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永华，王睿路 | 新闻传播学领域“一带一路”研究的知识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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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传播学领域“一带一路”研究的知识图谱

作者简介

赵永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中俄新闻教育高校联盟”召集人，外国新闻史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应急管理学会舆情专委会副主任。莫斯科大学访问学者、俄罗斯人民友谊大学访问学者。研究领域：国际传播与跨文化传播、俄罗斯东欧中亚媒体研究、新闻传播史等。出版专著《在华俄文新闻传播活动史（1898-1956）》（俄文版《Русская пресса в Китае (1898-1956)》在莫斯科出版）、《中亚转型国家的新闻体制与媒介发展》、《大众传媒与政治变迁——聚焦独联体国家“颜色革命”》，参与编写著作教材二十余部，主持国家级、省部级、国际课题二十余项，在国内外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二百余篇。曾获中国人民大学优秀科研成果奖论文类优秀奖，获第七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奖优秀奖，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

王睿路 ，云南个旧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

摘要：“一带一路”倡议的顺利推进需要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新闻传播学领域的“一带一路”研究致力于改进和提升“一带一路”的国际传播效能。对相关文献的回顾与梳理，将有助于突破现有研究局限和助力“一带一路”的国际传播。基于CiteSpace可视化图谱，对2013—2020年国内新闻传播学领域“一带一路”研究文献的知识结构和知识特征进行全景式总结，可以发现已有研究中研究群体较为分散，作者层面和机构层面的合作程度较低，研究主题以“一带一路”传播为中心形成明确完整的内容体系，研究热点的演变则呼应了中国近年来对外传播向战略传播的转变。总体上，新闻传播学领域现有“一带一路”研究相对滞后，研究视角较为单一，尚未摆脱传统的思维框架，后续研究可从学科积淀、研究视角、研究方法及研究方向等方面进行突破，拓展学术空间。

关键词：“一带一路”；新闻传播学；文献计量；CiteSpace；知识图谱

一、引言

“一带一路”倡议作为我国参与全球治理、促进国家间开放合作与互利共赢的中国方案，自2013年提出以来，受到各方广泛关注。理论界迅速作出反应并持续开展研究，各个学科的相关研究成果异常丰富。在中国知网（CNKI）以“一带一路or丝绸之路经济带or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为主题进行检索，2013—2020年间的期刊发文数量多达78 639篇，遍布各个学科领域。

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过程中，需要与世界各国进行互动和沟通，需要使用多种传播手段向沿线受众讲好“硬联通”“软联通”和“心联通”的故事，增强“一带一路”倡议在国际上的感召力和影响力。2021年5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深刻认识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下大气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为我国改革发展稳定营造有利外部舆论环境，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积极贡献”。“一带一路”是我国国际传播中的重要议题，“一带一路”的传播体现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努力改进和提升“一带一路”的国际传播效能，不仅能为“一带一路”营造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助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也将以此为实际支撑，逐步提升国际传播能力和增强国际话语权。

“一带一路”的国际传播实践，由多主体共同参与，形成了立体全面的传播格局。中国媒体不断探索对外传播“一带一路”的有效方式，中国政府多次举办“一带一路”主场外交活动，国家领导人在各种外交场合、国际会议上对“一带一路”进行阐释，中国企业通过多种方式“走出去”共建“一带一路”，公共外交活动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参与面与覆盖面也在不断扩大。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过程中，沟通的问题、传播的问题、文化碰撞的问题等实践中产生的新问题，为新闻传播研究者提供了丰富的研究选题和素材，学者们对此开展了大量研究。本文利用CiteSpace对“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新闻传播学领域的“一带一路”研究进行文献计量分析，并绘制可视化知识图谱，揭示“一带一路”传播研究的发展趋势和热点主题，在此基础上对现有研究的局限及可能的改进路径进行反思，以期为后续研究提供有益参考。

第一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来源：新华网）

二、数据来源与参数设置

（一）数据来源与数据概述

本文以中国知网期刊数据库作为数据来源，检索条件如下：文献分类目录限定为“信息科技”下的“新闻与传媒”，主题限定为“一带一路or丝绸之路经济带or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发表时间限定为2013—2020年，期刊来源类别限定为“全部期刊”。主题检索即在中国知网标引出来的主题字段中进行检索，该字段包含一篇文献的所有主题特征，故而能较为全面地检索到与指定主题相关的文献。检索获得相关文献题录数据2202条，经人工筛选比对，剔除没有作者或撤稿的条目以及书评、榜单、活动、随笔、侧记等不符合本文研究主题的文章，共得到可用数据1914条（图1）。

 在选定期间的所得文献中，2013年文献数量为0，可考虑与“一带一路”提出时间为当年9月和10月，且研究论文撰写、发表皆有一定周期有关。在随后的年份中，论文数量持续增长。2015年《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的发布，推动当年论文数量上升。2017年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召开促使当年论文数量快速攀升，达到426篇。2018年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五周年，论文数量保持增长，达到445篇，为目前最高。2020年受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论文数量稍有回落，但“一带一路”传播研究仍保持着一定的热度。

检得数据中，刊文量前十的期刊及其刊文量依次为：《对外传播》（213）、《青年记者》（87）、《新闻研究导刊》（85）、《新闻战线》（80）、《国际传播》（57）、《中国广播电视学刊》（54）、《中国记者》（53）、《传媒》（42）、《今传媒》（41）、《中国广播》（23）。因中国知网统计口径设置限定，图1中的“核心期刊”包括北大中文核心期刊、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及其扩展版来源期刊三类。因普通期刊发文量较大，新闻学与传播学CSSCI来源期刊的刊文量并未进入前十，因此，将其刊文量单独统计，如表1所示（刊文量为0的年份和期刊从略）。

就新闻学与传播学CSSCI来源期刊而言，2015年才开始刊登“一带一路”研究论文，刊文量在总体刊文量中占比偏低，仅为3.92%。“一带一路”传播研究热度在核心期刊内的传递速度较慢，可考虑与相关研究的实践性较强而理论研究尚少有关。不过，核心期刊的刊文数量总体呈增长趋势，也说明“一带一路”研究正逐步走进我国新闻传播研究的主流视野与权威学术领域。

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圆桌峰会（来源：新华网）

（二）数据格式与参数设置

我们将筛选过的文献题录数据按照发表时间降序排序，导出为Refworks格式，并利用CiteSpace中的数据转换功能，将题名、作者、机构、摘要、关键词、来源出版物、出版年份、卷/期号、页码等字段转换为可处理的数据格式。处理完毕的数据导入CiteSpace 5.6.R3，下文如无单独说明，各项参数阈值均按以下设定：设置Time Slicing（时间跨度）为研究起止年2014—2020年，Years Per Slice（切片间隔）为7年，Term Source（主题词来源）项下默认全部勾选，Term Type（主题词类型）项下选择Burst Terms（突现词）并进行突现词检测，Pruning（网络修剪）项下选择Pathfinder（寻径算法），Selection Criteria（节点选择标准）项下选择Top N并赋值N=100，即选择每个时间切片内出现频次最高的100个节点数据作为分析对象。

设置完毕后分别选择Node Types（节点类型）下的适用于样本文献的Author（作者）、Institution（机构）、Keyword（关键词）等项作为分析对象，CiteSpace会对分析对象进行作者合作分析、机构合作分析、关键词共现分析，并绘制相应的科学知识图谱。可视化图谱中的节点代表分析对象，出现频次越多，节点就越大。节点的浓度表示不同时间段的出现频次。节点之间的连线表示共现关系，其粗细则表示共现强度。

三、可视化图谱分析

（一）文献作者分析

统计显示，1914篇文献共涉及2305位作者（含第二、三作者）。由表2可知，其中绝大多数作者（2015人）发文量为1篇，占总人数的87.42%，发文量为2篇的作者占9.50%，发文量大于等于3篇的仅占3.08%，说明新闻传播学领域“一带一路”相关研究的作者队伍分布广泛，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

上述作者中，290位作者发文数量大于等于两篇。将其合作关系可视化，设定阈值为2，即至少有两次合作关系，得到文献作者共现图谱（图2）。图中字体和节点大小分别对应发文量和合作发文量的多少，连线表示合作关系。总体来看，图2中节点（作者）数量较多，形成了一定规模的研究群体,但作者间的连线少且简单，多为两人之间的合作关系，并未形成通达性较高的网络。合著发表研究论文是科研合作的形式之一，由统计数据可知，图2中290名作者间存在90组大于等于两次的合作关系，即作者在该合作关系下的发文量大于等于两篇，形成了较为稳定的合作关系。

 我国新闻传播学领域“一带一路”研究成果丰硕，出现了一批较为高产的作者，发文量大于等于5篇的作者发文情况如表3所示。

 根据普赖斯定律（Price law），同一主题的论文中，高生产能力作者的数量约等于全部作者总数的平方根，因此取前48名作者，考察其与合作对象的发文情况，可得高产作者平均合作发文率为62.05%。然而，不同作者间合作情况差异较大，48名高产作者中有14人以独立作者身份发文，占比29.17%。高产作者之间较少存在合作关系，合作关系多存在于同机构内或师生之间，合作广泛程度较低，尚未形成凝聚力较强的高产合作群体。这说明目前我国新闻传播学领域“一带一路”研究人员虽然多但较为分散，不过，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一带一路”传播研究也是向好的趋势。

（二）作者机构分析

统计显示，1914篇文献共涉及1508家机构软件处理未能有效合并部分隶属于同一上级机构的次级机构，因此机构数量仅作为参考。（表4），覆盖了高校、中央媒体与地方媒体、专设研究机构，以及相关政府部门、社会组织等多类主体，其中发文量大于等于十篇的机构见表5。

 1508家发文机构中，有256家机构发文数量大于等于两篇。就机构类型及其发文量而言，高校有175所为最多，发文量895篇也为最高，其次是各类媒体（51家/215篇）和专设研究机构（17家/70篇），而政府部门（9家/28篇）和社会组织（4家/12篇）占比较小。按各类机构的平均发文量计算，新闻传播学领域“一带一路”研究力量主要集中于高校、研究机构和媒体，政府和社会组织等机构在“一带一路”方面的研究则相对较少。就地域分布而言，上述机构中有相当一部分集中于北京，其余则与《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中规划的“一带一路”总体布局路线在国内的分布基本对应。

将上述发文数量大于等于两篇的256家机构之间的合作关系可视化，设定阈值为2，即至少有两次合作关系，得到文献来源机构共现图谱（图3），图中字体和节点大小分别对应发文量和合作发文量的多少，连线表示合作关系。

根据统计数据可知，图3中256家机构间共有67条连线，即存在67组大于等于两次的合作关系。机构在该合作关系下的发文量大于等于两篇，说明合作关系较为稳定。其中，规模较大的机构合作群体有：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为中心，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新疆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间的合作关系；以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为中心，与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广西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新华社新闻研究所间的合作关系；以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为中心，与中国传媒大学外国语学院、中国传媒大学国家传播创新研究中心、中共广西区委党校间的合作关系。

 此外，高校、研究机构、媒体等不同类型的机构中，除了同类型机构之间的合作，如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和天津外国语大学国际传媒学院之间的合作，也形成了有限的跨类别合作关系，如西安财经学院新闻传播系和陕西广播电视台研发部、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研究智库联盟之间的合作。然而，各机构在图3中大多数呈点状分布，机构之间连线较为稀疏，网络通达性较低，说明成熟的合作研究团队数量较少，不同类型、不同地区机构间的合作联系相对较弱，学界、业界和政府部门之间的合作不足，合作的广泛程度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

（三）研究主题分布

关键词是对论文主题的高度概括和凝练，通过统计分析2014—2020年中国新闻传播学领域“一带一路”研究文献中关键词的出现频次及相互关系，可以揭示该领域的研究热点分布情况和知识结构演变状况。在该分析项下，设置Years Per Slice（切片间隔）为1年，生成关键词共现网络。统计显示，1914篇文献共涉及416个关键词，总频次为8442，频次排名前20的关键词共计26个，关键词及其词频依次为：一带一路（1247）、对外传播（205）、国际传播（141）、“一带一路”倡议（77）、跨文化传播（70）、中华人民共和国（61）、传播（58）、主流媒体（57）、文化传播（50）、国家形象（50）、媒体（48）、人类命运共同体（47）、新媒体（40）、传播策略（37）、媒体融合（33）、丝绸之路经济带（33）、民间文学（29）、沿线（29）、故事（29）、中国故事（28）、新闻（25）、媒体合作（25）、融媒体（25）、高峰论坛（24）、海外传播（23）、创新（22）。CiteSpace检测出的突现词（burst terms，即短时期内出现频次急剧变化的变量，用于发现一定阶段内的新研究主题或者热点）共计28个，突现词及其Burst值依次为：中华人民共和国（17.04）、丝绸之路经济带（14.19）、媒体（9.02）、沿线（8.27）、民间文学（8.02）、故事（8.02）、新闻（7.63）、数据新闻（4.02）、丝路（3.92）、节目（3.6）、新华通讯社（3.49）、经济（3.4）、新华社（3.12）、新疆（3.01）、外交（2.99）、美国（2.99）、西方媒体（2.55）、新常态（2.49）、美利坚合众国（2.49）、北美洲（2.49）、中亚（2.27）、习近平（2.16）、企业（2.16）、北京（2.16）、媒体传播（2.16）、受众（2.16）、舆论（2.1）。这些重点关键词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内新闻传播学领域“一带一路”研究的主题分布。

本文选择LLR算法（对数似然算法）将语义一致的关键词进行归并处理后，生成中国新闻传播学领域“一带一路”研究文献的关键词聚类图谱（图4），图4中共形成了13组关键词聚类，分别为#0 文化传播，#1 新媒体，#2 视野，#3 国际话语权，#4 短视频，#5 对外报道，#6 舆论，#7 中国文化，#8 社交媒体，#9 全媒体，#10 阿拉伯国家，#11 国际台，#12 周边传播，以此为基础可进一步提取“一带一路”研究文献的主题分类。图4中关键词字号越大，代表其出现频次越高；各关键词之间的连线表示共现关系，其粗细代表共现的强度。由图4可知，“一带一路”“对外传播”和“国际传播”为文献数据的前三大关键词节点，呈中心辐射状连接众多的关键词，形成了复杂的网络结构，并主要在“走出去”、主流媒体、跨文化传播、国家形象、媒体融合等多个方面呈枝状展开，说明新闻传播学领域“一带一路”研究已形成了一定的内容体系。 

 根据在关键词整体图谱的基础上提取的整体网络中心度较高的研究主题聚类簇，国内新闻传播学领域“一带一路”研究的主题可进一步归纳如下：（1）“一带一路”倡议的对外传播策略分析：主要以媒介内容和“走出去”战略为研究视角，分析包括新闻媒体、出版机构在内的各类“一带一路”对外传播主体的实践现状、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对策。（2）媒体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作用：主要通过媒体合作、文化交流等活动案例，考察媒体在促进“民心相通”、增进互信等方面的积极作用。（3）“一带一路”的国际舆论引导：从国际传播、跨文化传播、公共外交等相关理论视角出发，论述国际社会信息传播中国家对外传播能力、国际舆论引导力、国际话语权之间的相互关系，主要围绕西方媒体的相关报道和评论展开分析，并就如何创造有利的国际舆论环境提出相应策略。（4）“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对外传播中的国际话语权建构：通过分析我国对外媒体的传播内容、报道倾向、传播策略等，分析中国国际话语权建构的现状，或通过分析我国当前国际话语体系建构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提出建构国际话语权的路径与策略。（5）“一带一路”对外传播的方式方法创新：主要通过媒体的各类实践探讨如何实现媒体融合，在新媒体时代如何创新对外传播方式，探索对外话语体系的建构问题，打造融通中外的中国表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从而推动“一带一路”建设。（6）“一带一路”和中国文化价值理念的传播：包括中华传统文化的海外传播、对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代表的中国价值观念的解读和传播、对建设“一带一路”文化交流合作机制等方面的理论思考和政策建议。（7）“一带一路”周边传播：聚焦于“一带一路”倡议在周边国家和沿线国家的推广，以及文化信息产品在其中的推进作用。（8）“一带一路”背景下国家形象和城市形象的建构与传播：前者主要是围绕如何阐释“一带一路”倡议的意义、如何改善和提升中国国家形象、如何建构中国“负责任大国”形象等问题展开分析，后者则主要探讨的是国内城市如何融入“一带一路”倡议、如何打造城市名片和提升国际化程度等现实问题。

（四）研究热点演变

本文在文献关键词共现图谱的基础上，通过时区视图（Timezone View）分析中国新闻传播学领域“一带一路”研究热点随时间的演变趋势。图5中的关键词根据其首次出现的时间而分布在不同的时区中，从时间跨度上展示了我国新闻传播学领域“一带一路”研究的知识演进，以及研究热点的更新和相互影响。2014年我国新闻传播学领域“一带一路”研究开始出现，相关主题聚类簇开始形成；2015—2020年，连线越来越密，说明这一时间段内发表的成果越来越多。随着文献数量的增长，相关主题聚类簇逐步成形并开始演化，新闻传播学领域“一带一路”研究进入上升繁荣期。

 其中，围绕“一带一路”，2014—2020年的研究热点按时间顺序可依次归纳如下：（1）“一带一路”的对外传播、“一带一路”背景下的“走出去”战略（包括媒体合作以及国际版权贸易等）、国家形象、文化自信；（2）“一带一路”的国际传播、“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体系建设；（3）“一带一路”的跨文化传播与周边传播、媒体传播（包括主流媒体和华文媒体）、国际话语权、命运共同体、新世界主义；（4）新型媒体形态，如新媒体、全媒体、融媒体以及数据新闻、短视频等新形式在“一带一路”传播中的应用。各年份研究热点间的连线较为紧密，各阶段之间存在较强的传承关系。

纵览现有研究成果，大多集中于“对外传播”“文化传播”等研究领域。进入21世纪后，中国在对外传播中开始意识到“内外有别”，提出要根据外国受众不同的文化特点和接受习惯开展与之相适应的跨文化传播。随着融入世界程度的加深，中国通过广泛开展国际媒体合作凝聚共识、开拓共同话语空间，提出构建“融通中外”的话语体系，进入了目前的战略传播阶段，强调自身的主体性和有目的地建构影响力，通过践行新的对外传播理念为实现国家战略目标营造有利的国际舆论氛围。“一带一路”传播被认为是国家战略传播的重要内容之一，新闻传播学领域相关研究热点随之发生变化，战略传播、合作传播以及新的传播形态在其中的应用将会是下一个阶段的研究热点。

“一带一路”示意图（来源：国家地理测绘信息局）

四、问题与反思

从上文对可视化知识图谱的分析来看，国内新闻传播学领域现有“一带一路”研究虽然数量平稳增长且形成了一定规模，但尚未形成核心研究阐述群体，阻碍了研究的深化与对学科发展的贡献。在对研究主题和研究内容展开进一步分析的基础上，本文对中国新闻传播学领域“一带一路”研究存在的不足进行反思，并尝试探讨实现突破的改进路径，提出未来需要重点关注的研究方向。

（一）现存问题

首先，与其他学科相比，新闻传播学领域的“一带一路”研究相对滞后。“一带一路”这一研究命题涉及的学科范围空前广泛，包括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和文化学等在内的多个学科都在积极探讨“一带一路”相关问题。目前，国内其他学科已对“一带一路”的科学内涵、战略规划、顶层设计、实现路径，以及体制创新、潜在风险、合作对接等理论和实践层面上的众多问题进行了探索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相比之下，新闻传播学领域的相关研究看似成果丰富，但在研究方向和目标等方面却存在模糊不清的状态。现有成果大多为探讨新闻传播实务、梳理传播实践经验的描述性研究。在一些对策研究中，所提出的对策缺乏充分的实际调查基础：一方面，微观层面的对策滞后于业务实践的发展；另一方面，宏观层面的对策则停留在理论分析上，可操作性不强，缺乏指导性。总体上看，新闻传播学领域“一带一路”研究中的基础研究比较有限，学理层面的思考、解释性研究相对缺乏，缺乏前瞻性和预见性。此外，国内的研究者或研究机构多为“单兵作战”，学界、业界以及政府部门之间的接触、互动与合作十分有限，缺乏跨学科、跨机构、跨领域、跨国界的合作研究与协同创新研究。

其次，现有研究视角单一，在传播效果研究、受众研究、国别研究等方面存在明显不足。现有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分析他国媒体报道、探讨我国媒体对外传播策略两个方面，总结经验多、宏观研究多，实证研究少、微观研究少。实证研究方法较为单一，多为重复使用内容分析、框架分析方法研究媒体报道内容，较少运用其他研究方法。现有对外传播研究的视野也比较局限，习惯从自身作为传播者的角度出发思考问题，较少考察传播效果和受众一端。“一带一路”作为多国共商共建共享的项目，涉及各国的发展水平、历史文化、受众特征千差万别。目前为数不多的传播效果研究往往基于有限或过时的二手材料推论可能产生的效果，对受众的媒介使用习惯、媒介使用评价、媒介使用动机都缺乏了解。另外，现有研究中还存在“以美国代西方，以西方代世界”的思维定势，具体体现为以西方主流媒体的报道为分析对象，并以此代表国际舆论，忽视了世界新闻传播的多样性。

此外，现有研究对“一带一路”传播的思考尚未真正建立在对共同利益与共赢发展的理解之上，未能摆脱传统的思维框架。不少研究仍围绕“自我中心论”讨论如何“争夺国际话语权”“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等议题，对传播绩效的思考则局限于如何提高中国的软实力和文化影响力，未能真正将中国的新角色与世界体系相联系，未在合作语境下思考“一带一路”的传播问题。

（二）优化路径

若要突破新闻传播学领域现有“一带一路”研究的不足，或是丰富其内涵，可从理论、视角和方法三方面入手。

理论积淀方面，需要以跨学科视角完成理论建构。国际传播作为一个研究领域，其内部结构相对分散，因而可通过“议题群”的形式组织“一带一路”传播的各类研究。例如，在“发展理论议题群”下，可基于发展传播学的不同范式，结合中国与沿线各国所处的不同发展阶段和社会背景，考察现代化理论、依附理论、世界体系理论和全球化理论等子议题理论框架在“一带一路”传播中的适用性与匹配度，对原有理论进行修正，形成“新发展理论”的框架。作为全方位、多领域的合作布局，“一带一路”倡议本身就契合了国际传播研究的跨学科性质，因此可从概念和方法论上入手，超越现有思维、范式、方法和路径，以跨学科的视角完成研究领域和理论的再建构（如传播与政治、国际关系、历史和文化研究的“跨界综合”），动态、灵活地描绘、反映“一带一路”传播的构成要素。

研究视角方面，需要丰富受众视角。现有研究多为宏大叙事，缺乏微观视角。应把受众作为具体的生动的个体而不是“受众整体”来研究，沿线地区普通民众的媒介接触习惯、信息渠道、内容偏好、接受心理、信息需求等应成为传播研究的主要问题，为真正实现“民心相通”提供传播学方面的思考以及实际操作上的理论支持。未来的研究要完成“利益共同体”与“命运共同体”概念的建构，应从抽象和模糊转向具体和生动，需关注“一带一路”与沿线受众日常生活的内在联系。

研究方法方面，首先需要摆脱方法论上的民族主义。所谓方法论民族主义是指对民族国家内部政治经济和社会关系的讨论脱离了世界历史和世界体系，形成了把民族国家作为“最终的分析单位和定界社会科学中的现象和问题的边界”的方法论偏差。对“一带一路”的思考只有放到世界历史和世界体系中去进行，才能找到清晰的坐标和准确的定位。其次，未来的研究应进入“他者”环境，获取最为直接的数据，增加实证研究，以突破研究瓶颈。

五、未来研究方向

“一带一路”的推进为我国提升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提供了平台，同时也对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提出了新要求。新形势下，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已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一带一路”传播研究应与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相配合，打好“组合拳”。阐释共建“一带一路”的理念、原则和方式，讲好共建“一带一路”的故事，为共建“一带一路”营造良好的国际舆论氛围，则是推进“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新闻传播学科的“一带一路”研究未来需重点关注以下方向：

首先，要关注国际传播中自身的主体意识与合作传播的思维形成等问题。一方面，在“一带一路”建设的背景下，中国在国际话语实践中需要调整以往的边缘心态，增强主动传播意识，从被动抵抗媒介帝国主义转向积极建构具有主体意识的议题。同时，须兼顾中国主体性和世界主体性，贯通中国与世界：在世界中思考中国，在中国思考世界，从而形成“融通中外的话语体系”。另一方面，未来的国际传播实践需要建立合作、共赢的思维，中国需要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构建起话语共同体。未来的研究应关注如何通过媒体合作传播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展开广泛的交流与合作问题，以及如何借助话语共同体进一步提升我国在国际传播格局中的影响力的问题。

其次，针对差异化的传播环境和受众特征开展区域国别研究。“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自然条件和社会环境千差万别，各国民众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也存在差异。未来研究需要系统地研究这些国家的历史和现状，尤其是各国的媒介体制和民众媒介使用习惯，掌握这些国家民众对华的真实态度，从而有的放矢地开展精准传播。对差异化信息传播环境、沿线各国信息协作与传递分享机制的研究，既是合作传播的应有之义，也是战略传播“有目的地建构影响力”的新命题。

再次，考察多层次传播主体的传播实践及其效果。“一带一路”的国际传播在政府、企业、媒体、智库、民间等多个层面进行，组织传播、群体传播、人际传播在其中扮演着同等重要的作用。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与国际合作项目的落地，中国企业、民间团体、民众等各类非传统传播主体在改善中国国家形象、提高国际传播力等方面发挥的作用日益明显，因此也应成为“一带一路”传播研究的研究对象。

最后，还要持续跟进“社交媒体成为国际传播主渠道”这一动向。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模糊了信息传输的国家、民族界限。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社交媒体通过公众化的话语表达和多元化的文化形态实现了对用户的赋权，新媒体用户凭借互联网技术与渠道参与讨论国际事件，促进了信息和观点的国际传播，成为国际公共领域一股独立的话语力量。同时，随着国际社会对中国关注度的不断提升，中国的社交媒体也逐渐成为了国际媒体报道中国的信息来源和外国民众了解中国的信息渠道，其中多类型传播主体、传播形式的配合以及对其监管的问题需要重点关注。

在世界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的新时代，“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推进为提升我国国际传播能力提供了宝贵机遇，新闻传播学界应及时回应和深入研究。未来，需从学科积淀、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上进行突破，围绕合作传播、区域国别研究、新媒体传播等方面展开研究，从而在新一轮的全球格局重构中向世界说明中国、解释中国，提高国际传播影响力、中华文化感召力、中国形象亲和力、中国话语说服力、国际舆论引导力，为国家战略目标的实现营造有利的舆论氛围。

原文刊发于《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2期《“一带一路”研究》专栏，第88—98页。因篇幅问题，注释删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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