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期荐读 2020年第5期 | 学术共同体共谋：特邀学者笔谈（十）

学子眼中的文华精神

邓小昭

(西南大学计算机与信息科学学院,重庆,400715)

1920年，文华图专开创了我国近现代图书馆学教育的先河。秉持自强不息团结奋进、兼容并蓄开拓创新、爱岗敬业服务社会的文华精神[1]，文华创办人、维持人和广大学子齐心戮力、励精图治，令昔日的文华图专走过世纪、穿过百年，成为享誉全球的信息管理学院。作为学院的毕业生，我为母校的辉煌成就倍感自豪，也对亲历与感知到的文华精神肃然起敬。

现在想来，早在华东师大求学时，我就深切地感受到了文华精神——文华毕业生爱岗敬业服务社会的精神。

20世纪80年代，华东师大多位老师毕业于武汉大学图书馆学专业，例如，我的本科班主任王渡江老师（1977级）、讲授主题法的陈守福老师（1959级）、讲授目录学的黄慎伟老师（研究生1980级）以及曾任代系主任的祝希龄老师（1959级）。此外，上海图书馆岳良木、李芳馥先生（文华第六届图书馆学本科）也是系里的兼职教授。他们在不同的岗位上勤勉工作，培植人才，奉献所学。

在这些不同时期的文华学子中，对我影响最深的是王渡江老师。

王老师作为班主任，兢兢业业，恪尽职守。从我们入学伊始，她就进行学术引导，向我们重点推荐了《科学研究的艺术》《必要的张力》《科学革命的结构》《第三次浪潮》《大趋势》等读物，将不少同学迅速引上了学术探究之路。王老师悉心修改我撰写的读书心得，并亲自投稿到《华东师范大学校报》。那是我人生中第一篇变成铅字的文章。王老师还担任我班图书分类课程的教学工作。她讲课严谨细致，饱含激情，十分投入。听着王老师对文献主题与归类思路的缜密分析，我很快就喜欢上了这门讲求科学性和逻辑性的课程。毕业多年后，我才从陈誉先生那里得知，为了强化实践体验，王老师专门到学校图书馆从事分类编目工作达半年之久。给我印象很深的是，王老师还给我们评讲了期末试卷，这在高校本科教学中极为少见。她在评讲时，特别就名词解释“八分法”一题，指出了我答题中的微瑕——我只阐释了八分法的定义及特征，没有说明其创制人是阮冈纳赞。30多年来，王老师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精神，一直深深地感染和激励着我。

由于对图书分类喜爱有加，我硕士毕业离开上海时，把这门课程的教材、笔记，连同作业本，都带到了位于重庆的西南师范大学。这些资料，为我在图书馆承担文献分类工作和系里的图书分类、信息组织、文献标引课程的教学任务，都提供了直接的帮助。

到西南师大工作后，我才知道，重庆曾经是文华图专在抗战时期的办学基地，此地不仅文华传人较多，而且西南军政委员会于20世纪50年代初期委托西南师范学院（西南师大的前身）举办过两届图书博物馆专修科。在图博专修科办学期间，文华校友冯汉骥、汪应文、孙述万、邓光禄、周远照、杨作平等承担了行政管理、课程教学或实习指导任务，将文华图专注重中西结合、强化实践训练、培养学生研究素养、多学科融合发展等特色予以继承和发扬光大[2]。

我虽未曾与上述前辈蒙面，却有幸与黄彝仲先生共事多年。黄先生是文华图专档案科本科第一届学生，也是文华档案学科创办者之一[3]，其编写的《档案管理之理论与实际》作为民国时期档案学十三本旧著之一，对早期档案学的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他于1953年底由西南军政委员会文教部调入西南师院图书馆，担任图书采编以及馆办进修、培训、专科班的教学工作；1987年起返聘在图书情报系（后名信息管理系）担任图书馆学本科专业目录学等课程的教学。

黄先生是我的同事，更是我的良师，是我做人做事的典范。

黄先生当年在学校、重庆市乃至四川省学术界的地位举足轻重，然而他却非常低调谦逊。他为本科生上课至杖朝之年，从未向系里提出任何特殊的要求。他治学严谨、坚持学术标准。作为职称评审专家，他会提前通读申请人提交的论著，并在评审会上就论著细节发表看法。在结束信管系返聘之前，黄先生将家里近千册藏书赠予系上，每天再花几小时在资料室细心地给每册赠书归类排序、贴上书标，书标上用工整的楷体写着“黄赠”及该书序号。这项工作前后持续了有一两个月之久。从黄先生身上体现出来的老一辈学人忠诚事业、自强不息、任劳任怨、默默奉献的精神，让后生晚辈钦佩不已，是我们一生学习的榜样。

我能踏入武汉大学，与黄先生的关心与提携密不可分。得知我要报考武汉大学，黄先生欣然提笔为我撰写推荐意见，这让我深感荣幸。承文华前辈的美誉，我来到文华图专的发源地，拜入彭斐章教授的门下。在这里，我不但深入了解到文华创办人筚路蓝缕、栉风沐雨的创业故事，文华学子孜孜以求、开枝散叶的骄人成绩，更是直接感受到当代文华维持人守业创新、砥砺奋进的传承精神。

我的导师彭斐章教授，就是当代文华维持人的超卓代表。彭老师作为文华图专最后一届毕业生和文华图专并入武汉大学之后图书馆学专修科的首批教师，在图书情报事业的园地里辛勤耕耘，呕心沥血，矢志不渝。彭老师率为师表，甘为人梯，对学生高标准、严要求，常常在不经意的交流之中，便将他对学生的品德要求、学业期许、职业期望，似春雨润物一般，滋润进学生的心田。在专业学习与学术研究之外，彭老师与我交流最多的话题是学科建设。彭老师对图书情报事业具有极强的责任感与使命感，他高瞻远瞩、勇于探索、不断创新，不仅领衔在武汉大学建立了我国第一个图书情报学院，而且心系整个学科的建设与发展，力排万难，多次专程赴京，为推进“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在人才培养学科目录和“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在学科分类国家标准中的独立列类，做出了功标青史的杰出贡献。

除了彭老师，当代文华维持人的群体形象也令学生充满敬仰。

对我而言，接触最多的当数图书馆学专业博士生指导小组的老师们。从入学面试，到中期考核、开题报告、论文答辩，许多情景仿佛还在昨天。谢灼华教授条分缕晰的阐述，詹德优教授儒雅谦和的引导，曹之教授博古通今的解说，王余光教授诙谐睿智的谈吐，陈传夫教授精辟透彻的分析，时常在我脑海中萦绕不止。就读期间，我还从情报学专业的严怡民教授、马费成教授、陈光祚教授、胡昌平教授、邱均平教授、焦玉英教授、董慧教授、周宁教授的课堂或讲座等学术活动中获益颇多。老师们在教学中循循善诱、诲人不倦，在学术上不断探索、引领创新，不愧为当代文华维持人中的中流砥柱。

尤其让我记忆深刻的是陈传夫教授对我论文选题的指教。陈老师在开题报告会上严肃指出，博士论文必须围绕一个论题展开有理有据的论证，避免“教材”式写作。陈老师鞭辟入里、震耳发聩的意见，有如醍醐灌顶，促使我痛下决心，一改当时本学科普遍流行的纯思辨研究范式，在论文研究中引入了问卷调查、观察与实验等实证研究方法。由此，我本人及西南大学图书情报学科整个团队的实证研究风格，也便于20年前始具雏形。

我们读博的那些年，正值院系重组和新武大组建，见证了学院的飞速发展。学院在马费成院长带领下，以其雄韬伟略、开阔的跨学科视野，秉承兼容并蓄开拓创新的文华精神，联合多个学科，获批国家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和两个国家级重点学科，成功举办中美首届数字时代LIS教育国际学术会议，引领中国图书情报学科登上了国际交流舞台，为创建国际一流综合性研究型信息管理学院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回望过去，80周年院庆和90周年院庆的盛景历历在目，20年斗转星移，20年春华秋实。从马费成院长执掌学院，到陈传夫院长、方卿院长、陆伟院长相继接力，从大众传播与知识信息管理学院到信息管理学院，昔日同窗共读的同学和促膝交流的师兄师姐师弟师妹，早已成长为新时期文华教育事业的架海金梁。放眼今朝，满园出类拔萃、朝气勃发的青年才俊，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势不可挡。展望未来，学院定能日新月异，更续辉煌！文华精神必将薪火相传，万代流芳！

参考文献

制版编辑 | 姚志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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