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思 | 从“民族叙事”角度看“台独史观”论述之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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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民族叙事”角度

看“台独史观”论述之演变

——以明郑台湾史相关建构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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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独史观”是“台独”分子用于歪曲台湾历史、抹杀台湾人民的中国认同的重要工具，其核心论述之一就是“台湾民族叙事”。本文以明郑台湾史为例，梳理总结“台独史观”相关论述的演变，揭示其歪曲郑成功与明郑政权历史形象、建构所谓民族叙事的思路与手法，从而揭示出当前“台独史观”民族叙事的核心思想及其本质，并分析其未来发展走向。

作者简介

陈思，厦门大学台湾研究中心研究员，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明末清初台湾史研究、郑成功研究。自2012年入职以来，已发表学术论文二十余篇，其中十余篇发表于核心期刊，出版论著一部，曾主持或参与国家社科、省社科、省社科青年项目等多项课题，撰写的调研报告曾获得国家领导人批示，2020年度获“厦门大学人文社科科研业绩突出个人”称号。

摘要：“台独史观”在“民族叙事”上的显著特点，就是围绕着“压迫与抗争”这一主题，将台湾历史歪曲为所谓“中国人”对“台湾人”的“民族压迫史”。而在“台独史观”对明郑台湾史的论述中，该主题则经历了一个从提出到弱化再到强化的过程。从早期将郑成功和明郑政权污蔑为与荷兰、日本一样的“外来殖民政权”，到民进党初次执政时期转而鼓吹明郑政权在台湾“独立建国”的“东宁建国论”，再到如今大肆攻击郑成功和汉族移民“压迫屠杀台湾‘原住民’”的“原民史观”——这种转变，揭示了“台独史观”的“民族叙事”本质，就是“反中国化”和“反中华民族化”，只是迫于台湾人民的强烈中国认同，才一度对其进行弱化。如今，随着“台独”势力的得势和“台独”思想在台湾民众中的传播，“台独史观”也逐步撕去其伪装，开始朝着更加极端的方向迈进。我们必须对“台独史观”的这一动向保持高度警惕，并与其进行坚决的斗争。

关键词：“台独史观”；“民族叙事”；郑成功；明郑

“台独史观”是“台独”分子用于歪曲台湾历史的重要工具，对于其定义，不少学者发表过自己的看法。如陈孔立认为：“台独史观”是一种政治主张，强调“台湾主体”，目的是“突显台湾与中国之别”，“扭转‘中国主体，台湾附庸’的认识方式”，“脱中国化”，他们主张“把台湾史作为国史”，“中国史作为外国史”。李细珠指出：“台独史观”最根本的核心理念，“就是切断台湾与中国大陆的历史联系，使台湾独立于中国之外，把台湾历史与中国历史割裂开来，甚至把台湾历史与中国历史对立起来，把中国史看作外国史，把历代在台湾统治的明郑政权、清朝政府与国民党政权看作与荷兰、西班牙、日本殖民者一样的外国政权，其政治企图都是要把台湾从中国分离出去”。“台独”学者陈芳明则毫不讳言地表示，“台独史观”就是服务于“台独”理论建构的历史解释：“如果说，台独理论的建立必须透过历史解释来澄清，那么，我的一些研究工作诚然符合了建立台湾独立理论的要求。”总之，“台独史观”是一种通过理论建构与实际论述等各种手段，将台湾史从中国史中分裂出去，抹杀台湾人民对中国的历史认同的史观，其目的是用所谓“台湾认同”取代中国认同，以实现其“台独”政治主张。

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如今的“台独史观”已经形成了自己惯用的一套理论体系和叙事手法，其中最为突出的特点之一就是以“压迫与抗争”为主题的“民族叙事”，即通过各种手段，将台湾历史渲染成所谓“中国人”对“台湾人”的“民族压迫史”，塑造“中国人”对“台湾人”而言是“他族”乃至“敌族”的形象，以建构“台湾国家民族认同”。“台独史观”对明郑台湾史的论述演变，就是典型的例证之一。

1662年至1683年，是台湾历史上的明郑时期。1662年，民族英雄、明郑政权领导人郑成功收复台湾，驱逐荷兰殖民者，这是台湾乃至整个中国历史上反殖民、反侵略斗争的光辉一页。此后的二十余年间，在明郑政权的支持推动下，大批大陆军民来到台湾，成为建设当地的主力军，这大大推动了台湾的早期经济发展与两岸之间的往来交流，为清朝时期的全面开发奠定了基础。郑成功也因此成为台湾最著名的历史人物之一，深受台湾人民敬仰。而史学界对明郑台湾史的传统论述，亦多围绕着“收复台湾”“开发台湾”这两大视角展开，强调明郑时期在台湾史乃至整个中国史、中华民族史上的重要地位，赞扬郑成功等人的历史功绩。如台湾史上第一部通史类著作，连横的《台湾通史》便称郑成功驱逐荷兰殖民者，使“台湾复为中国有矣”，“延平入处，建号东都，经立，改名东宁，是则我民族所肇造，而保守勿替者。然则我台人当溯其本，右启后人，以毋忘筚路蓝缕之功也”。同时，该书也高度评价明郑对台湾的建设，表示“当是时，布屯田之法，励垦土之令，徕避难之民，拓通海之利，故能以弹丸之岛，收亡国，拥诸王，奏群贤，建幕府，以与清人为难，此固已得霸王之道矣”。但正因为明郑台湾史的重要性，“台独”分子也将其视为“台独史观”论述中不可或缺的一环，极力采用各种手段歪曲这段历史，以服务于其“民族叙事”建构。

一、“民族叙事”的建构：“外来殖民政权论”下的明郑台湾史

1962年，“台独”分子史明所著的《台湾人四百年史》一书在日本出版，该书是第一部运用“台独史观”写成的台湾史专著，对于“台独史观”的形成与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史明自称撰写该书的主旨，就是要“站在四百年来从事开拓，建设台湾而备受外来统治的台湾人的立场，来探索‘台湾民族’的历史发展，以及台湾人意识的形成过程”。一方面，在史明眼中，台湾史就是台湾“被殖民统治”的历史，历代统治者都是残酷压迫奴役台湾人民的“外来殖民政权”，明郑政权也不例外。他指责郑成功等人“一贯保持着政治亡命国外的心情和姿态，老套死喊‘归还中国’”，“把统治台湾当作只不过出于一时战略上所需而已”。因此，明郑政权“继承”了荷兰的殖民统治，“从台湾开拓者与‘原住民’手上剥削很多血汗的果实”。可见“郑成功及其一族，从台湾社会发展来说，乃是跟荷兰人同样，其本质上，不过是一个外来的殖民统治者而已”。史明更进一步宣称：就是这种“殖民统治压迫”，促成了“台湾民族”的形成：

但是在本质上“原住民”和汉人，由于共处在被殖民地压迫的共同命运之下，并且，起初就有了相互结合的因素存在着，所以，经过四百年的历史演变，现已在意识上、社会存在上，成为“‘原住民’系台湾人”和“汉人系台湾人”，共同构成着今日的台湾社会和台湾人（“台湾民族”）。

另一方面，史明还提出了所谓“台湾开拓者社会”的概念，认为早在荷据时期，“在人种、社会制度、统治政策的各方面上，与中国统治阶级不同的荷兰人统治之下”，台湾逐渐诞生了一个“以汉人开拓者为主要成分的新殖民地社会”。明郑政权则“一贯继承荷兰人所留下的殖民统治遗制及土地制度，君临于既存的开拓者社会”，所以“开拓者社会在数量上渐趋增加，同时在质的方面，也一步步地充实起来”。史明还特别强调，这个社会“根本就不是中国社会的延长，更不是其部分性的存在”，而是一帮“和中国大陆完全断绝了联系”的移民，在殖民统治者“所规划出来的原则和规范之下，着手组成新的集团生活，导致‘台湾开拓者社会’的诞生，也就是‘台湾民族’创世的端倪”。如上所述，史明对明郑政权的论述主要分为两点：一是将其定义为与荷兰、日本等同的“外来殖民政权”，与台湾人民之间是“压迫与抗争”的关系；二是认为它“继承”了荷兰的殖民统治，将台湾社会变为与中国社会不同的“新殖民地社会”。而正是这两点导致了“台湾民族”的形成。这类“民族叙事”建构，也是史明的“台独史观”之重要出发点。

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台湾政治上的“解严”，“台独史观”逐渐在台湾社会产生影响。以陈芳明、张炎宪、郑钦仁等为代表的一些台湾知识分子，开始打着“台湾文化民族主义”的旗号，书写所谓的“民族历史”。他们同样继承了史明的思想，将明郑政权定性为“外来政权”和“殖民统治”，是台湾人“抗争”的对象。如陈芳明便称：“从世界史的观点来考察，就很清楚显示出台湾社会的殖民地性格。掌握了这个性格，才能够理解台湾人民在荷兰、郑氏、满清、日本、战后的各个历史阶段中，为什么会持续不断进行抗争运动的原因。”张炎宪也认为：“台湾，自从有历史记载之后，都由外来政权统治。这种情形造成一个结果：不管是哪个梯次来到台湾的人；不管是南岛语系或是汉语系的人，都需面对统治者，不管是抗争或是理想的追求，台湾人都有自己的、不同于统治者的想法。”

可见，在早期“台独史观”的“民族叙事”建构中，针对明郑等中国政权的“外来殖民政权论”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对此，陈孔立有着精辟的评论：

“认同”问题实际上是“身份”问题，就是要回答“我是谁”“我属于哪个群体”。既然中国是“外来政权”，那么对台湾人来说，中国人是属于非台湾人的“他群”，是与台湾人不同的“他者”，而不是自己人。台湾人民既有的历史记忆是“我是中国人”，而他们要建构的新的历史记忆则是“我是台湾人，不是中国人”，从而把台湾人与中国人、台湾与中国分割开来。所谓“台湾民族论”就是由“外来政权论”推导出来的。

而另一方面，“台独”分子又企图把明郑政权跟中国切割开来，以便为“台湾不属中国”寻找历史依据。如陈芳明强调：“以郑氏王朝的史实为例，持中华民族主义史观者倾向于赞美郑成功把台湾收复成为‘中国的领土’，事实上，郑成功从来就没有同时据有台湾与中国。”郑钦仁也表示：“台湾虽然成为华人所有，但日后的政治发展与中国大陆之间的关系经常是分离而非一体的”，包括明郑时期在内，“自十七世纪以来，台湾有一半的时间不在‘中国大陆政治圈’里……而目前所争论的台湾意识之形成的政治、文化背景，实际上就在这里”。杨碧川更宣称：“郑经把‘东都’改为‘东宁’，和外国（尤其英国东印度公司）维持外交关系，俨然是一个独立王国。”

但这样一来，“台独史观”的论述就产生了矛盾：明郑政权到底是“中国”的，还是“非中国”的？如果是“中国”的，那所谓明郑时期“台湾不属中国”自然无从谈起，如果是“非中国”的，则不利于突出“台湾人”在“中国人”压迫下的“抗争”。“台独”分子如果不在二者之间作出取舍，其“民族叙事”实际上是无法成立的。但除了史明之外，早期“台独”分子的相关论述中都存在着二者混杂的现象。而且，史明建构在“外来殖民政权论”基础上的“民族叙事”，不过是“把‘民族’与‘阶级’等同起来，把统治与被统治关系归结为殖民与被殖民关系，把统治阶级视为外来殖民统治”，本质上只是对“阶级叙事”的歪曲和盗用。可见，早期“台独史观”的“民族叙事”建构，还处于一个初级的阶段。其参与者如陈芳明、郑钦仁等人，大多不是专门的台湾史研究者，专业知识较为缺乏，思路也不完全一致，因此其相关论述多空泛而笼统，不但脱离历史事实，在逻辑上也存在自相矛盾之处，经不起学术上的推敲。但是，随着日后“台独”势力在政治上的得势，这种建构开始越来越多地得到公权力的支持，并在后者的主导下逐渐完成了内部整合，以“东宁建国论”等形式出现在人们面前。

二、“民族叙事”的整合：“东宁建国论”下的明郑台湾史

从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随着台湾政局的变化与民进党的上台，“台独”势力开始利用自己手中的政治权力，全面推动“台独史观”的建构，其中一个内容就是对原有的各种““民族叙事””观点进行整合，以便使其在服务于现实政治需求的同时，能够更好地被台湾人民所接受，而“东宁建国论”便是他们在明郑台湾史上的整合成果。

所谓“东宁建国论”，是“台独史观”继“外来殖民政权论”之后，针对明郑台湾史抛出的又一论述。其一大特点就是不使用“明郑”的称呼，而将其称为“东宁王国”（或“东宁王朝”“延平王国”等）。早在1987年，杨碧川在其《简明台湾史》一书中便以“郑氏王朝——东宁国”为题，将郑成功之子郑经统治台湾时期称为“东宁王朝”：

为什么称郑经时代为“东宁王朝”呢？因为，南明政权早在1659年永历帝被俘时就实际上灭亡了。1661年郑成功占据台湾，仍旧奉明朝正朔为政治号召；郑经把“东都”改为“东宁”，和外国（尤其英国东印度公司）维持外交关系，俨然是一个独立王国。所谓“明郑”，只是大汉沙文主义的历史观，硬把台湾纳入中原统治的一脉，完全违背历史事实。

可见，杨碧川之所以用“东宁王朝”代替明郑，就是为了否认明郑政权与中国（明朝）的关系，凸显当时的台湾是一个“独立王国”。因此，虽然出发点不同，但“东宁王朝”这一称呼本质上和“外来殖民政权”一样，都是为了将台湾与中国区别开来，以服务于“台独史观”的“民族叙事”建构。

但是，不管杨碧川如何用称谓说事，鼓吹郑经在台湾建立“独立王国”，都无法抹杀郑经和郑成功一样，心中有着深厚的中国认同这一铁的事实，所以他对明郑的论述最终还是只能回到“外来殖民政权论”的老调上，辱骂郑经“自称‘建国东宁’，却心在漳、泉老家，口口声声要收复故土，从来就没把心放在台湾，只会剥削与压迫这块土地上的‘原住民’与汉人难民，这就是‘外来殖民地政权’的丑陋嘴脸！”因此杨碧川的论述不过是“台独史观”在逻辑上自相矛盾的又一例证，但这种“东宁建国论”却被后来的“台独”分子继承和发展，并一度成为“台独史观”对明郑台湾史的主流论述。

“东宁建国论”的兴起，有着十分复杂的现实政治背景。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起，台湾当局开始显示出日趋明显的“台独”倾向。特别是2000年民进党上台后，以陈水扁为首的台湾当局不仅公然抛出“一边一国论”，更自上而下地对台湾社会思想、文化、教育等方面进行改造，逐步消除当中含有“中国认同”的因素，即所谓“去中国化”。其中在台湾历史领域确立“台独史观”，便是“去中国化”的重要内容之一。这一时期，“台独史观”的明郑台湾史论述的一大特点，就是不再大谈“外来殖民政权论”“压迫与抗争”，而开始更多地围绕着所谓“东宁建国”这一话题展开论述，以对明郑政权进行“去中国化”，建构当时的大陆与台湾是“两个国家”的历史印象。如1999年和2002年，李筱峰先后出版了《台湾历史阅览》与《快读台湾史》两部著作，均以“东宁建国”作为明郑部分的标题，宣传郑经“俨然独立建国于台湾了，这是台湾历史上首次出现汉人建立的独立政权”。另一方面，《台湾历史阅览》虽然也认为明郑“对‘原住民’而言，仍是一个十足的外来政权”，但并未提及“殖民”二字。而到了《快读台湾史》中，此类评价更是已经全部消失，只剩下对“东宁建国”的吹嘘。2003年，杜正胜也在其著作中声称：“因为郑成功驱逐荷兰人，台湾成为闽南人统治的海上独立国家”，这是17世纪台湾发生的“本质的改变”之一，导致了“今日我们印象的‘台湾’”的“诞生”。

而且，在台湾当局的支持推动下，这一论调也逐渐向教育领域渗透，乃至出现在台湾的历史教科书中。早在1997年台湾当局组织编写的《认识台湾》系列教材中，其历史篇的明郑部分便称郑成功“建立台湾历史上第一个汉人政权”，“一般文献有的称之为延平王国”。所谓“延平王国”，不过是“东宁王国”的变种，相比后者，甚至将郑成功时期也包括在内。然而，这一称呼实际上从未在文献中出现过，完全是编写者的杜撰。2000年至2008年民进党执政期间，更是大力推动历史教育领域的“去中国化”，杜正胜也得以于2004年出任台湾当局教育事务主管部门负责人，并主持制定“98课纲”，以所谓“同心圆史观”为指导，公然将台湾史从中国史中分割出去。如林红所指出的那样，此举就是为了凸显“台湾史是‘我们台湾人’的历史，而中国史是‘他们中国人’的历史，试图以此颠覆在中国史框架中审视和定位台湾史的史学传统”。因此在当时，“东宁建国论”开始全面登堂入室，成为台湾各版历史教科书的主流观点。这些教科书或鼓吹郑经“自称‘建国东宁’，‘别立乾坤’，俨然是独立的王国”；或宣称郑成功将台湾命名东都，“有别于”海峡西岸厦门一带，“也有人把郑经、郑克塽父子统治时期的台湾称为‘东宁王国’”，企图对学生灌输台湾在明郑时期已经“独立建国”、明郑台湾史不属于中国史的思想认识。

除此之外，这一时期的“东宁建国论”，还整合进了“台独史观”的其他论述，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海洋文化论”。“海洋文化论”本是某些西方学者为宣扬西方相对中国的“文化优越性”而发明的理论，后被“台独”分子所盗用，作为他们建构“民族叙事”的工具。其主要观点就是把中国文化定性为封闭、落后的“大陆文化”，把台湾文化定性为自由、先进的“海洋文化”，从而将二者对立起来，鼓吹“海洋文化”是台湾文化与中国文化的本质区别。所以，“台独史观”的论述之一就是宣称台湾有着悠久的海洋文化传统，在历史上早已“脱离中国”走上海洋发展的道路，以论证台湾人自古以来就是和中国人不同的“海洋民族”。

不过，早期“台独史观”的相关论述，只不过是在拙劣地抄袭所谓的“西方文化优越论”，因此主要围绕着明郑之前的荷据时期展开，鼓吹由于荷兰、西班牙等西方殖民者的带领，台湾早在17世纪就开始大力发展海洋贸易，从而“脱离中国融入世界”。如史明便引用西方学者观点，强调“台湾商贩兴起的时代，竟是开始于以东洋贸易为主要目的的荷兰人之依据时代”，西方各国货币因此大量涌入，“特别受到人的信用而流通于台湾岛内外”，使“台湾几乎已成为和中国不同的另外一个‘经济圈’”，从而促成了“台湾开拓者社会”的形成。相反明郑对海洋贸易的重视，却被史明贬斥为其与“台湾开拓者社会”划清界线的表现之一。但随着“东宁建国论”成为“台独史观”对明郑台湾史的主流论述，一些“台独”分子也开始将其与“海洋文化论”相结合，大肆宣传明郑有别于中国（清朝）的“海洋商业性”，如李筱峰便有着如下论述：

清帝国承继过去传统的大陆文化性格，只知闭关自守，充其量也只有朝贡贸易，但是台湾自荷兰以来，即发挥了海洋文化的性格，知道与世界通商往来，郑经时代更充分发挥这种海洋文化的商业性格。

杜正胜也持类似的看法，强调明郑“具有海权思想，知道海外贸易是国家存亡的命脉，台湾遂成为一个海上王国，但清朝征服之后，在陆权思想的体系中，台湾只落得边陲的地位，在文化上则被视为不文明的蛮荒”。李筱峰还认为，因为清朝的封锁，明郑“转而向外发展国际贸易，使得台湾仍维持自荷兰以来远东商品集散地的角色。此时的东宁王国，俨然以岛国之姿，雄踞东亚”。某些台湾历史教科书亦采用这种观点，称“由于中国边境的经济封锁，反而促使郑氏政权更积极发展和其他各国的海外贸易，形成一个以对外贸易为经济主轴的商业国家”。这种与“海洋文化论”的整合，是“台独”分子对“东宁建国论”的进一步补充。

可见，在民进党当局全面“去中国化”的推动下，所谓的“东宁建国论”一度成为“台独”分子着力打造的理论，并在台湾历史教科书中大行其道。那么，为何“东宁建国论”在这一时期会受到“台独”分子的特别青睐？其原因主要有两大方面。

首先，“台独史观”对明郑台湾史的论述，原来主要是建立“外来殖民政权论”的基础上的。但是，虽然明郑统治台湾的时间不长，却在驱逐殖民侵略者、开发建设台湾等各方面作出了突出的贡献，郑成功更是被台湾人民世代传颂的民族英雄，因此明郑政权在台湾一向广受认同，“外来殖民政权论”难以获得支持。相反，如果能将郑成功和明郑政权与台湾而不是中国联系在一起，势必可以成为向台湾民众宣传“台独”思想、改变其国家民族认同的绝佳手段。如2002年，姚嘉文就在台南市纪念郑成功活动上公然宣称：“虽然，中国大陆也在同时庆祝郑成功来台纪念日，但却是扭曲郑成功开台历史。三百四十一年前，郑成功因不愿接受清朝统治而来到台湾，开国立家，并建立‘延平王国’，这些历史真相必须还原与清楚呈现，对于先人奋斗过程我们更应该了解。”

其次，明郑政权以台湾为根据地，和清朝对峙的状况，与1949年以后的两岸局势有着表面上的相似之处，因此民进党当局及其支持者也乐于用其影射现实、自我代入，宣传明郑“东宁建国”“海洋立国”，与清朝“一边一国”，企图利用台湾人民对郑成功和明郑的认同，为其推行“台独”路线提供掩护。李筱峰还将明郑的灭亡，归结为郑经在“中国传统历史意识的‘大一统’情结”影响下不忘“反攻大陆”的结果。其借机攻击国民党的统一立场、为民进党摇旗呐喊的政治意图十分明显。

因此，为了使“台独史观”能够更好地被台湾人民所接受，并为现实政治服务，在台湾当局的支持推动下，“台独史观”开始以明郑台湾史为主题，对其“民族叙事”进行整合，最终炮制出了“东宁建国论”这一大杂烩。但是，正因为“东宁建国论”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当时的政治需要，所以随着时代的变化，特别是2008年民进党在台湾地方领导人选举中的惨败，该论调也逐渐在“台独史观”中失宠，乃至被比“外来殖民政权论”更加极端的“原民史观”所取代。

三、“民族叙事”的强化：“原民史观”下的明郑台湾史

“台独”分子口中的“原民史观”，就是从所谓“原住民族”（即台湾少数民族）的立场出发，对整个台湾历史进行重新解读，将台湾史打造成一部以“原住民族”为核心的“台湾民族发展史”。它是“台独史观”在“外来殖民政权论”基础上进一步强化其“民族叙事”的产物，也是当前“台独史观”的主流论述。

“原民史观”的源头，早在“台独史观”建构“外来殖民政权论”时就已出现。1962年史明创作《台湾人四百年史》一书时，便将“原住民”称为“台湾最初的主人”，强调台湾原有的文献“都是站在外来统治者的观点所写成的”，“有必要以台湾人自己被殖民统治的立场来书写台湾发展的历史”。此后，陈芳明、杨碧川等人又在史明的思想基础上做了进一步延伸，提出了“反中华民族主义”作为“台独史观”的重要指导思想。在他们看来，要想书写以“台湾人”为主体的历史，就必须反对“中华民族主义”和“中华民族史观”。如陈芳明称：“反抗封建统治、殖民统治，便是台湾历史前进的原动力。如果只用中华民族史观解释，将只有发生前后矛盾的现象。”“中华民族主义的‘中原史观’‘帝王史观’‘国民党史观’‘共产党史观’，至今仍然还渗透于台湾历史的研究之中，要回归到台湾史观的建立，就有必要摒除这些外缘性的解释。

相比陈芳明，杨碧川则更进一步，“把同样的史观和论点体现在对整个台湾历史的历史叙事上”。其理论架构在总体上依然是师从史明的“外来殖民政权论”，但不少观点已经呈现出了新的思想形态。如在论述明郑台湾史时，杨碧川除了将“明郑”这一称谓斥为“大汉沙文主义”之外，还有着如下两点论述。

首先，对于郑成功和明郑政权，杨碧川从“对‘原住民’的压迫”的角度，将其定性为“更比荷兰人残酷”的统治者，称“一上岸，他（郑成功）就奔波征服平埔族的反抗，掠夺土地分授给他的部众”。

不仅如此，相比明郑政权，杨碧川的攻击矛头甚至更多地指向了当时前往台湾的大陆移民，称“这批难民流亡集团，逐渐化为掠夺台湾‘原住民’土地，建立汉人封建社会的主力”。这俨然在强调对台湾少数民族来说，大陆移民才是压迫掠夺他们的“主力”。

杨碧川的这种思想，同时也体现在对其他时期的台湾历史论述中。如在他眼中，荷据时期的汉人和荷兰殖民者一样，“对‘原住民’也是极尽欺压之能”，“汉人多么霸道，刻薄呀！”“纵观荷据时代，台湾的汉人最多不过10 000人，后人却膨风为千百倍，以证明汉人是台湾的主人，未免太蔑视‘原住民’了。”对清朝统治台湾的历史，杨碧川更是予以全盘否定，称其是汉人“不断以各种手段，或者武力压迫台湾的‘原住民’”的历史，“200多年的斑斑血史，是‘原住民’受害的耻史，更是汉人的耻史”。

可见，包括明郑时期在内，杨碧川的台湾史论述，实际上已经开始围绕着所谓“台湾原住民”的立场，渲染其被“汉人”侵害的历史。这种将整个汉族群体，而不仅仅是政权统治者摆到台湾少数民族的对立面，将汉族对“原住民”的“民族压迫”作为台湾史重要主题的叙事手法，是史明的《台湾人四百年史》所不具备的，虽然其在本质上尚未脱离“反中华民族主义”的范畴，但已显示出“原民史观”的雏形。

这种向“原民史观”靠拢的趋向，可以说是“反中华民族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为了“反中华民族主义”，“台独”分子就必须将“中华民族主义”污名化，因此极端者如杨碧川等，便无视中华民族是由包括汉族与台湾少数民族在内的多个民族所组成的民族共同体这一事实，将中华民族等同于汉族，将中华民族主义等同于“大汉族主义”，将那些有着中华民族认同的学者，如《台湾通史》的作者连横，等同于“歌颂郑成功取代荷兰人占领台湾为‘光复’老沦陷区”的“大汉沙文主义者”，强调台湾史研究者“不可自我掉入汉族文化中心主义的泥沼里”。所以在某些“台独”分子看来，既然要站在“台湾人”的立场上，又不能站在汉族的立场上，那当然就只能站到“台湾原住民”（台湾少数民族）的立场上了，这就是他们非此即彼的逻辑。

不过，毕竟直至21世纪初期，台湾民众都还普遍认同中国和中华民族，所以这种极端思想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都无法成为“台独史观”的主流。但只要“台独”分子还继续在历史论述中坚持“反中华民族主义”，此类观点就不可能消失。如就明郑台湾史而言，1999年，李筱峰在其《台湾历史阅览》一书中就多处照搬了杨碧川的相关论述。2000年至2008年民进党首次执政时期，“台独史观”虽然主推“东宁建国论”，但打着“原住民”的旗号攻击明郑的论调依然存有市场。如2003年，江树生便借翻译荷兰史料之机，针对郑成功率大陆军民开发台湾一事大做文章，将其歪曲成一场有组织、有计划地掠夺台湾少数民族土地与财产的行动。某些教科书也公开向学生发问：“从‘原住民’的观点，我们应如何来看待荷兰人、西班牙人，以及郑成功等人占有台湾及经营台湾的事实？”到了2016年，随着民进党的再次上台执政，这些论述终于被正式整合成为一个系统的“原民史观”，“民族叙事”在“台独”史观中的地位也由此被强化到了新的高度。

2016年1月16日，民进党人蔡英文当选台湾地区领导人。5月20日，蔡英文发表“就职演说”时，便将“原住民族议题”列为事关“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议题，宣称“我们不敢忘记，这个岛上先来后到的顺序”，而具体做法之一就是要“重建原民史观”。2016年8月1日，蔡英文又代表民进党当局发表讲话，公开指责郑成功政权和荷兰殖民者一样，都是对台湾少数民族进行“屠杀和经济剥削”的政权，推崇郑成功和明郑的《台湾通史》是“典型的汉人史观”，“我们只会用强势族群的角度来书写历史”，必须为此“向‘原住民族’道歉”。这充分暴露了其以“原民史观”反“中华民族史观”的意图。

在此思想指导下，民进党当局于2019年出台了所谓“十二年国民基本教育课程纲要”（即“108课纲”），其中历史部分便对台湾历史教科书的架构进行了根本性调整，放弃了过去那种按时间排序的历史叙述方式，改为设立“如何认识过去”“多元族群社会的形成”“经济与文化的多样性”“现代国家的形塑”四大专题，并从“原住民族”的角度对其进行叙事。可见其基调就是在完全排除“中华民族史观”的同时，以“原住民族”为核心，论述所谓“台湾民族与国家”的发展形成历程，如此极端而彻底的“台湾“民族叙事””，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

根据这种叙事，明郑台湾史的内容被全部切成碎片，分别放入各个专题中进行叙述，且多与“随汉人数日增，台湾‘原住民’的生活空间遭受冲击，面临比荷治时期更严重的生存危机”“沙辘社几乎被郑军灭族”这样的“民族压迫”联系在一起，相比原先“东宁建国论”盛行时受到的风光待遇，可谓天差地别。为了针对明郑，某些教科书甚至转而鼓吹所谓的“大肚王传奇”，将当时的台湾少数民族村社大肚社称为一个由“大肚王”领导，处于“半独立状态”的“大肚王国”：

大肚“王国”为在台湾中部，由当地巴布拉、巴则海、洪雅、道卡斯等平埔族群所建立的跨部落王国或一松散的部落联盟，荷治时期一直维持半独立状态，著名抗争事件为郑氏时期刘国轩（1629—1693）灭沙辘社事件，以及清领初期大甲西社事件。

根据该教科书的叙述，“大肚王国”与“压缩‘原住民族’生存空间”的明郑和清朝进行了“激烈抗争”，最后“几近灭族”。从“东宁王国”到“大肚王国”，这种明郑台湾史论述的更替，反映的正是“台独史观”在“民族叙事”上的转变。

那么，如此极端的“原民史观”，为何能够成为“台独史观”近年来的主流论述？首先依然是现实政治的需求，2016年民进党重新上台后，为了能够长期执政，大力开展所谓“转型正义”，对国民党进行“政治追杀”。而“转型正义”的内容之一，就是“‘原住民族’的历史正义与转型正义”。因此强调“先来后到”的“原民史观”，一方面实际上是利用“原住民”排斥国民党，“把1949年从大陆败退台湾的国民党排在最后的序列，意图排除国民党在台的合法性”。另一方面，民进党当局鼓吹“原民史观”，也是想打着“为少数民族争取历史话语权”的旗号，将自己摆在一个“政治正确”的位置，从而在骗取更多选票的同时，有效地堵住反对者之口。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更加深层次的原因，就是台湾民众的思想认识相比21世纪初已经发生了变化。由于2000年至2008年间民进党当局推行的全面“去中国化”政策，台湾民众对中国的国家认同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削弱，“台独史观”也得以向文教领域大举渗透，对台湾各个社会群体，尤其是台湾青少年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从而培养了民进党口中所谓的“天然独”一代。因此，即便2008年后民进党一度失去执政地位，但“台独史观”已有尾大不掉之势，其间国民党当局曾试图“拨乱反正”，对台湾课纲进行微调，却在各方反对声浪中归于失败。“这一事实表明‘台独史观’在台湾历史教学上已经占有主导地位，台湾社会上正确的史观已经无力与它较量了”。

所以，多年来“去中国化”政策的“成效”，加上对政治权力的重新掌握，让“台独”分子自感羽翼已丰，决定在“外来殖民政权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强化“民族叙事”，将“原民史观”确立为整个台湾社会的主导史观，对“中华民族史观”进行彻底的“斩草除根”。就像在如今的台湾高中历史课纲中，中国史作为一门单独课程已经彻底消失一样，在根据“原民史观”撰写而成的台湾历史教科书中，“明郑台湾史”这个概念也已经不复存在了。通过这种教育培养出来的台湾民众，将不会再对郑成功和明郑时期抱有特别的感情和认同，而只会在“原民史观”的诱导下，将其视为一段“台湾‘原住民族’因遭受中国人压迫而进行抗争”的历史。这也正是“台独”分子推行“原民史观”的重要意图之一。

四、“民族叙事”的虚妄：“台独史观”歪曲明郑台湾史的思路与手法

“台独史观”建构“民族叙事”，根本目的是虚构出一个不属于“中华民族”的“台湾民族”，其重要思路之一就是围绕着“压迫与抗争”这一主题，将台湾史歪曲成为“中国人”对“台湾人”的“民族压迫史”。而在“台独史观”的明郑台湾史论述中，该主题经历了一个从提出到弱化再到强化的发展过程。下面我们将结合示意图（见图1），就“台独史观”不同阶段的相关论述进行对比说明。

由图1可见，在“台独史观”的明郑台湾史论述中，所谓“台湾人”和“台湾民族”的内涵，实际上是在不断变化的。最初的“外来殖民政权论”所建构的，是由汉族移民和台湾少数民族组成的“台湾民族”，强调的是在其与明郑等“中国统治者”之间发生的“压迫与抗争”。“东宁建国论”则将这三者全部包含其中，以突出“台湾”与“中国”（清朝）的对立。而“原民史观”干脆把明郑统治者和汉族移民一起剔除出去，将当时整个汉族群体与“台湾原住民族”之间的关系，定义为“压迫与抗争”的关系。

不过，如果从突出“压迫与抗争”的角度来看，前两者皆有不足之处。如“外来殖民政权论”将汉族移民和少数民族归为一个“台湾民族”，那两者之间的冲突就属于“民族内部冲突”，如果大肆渲染，将不利于“台湾民族”的建构。所以其为台湾人树立的“抗争对象”，主要局限于“中国统治者”，难以代表整个中国人群体。同时，其还必须花费笔墨去强调“汉人台湾人和‘原住民’台湾人的融合”，从而在无形间弱化了“抗争”的主题。“东宁建国论”就更是如此，既然其要把明郑政权塑造成“台湾的”而不是“中国的”，那就无法像“外来殖民政权论”那样，将当时的阶级矛盾歪曲为“中国人”与“台湾人”的民族矛盾，只好转而通过清朝攻击中国，但在清朝尚未统一台湾的情况下，又难以论述它对台湾人的“压迫”。而且，明郑虽然反抗清朝，其目的却是恢复明朝、实现国家统一，这是“台独”分子非但不能宣传，反而必须极力淡化和否定的，因此所谓“抗争”也无从谈起。所以，“东宁建国论”的“民族叙事”，只能从所谓明郑与清朝“一边一国”“海洋文化对大陆文化”等角度，强调台湾与中国的“对立与冲突”，而无法上升到“压迫与抗争”的高度。

但在“原民史观”中，以上问题已经被全部解决。将拥有自身民族特色的台湾少数民族作为“台湾人”的代表，在区分“台湾人”与“中国人”方面最为简单直观、界线分明。且这样无论是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还是汉族移民与少数民族之间的冲突，都可以用来大做文章，也不必再想方设法凸显“民族融合”的一面，可谓是最能突出“压迫与抗争”这一主题的叙事。

这种““民族叙事””，体现了“台独”分子肢解中华民族的思路。为了从中华民族中分裂出所谓“台湾民族”，“台独”分子妄称“中华民族一词是在1902年的‘造语’，台湾自始至今不属中国所有”，“‘中华民族’的设计，不包括台湾”。但是，绝大部分台湾人的民族，就是在中华民族中占据最大比例的汉族，要想将汉族排除出中华民族，难度未免太大，这也是“台独史观”在建构“民族叙事”时所面临的一大障碍。

所以，一些“台独”分子决定转变思路，先将台湾少数民族从中华民族中分裂出去，冠以“台湾原住民族”“台湾的主人”等名号，然后通过“原民史观”，把汉族群体摆到台湾少数民族的对立面，利用汉族与中华民族、中国人之间的密切联系，塑造“压迫台湾人的中国人”这一反面历史形象，使台湾民众在阅读历史时自然而然地代入“台湾人”，反对“中国人”，从而在破坏台湾人民的“中华民族认同”的同时，树立所谓的“台湾民族认同”。

“台独史观”对明郑台湾史，特别是对郑成功的解读，正是上述思路的典型体现。作为收复台湾、开发台湾的民族英雄，郑成功是台湾人民世代崇敬的对象，也是维系后者的中国和中华民族认同的重要纽带。因此，不少“台独”分子自然将其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欲扳倒这一民族图腾。而他们所选择的方式就是从“台湾民族立场”的角度，来剥夺郑成功的民族英雄身份。如史明对此就有以下论述：

由于郑成功驱逐荷兰人，并在台湾首次树立汉人政权，所以在政治上被称为民族英雄，而受人敬仰。但是，若从其统治台湾的本质及其所影响到台湾社会发展（台湾民族形成）的观点看来，郑氏三代二三年的统治，毕竟也得被算在“殖民地统治”的范畴之内。

可见，史明这段话的主旨，就是为了强调郑成功的民族英雄评价，不过是站在“汉人”“中国人”的立场上得出的结论，如果站在“台湾人”“台湾民族”的立场上，郑成功就不是什么民族英雄了，而是与荷兰人一样的“殖民统治者”。杨碧川、江树生等则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宣称从“台湾原住民”的角度出发，郑成功是比荷兰人“更残酷”“更严厉”的“中国统治者”。但是，由于这一观点过于荒谬，所以他们为了论证，不得不使用各种手法来歪曲历史，其中，又以江树生的手法最为隐蔽巧妙。

2003年，由江树生翻译的《梅氏日记》一书在台湾出版。该书为荷兰人菲利普·梅所著，记载了其在郑成功收复台湾之战期间的见闻，当中多有涉及郑军在台湾各地开垦情况，并提到其曾遭到台湾少数民族个别村社的攻击，造成人员伤亡。而此段原文之下还附有江树生撰写的《郑成功攻台时的“原住民”》一文，该文不仅借机强调“‘原住民’对新来的郑军未必有好感，因为郑军来赤崁不久就严重缺粮，缺粮的军队如何骚扰当地人，是很容易想象得到的”，更将矛头直指郑成功对台湾的开垦计划：

而且，郑成功有一整套开发台湾农业的全盘计划，把台湾的土地分给他和他的将领，……他不但下令分发土地也把牛都收归“国有”，大概某些农具也一并收归“国有”，统一分配。

随后，江树生进一步宣称郑成功收来的这些牛中，“也有‘原住民’的”，而农具更是如此：

郑成功分给士兵的锄头和其它农具，相信主要也是从台湾就地“接收”来的，那时“原住民”应已亲身体验“私物充公”的感受了。

发完这些感慨后，江树生似乎还意犹未尽，又引用《梅氏日记》的记载，称梅曾目睹过其所在地郑军骚扰少数民族的情况，并认为这种事“大概也发生在其他地方的‘原住民’身上”。在此基础上，江树生最终得出了他的“结论”：

荷兰人倒下来了，台湾的“原住民”在惊喜彷徨之中，又要无奈地开始面对更严厉的新的中国统治者了。

江树生的论述，看似条理清楚，言之有据，但如果我们仔细阅读内容，即可发现他对读者隐瞒了大量重要信息。首先就是在中方史料《先王实录》中，对郑成功开垦台湾的命令内容其实有着十分详细的记录：

本藩（郑成功）已手辟草昧，与尔文武各官及各镇大小将领官兵家眷，聿来胥宇，总必创建田宅等项，以遗子孙计。但一劳永逸，当以己力经营，不准混侵土民及百姓现耕物业。兹将条款开列于后，咸使尊依，如有违越，法在必究，着户官刻板颁行。特谕！

可见，郑成功在下令开垦的同时，就已明确设定了“不准混侵土民及百姓现耕物业”的前提，违者“法在必究”。而在他开列的八项具体条款中，与郑军在台湾“圈地”有关的共有四项，也均重申了“不许混圈土民及百姓现耕田地”的规定，充分说明了郑成功对此的重视。《先王实录》的作者杨英正是当时的明郑户官加衔司务（户都事），也就是负责将上述命令“刻板颁行”者，其相关记载无疑是最权威的第一手资料。江树生对《梅氏日记》的注释也大量引用该书内容，不可能不清楚这些记载，却转而以梅的道听途说为据，将郑成功的开垦计划描述为“把台湾的土地分给他和他的将领”，却对“不准混侵土民及百姓现耕物业”这一关键信息只字不提，可谓典型的“春秋笔法”，就是为了给读者制造“郑成功预谋将台湾少数民族的土地财产据为己有”的历史印象。

为了加深读者的这种印象，江树生还强调郑军开垦使用的耕牛和农具，也是郑成功从台湾少数民族手上“私物充公”来的。然而，荷据时期台湾少数民族主要以捕猎为生，只有南部一些村社从事农业，且还停留在十分原始的阶段。如杨英所言：“至八月奉旨南社，适登秋收之期，目睹禾稻遍亩，土民逐穗采拔，不识钩镰割获之便，一甲之稻，云采数十日方完，访其开垦，不知犁耙锄斧之快，只用寸铁刓凿。”何来可供“私物充公”之农具？且当时乃永历十五年（1661）八月，正是郑军最为缺粮之时，如其对待少数民族的态度真如江树生所言，怎可能坐看“土民逐穗采拔”，“数十日方完”？怕是早已将此正值秋收之禾稻“充公”矣！不仅如此，杨英甚至还向郑成功提出了如下方案：

谓宜于归顺各社，每社各发农□一名，铁犁、耙、锄各一副，熟牛一头，使教□□（牛）犁耙之法，□□（播种）五谷割获之方。

可见，郑军方面非但没有征收台湾少数民族的农具，反而计划将大陆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传授给对方，以帮助其发展农业生产。就连江树生自己引以为证的《梅氏日记》，也只声称郑军的耕牛征收自荷兰殖民者，而非台湾少数民族。但他却不顾原文，强行添上一句“也有‘原住民’的”，甚至把农具也说成“大概”“相信”是征收来的，让少数民族尝到了“私物充公”的感受，这已经是彻底地颠倒黑白了！

当然，我们也不能否认，郑军在台湾各地开垦的过程中，难免会和少数民族发生矛盾，乃至爆发冲突，其中一部分冲突如1661年的大肚社事件，也确实是由某些郑军引起的，但这正是因为其开垦时未能贯彻执行郑成功的命令，侵犯了少数民族权益。大肚社事件平息后，郑成功还派遣兵都事李胤监督各部，防止“搅扰土社”的情况再度发生。所以这类个别情况既非郑成功的本意，也决定不了郑军开垦的性质。而江树生却只引用敌视郑成功的荷兰殖民者的说法，对这类情况大肆渲染，并称其“大概”也发生在其他地方，目的就是进一步突出郑成功和郑军对少数民族的“压迫”。

就这样，在一个又一个“大概”或“相信”的捕风捉影、以偏概全之下，一个率领郑军对台湾少数民族的土地、粮食、耕牛、农具等财产进行全方位掠夺，“比荷兰人更严厉的新的中国统治者”的形象终于建构完成了！就像杨碧川称郑成功“对‘原住民’的压迫，更比荷兰人残酷”，“一上岸，他就奔波征服平埔族的反抗，掠夺土地分授给他的部众”一样，江树生的论述其实就是对上述观点的具体证明。而且其玩弄的手法较为隐蔽，甚至连一些大陆学者都未发觉当中的问题，还称赞其文章“颇具学术价值，帮助读者阅读和研究《梅氏日记》这份历史文件”！大陆学者尚且如此，普通台湾读者读过该书后在历史认知上所受到的扭曲，恐怕就更加严重了。

相比江树生这样的历史学者所使用的“春秋笔法”，学界外“台独”分子对郑成功的攻击则更是明火执仗。这点在“原民史观”当道后体现得尤为明显。在2016年8月1日蔡英文对台湾少数民族发表的“道歉讲话”中，郑成功就是唯一遭其指名道姓攻击的历史人物。而为配合此次讲话，“台独”分子还策划了一系列针对郑成功的闹剧。就在讲话前三天的7月28日，台南市的郑成功塑像便遭人泼墨，肇事者指责郑成功是当年屠杀迫害“原住民”的凶手，要求台湾当局推动“‘原住民族’转型正义”。8月10日，台南镇门宫主委林立民又宣称郑成功给他“托梦”，要为郑军当年对“原住民”所做的一切“道歉”。2017年，台湾当局54年来第一次未派遣内政事务主管部门负责人主持台南市延平王祠每年例行举办的“郑成功中枢祭典”，从而单方面将这一全台最重大的郑成功纪念活动“降格”。一些出身台湾少数民族的政客也利用自己的身份，对郑成功大肆攻击。如台南市议员谷暮·哈便称凭《裨海纪游》《台湾外记》等史料中对明郑的一些负面记载，就断定郑成功乃屠杀少数民族的元凶，却无视这些记载不见得是在说郑成功，甚至可以确认不是郑成功的事实。2019年，台湾地区行政管理机构“发言人”谷辣斯·尤达卡又在社交媒体上鼓吹“拒绝殖民史观，取消祭拜郑成功”，称“原民史观”必须得到尊重，台湾少数民族“不是炎黄子孙”，在他们看来，郑成功就是对其进行殖民掠夺的“台湾哥伦布”。通过这些事例，我们可以清楚地认识到，站在所谓“原住民”的立场，对郑成功大肆“污名化”，已经成为当前“台独”分子歪曲明郑台湾史的重要手法之一。他们企图通过这种方式，将郑成功在台湾的公众形象由民族英雄变为“罪人”，进而破坏台湾人民通过郑成功而建立起的中国国家民族认同。

但是，正因为“台独”分子推崇“原民史观”只是为其政治目的服务，而不是真心要站在少数民族的立场看待历史，因此其论述实际上也存在着众多问题和谬误。首先，在“原民史观”之下，汉族就是台湾少数民族的“压迫者”，“在未经他们（少数民族）同意之下，这块土地上来了另外一群人”，“后来的这一群人，剥夺了原先这一群人的一切”。按此说法，包括绝大多数“台独”分子在内，如今台湾汉族人民的生活，便都是建立在此基础之上，如果要实现真正的“公平正义”，就理应将他们祖辈“剥夺”来的一切——从政权到土地再到财富，全数归还给“台湾原来的主人”，这显然是“台独”分子不能也不愿去做的。所以，为了“自我解套”，他们竟打算从根本上割断台湾人与中国的血缘联系，鼓吹台湾“原住民族”就是起源于台湾的“南岛语族”，如今“高达85%的台湾人都带有‘原住民族’的血缘”，“你我都可能就是‘原住民族’”，并公然将这种观点写入历史教科书，甚至连蔡英文都突然在“道歉讲话”中宣布自己“有排湾族血统”。陈支平对此指出，这种做法公然无视“南岛语族”起源于大陆的学术界主流观点，“以‘南岛语族’取代中华民族作为台湾人的祖先，切断台湾与中华民族、中华文化的关联，将其放到所谓‘南岛语族’的文化脉络之中，在民族上‘去中国化’”。这充分体现了“原民史观”的荒谬性。

不仅如此，“台独”分子建构“原民史观”的根本目的，就是将台湾史歪曲为“中国人”对“台湾原住民族”的“民族压迫史”。但在历史上，对台湾少数民族压迫屠杀最烈者，莫过于日据时期的殖民当局。而这一时期台湾的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非但不是所谓“压迫与抗争”的关系，还是同样心系祖国，携手反抗日本殖民者的伙伴，这无疑与“原民史观”的“民族叙事”相悖。所以，“台独”分子虽然高举“原民史观”，对明郑和清朝时期的汉族人物、群体频频“出警”；可一旦谈及日据时期，这帮“原民史观”论者便集体“失语”，转而极力淡化当时的民族压迫与抗争，宣传“日台亲善”。如2016年日本方面在冲绳设立所谓“台湾人日本兵纪念碑”，碑文公然无视当年被日军屠杀的台湾人民，鼓吹“日台战士皆为同胞、生死与共、荣辱同担”，蔡英文竟为此碑题词“台湾之塔”，并署上自己的姓名。又如谷辣斯·尤达卡一边凭借其少数民族身份大肆批判郑成功，一边却公开要求外界不应用汉字，而应用“Yotaka”这一其父在日据时期起的日本名字来称呼自己，称“只有使用罗马拼音才能完整表达自己的姓名”。这些都充分暴露了“原民史观”的虚伪性。

此外，出于十分复杂的利益考量，即便是台湾当局内部，在如何利用“原民史观”这一问题上也存在着分歧。如由于郑成功在两岸的巨大影响力，郑成功文化多年来一直是台南地区最具代表性的文化品牌，成为推动当地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台南市当局亦不惜斥巨资打造相关产业，如任凭“原民史观”将郑成功打倒，必然严重损害台南地方利益。因此，尽管台南市为民进党长期执政地区，一些“台独”分子也屡次要求当地撤除郑成功塑像，取消祭拜郑成功，但台南市当局在此问题上却态度暧昧。且郑成功毕竟是台湾人民普遍敬仰的英雄人物，民进党首次执政时也曾对其大肆吹捧，如今却翻脸如翻书，转而利用“原民史观”攻击郑成功，自然引起了民间的强烈反弹，这不能不让民进党当局有所忌惮，思考其手段是否过于“冒进”。所以，虽然台湾新版历史教科书已奉行“原民史观”，亦不敢明目张胆地对郑成功个人提出批判，甚至有的还承认郑成功“禁止汉人侵垦原住民土地”。而自2019年起，台湾当局也恢复了派遣内政事务主管部门负责人主持台南市“郑成功中枢祭典”的做法，这场由当局自己挑起的“反郑高潮”暂时告一段落。

五、结语

关于“台独史观”的特性，不少学者认为是“去中国化”。然而，“台独”分子建构“台独史观”的目的，是从历史上将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台独史观”中的“民族叙事”，则是要在民族上将台湾人从中国人、中华民族中分裂出去。这决定了“台独史观”从其出现之初开始，便具有强烈的“反中国化”与“反中华民族化”特性，如史明、陈芳明、杨碧川等人的论述都体现了这一点。只是在台湾人民的中国认同还十分强烈的情况下，“台独史观”为了避免招致普遍反对，才暂时不得不以“去中国化”的面貌出现。如今正如陈孔立所言，“台独史观”的“去中国化”建构已基本完成，并且已在相当程度上扭曲了台湾民众的国家认同。所以他们接下来想要做的，自然就是撕下伪装，全面推动“反中国化”和“反中华民族化”的台湾史论述，而具体思路手法便是围绕着“压迫与抗争”这一“民族叙事”主题，将台湾史歪曲为“中国人”对“台湾人”的“民族压迫史”。从“外来殖民政权论”到“东宁建国论”再到“原民史观”，“台独史观”对明郑台湾史的“民族叙事”演变已经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如果说“台独史观”的“去中国化”论述要旨，在于割断历史上台湾与大陆之间密不可分的联系，淡化台湾人对中国、中华民族的历史认同，让他们不觉得自己是中国人；那么“反中国化”和“反中华民族化”论述的关键，则在于渲染历史上“中国人”对“台湾人”的所谓“民族压迫”，培养台湾人对中国、中华民族的“历史仇恨”，让他们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虽然这种论述在学术上错漏百出，且在具体推广中也还存在着种种问题，但在当前台湾公权力与教育宣传资源基本已被“台独”分子掌控的情况下，结合民进党当局刻意造就的两岸关系长期“紧张对立”的现实背景，其不可避免地会对台湾人民的思想心态造成越来越大的影响，我们必须对此有着充分的警惕，并与其进行坚决的斗争。

原文刊发于《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2期《台湾研究》专栏，第82—106页。因篇幅问题，注释删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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