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良成 | 内部控制与员工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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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控制与员工就业

作者简介

王良成，四川泸州人，会计学博士，四川大学商学院副教授，曾在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和 Konkuk University从事研究和教学工作。教育部学科评估专家，审计署中国政府审计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评审专家，四川省内部控制咨询专家委员会咨询专家，四川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后备人选，四川省会计领军后备人才。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等国家部省级课题6项，在《管理世界》《金融研究》《审计研究》《经济科学》《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财贸经济》、Asia-Pacific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Emerging Markets Finance and Trade等会计类CSSCI、SSCI期刊发表论文20多篇，出版学术专著2部。研究成果获财政部优秀论文三等奖，入选中国人民银行推介论文。会计教学荣获全国ACCA Teaching Excellence Award。

摘要：就业关系到国家安全稳定和经济繁荣发展，是国家经济社会工作的重中之重，也是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要内容。内部控制作为企业社会责任的“助推器”，在理论上应对员工就业产生重要作用，而在现实中，内部控制是否存在就业效应，是一个尚待深入研究的问题。基于2011—2020年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数据，可实证检验内部控制与员工就业的关系。研究发现，内部控制对员工就业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并且在非国有企业中表现得更明显。在控制内生性和采用变量替换衡量等一系列稳健性测试后，研究结论依然成立。进一步研究发现，内部控制是通过提高企业会计信息质量、创新来促进员工就业，表明会计信息质量、创新具有中介效应。

关键词：内部控制；员工就业；会计信息质量；企业创新

一、引言

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和经济下行的宏观背景下，“稳就业”“保就业”是当前国家工作的重中之重。就业问题，关键在于市场主体的承载能力，同时与企业的特征、创新、治理等密切相关。现有文献探讨了企业规模、年龄等特征对员工就业的影响，也发现公司创新、加速折旧会计政策有助于促进就业。内部控制作为公司治理的基础制度，在保护员工权益、改善员工激励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内部控制是否对员工就业产生重要作用，督促企业保就业、稳就业，履行社会责任，是当前迫切需要深入考察的研究问题。然而，现有研究多集中于关注内部控制在公司高管层面的经济后果，鲜有关注其在员工层面的经济后果，缺乏关于内部控制对员工就业影响效应的考察。为此，本文的研究目的是考察内部控制与员工就业之间的关系。

就理论上而言，内部控制是企业社会责任的“助推器”，应当对员工就业具有促进作用。我国《企业内部控制应用指引》指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包括促进就业、员工权益保护等。内部控制作为贯穿公司整体活动过程的基础性制度，不但要保护公司高管利益，更要保护公司普通员工利益，在员工就业上产生积极作用。然而，我国一些企业的内部控制重建设、轻执行，效果堪忧。并且，内部控制对不同利益相关者社会责任的影响存在差异，甚至对一些利益相关者的社会责任不存在显著影响。因而，内部控制是否对员工就业具有促进作用，仍是一个经验问题，有待进一步实证考察。

此外，产权性质可能对内部控制与员工就业之间的关系具有调节作用。通常，社会责任是公司发展战略的一部分，内部控制的目标包括“促进公司实现发展战略”。但是，内部控制对公司社会责任的影响在国企与非国企之间存在差异。作为“国之重器”的国有企业，不但承担经济发展任务，还要积极履行国家稳就业、保就业等社会责任。对国有企业而言，社会责任履行情况是年度业绩考核和经济责任审计的一项重要内容，具有一定的强制性。并且，国有企业存在预算软约束。国有企业在财税、信贷等政策上受到政府支持，在生产经营上具有资源优势，具备承担就业等社会责任的经济基础和资源保障。不同于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在我国是一个市场化的经济组织，追求经济发展是其主要目标，履行保就业、稳就业等社会责任，需要健全的内部控制作为制度保障。因此，相对于非国有企业，内部控制在国有企业中的就业效应可能较弱。

进一步，内部控制的就业效应机理，可以通过提高公司会计信息质量、创新来实现。换言之，会计信息质量、创新在内部控制与员工就业之间的关系中具有中介作用。内部控制的目标之一是“保证公司财务报告可靠性”。内部控制可以提高公司会计信息质量，减少公司信息不对称和信息风险，进而有助于员工就业。同时，内部控制可以通过有效管控风险促进公司创新，但也可能出现矫枉过正，从而导致抑制创新的负面作用。创新推动公司发展对员工就业具有促进效应，但创新也可以通过技术替代对员工就业具有抑制效应，降低员工就业水平。内部控制“促进论”与“抑制论”的争议，加之创新就业效应的不确定性，使得内部控制是否通过公司创新来促进就业，成为一个需要实证检验的经验话题。

基于此，本文以2011—2020年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内部控制与员工就业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内部控制对员工就业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并且，在非国有企业中表现得更明显。在经过关键变量替换衡量，采用Heckman两阶段、PSM、公司个体固定效应等减轻内生性问题方法进行稳健性测试后，上述研究结论仍然成立。进一步研究发现，内部控制是通过提高企业会计信息质量、创新来促进员工就业，表明会计信息质量、创新具有中介效应。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内部控制具有积极的就业效应，并在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之间存在差异。

本文的贡献有如下几点。第一，拓展了内部控制的经济后果研究，特别是补充了内部控制在员工就业中的作用。现有研究关注内部控制在会计信息质量、融资、投资、创新等方面的经济后果，缺乏关注对员工就业方面的考察，本文的研究成果是该论题现有研究一个有益的补充。第二，丰富了内部控制在员工层面的研究。现有内部控制研究，主要集中于公司整体、管理层及其他外部利益相关者，较少关注公司普通员工。尽管已有研究从员工持股计划、薪酬差距等员工层面进行考察，但缺乏从员工就业的视角进行考察。本文通过关注内部控制对员工就业的影响，增加了对员工这一内部控制重要执行主体的研究内容。第三，扩展了员工就业在企业微观层面的影响因素研究。现有关于员工就业的研究，主要从劳动保护、减税降费、贸易政策等宏观层面进行研究，为数不多的微观层面研究则从创新、技术投资、会计政策等企业层面考察对员工就业的影响，缺乏从公司内部控制视角进行考察。本文通过关注公司内部控制质量对员工就业的影响，增加了对公司这一就业主要承载体的研究内容。第四，本文的研究结论对政府和企业具有一定的政策启示。当前的“稳就业”“保就业”，不但需要宏观的顶层制度设计，更需要微观的制度对接和细化。本文的研究结论为政府相关部门和企业制定就业政策、履行促进就业的社会责任提供实证研究支持。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根据我国财政部等五部委2010年联合发布的《企业内部控制应用指引》，员工就业是内部控制促进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实现企业与社会协调发展的一项主要内容。内部控制是促进员工就业的重要制度因素。首先，内部控制通过提高公司信息质量来增加公司透明度，由此缓解劳动力就业市场的信息不对称，避免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同时减少员工的就业风险。有研究发现，内部控制质量高的公司，会计信息质量也相应较高。而更透明的公司信息以及更多的接触用人单位信息的机会，会提高就业率，并促进劳动者权益保护。因此，内部控制提高公司信息质量，不仅可以降低员工与公司的错配风险，还可以增强员工权益保护，从而减少劳动力市场的交易成本，提高劳动力市场资源配置效率和就业率。其次，内部控制减轻企业代理问题，降低员工职业风险。内部控制提升公司信息透明度，加强对公司的监督，减少公司的利己行为，防范员工利益受到损害。内部控制能够帮助外部股东获得更多的公司信息，约束管理者行为，减少股东与经理人之间的代理成本。除了可以减少股东与经理人之间的代理问题，内部控制还可以减轻大股东与小股东之间的代理问题。并且，内部控制通过对公司从上到下整个流程的内部治理，可以监督公司各个环节的代理问题，促进公司可持续增长。因此，内部控制通过提高信息质量和流程控制减轻企业代理问题，不仅可以降低员工权益受到公司损害的风险，还可以降低受到来自公司中高层管理人员损害的风险，同时促进公司可持续发展，降低员工职业风险。最后，内部控制提高公司创新，促进员工就业。内部控制促进公司创新，推动公司高质量发展，增加就业机会，提高员工就业。因此，内部控制提高公司创新，不仅可以促进员工就业，还可以推动企业可持续发展，降低员工职业风险。

综上，内部控制作为公司治理的基础制度，可以通过提高公司信息质量，减少代理问题，推动公司创新，促进员工就业。由此，提出本文如下假设。

H1：内部控制质量越高，越有助于促进员工就业。

企业产权性质差异，长期以来是我国公司治理研究关注的热点话题。内部控制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在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之间存在差异。我国企业按照终极控制人的性质，可以分为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是履行政府“保就业”“稳就业”任务的排头兵、先锋队。作为“国之重器”的国有企业，不但承担经济发展任务，还要积极履行国家稳就业、保就业等社会责任。对国有企业而言，社会责任履行情况是年度业绩考核和经济责任审计的一项重要内容，具有一定的强制性。国有企业在财税、信贷等政策上受到政府支持，在生产经营上具有资源优势，具备承担“保就业”“稳就业”等社会责任的经济基础和资源保障。区别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在我国是一个市场化的经济组织，追求经济发展是其主要目标，在金融资源和生产资源上不具备国有企业的优势。这类企业履行与就业相关的社会责任，更需要健全的内部控制进行制度保障。因此，相对于非国有企业，内部控制在国有企业中的就业效应可能较弱。由此，提出本文如下假设。

H2：相对于国有企业，内部控制的就业效应在非国有企业更明显。

三、样本选择与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和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2011—2020年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作为初始样本，在剔除了数据缺失的样本后，有效样本为14 236个观察值。内部控制数据，来自厦门大学内部控制课题组构建的“中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数”。其他数据来源于CSMAR、CNRDS、WIND数据库。为避免极端值的影响，本文对所有连续变量进行了1%水平的Wonsorize处理。

（二）研究设计

为了检验内部控制对员工就业的影响，本文构建回归模型如下：

其中，Empit为员工就业水平，采用企业员工人数的自然对数进行衡量。ICit为企业内部控制质量，采用厦门大学内部控制课题组构建的“中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数”进行衡量。该指数是0—100取值，对其采用百分位数进行衡量，即指数除以100缩小量纲。

为控制其他因素对员工就业的影响，参照相关研究，我们加入了如下控制变量：员工平均薪酬（Wage）、企业年龄（Age）、企业规模（Size）、营业增长率（Gd）、总资产净利润率（ROA）、资产负债率（LEV）、托宾Q值（Q）、管理层持股比例（Msl）、董事长与总经理兼任情况（Dual）。此外，本文还控制了年度固定效应和行业固定效应。变量具体说明见表1。

四、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表2是描述性统计。公司员工就业人数自然对数Emp均值为7.712，转换为自然数是2235，表示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平均员工就业人数是2235人。内部控制质量IC均值为0.463，表示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质量平均值在0.5以下水平，总体水平不高。员工工资Wage均值为10.305，表明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员工平均年薪为10万元左右，而中位数为9.222，即年薪中位数为9.222万元，表明员工年薪不服从正态分布，年薪12万以上的为前25%的员工群体。管理者持股比例Msl均值为0.077，中位数为0.002，表明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管理者持股比例偏低。

表3是变量相关性分析。内部控制质量IC与员工就业人数Emp在1%水平下显著正相关，可以初步推断内部控制对员工就业具有促进效应。公司年龄Age与员工就业人数Emp显著正相关，初步表明公司年龄越长的公司，可能越注重声誉和社会责任。公司规模Size与员工就业人数Emp显著正相关，初步表明规模大的公司，对就业的贡献也大。公司业绩ROA与员工就业人数Emp显著正相关，初步表明业绩好的公司，对就业的促进也大。相关性分析的初步结论，需要在多元回归分析中进一步验证。

（二）回归结果分析

本文回归分析的结果报告于表4。列（1）是没有放入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列（2）是放入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从列（1）和列（2）的回归结果可知，内部控制IC的回归系数为正，并在1%水平下统计显著。这表示内部控制质量越高，员工就业就越多，内部控制对员工就业具有促进效应，支持本文的研究假设H1。表4列（3）是放入内部控制与产权性质交乘项IC×SOE的回归结果。从中可知，交乘项IC×SOE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表明内部控制对员工就业的促进效应，非国有企业好于国有企业，支持本文的研究假设H2。在控制变量回归结果里，公司规模Size和公司业绩ROA的回归系数都显著为正，表明规模大的公司和业绩好的公司，有助于员工就业，与相关性分析结果一致。

（三）稳健性分析

为了检验上述结论的稳健性，本文进行如下测试。

1.内生性

本文结论可能受到内生性问题的影响。内生性问题源于自选择问题和遗漏变量。为了减轻内生性的影响，本文采用了三种方式进行稳健性测试。

（1）Heckman两阶段方法。参照Cheng 等的研究，本文采用Heckman两阶段方法控制内生性。第一阶段，采用Probit模型估计公司内部控制质量高的发生概率，并得到反映自选择问题的变量逆米尔斯比率（IMR）。第二阶段，将逆米尔斯比率（IMR）放入上面的回归模型进行回归，以此控制内生性问题。第一阶段的Probit模型构建如下。

因变量ICD为哑变量，如果公司内部控制质量大于当年中位数，就认定为内部控制质量高，ICD取值为1，否则为0。自变量包括国外销售FSale，公司年龄Age，业务分部数量Segments，并购重组MA，亏损Loss，资产收益率ROA，公司规模Size，年度效应Year effects，行业效应Industry effects。Heckman第一阶段结果报告于表5的Panel A，第二阶段的回归结果报告于表5 Panel B的列（1）和列（2）。

（2）PSM方法。参照张传财和陈汉文的研究，本文使用倾向得分匹配PSM方法来减轻遗漏变量和自选择导致的内生性问题。我们将公司内部控制质量是否大于当年中位数分为两组，内部控制质量高的归类为实验组，其余的为参照组;将上面主检验中的所有控制变量放入PSM模型估计倾向得分Propensity score;根据倾向得分差低于0.05，从参照组样本中进行1比1配对实验样本，得到可匹配的实验和配对样本总数为5686个，其中实验和配对样本各为2343个。实验和配对样本放入主检验模型的回归结果见表5 Panel B的列（3）和列（4）。

（3）个体固定效应方法。参照陈汉文和黄轩昊的研究，采用控制公司个体固定效应来减轻内生性问题影响。相关结果见表5 Panel B的列（5）和列（6）。

从表5的结果可知，采用Heckman两阶段方法、PSM方法、个体固定效应方法控制内生性后，上述主检验的研究依然稳健。

2.变量替换衡量

我们对本文研究的关键变量进行替换衡量，检验上述主检验结论的可靠性。

（1）员工就业替换衡量。主检验中员工就业变量Emp，包含了公司董监高就业人数。在此，我们用剔除公司董监高的员工就业人数来衡量员工就业，取其自然对数，记作Emp1。另据对上市公司的调研可知，年报披露的员工人数包含退休人员领薪人数。由此，我们用剔除从公司领薪的退休人员的员工就业人数来衡量员工就业，取其自然对数，记作Emp2。员工就业替换衡量变量Emp1和Emp2的回归结果，报告于表6的Panel A。从报告的结果可知，在对员工就业变量进行替换衡量后，本文的结果仍然稳健。

（2）内部控制替换衡量。主检验中内部控制变量IC，采用厦门大学内部控制课题组构建的“中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数”进行衡量，并除以100缩小量纲。为了避免计量偏差，我们对内控指数进行百分位排序衡量，记作ICR。此外，使用内部控制评价有效性来衡量内部控制质量，如果内部控制评价有效，ICA取值为1，否则取0。内部控制替换衡量变量ICR和ICA的回归结果，报告于表6的Panel B。从报告的结果可知，在对内部控制变量进行替换衡量后，本文的结果仍然稳健。

五、进一步分析

本部分检验会计信息质量与创新在内部控制就业效应中的中介作用。内部控制的目标包括“保证公司财务报告可靠性”。内部控制可以提高公司会计信息质量，减少公司信息不对称和信息风险，进而促进员工就业。同时，内部控制可以推动公司创新，而创新可以促进员工就业。由此，我们参照相关研究，采用中介效应模型，检验会计信息质量与创新在内部控制就业效应中的机理作用。

我们参照董望和陈汉文的研究，采用操纵性应计DA衡量会计信息质量，使用修正的Jones模型分行业分年度估计；参照杨道广等的方法，采用公司当年专利申请数加1之后的自然对数衡量创新水平，记作Innov。会计信息质量、创新的中介作用检验结果见表7。从表7的结果可知，Sobel Z值在统计上显著，表明会计信息质量与创新在内部控制就业效应中具有中介效应。内部控制的就业效应机制，可以通过会计信息质量与创新来实现。

六、实证分析

“保就业”“稳就业”作为当前形势下中央工作的当务之急，已受到社会高度关注。内部控制作为公司治理的基础制度，是否对员工就业具有重要作用，是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现有内部控制研究多集中于关注公司高管层面的经济后果，鲜有关注员工层面的经济后果，特别缺乏对员工就业的考察。本文的研究聚焦内部控制与员工就业之间的关系，以期为内部控制对改善就业环境、促进员工就业的积极作用提供直接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2011—2020年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内部控制与员工就业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内部控制对员工就业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并且在非国有企业中表现得更明显。在经过关键变量替换衡量，采用Heckman两阶段、PSM、公司个体固定效应等减轻内生性问题方法进行稳健性测试后，上述研究结论仍然成立。进一步研究发现，内部控制是通过提高企业会计信息质量、创新来促进员工就业，表明会计信息质量、创新具有中介效应。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内部控制具有积极的就业效应，并在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之间存在差异。

本文的研究结论，对认识内部控制在员工就业层面的重要作用，具有积极意义。本研究丰富了内控控制经济后果与员工就业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也为政府和企业提供一定的政策启示。“稳就业”“保就业”，不但需要宏观的顶层制度设计，更需要微观的制度对接和细化，保障中央工作任务得以落实。作为公司治理的基础制度，内部控制对员工就业具有促进效应，为国家保就业任务提供微观的制度保障。政府应积极督促企业加强内部控制建设，推动高质量发展，提高企业的就业承载力。企业也应重视完善内部控制建设，积极履行促就业的社会责任，增加员工就业就会，保护员工权益，实现可持续健康发展战略。

原文刊发于《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6期《公司治理研究》专栏，第67—79页。因篇幅问题，注释删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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