伯特·达恩顿《启蒙运动的生意：〈百科全书〉出版史》、法国罗杰·夏蒂埃《书籍的秩序》、美国伊丽莎白·爱森斯坦卷帙浩繁的巨著《作为变革动因的印刷机》，等等。其他如格罗斯所著被认为是“美国编辑艺术和技巧标准读本”的《编辑人的世界》、托马斯·沃尔《为赢利而出版》、贾森·爱泼斯坦《图书业》、威廉·E.卡斯多夫《哥伦比亚数字出版导论》、利普希克《著作权与邻接权》、认知神经科学家斯坦尼斯拉斯·迪昂极富启发性的《脑的阅读:破解人类阅读之谜》，等等。

// 3.3.3 期刊及论文

学术论文是当前科学研究成果最主要的表现形式之一；而刊载学术论文的期刊既是科学研究的龙头又是科学研究的龙尾，既生产、传播知识，又具有存储功能。期刊、论文二者共同作用，推动科学研究的发展[58]。

国外重要的出版类学术期刊主要有《学术出版》（Learned Publishing）、《学术出版学报》（Journal of Scholarly Publishing）、《连续出版物评论》（Serials Review）、《出版研究季刊》（Publishing Research Quarterly），《逻各斯：世界出版共同体和出版史学报》（Logos: Journal of the World Publishing Community, Publishing History）等，主要出版论文、综述、编辑评论、书评等文献类型。与很多更成熟的学科相比，出版学学科英文出版类学术期刊的数量偏少。

中国当代第一种出版学专业期刊是1978年中国新闻出版署主办的《出版工作》（现名为《中国出版》）。此后以《编辑学刊》（1986年）、《编辑学报》（1989年）等为代表的出版学学术刊物涌现[59]。目前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被国内高校、研究院所和管理部门普遍采用来判断学术期刊办刊水准。新版（2019—2020）CSSCI源刊包括《出版发行研究》《出版科学》《科技与出版》《中国出版》《现代出版》《中国科技期刊研究》《编辑学报》《编辑之友》8种核心出版学期刊和《出版参考》《中国编辑》《出版广角》3种扩展版期刊。此外，图书情报、新闻传播、教育学、经管类、医学类等很多其他学科的学术期刊也刊载部分出版学论文。这些期刊通过发表大量研究性论文，有力地推动了我国出版学研究的发展，并为出版实践活动提供借鉴、参考甚至指导。陈丹教授对2010—2019年7种出版学CSSCI核心期刊刊发的19,886篇文章进行了分析，发现10年间出版学已经形成数字出版、版权保护、出版产业等热点研究主题，且热点间存在中介中心性，不少热点如数字出版等已经形成研究体系；剔除这些文章的参考文献中的出版类期刊自引文献等，然后对剩下的13,764篇文章进行分析，发现出版学对新闻传播学，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等学科吸收度较高；对剔除出版类期刊自引文献等后的34,764篇被引文献进行分析，发现出版学在新闻传播学、经济学、法学等学科领域扩散度较高。综上所述，出版学已与其他学科形成开放包容、交叉融合的学科生态系统[60]。

4 出版学学科队伍建设

出版学综合性、应用性的学科特点及其教学、科研职能决定了出版学队伍建设既需要理论研究型人才，也需要教学型人才；既需要专门的出版学研究人员和行业专家作为骨干研究力量，又需要传播学、文化学、信息学、历史学、经济学、管理学等诸多其他学科学者的贡献。因此，出版学研究队伍主要由以理论研究、学理分析见长的高校教师和科研院所研究人员，以及问题意识较为突出的出版行业专家构成。

在西方国家，出版学教学队伍主要来自出版产业界。如佩斯大学出版专业专职教师与业界兼职教师比例约为1∶5。其中兼职教授拥有十分丰富的行业经验，能够从出版战略、业务实操等角度引导学生了解出版业、细分出版市场和出版环节的实际操作，对学生自主选择感兴趣的出版细分市场以及工作岗位具有积极作用。如美国DC漫画公司前总裁保罗·李维斯教授在佩斯大学教授漫画与图画书出版，知名出版经纪人米歇尔·瑞切尔讲授大众图书出版流程等[61]。除不断吸收业界精英，欧美学校也重视从业教师培养，如举办语言、基础教学、专业教学、最新教学法等各种教学培训，开设论坛或讲座进行教学或研究交流等。以牛津布鲁克斯大学的教学人员为例，他们虽都有在出版界工作的经验且获得了高等教育资格证书，但学校仍每年专门支出费用用于其定期进修和参加会议。西方出版学专业外聘行业专家与自行培养教学人才相结合，使课程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与业界基本同步，为出版学教育构建基础稳固、动态调整的高素质师资网络[62]。高校出版学专业的全职教师在教学外，还同时承担科研、撰著等工作，其研究领域从书史、批判视角的出版研究到产业致用视角的出版研究等不一而足，为出版学发展持续不断供给能量。

中国出版学经历了较长时间的发展，已形成相对稳定的专兼结合的科研和师资队伍。1990年全国包括研究机构和学术界、教育界专门从事出版学科研的人员仅250人左右[63]。之后伴随科研体制改革的推进，高等院校、出版集团或出版社内部设立的各种研究机构蓬勃兴起，出版学教研队伍规模随之增长。在师资队伍建设方面，据全国高等学校出版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秘书处2015年对我国开设出版专业的80所本科高校进行的调研，全国各高校出版专业师资团队的教授职称占35%，副教授占26%，讲师占26%，助教占13%，40%的高校拥有博士学位的出版专业教师占教师总数的60%以上[64]，出版学高素质教师队伍正在形成中。以武汉大学为例，共有15名专职教师和20多名兼职教授、业界导师；专职教师中93%拥有博士学位，教授占67%，副教授占27%。这样一支规模适度、专兼结合、结构合理的师资队伍，为学科和专业的持续稳定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65]。由于中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的差异，以及业界人士认知、意愿和工作时间限制等原因，我国出版学业界导师或兼职教授主要为学生开办讲座，或作为“双师”之一和校内导师共同指导硕、博士研究生。中国的出版学学科队伍除了和西方国家一样主要由高校教师和科研机构研究人员构成外，出版业界专业人士通过撰写专业论文和著作、参与科研项目等方式积极参与出版科研活动，从程度和规模上来看都是独具特色的。

5 出版学学科社会服务

社会服务作为学科的一项专门职能，萌芽于美国1862年颁布的突出强调高等教育经济功能的《莫里尔法案》（MorrillAct）[66]。出版学学科建设中的社会服务主要有产业科研与咨询服务、非学历教育与培训服务等。

5.1 产业科研与咨询服务

产业科研服务是出版学提供的社会服务之一，是政府科研机构、高等院校、产业界和其他非营利机构等提供的促进出版实践发展与技术进步、出版专业教育发展、学术交流的服务，具体包括：支撑出版政策与规划制定、宏观决策的研究活动；出版信息、资料的收集、统计与提供；研发、制定出版行业标准；辅助编辑、印刷、复制和发行等业务活动决策的科研活动等。其中，发挥“智囊”作用、为产业及产业管理部门的宏观和微观决策提供咨询的智库是近些年才涌现的新形式[67]。不过前述许多研究机构虽未以“智库”命名，但其致力于为出版宏观决策、政府政策、行业发展规划提供服务咨询和智力支持，本质上也是一种智库[68]。目前，我国出版领域智库主要有以下类型：①以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为代表的国家级智库；②以北大、南大、武大为代表的出版类高校智库；③以百道新出版研究院、华信研究院、融智库为代表的科技智库、企业智库；④以中国出版协会、中国编辑学会为代表的行业组织及其下属机构也具有智库的某些功能。

国外主要由各类出版数据市场调研或咨询公司以及非赢利性行业协会或学会提供相关咨询和行业调研服务。如国家采购日志（National Purchase Diary，NPD）的BookScan和PubTrack Digital向相关企业提供出版类数据和数据分析服务。其中，BookScan以周为单位监测纸质书在美国实体书店、网络书店、大型超市、图书俱乐部等各图书零售网点的实际销售数据，为阿歇特、哈考特等出版商的经营决策提供参考；同时也向西蒙与舒斯特、哈珀—科林斯、企鹅等出版社提供数据分析及相关培训服务。PubTrack Digital跟踪电子书销售，数据主要来自400多家传统出版社，但一般延迟3—4个月发布。以非赢利性协会为代表的行业组织在西方发达国家也承担了出版咨询工作。如美国出版商协会每年通过Statshot对该协会的1360家出版商会员上报的企业和销售数据进行汇总并发布年度报告。由美国国家图书馆协会委员会赞助，负责管理美国国际标准书号的机构鲍克公司每年通过贝克·泰勒数据库提供的数据统计出版社出书品种，并出版《鲍克图书馆和书业年鉴》（Bowker Library and Book Trade Almanac）。

5.2 非学历教育与培训服务

出版学培训服务主要以周期短、针对性强、见效快的培训班为主。随着数字技术普及应用和数字化转型加快，现阶段国内外出版学培训均以数字出版相关培训为主。

国外非学历出版教育和培训非常普及，主要举办机构有大学、公司、协会、专职培训机构等，但仍以大学暑期课程和专职培训机构为主。现在美国开设暑期专业证书班的主要有耶鲁大学出版课程、哥伦比亚大学出版课程、纽约大学出版课程、丹佛大学出版课程。耶鲁大学出版课程由斯坦福大学出版课程延续而来。2010年前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总监蒂娜·维纳说服耶鲁大学接手2009年停办的斯坦福大学出版课程，2017年该课程并入耶鲁大学管理学院，分为图书行业和杂志行业两大方向面向出版及相关领域中高级专业人才提供培训。哥伦比亚大学和纽约大学出版课程都面向应届本科毕业生，主要提供图书出版、杂志出版、数字出版等方向的培训。丹佛大学培训班可追溯到1976年开设的暑期出版培训班，为期4周的全日制式培训明确划分为专业授课和实际操作两部分，邀请出版领域知名专家为致力于图书出版的人士授课[69]，迄今毕业生超过4000人。此外，佩斯大学等开设数字出版证书课程、网络媒体证书课程等。而建于1957年隶属于西蒙·菲莎大学的加拿大出版研究中心，宗旨即是针对出版工作者的需要提供出版学专业教育和科研，其活动主要包括：通过西蒙·菲莎大学传播系开设跨学科本科生和研究生课程；组织和出版业发展相关的讲座、讨论班和专业会议等[70]。除高校外，专职培训机构如英国出版培训中心也在出版业培训中占据重要地位。

国内高校也在出版学非学历教育与培训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新闻出版总署在武汉大学建立了“武汉大学新闻出版总署高级出版人才培养基地”“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武汉大学高级印刷人才培养基地”，在南京大学建立“新闻出版总署南京大学出版印刷人才培养基地”，在上海理工大学设立“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出版印刷人才培养基地”，在北京印刷学院设立“新闻出版总署出版印刷高级人才培养基地”。这些基地基于各高校学科优势承担我国出版高端人才的培养和培训工作。以“武汉大学新闻出版总署高级出版人才培养基地”为例，2012年以来承担原新闻出版总署、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的专项培训工作，开办“全国新闻出版行业领军人才研修班”“数字出版千人培训班”等，取得良好成效；此外，基地还承接地方出版管理部门、出版企业的各种人才培训任务，迄今为止为中南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化学工业出版社、广东新华传媒、原云南新闻出版广电局、广西新闻出版广电局分别举办了1—14届不等的中高层管理人员培训班，极大地提高了学员业务能力和素质[71]。

此外，国内外也合作开展培训活动。外语教研出版社联合牛津布鲁克斯大学、牛津国际出版研究中心共同策划与主办于每年暑期在英国举行的“牛津高级出版人才暑期研修”项目[72]。美国纽约大学、佩斯大学也与我国合作举办了较多培训项目，如与中国出版集团合作举办“数字出版高级培训班”，与凤凰出版传媒集团联合举办“出版培训班”，以及与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联合举办“数字出版与图书营销高级培训班”等。这些培训项目既加强了我国与国外出版行业的交流，也开拓了我国出版人的国际视野，有助于培养一批能够满足国际化发展趋势的优秀出版人才。

6 出版学学科国际交流

通过国际交流不仅能了解世界范围内出版学科发展近况，加强科研合作，同时有助于培养具有国际化视野和国际化竞争力的复合型出版人才，提高学科和专业的国际影响力。

6.1 科研交流与合作

国际学术会议为高层次学术研究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提供了平台。1979年7月，中国第一次派代表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洲文化中心在东京召开的亚洲合作出版计划委员会会议[73]。此后，相关出版管理部门与从业者开始主动参加各类合作出版会议、出版论坛、版权保护研讨会[74]。目前，重要的出版学国际学术会议包括电子出版国际会议（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lectronic Publishing, ELPUB）、数字时代出版产业发展与人才培养国际学术研讨会（Internationa lConference on Publishing Industry and Publishing Education in the Digital Age）①、“技术创新与出版未来”国际出版高端论坛、数字出版与数字图书馆融合发展国际研讨会（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Digital Publishing and Digital Libraries, CDPDL）②、国际出版学研讨会、科技出版国际合作研讨会、中日韩三国大学版协研讨会、欧洲出版研究学会年会等。此外，由于学科交叉、融合趋势不断加强，出版学的身影也出现在其他相关学科的国际会议中，如国际传播协会年会（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Annual Conference）、信息与知识管理年会、大数据会议等。在2020年国际顶级信息学院联盟iConference2020中，A Gentlewoman’s Profession: The Emergence of Feminized Publishing at Richard Bentley and Son, 1858—1898（《淑女的职业:理查德·本特利父子公司女性出版的兴起，1858—1898》）获得博士论文奖，该文通过英国维多利亚时期一家出版社的历史探讨更大的出版业女性化问题。

①该会议自2006年开始,前3届每隔2年举办一次,自第3届后每隔3年举办一次。

②该会议起源为2009年举办的数字图书馆资源整合和增值服务高峰论坛,2011年举办数字出版与数字图书馆国际研讨会,之后每年举办一次。

高水平国际科研合作也助于优势互补，提高出版学科研水平。这种合作研究与交流既有学会、高校、期刊、学者层面的互动，也包括成果交流。如1995年11月21日，国家科委国科发外字[1995]464号文批准同意中国科学技术期刊编辑学会加入国际科学编辑联合会（TheInternationalFederationofScienceEditors，IFSE）。高校层面，有武汉大学出版科学系与英国伦敦大学学院、CIBER出版研究公司开展的“数字化转型下学术信息交流的信任与权威问题研究”等科研合作项目。中外学者交叉承担学科期刊编委、同行评审人的情况也颇为常见。以湖北省编辑学会会刊《出版科学》为例，聘用韩国李钟国教授、美国谢尔曼·拉斯金教授、英国保罗·理查森教授、德国乌苏拉·劳腾堡教授四位外国出版专家作为顾问委员会委员；2005年《浙江大学学报》张月红编审担任期刊《学术出版》编委、2010年方卿教授担任《逻各斯：世界出版共同体和出版史学报》期刊编委等。成果交流方面，近些年中国学者已经成为前述主要英文出版学期刊作者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国外学者在《出版科学》等中文刊撰文发表的情况也时有所见。著作方面，2004年8月26日第一部有关中国出版的英文专著PublishinginChina（《世界华文出版业》）由跨国教育出版商汤姆森出版并正式向全球发行。而我国向来注重国外优秀著作的译介、引进，出版学领域也不例外。改革开放前，出版学译著较少，且以苏联为主；改革开放后，译著出版来源国逐渐多元化，同时由于读者对系统知识的渴求进一步深化，涌现出较多以丛书形式出版的译著，如2004—2005年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发行的“出版人丛书”，2007—2018年由“九久读书人”与人民文学出版社共同策划的一套西方出版家传记、回忆录“出版人书系”，2014—2016年由译林出版社策划的“凤凰出版研究译丛”，此外还有“国外出版传媒译丛”“新概念出版论丛”等大量出版学译丛。

6.2 人员互访

人员往来是国际交流的重要形式，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与出版学科发展相关的国际互访有两条脉络，即由国家出版管理部门开启的行业互访与交流和以高校师生为主体的国际交流活动。

改革开放以后，业界交流始于1979年6月17日—7月1日以时任国家出版局负责人陈翰伯、陈原为正副团长的中国出版代表团访英。此次出访的成果之一是与英国出版商协会达成协议，由英国几家较大的出版公司为我国培训编辑人员。1981年1月，陈力等6人作为第一批学员前往英国学术出版社、卡斯尔出版公司、乔治·哈拉普出版公司、朗曼出版公司、泰洛出版公司、约翰·威利出版公司等6家出版公司学习6个月。之后，我国出版管理部门、出版学协会和出版企业不断派出各类出版代表团到英、美、法、德、意、日、苏联、东南亚、非洲等国家和地区进行参观、考察、学习和业务交流；而来自国际出版集团、出版商协会和高校出版学专业出版的出版管理专家、教授也持续地访问、参观、考察中国出版业，并带来他们的出版经验和思想[75]。这种人员互访除了带来观念碰撞、业务合作、教育培训机会外，也打开了出版业界和学界的视野，并为出版学研究留下了宝贵资料。

武汉大学自1980年代后期即与美国高校的出版学专业建立了联系，新千年以后出版科学系教师在教育部资助下陆续作为访问学者在美国、法国、德国高校出版学专业和研究机构访问、研修，并随后开启了我国出版学界乃至凤凰、时代、中南等一些地方出版集团与美国、德国出版学界的交流、合作。此后，美国佩斯大学出版系主任谢曼·拉斯金教授、德国埃尔朗根大学图书系主任乌苏拉·劳滕堡教授、荷兰莱顿大学图书与新媒体专业威尔教授等多次到访中国，并与武汉大学、南京大学、北京印刷学院、上海理工大学、浙江传媒学院的出版学院系、专业签订了一系列科研合作和师生互访协议。此外，其他高校所建立的面向出版学专业学生群体的联合培养项目、交流项目等也呈上升趋势。如河南大学编辑出版学专业与牛津国际出版研究中心、英国龙比亚大学、美国明尼苏达州立大学以及日本、韩国等海外高校和学术机构建立了“3+1”、“4+1”、教师互派等全方位合作关系[76]；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与新闻出版总署、英国斯特灵大学、英国文化交流委员会联合举办出版专业研究生班项目等[77]。

纵观出版学学科发展史，出版学学科建设是一个动态的复杂过程，期间国内外研究机构和研究队伍始终关注社会和出版行业的变动，探讨出版实践活动和研究活动的发展规律，通过学科队伍等软硬件资源的投入和积累，通过国际会议、人员互访、科研合作等方式加强国际交流，增强了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等综合实力。在新形势下，如何进一步加强出版学学科建设是一个值得重视和认真研究的问题。

参考文献

*本文原载于《图书情报知识》2020年第5期79-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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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版编辑 | 姚志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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