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期荐读 2020年第5期 | 知识诸宝是求：青年学者笔谈（十一）
走出 “信息深渊”，
回归 “人”与 “社会”
谢 欢
( 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南京，210023)
对于图书馆学界而言，2020年最“轰动”的一个事件无疑是广东东莞图书馆农民工读者吴桂春的留言，这一事件不仅得到图书馆学界，而且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包括中央电视台“新闻1+1”栏目在内的许多媒体都进行了专题报道。作为一名高校图书馆学专业教师，读完吴桂春先生给东莞图书馆的留言后，也确实很感动。吴先生的这段留言无疑是对东莞图书馆多年工作的最好褒奖，而其背后反映的则是中国图书馆界践行“以用户为中心”，保障民众普遍、均等的图书馆权利的图书馆精神。从吴桂春先生的留言中，我再一次感受到了图书馆对于个人、对于社会的价值。
与此同时，近期我从《回家乡建一座图书馆》(中信出版社，2019年8月出版) 书中读到了另一个故事，该书的作者章瑾拥有耀眼的光环: 剑桥大学双硕士，金融业高级从业人员，常年在北京金融街、香港中环等场所活动，谈的生意动辄就是几亿美元……就是这样一位在普通人看来是“精英”的人士，在 2011年回到其家乡浙江台州三门县创办了浙江省首家公益图书馆立光图书馆(该馆于2012年6月17日正式开馆，起初名为立光图书馆，2013年改名为有为图书馆) 。通过章瑾及一大批怀揣公益梦想的“有为”人近10年的努力，有为图书馆不断发展、壮大: 从起初只有4位职员到拥有1000多名义工(其中包括三门县委书记以及来自全国各地大学生志愿者) ; 从旧仓库场地到政府提供的专门用地; 从起初面向青少年读者，到后来包括青少年、妇女、老年人在内的各类型用户群体; 从被动等待读者上门到主动融入社区、进入学校、下到基层; 从人气不高的草根图书馆，到年流通量120%、年阅读量近10万人次(数据为2017年)、累计组织文化活动 1,200多场( 数据截止到2018年)、影响4万多人(数据截止到2018年)参与的专业图书馆，有为图书馆实现了质的飞跃，而有为图书馆也不断突破“图书馆”的藩篱，朝着三门当地的教育中心、学习中心、地方公共交流平台而发展。
如果说东莞图书馆吴桂春先生的留言代表的是职业图书馆人的努力，那么有为图书馆的实践则很好地体现了“草根”或者说民间图书馆的作为，而这两共同彰显的则是图书馆对于个人、对于社会的价值，这两个案例也印证了美国著名图书馆学家巴特勒(Pierce Butler) 指出的“图书馆是社会网络的一个关键节点”[1]的论断。
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信息化的大潮，“信息”逐渐成为图书馆学情报学的一个核心术语。不容否认，“信息”的引进，确实极大地拓展了图书馆学情报学的边界，但是从近二三十年的发展来看，“信息”在拓展我们学科边界的同时，也在淡化我们的内核，图书馆学情报学在“信息深渊”中越陷越深。笔者并不否认“信息”相关研究的重要性，但是图书馆学情报学不同于计算机学科，我们在研究信息时，更重要的是关注产生这些信息的“人”、这些信息所处的“社会”。1973年，图书馆学家谢拉(Jesse H. Shera)将其有关文章整理成一本文集，给这本文集起的题名是Knowing Books and Men; Knowing Computers, Too (Libraries Unlimited出版)，这本书出版的节点，正好也是图书馆学开始受到计算机科学的冲击。而谢拉起的这一书名，很好地反映了他的认识，即图书馆学情报学的重点始终是“人”、是“内容”。
中国目前的图书馆学情报学研究，需要逐渐走出“信息深渊”，需要从更加宏观的视角来认识这个学科，尤其是图书馆学。图书馆学研究人员必须意识到: 图书馆是图书馆学的核心要素，脱离了图书馆的图书馆学称不上图书馆学[2]。图书馆学的研究人员在关注“信息”的同时，更需要走出书斋，走向社会，走到各个图书馆去看一看，看一看图书馆的内涵，看一看图书馆内一个个鲜活的“人”，看一看图书馆与社会的互动。
图书馆学情报学的最终旨归是“人”，图书馆学情报学终归是关乎“人”的学科!
1 皮尔斯．巴特勒．图书馆学导论［M］．谢欢译; 杜云飞审校．北京:海洋出版社，2018: 1．
2 程焕文．图书馆学就是关于图书馆的科学———谨以此文纪念李大钊130周年诞辰刘国钧 120 周年诞辰［J］．图书馆杂志，2019( 12) : 14．
制版编辑 | 卢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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