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期荐读 2020年第5期 | 从文华图专到武汉大学图书情报学院的传奇亲历——彭斐章教授口述史访谈

照片提供：彭敏惠  

彭斐章 口述

王新才 访谈

宋登汉 鄢珞青 整理

(访谈时间:2016年12月13日,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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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16年12月中旬，武汉大学图书馆口述史项目团队对彭斐章教授进行了口述史访谈，围绕彭先生的青少年时代、大学时期、在苏联研究生留学时期的学习生活、回国后在武汉大学所从事的图书馆学教育事业和研究事业等方面展开采访，较为全面地回顾了他在图书馆学事业奉献近六十三年的奋斗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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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彭斐章  口述史  文华图专  武汉大学  

图书馆学系  图书情报学院  

图书馆学教育  目录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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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15年12月，国家图书馆发起中国记忆项目“中国图书馆界重要人物专题”，其目标是对我国现当代图书馆学家，为我国图书馆事业发展做出过突出贡献的人士进行口述史访谈，并收集相关文献资料形成影像型专题资源，为相关领域历史研究积累第一手资料，让中国图书馆界“讲述图书馆人自己的故事”。

武汉大学图书馆作为该项目第一批参建单位，第一时间积极响应，成立了项目工作组，2017年完成第一期申报项目——彭斐章和谢灼华两位先生的口述史访谈、拍摄与后期制作。因篇幅所限本文节选彭斐章先生口述部分，主要内容以先生口述为主，部分内容（包括提问）根据编排需要进行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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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意义

彭斐章先生，1930年生于湖南省汨罗市（原湘阴县）的一个书香门第，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曾经当过小学校长。1951年参加全国首次统一招生考试，考入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1953年毕业，后留校任教并随文华图专并入武汉大学。1956年由国家选送到苏联莫斯科文化学院攻读副博士学位。1961年学成归国，回到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任教，亲身经历了这个学科整个的发展过程，见证了武汉大学图书馆学教育从专修科到系、到学院的筹备、建立与发展全过程，并在图书馆学目录学研究方面成果斐然，著作等身。彭斐章先生可谓是中国图书馆、情报与档案学科发展最好的见证人和卓越贡献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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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正文

2.1 早年经历

Q

彭老师,请您介绍一下您青少年时代的情形,例如父母对您的影响、家庭教育等方面的情况。

好的。我是1930年9月30号，也就是国庆节的前一天，出生在湖南汨罗，原来属于湘阴县，后来改成汨罗市，归属岳阳。我们家也算是书香门弟，我的伯祖父叫彭伯樵，他是一个饱读诗书的学者，书法也很好；我的父亲读书不多，但写得一笔好字。我的祖父去世的时候，我的父亲才十六岁，然后就跟随伯祖父，所以就只读到了高小毕业。父亲跟乡邻关系非常好，他乐善好施，做了些好事，很受老百姓爱戴。母亲是个家庭妇女，也读了一些书。家庭对子女教育要求很严。我小时跟随伯祖父学习，他很重视我，我这个名字就是他取的，意在斐然成章，入圣之门。

我五岁半就到我们附近的好古学校，学校是族学，在那里读幼稚班，接着读小学；初小毕业后就进高小；小学毕业以后，就考进长沙东乡高仓中学，高仓中学也是彭氏家族办的宗族学校，我初中、高中都在那里读。读到高中毕业的那一学期，正好我的二姐在好古学校教书，她要生小孩，就让我去代她的课。

Q

那个时候您多大?

我当时当小学校长时才不到二十岁。代了一学期的课以后，去参加了全县的中小学教师集训，主要学习教育政策，还成立了湘阴县中小学教师联合会，被选为学习部长。学习完了以后，选留了一部分表现好的，当时我就被留下来了，1950年被派到第十完全小学去当校长。

就在那个时候，政府号召大家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一次统一考试。我就把校长辞了，到湘阴市第十四完小（完全小学）教书，并备考。主要考外语、语文和数理化。我那时候去报名的时候，填报的全是华北地区的学校，没有一个中南地区的，报考的专业也是数理化，都是理工科的，没有文科的志愿。志愿的最后一条是服从分配。

2.2 考入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

Q

您大约是什么时候接到录取通知书的?

到8月30号（1951年），第二批发榜，我才接到通知，录取在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就是在这样一个偶然的情况下来到图书馆界。我们这届《长江日报》上公布录取的是六十个，但报到的只有二十八个人，还有三十多个人没来。我们班上有十五个男生。

第一次到学校，接待我们的是上一个班的同学，傅椿徽。她们班是十二个人，全是女生，两年制的。她带我在学校里了解下情况，然后就办手续。

去的那天比较早，就要吃早饭，我一看她带着我去吃早饭，我就带了碗筷去，桌上就是花生米，油炸黄豆，榨菜之类的，还有稀饭馒头。我吃完后就拿着碗在操场里面走来走去。傅椿徽看着，就问我，你还有什么事没有。我说我就等着吃早饭。她说，你刚才不是过了早吗？我说，在我们湖南啊，这种就不能叫吃早饭，正规的吃早饭，要有菜要有饭。她说，那你只有等吃中饭了。两地习惯不一样，没想到还闹了一个笑话。

正像沈祖荣先生的儿子沈宝环教授讲的，文华图专是一个典型袖珍型的学校。确实，第一届的学生只有六个，学生很少，但是学生都很突出。这个学校虽然很小，但是师资力量并不弱，像沈祖荣、徐家麟、皮高品、吕绍虞、黄元福等。很多教授还是从国外留学回来的，像田洪都、徐家麟等。

到校不久后我就去参加土改，受到了很大的教育与锻炼。回校后成立学生会，四十个人，选学生会主席，因为我当过小学校长，也算有工作经验，就被选为学生会主席。

2.3 合并到武大

我在文华图专读了两年，到1953年7月份毕业，八月份就留校了。因为1953年文华图专并入到武汉大学了，所以很多人就说我是文华图专最后一届毕业生。孙冰炎和傅椿徽比我们早半年毕业留校。所以我也是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第一批教师。

Q

合并是几月份?

九月合并到武汉大学的。我记得九月一号那天，我们整个文华图专，包括家具，所有的东西以及人，全部到武大。就是从现在的粮道街一带，搬到珞珈山这边来。那就是说文华图专已经结束，武汉大学的图书馆学专修科开始了。

Q

学制变了没有?

当时没变，还是两年制，到1956年才变成四年。武汉大学所有的都是系，当时基本上都属于本科专业四年制的，惟独我们这个是两年制的，就是武大的专修科，到1956年改为本科专业。

那个时候新留校的，就只有傅椿徽、孙冰炎老师，和我三个年轻人。孙冰炎任系秘书，管教学。其他老师年纪都要大一些。

2.4 留学苏联

Q

您当年应该是1955年留苏?

1955年决定我留苏，1956年去的。

Q

在留苏之前,听说您还专门拜访了相关的一些老师?

当时是这样的，我是作为留苏研究生考进去的，去读研究生，攻读（副）博士。之前首先第一个要定方向，即准备研究什么，接着是选导师，了解他们的研究专长是什么，按照自己的研究方向去选择跟哪个导师学。在北京留苏预备部的时候，我就到北大请朱天俊先生作为引导，去拜访王重民先生。王重民先生讲，你去学目录学的话，古代目录学我们研究的还是可以的，研究的人多，著作也不少，就是现代目录学比较弱一些。他说，如果你有这个机会去学习，应该去学习苏联目录学基础和一些新的东西，也就是现代目录学。我在学校里问了徐家麟先生。他就拿着姚名达的《中国目录学史》，后面有一段，就是关于目录学的未来。徐家麟先生还是极力主张去研究现代目录学。吕绍虞先生也是的。这三个人都是一致的看法。我就带着他们的这个意见出去了。

Q

您是什么时候到苏联的?

1956年11月3号出发，坐火车，坐了8天9夜，最后到了莫斯科文化学院。我们教研室有40几个人，像艾亨戈列茨是目录学方面的权威，列文在“马列主义目录学”（领域）是很有名气的。我的导师就是目录学教研室主任艾亨戈列茨。

Q

您的导师对您印象很深吧?

艾亨戈列茨教授是犹太人，教研室主任。他平常对人非常和气，笑笑的样子，很和蔼，我们跟他一起就是有说有笑。上课时我们这些研究生都是坐在后面的，他不抽烟，但口袋里有糖，他就用纸一包，写着我的名字，那么多的老师在前面一个个的传，传到我，我打开一看，就是一颗糖，他就笑着说你应该吃。可是他对人，对事，那可严格。他就讲了我们的计划确定之前，如果有意见可以发表，但是计划定了之后，就有约束性，必须按这个执行。有一段时间我们大使馆布置的任务比较多，经常晚上都要学习。那个月我按计划去跟导师汇报，还差一些任务没有搞完。但还是硬着头皮去了。刚刚讲到我还没有做完的话，他脸色一动，说你走吧，完了之后再来，毫不讲客气。所以，他这个人是该严的时候很严肃，但平常对你非常和蔼，也没有什么架子。

Q

副博士论文的选题是怎么确定的?

那也是和我们的差不多，确定的题目，要在指导小组讨论，然后导师给你指导。像我这样，导师说，你选苏联的题目，又不了解苏联的实际，怎么办？结果我是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去苏联省图书馆去实践。

Q

您确定的是什么题目呢?

我的选题是《省图书馆书目为读者服务的体系》，是和导师一起确定的。他说你看了很多书，收集了很多书面的资料，但必须到实践当中去。所以我花了将近半年多，先到列宁图书馆去了解各个部门的工作，并特别了解了国家图书馆与省级图书馆的联系。第二个去的是苏联国立历史图书馆，还到了其它几个有名的省图书馆，像古比雪夫、高尔基、伊万洛夫等。我在苏联待了四年多没有回来。那个时候读书主要有两个地方，除了实习以外，一个是在列宁图书馆读书，一个是在我们学院的图书馆，基本上在这些地方都可以找到我。

Q

最后答辩是在什么时候?有些什么样的手续?

是1961年3月27号。答辩要求很严格。答辩的题目、地点、时间等信息，要在答辩两个月以前在《莫斯科晚报》上面刊登。他们公开答辩，外地人如果对这个题目有兴趣都可以来参加。

Q

答辩委员会一般有多少人?

答辩委员会一般九到十三人，有主要答辩人，就像我们这请的校外专家，他对论文要进行全面评价，还有就是几个委员，最后他们是要进行投票的。答辩时有一个论文文摘，我这个还在，大概是20页铅印的摘要。

Q

一个文摘有20页?

对，用俄文来写，而且要印200份，分发到相关的学校，或者是图书馆做相关研究和工作的人。他们要看，拿着这东西来参加你的答辩。

Q

正式答辩是多长时间?多长时间后授予学位?

答辩时间一上午。留学生因为答辩后要回国，所以答辩完了之后很快就授予学位。本地学生时间长些。这个学位论文要有三分之二在杂志上公开发表，经过审查听取意见之后再来进行答辩所以我觉得，他们还是很正规的，对副博士要求很严格，博士就更加严格。所以苏联的副博士和美国的博士一样。我们回来之后，按照我国政府文件规定，副博士当博士对待。

Q

彭老师,我们都知道您在苏联留学的时候见到了毛泽东主席,我们都很希望详细了解一下这段历史,以及其他您在苏联生活的情况。

我在苏联的学习过程中，最值得记忆的一个幸福时刻，当然就是毛主席的接见。1957年11月17号那一天，通知我们9点钟到莫斯科大学大礼堂，我们9点钟以前都赶到了。刘晓大使先是请宣传部长陆定一作报告，讲到快下午两点。到了下午6点钟，代表团的人来了。大家坐定以后，毛主席就端了一杯凉开水，在那里走来走去，然后他就开始讲了，他说，“同学们，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好像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然后他说，“为什么也说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呢，因为你们还没工作，现在这些管理国家的大事，这些都是我们在做，但是你们也看我们老得这个样了，世界终究还是你们的，祖国的未来也是属于你们的。”我们永远也要不忘记这一个，就是他对青年人的祝福。

另外在苏联四年多的学习，我们也还有一些其他的活动要参加，比如到苏联集体农庄劳动锻炼。参加这些劳动是我们大使馆号召的，要了解一下苏联的情况，除了学习，在生活的方方面面还是有很多接触。我们有些生活也是很丰富多彩的，应该说是跟这些苏联人的关系也都挺好的。我的导师，在我回国的那一天专门来送我，1961年的4月份，那时候莫斯科是非常冷的。我在车站一看，除了我们这些同学以外，他也去了。唉呀！晚上十点钟那么冷，这么一个老先生来送我，那给我是非常感动的。

2.5 学成归来到文革十年

Q

您回国之后就马上到系里上课了吗?

我是1961年4月回来的。回来之后，国家很照顾，先在北京留苏预备部呆了三个月，到7月份再回到学校。

在北京留苏预备部的三个月，有这样几件事要办，一个就是把自己的论文翻译成中文，因为北京图书馆要保存，还要存原文两份。当时我们的论文是打印四份，自己留一份，给导师一份，给莫斯科苏联教育部交一份，可能是交由列宁图书馆保存，还有一份我就带回国了。再就是使我们了解这一段时间国内的一些变化。国内那个时候，1961年还比较困难。在这一个过程中间，伙食逐步降了下来。还有一个任务就是，对一些问题要统一一下认识。那个时候，我觉得我们国家对留学生是很重视的。所以那个时候邓小平就讲了，他说这些人啊，都应该重用。

我7月份回到学校，当时黄宗忠带我去见何定华副校长。何校长说，你回来第一个任务是要花一点时间到我们武大图书馆，整个去看一下，你看看存在什么问题，怎么改，到一定的时候写个报告给我。第二个任务，他就跟黄宗忠讲了，他回来以后行政职务不能超过教研室主任，就担任目录学教研室主任，主要搞业务，不要让他陷在行政事务方面，主要在学术上多发挥作用。

1961年回来以后，在教学方面，我当时负责讲授一门“中文图书编目”课，另外还讲授一门“苏联目录学”。教学之外，我还从事一些科学研究。当时我和黄宗忠、谢灼华两位同志一起讨论一些图书馆专业和图书馆学方面的重要问题，之后写成论文发表。如以我们三人名义撰写了《对图书馆学几个问题的初步探讨》，发表在《武汉大学学报》上。

到了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那个时候北大、武大图书馆学系都停止招生，相继停课，整个教育处于一个停顿的状态。我们当时是全校都到东昇公社劳改，全校一共三百多人。在公社劳动量挺大，我都没挑过那么重的麦子，那七、八十斤一挑，那是一个考验。

2.6 恢复办学到恢复高考

Q

到什么时候开始恢复正常的?

到1970年后逐渐恢复正常，当时北大的模式是馆办系，武大的模式是系办馆，我担任系副主任，既管教学，也负责图书馆的业务。更进一步的正常化就应该是1978年。1977年恢复全国统一招生，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国迎来科学的春天，而且我们整个图书馆界也是这样，那个时候心情是很振奋的。

1978年恢复研究生招生，我就是第一批招了四个目录学方面的（研究生），乔好勤、张厚生、惠世荣、倪晓建。到1981年《学位条例》公布，我们武大图书馆学系是第一批恢复有硕士学位授予权的一个专业。

我们一直觉得从我们整个的图书馆学来讲，要拓宽这个专业，所以就在图书馆学系的基础上，于1975年筹办了科技情报专业，从图书馆学系里面调了大概四五个教师，像吴蓓珠、俞美霞等，加上从全国又网罗了一批，像严怡民、王昌亚、张琪玉、周六炎、吴则田、周宁、董慧、刘厚嘉等。可以说，我们院所有专业都是从图书馆学系起来的。

1983年，新华书店系统提出要提高图书发行的质量和干部的质量。当时黄宗忠和孙冰炎两位老师到美国西蒙斯大学访问，系里有傅敬生老师和我等人。刘道玉校长也很重视，就让抓紧。傅老师就三次到北京去，跟教育部、新华书店总店谈，总店就给了284万（经费），这就是合作办学。

2.7 成立图书情报学院、建立硕士点、博士点、学科建设

Q

1984年是在什么情况下成立图书情报学院的?

我们中国图书馆学情报学的发展，在文华图专那个时候办的时间很长，但是我觉得真正的发展还是在学院成立之后。学院成立有个什么背景呢？当时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我们图书馆学系党总支和系行政，几个人都觉得要改变现状只有成立学院，讨论过好多次，最后就推选傅敬生同志执笔，给教育部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就是说，根据国外的情况，考虑我们当时的情况，觉得只有单独成立学院，才有发展。记得当时我们打报告是要成立“武汉图书情报学院”，好像听说是刘道玉同志在报告旁边，加改成了“武汉大学图书情报学院”。刘道玉同志的分析是对的。因为单独搞个学院，所有的文化课都要请人来上，这也不太可能。武汉大学学术背景深厚，学科也多，师资力量也强大，这样的话对办好一个图书情报学院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如果独立的话那就跟以前文华图专是一样的。留在武大，文化基础课都可不用管，只要保持原来文华图专的优良传统并发扬光大就行了。

还有一点是，西蒙斯大学的林瑟菲教授，1982年来了武大，她在我们这里呆了半个多月，参观、座谈，还开了讲座，讲了一些课。林瑟菲教授最后离开时，我们系领导和学校外事处长一道欢送，并征求她对我们学校和系的建设意见，林教授毫不客气地提出三个不相称。她说，第一个不相称是你们图书情报系在学校的地位与当时世界图书情报事业的发展需要极不相称；第二个不相称是你们的教学设备太落后了，就是几部打字机，教学设备陈旧的不能再陈旧了；第三个是教学用房，这里一块，那里一块，对教学是极不方便的。我们都始终记得这三个不相称。所以我们也加快了发展的步伐，加上1983年和新华书店总店合作开办发行专业，拨了284万的开办费，然后由严怡民和傅敬生同志一道去北京。严怡民同志去和中国科技情报所谈，就同意我们办一个科技人才的培训中心，批了1500平米的建筑面积和建材指标，加上284万，就促成了图书情报学院大楼的上马。

文华图专也是有传统的，我记得文华的校训就是“智慧与服务”。智慧就是如果没有图书资料的积累，是不可能的，没有服务那也不行。所以沈祖荣先生那个时候提这个校训，我觉得是很有道理的。文华图专还有一个校歌，校歌的歌词很有一点意思：“浩浩天宇，莽莽神州，人类进化悠悠；经籍辉煌，典章博大，圣贤教化永留；文华图专，循循善诱，智慧诸宝是求；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智慧服务群俦；愿同学，勤研究，立功立言不朽，亲爱精诚团结，为国为民奋斗。”应该说，当时这个歌词是写得很好的，我觉得还是有意义的。图书情报学院成立前的几十年，总的来讲就是贯彻文华精神。文华精神老一辈最早的从沈祖荣、韦棣华他们这些人开始，就是：自强不息、团结奋斗、兼容并蓄。后来是中外兼容，中苏兼容，兼容并蓄，开拓创新，爱岗敬业，服务社会。我把这个文华精神，总结起来就是这么几条，没有自强不息的团结奋斗精神，很多困难就不能够克服。文华图专办起来中间就没有停过，华中大学中间就停了一两年没招生，但文华图专没有停。学习外国，不崇洋媚外，继承传统，不厚古薄今，遵照这个原则来办学。作为老一辈，像韦棣华、沈祖荣、毛坤他们这些人，不断地积累，形成的这个光荣传统，鼓励着文华学子们成长。文华学子在全国来讲也还是很有名气的。

Q

是,培养了很多的人才。曾经有一个校长就曾经说到要研究“图书情报现象”。

刘经南校长说要研究一下“信息管理现象”。为什么呢？就是他在国内外，碰到很多我们的学生，一谈起这个，就是武大图书情报学院毕业的怎么样。所以他就说，你们的学生也不是太多，但是为什么都这样出色。

我觉得还是从文华的老传统，一直到图书情报学院，还有今天的信息管理学院，很重视立德树人的教育，把如何做人放在第一位。我是1955年1月份入的党，现在已经是60多年的老党员了，但是我作为一个教师，首先是一个党员，然后才是教授。所以我们对学生的要求包括博士生，我们经常讲的就是，读书与做人。

Q

是,所以非常感谢您对包括我在内这些学生们的栽培。

我这个人对学生要求严格是比较有名的，所以好多本科生要考研究生，我说你想清楚我的要求是很严格的。当然对学生要求严格，首先要对自己严格要求，教人先教己，先严己后严人。你自己如果不能够以身作则做到，你就别想要求别人，例如我很守时间，开会我没有迟到过一次。

Q

我们图书情报学院培养了很多人才,这与我们学科建设、课程体系设计等各个方面相关联。您作为院长期间,在这一方面,当时有一些什么样的做法呢?

整个来讲，我个人认为图书情报的发展，就是从图书情报学院的成立开始，发展的关键跟我们硕士点和博士点的建立是分不开的。在图书情报学院成立之前，就扩成了四个专业，它们都是在图书馆学系下面设立的。就在1984年，成立了学院，四个专业就扩充成四个系。10月份，举行我们学院成立大会。我还记得当时，刘道玉在那个会上讲了我们这里的几个第一，确实也是这样，办发行专业啊，恢复档案专业啊，1978年就确定要招硕士生，当时全国招目录学硕士生就南大和我们这里，南大是图书馆招，他们也没有图书馆学系，1981年我们就有了硕士授予权。所以这个图书馆学的硕士点，1981年就有了。

1985年的时候，国务院学位办认为，我们这个学科总得要有一个学科评议组的成员，就打电话到我们学校研究生处征求意见，他们提名我去参加学科评议组。刘道玉校长讲，那很好嘛，我们非常赞成。那个时候我参加的是“中国语言文学学科评议组”，17个评委，16个是中国语言和文学领域的。我就利用参加活动的过程中间，不断地向学位办反映情况。我说图书情报还是应该要有博士点，否则我们培养的硕士生呢，毕业了之后只有出国。可是学位办有个别人由于对我们这个专业了解不够，他就觉得图书情报有了硕士点就够了，一个管理性的学科，用不着再提高。我们反驳了这个说法。刘道玉校长直接在学位办跟他们争论。他说图书情报为什么不能设博士点呢？反驳的理由我们写了专门的报告，但始终没有得到回复。我们院里就组织了专门的小组，把欧美、苏联这些国家的图书情报系统设的这个博士硕士点的情况，收集得比较齐全，结合我们的情况、可行性和必要性，写了一份很详细的报告。这个报告由严怡民老师送给了武衡同志，因为武衡同志当时是情报学会的会长，他也是国务院学位办的副主任，他就在报告上面批了字：“东昌同志：武汉大学教授彭斐章同志向我反映，希望在该校设立图书情报博士学位。我想在当今信息时代，图书情报工作越来越显得重要，若该校条件符合的话，应予以支持。先将他们寄给我的这份报告送你。”

经过多方努力，国务院学位办决定先成立一个临时评议组，邀请了几位专家，我和严怡民教授也参加了。1990年6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第4次会议召开，我们图书馆学、情报学由倪波教授主持，最后评出了情报学博士点是武汉大学，图书馆学博士点是北京大学。另外评了三名博士生导师，严怡民、周文骏和彭斐章。因为学位评审不是每年都评，到1993年我们才评上图书馆学博士点。

经过了一系列的艰苦努力，我们图书馆学情报学博士点算是解决了。但是其归属当时是作为理学中的系统科学、图书馆学与情报学，所以我们的博士生毕业当时授予的是理学博士.1990年公布的研究生学科专业目录中将图书馆学与情报学划归到理学门类，设置系统科学·图书馆学·情报学一级学科，而二级学科是图书馆学、科技情报。后来又对这个专业目录进行了修订，将原来的11个学科门类新增了一个管理学门类，变成了12个学科门类。对于一级学科的设置，坚持按学科体系设置的原则，原来划归到理学门类的系统科学·图书馆学·情报学调整划归到管理学门类中的五个一级学科之一，名为“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所以从这里来讲，图书情报学院在那个时候抓住了一切机遇。我们学院在全国来讲它的名气很大，一级学科上去，那是很大一个促进，这样对我们学院的发展提高也有很大的影响。

另外，台湾跟我们也有一些联系，1990年过来参观，组织了一个代表团，十四个人，王振鹄带队。还有沈宝环，沈祖荣先生的儿子，也来了。那一次接待很成功。按沈宝环跟我讲的这个情况，他们在台湾，不知道他父亲办的“文华图专”还有没有，（若）有，是个什么样子。等他们到我们学院来的时候，我们办了一个展览，在我们资料室，展示了从文华图专到图书情报学院的整个发展历程，有很多数据。他看到觉得很好，所以写了一篇文章，说真正可以看到他父亲从事的这个图书馆的事业，说我们是承前启后的。

Q

这也被称为破冰之旅。

是的。沈宝环说，我这次回来就是，寻找过去失去的那段空白。所以这也是第一次交流。1990年他们来了，1991年在上海又举办了两岸交流，1992年是在北大，1993年在我们这里又举行了一次。所以这样的话，两岸的互访交流，到1993年他们请了我们这里几个人：北大两个，一个是图书馆的庄守经，再一个就是周文俊；还有就是科学院的一个馆长（当时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史鉴主任），上海华东师大的陈誉，武大是我。

Q

您作为图书情报学院的院长和这个领域的带头人,在外事交流方面也有很多经验吧?

除了苏联，其他的国家，第一个是西德。因为我1978年提为副教授，也是副系主任，所以教育部就指定我是团长，1980年就带了一些人到西德（访问交流）。然后就是国际图联，1991年在俄罗斯开了一次会，我去了，谢（灼华）老师也去了。国际图联我们一直是最早的成员之一，在这个方面也是打开了局面。

Q

学术交流方面除了您在国外的这些交流以外,在国内我们学科如果仅仅局限在本学科的话那它还是有些局限,正好有一个机会就是编《大百科全书》,《大百科全书》中把图书馆学加了进来。

这是很大的一件事。《图书馆学卷》在《大百科全书》中单立一卷图情档（指图书馆、情报和档案管理），起了很大的作用。我那个时候提出的观点就是要实事求是地展示我们在这个领域、在整个学科中的地位。

2.8 学术研究

Q

彭老师您这些年应该说是著作等身,形成了很多重要的思想。一些想法、一些观点,在学界通常把它们当作经典来阅读。比如目录学的矛盾说,能不能就这些方面谈一谈,当年为什么要提出这样一个矛盾说?为什么要引进一个书目情报的概念?

关于目录学的研究对象问题矛盾说，我从苏联回来以后，学界还在讨论这个问题。目录学研究对象的学说有图书说、图书与目录说、目录说、关系说等等，有各种各样的观点，而且也发表了很多文章。1980年，我和谢灼华老师一起就发表了一篇文章《关于我国目录学研究的几个问题》，大概是分四个问题，一个是对象，一个是目录学史的研究，再一个就是方法论的研究，还有专科目录学。对这个研究对象，我始终认为对象问题是应该研究事物发展规律的，不是研究具体的什么东西。你说它是目录，它是图书，它们之间是什么关系，我觉得不能这样，就应当是研究规律的，或者是研究发展的规律。现象以外有个本质性的东西，要研究这个本质性的东西。我觉得这个主要还是毛主席的矛盾论里面，关于矛盾特殊性的这个问题，所以我当时提出来，及时报道图书资料与人们对图书资料的特定需要之间的矛盾，就构成了目录学里面的一个特殊的矛盾。这也就是毛主席指出来的科学研究就是根据科学对象所具有的特殊矛盾性来进行区分。因此对于某一个现象的领域所特有的某一种矛盾的研究，就构成了某一个学科的对象。所以我把毛主席矛盾论这个理论工具结合到我们的具体实践，具体实践就是大量的文献资料和读者特殊需要之间确实是有矛盾。后来我们引进了书目情报，书目情报是关于文献的效用信息的集合。那么在图书资料和读者的需求中间应该就是书目情报服务。这是在翻译苏联的教科书时受到的启发，我觉得这个观点引进来对我们建立现代目录学是有好处的。关于书目情报服务的专章，那是跟陈传夫他们一起写的电大教材《目录学》（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图书馆学专业用书），应该说在建立现代目录学的基础方面还是起了作用的。

Q

引进这个概念,也对我们目录学的研究有推动作用,尤其是《书目情报需求与服务研究》的出版。当年我们作为学生读到的很多书,往往是《目录学概论》《图书馆学基础》这种教材性质基础性质的书籍,很少有深入的学术探讨的著作,所以您的这本《书目情报需求与服务研究》在这个方面很有突破意义。

相关的一共有三本书。第一本是《书目情报需求与服务研究》，调查了几百个读者，是在目录学的读者那一端的深入了解，应该说是做了一些工作；第二本是《书目情报需求与组织管理》，把组织管理的理论引到书目情报服务里面来；第三本就是《书目情报需求与服务组织》，作为九五教材，是教育部提出来的，要编写出版研究生教材，在这之前给研究生读的主要是《目录学研究资料汇编》。这三本书在目录学方面应该说还是起了作用的：一个是对读者需要的研究，还有就是对目录学研究基点的确立，第三个当时是做一个全面总结，应该说还是到达一定的高度了。

2.9 研究生培养

Q

1981年有硕士点,到1990年有博士点。从硕士到博士,这么多年您培养了非常多的人才。对您的这些学生们,“德”是一个最基本的方面,在此之外,对他们才能和能力的培养,您具体是怎么做的?

文华图专的学生，一直很讲究实际动手能力。韦棣华、沈祖荣和胡庆生他们，虽基本借鉴美国的做法，但也不崇洋媚外，中国好的传统不丢。我们的学生，不管怎么样，在培养的时候，坚持继承好的传统，这点还是比较突出的。我今年好像是教书教了六十三年吧，这些年来，学生取得了成果，比我自己得到东西还高兴，所以我对我们学生的成绩，都记在心里面了，我觉得这个是应该的。还有我对学生经常讲，就是要勤奋，这个来不得半点虚假，很多东西是实实在在的。求实这个作风，我们院内也一直很注重求实的作风，很讲究实际动手的能力。所以那个时候外面反映就说武大的学生很能干，动手能力比较强，不单凭嘴巴夸夸其谈。所以这一点我觉得，我们跟文华的传统也还是传接下来了的。

2.10 社会关系

Q

您能和我们分享下您和邓老师(指邓铭康师母)相识恋爱和成家立业的一些经历吗?

我和邓老师是文华图专的同学，那时我也是学生会主席，就更不好去主动追求，所以我们那时候谈恋爱好像是比较隐蔽的。平常在一起学习，到了星期六，就到黄鹤楼这些地方去看看。我们班上有28个同学，所以我们认识是比较早了，一进学校就认识，但是都没有谈什么。当时在我们班，大概有两对三对，是比较突出的。大家在学习上也是经常互助。后来就土改，我去给她们送粮票、送钱。记得到他们那个队，她当时就送了一双布鞋给我。

Q

是师母自己亲手做的吗?

不是，那可真是买的布鞋，我那时候正好没有鞋穿。我说，假如说没有碰到我，你带的这双布鞋送给谁啊？回来以后，我们就分开了，她在湖北省图书馆，我就在武大了，见面的机会不是很多。武大那时候很照顾，给我的天地就是湖滨二舍十平方的小房子。

Q

你和师母确定关系是什么时候?

那已经到1956年了，因为我要出国了，是结了婚出国呢？还是回来再结婚？当年大家都一致的主张，应该是结了婚再出去。我们是1956年的7月23日结婚的，到8月底就到北京去了，就准备出国了，所以是新婚不久之后就出去了，出去之后我待了四年多。那个时候比现在的情况差多了，第一没有长途电话打，要打也打不了，打国际长途要去校长办公室去登记，可麻烦了，所以就靠书信来往，而且不是我写封信给你，你回我一封，信是你写你的我写我的，每星期发一次信，大概都是这样。我也是到了星期六才有空写信。

Q

邓老师在省馆工作也挺忙的。信都保留下来了吗?

没有，一封都没有了。我们不断地靠通信保持感情，应该说通信过程当中，加深了我们之间的感情。回来以后还有一段时间，我在跑月票，因为省馆她也还没有分房子，还是跟别人共住的宿舍。我这里有一间十平方的房间也很小。平常她过来的话，也就是在我们湖边的食堂吃饭。到了第一个小孩彭文1962年出生以后，省馆也分房子给她了，这样我们的生活就比较稳定了。

我的父亲母亲一直到去世都没有见过她。因为我从苏联回来以后，也没有办法回家去。我父亲是1960年就去世了，我也不在家，母亲是1963年去世的。我回来之后，母亲那我还见到她几次，父亲还没见就去世了。今年7月23号是我们六十年的钻石婚，我们结婚以后这六十年没有吵过架，连红脸都没红过。这个很不容易。所以我们家是一个比较和睦也比较温馨的家庭，小孩也挺懂事。我们家里我总不在，主要是她来操持家务，所以说她是比较辛苦，做的工作比我多，家里小孩的教育，家里的生活，各个方面都主要靠她。虽然我的父亲她没见过，但他们通过信。那时候我在苏联，她对我家里人各个方面都照顾得很好，所以她的名声在我们家乡很好，他们还是很熟悉她的。

Q

您的一些学术友人之间的学术交往,以及和图院老师或者您的学生之间的关系,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吗?

交往多的，第一个是孟广均老师。他经常到我们这边来，他当时在中国科学院工作，我们觉得他很正直，是一个做学问的人。他当过兵，但做学问是很认真的，他连一个标点都不放过。我觉得这个人是很不错的，所以那时候我是非常支持他的，他很早就被聘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他一直受邀参加我们硕士博士生的论文答辩，没有间断过。他这人也很公正，他不带偏见，而是从学术出发，所以这点我觉得很好。

Q

我记得当年柯平、傅清波、还有我,第一届博士论文答辩,请的是周文骏老师和孟广均老师他们来参加答辩。当时您非常重视。

那个时候武大的答辩规格高，做记录的都是教授，像王余光王教授，还有（陈）传夫是秘书，他也是教授。

Q

您跟周文骏老师,当时有北周南彭这样一个称呼。您跟他当年交往也是很多的。

我跟他也有联系，当时北大很多他的博士、硕士答辩，我都去参加了。

我感到这一辈子教书六十几年，有些事有些人确实也给我印象挺深刻。像曹之老师，他是1964年考入武汉大学，1968年本科毕业后在军垦农场劳动锻炼了一年，1970年分配到湖北宜城师范教书。最早他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参加过红卫兵，因为这个当中学教师很受歧视。1978年暑假一个偶然机会我们在阅马场碰到了，他刚好是要回郑州探亲，就谈起他在宜城的遭遇，我说你就来报考研究生吧，他就报廖（延堂）老师的那个方向，就在我们这里读硕士，读完以后一直留校。在读书和当老师这些年都是潜心读书，一心扑在事业上，刻苦学习，严谨治学，教书育人，在教学和科研上都作出了成绩。

曹之老师的《古籍版本学》那本书，那时申报了教育部的国家图书奖评奖。跟他一起报的还有程千帆教授的书，书名都是一样。结果南大（南京大学）的科研处长就跟我说，彭老师啊，程老师您是熟悉的。我说那我当然熟悉，他说您看这怎么办呢？我说程老师的书肯定要得奖，您放心。但是我说曹老师这个也应该得奖，但因为没有两个名额，而且同样的书名能够得两个奖吗？当时我们的大组长是人大的校长李文海同志，我就跟那个李校长汇报，我说程千帆老先生没话讲，他的书应该得奖；我们这一个年轻的老师四十多岁，现在要想找这样一个人，能坐冷板凳的中年人，做了这么多工作，真是不容易。李校长听了非常感动，他是大组长但是他也没名额，怎么办呢？他说，彭老师这样吧，我把我们人大的名额让一个给你。我说那不行，你们学校的名额也很紧，他说那怎么办呢？我说到教育部去汇报吧。他把这个情况反映上去，后来教育部也跟我们一起想办法。总之，对于这个能坐冷板凳的年轻学者，应该得到鼓励。大家一致认为，这个年轻人的成果应该得奖，后来教育部就了解情况，最后真的找到一个名额，而且就决定给曹之老师。我说曹老师这样的人，你让他当一个小组长他不一定能当的好，但是你让他做学问那确实是一丝不苟，成果丰硕。我倒不是讲别的，我是不为自己，但是为我们的学科，我可以做这些工作而且他做学问，你不扶持那你扶持什么呢？

Q

您时常在别人比较艰难的情况当中,给很多的人以援手,您这些年一直秉承着这样一个做人的原则。

我就是这样的，无形当中给很多人以帮助，就说立下园丁志，甘为后人梯。你不管哪一个，就我能够帮助的我都帮，自己倒无所谓，不要去考虑自己。要从事业出发，从我们整个的这个学科的发展出发。

我一向是爱我所选，无怨无悔。我对图书馆事业是这样的，我觉得图书馆事业，它有过光辉的过去，也有一个很好的现在，它必定是有美好的未来。我始终坚信，图书馆事业是会发展，而不会要萎缩下去，或者说有什么来取代的。我始终是这样坚信的。

制版编辑 | 姚志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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