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建辉，张雪婷 | “皇民化”运动对台湾高山族的形塑及其影响

点击蓝字关注我们

“皇民化”运动对台湾高山族的形塑及其影响

作者简介

董建辉，江西抚州人，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我国东南地区少数民族研究、台湾高山族研究和汉人社会研究，出版学术著作《政治人类学》（1999）和《明清乡约：理论演进与实践发展》（2008），发表各类学术论文百余篇。先后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台湾原住民族群关系研究”（2014）、重点项目“我国少数民族文化产业发展研究”（2013）、“台湾少数民族习惯法的历史变迁与现代转型研究”（2021）和一般项目“畲族源流史研究”（2005）等。现任厦门大学人类学研究中心主任、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副馆长。

张雪婷，厦门大学社会与人类学院人类学与民族学系博士研究生。

摘要：“皇民化”运动是1937—1945年间日本殖民者对台湾民众推行的一场旨在全面改造台湾民众身份的政治运动。在这场运动中，殖民者主要从日语的进一步普及、宗教信仰的改变、生活方式的日本化及传统姓名的更改这四个层面对台湾高山族进行形塑。貌似文化同化措施背后所隐藏的其实是殖民者图谋通过外部的强力介入，从文化、身份和政治认同等方面对高山族进行全面改造的本质。通过“皇民化”运动的“洗脑”教育，不少高山族青年产生了虚幻的日本“国民”意识，甚而积极参加“高砂义勇队”，充当日本军国主义的战争机器和炮灰。从长远来看，“皇民化”运动对高山族的形塑也埋下了少数人后来持“台独”错误立场的思想祸根。

关键词：日据时期；“皇民化”运动；台湾高山族

一、问题的提出

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惨败后，清政府被迫签订《马关条约》，将台湾岛及其附属岛屿、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从此开启了日本对台湾50年的殖民统治。日本殖民者不仅军事镇压、经济掠夺台湾人民，而且从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上推行“同化”主义政策。在其殖民后期更开展大规模的“皇民化”运动，强制灌输其国家意识形态，企图从文化、身份和政治认同等层面将台湾人彻底改造成“日本国民”，让他们认同日本与日本天皇，心甘情愿为日本国服务及效忠。

“皇民化”运动是两岸学者开展日据时期台湾史研究的重点之一，但已有研究多以台湾民众为整体对象，考察运动对他们的各种影响，而少聚焦于台湾高山族这一特殊群体。对于高山族的“‘皇民化运动’状况，一直以来都是研究的薄弱环节”。但事实上，在汉人早已成为主体的台湾社会，高山族是一个更弱势的群体，也是日本殖民者尤感难以控驭的统治对象，他们在“皇民化”运动中受到的影响也更大，所以理应引起我们更多的关注。更重要的是，“皇民化”运动虽然以台湾全体民众为对象，但却主要是因为高山族发起的著名抗日运动“雾社事件”而引起。

陈小冲较早分析了“皇民化”运动的发展阶段、主要内容及对台湾社会的影响，后来又进一步探讨运动的细节及性质。他也曾论及“皇民化”运动对高山族的影响，但只是粗略带过。蔡放波分析了“皇民化”运动的背景、主要内容及其培养的“皇民世家”在光复之后对台湾政局产生的影响。杨选华系统梳理了“皇民化”运动的发展过程，并就运动的开端、历史分期、阶段性特征、实质及其历史遗毒等具体问题进行探讨。台湾学者因能便利地获得相关史料，故对“皇民化”运动进程及内容的描述更为细致和深入。例如蒲忠成以高山族为主要关注对象，论述日据时期对高山族采取的从抚育到殖产等一系列举措及其给高山族社会带来的文化变迁；林呈蓉结合史料追溯“皇民化”的语源，阐述“皇民化”运动的历史背景和内涵，以及台湾社会由此发生的变革。但他们的研究都有一个共同缺陷，即低估了“皇民化”运动给台湾社会带来的冲击，更忽视了运动对高山族所造成的危害。

因为对“皇民化”运动的内涵和性质理解不同，所以在运动开始的时间问题上，学者们也各有不同的主张。陈小冲将“皇民化”运动的时间确定为1937—1945年，并且划分为1937—1940年的“国民精神总动员”及1941—1945年的“皇民奉公运动”两个阶段。荆子馨、傅琪贻等台湾学者将“皇民化”运动定位为从1930年的“雾社事件”结束开始算起。例如傅琪贻就明确提出，在“雾社事件”发生后，台湾总督府转变过去惯用的强压政策，改采“抚育”的怀柔政策，标志着“皇民化”运动的滥觞。个别学者甚至提出，“皇民化”运动应溯至1895年日本窃据台湾之时，且与其殖民统治台湾相始终。

我们认为，“皇民化”运动的实质是从国民身份和政治认同上对台湾民众的一种脱胎换骨式的彻底改造，终极目的是使他们成为日本天皇的“子民”。这与侧重从文化层面形塑台湾民众的普通“同化”政策有着根本性的不同，后者的主要目的是使他们认可并接受日本“大和文化”的价值观念与生活方式。二者的共同点都是着眼于形塑对方，但“皇民化”运动是通过外部的强力介入，从文化、身份和政治认同等方面进行全面改造，而“同化”主要是透过教化及 “授产”的方式，从文化层面进行局部改造，属于人类学所谓的“文化涵化”的范畴。

将“皇民化”运动推行的时间定位于1937年至1945年，目前已成为国际学界的基本共识。将运动开始的时间前移至雾社事件发生的1930年，甚至是日本开启对台湾殖民的1895年，其根本错误在于混淆了“皇民化”与“同化”的实质差别，将“皇民化”简单等同于“同化”。

本研究的意义在于通过重新审视“皇民化”运动这段历史，阐述日本殖民者在“皇民化”运动中如何采取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等举措，由上而下开展“官方民族主义”建构，形塑台湾高山族对日本宗主国的文化、身份与政治认同，以帮助人们深刻理解“皇民化”运动的实质及其对高山族所造成的危害。

二、殖民者对高山族统治策略的演变

日本对台湾高山族的殖民统治，从早期采取怀柔抚育的“同化”政策到后期施行全面改造的“皇民化”运动，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在据台之初的1895年至1905年间，日本对高山族的殖民统治尚处于摸索阶段，根基未稳，且治理能力和经费预算均极为有限，故主要采用“开山抚蕃”的做法，建立抚垦局，采取“绥抚”的统治政策及方针，对高山族进行有弹性的控制。“绥抚”的主要手段是在充分积累“蕃情知识”的基础上，对“蕃人”进行教化与“授产”，希冀透过语言、思想、文化及生计等层面的“涵化”，让高山族主动认可并接受日本“大和”文化及生活方式，以强化其殖民统治的合法性。但这种“同化”的效果并不理想，高山族非但未如殖民者所期望的那样被“驯服”，相反还经常组织武装反抗，对日本殖民统治造成巨大冲击。

自1906年开始，日本殖民者改而对高山族采取“恩威并济”的“新”“理蕃”施政方针，即在“威压”讨伐的基础上，施以同化性的怀柔“绥抚”。但迫于高山族反抗的强大压力，殖民者越来越多地采用军事高压手段，在残酷镇压高山族武力反抗的同时，榨取他们及山林资源的经济价值，以达成其“殖产兴业”的目标。他们拓展隘勇线，设置炮台，埋设高压电线、地雷等，使高山族的生存活动空间受到极大限制，从而引发了高山族更激烈的武装反抗。仅在佐久间左马太担任台湾总督的前三年间（1906—1908），先后发生的重大讨伐事件就有“太鲁阁事件”、“北埔事件”及“七脚川事件”等。

在经济上，日本殖民首脑机关台湾总督府设立樟脑专卖制度,垄断樟脑及脑油的开发、加工、收购及售卖，疯狂掠夺山地樟脑资源及其他矿产资源。同时，他们侵占高山族的私有土地，将其纳入“官地”，剥夺高山族对山林资源的传统所有权。殖民者还通过控制盐、火柴、农具等重要生活物资的流通，强迫高山族膺服其强权统治。在殖民者的威逼利诱下，高山族同胞充任军夫，修建铁路，伐木运输，而又薪水微薄，不满情绪因此日趋加剧。

从1916年到1930年间，日本殖民者更在高山族居住区全面部署警察机构。该机构集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保健及司法等权力于一身，对高山族社会进行全方位的控制。他们在高山族居住区域编织起一张类似“全景敞视监狱”的“监控之网”，将高山族置于“帝国之眼”的严密监视中。日本殖民者在政治、军事、经济等各个领域的所作所为，严重激化了与高山族之间的矛盾，由此也导致了“雾社事件”于1930年爆发。

 “雾社事件”的发生被认为是自日本殖民者入侵台湾“蕃地”以来，高山族对其“理蕃”政策所作出的最激烈反抗的历史转折点。1930年10月27日，驻守雾社的日本警官蓄意破坏赛德克人正在举行的一场婚礼，导致赛德克人遭受日本人威压而积怨已久的情绪集体爆发。头目莫那鲁道借雾社小学举行运动会、日警守备空虚之机，率领族人占领日警驻在所，夺取武器，切断电话线，破坏桥梁，杀死日本人134人，杀伤215人。日军闻讯后，调动大批军警围攻，原以为马上能成功镇压，却未料“山地人不但善用天险的地理防御作战，且战术高超又很勇敢，尤其那种不屈不挠与日军抗战到底的精神，更使日军感到无比的惊骇”，于是日军使用毒气弹和飞机轰炸。因寡不敌众，莫那鲁道和起义者们最终选择了自尽，此为第一次“雾社事件”。

1931年4月，日本殖民者利用赛德克人内部的分裂，挑起族群内部的仇杀，用“借刀杀人”的方式，又制造了第二次“雾社事件”，造成200多名“保护蕃”被残杀。

“雾社事件”的发生震惊了日本朝野，引发各界对此前殖民政策的反思和检讨，总督石冢英藏与总务长官等高级官员也因此辞职。多数人认为，事件的发生并不是偶然的，而是殖民者长期推行高压统治所酿成的恶果。例如《台湾新民报》就公开说：“我们敢断定雾社之变，是十数年来治蕃政策之破绽……若要追究其真因，近则由该地的警察酷吏虐待所激发的，远则因高压政策征服心理所酿成的。”

对“雾社事件”的检讨，成为日本殖民者再一次实施所谓“新”的“理蕃”政策的起点。1931年12月28日，第14任台湾总督太田政弘颁布新的“理蕃政策大纲”。新政策一改过去的高压统治方式，而“以教化番人，安定其生活，一视同仁，沐圣德为目的”，即将施政重点再次转移到对高山族的社会教化上。表面来看，这是对殖民早期“同化”政策的回归，有如“新理蕃政策大纲”所表白的：“（新）理蕃政策，在细节上虽时有多少变迁，而根本精神并无改变。”但实质上，却赋予了许多新的内容，其中突出的包括实施“蕃社集体移住”，发展多种团体组织如家长会、青年会、妇女会等，以取代前期“头目及势力者会”的权力。这一系列措施的推行，旨在透过外部力量的介入，强行改变高山族传统的社会关系和权力结构，进而从根本上削弱高山族的反抗力量。

1935年，日本殖民者摒弃带有歧视性的“生蕃”称谓，改而赋予台湾高山族以“高砂族”的民族身份，并将其细分为9个族群即所谓的“传统九族”。这是一个颇具指标性的事件，此举表明，日本殖民者企图借由族群的分类和命名，淡化或掩盖高山族社会内部文化的多样性和差异性，使高山族传统的部落和家族认同转化为更具集体性的族群意识，凸显出他们使台湾高山族变成日本国内民族的险恶用心。这种将高山族纳入日本官方民族主义建构中的政治企图，也为随后推行的“皇民化”运动奠定了意识形态的基础。

三、“皇民化”运动的具体举措

“皇民化”运动推行的直接背景是，1936年9月出任第17任台湾总督的小林跻造为因应日本军国主义扩张的战争现状及现实需求，提出了“战时台湾皇民化、工业化和南进基地化”三大政策目标，以工业化辅之“南进基地化”，推动台湾成为其“南进”的重要基地，而“皇民化”则是为达成后两项目标的基础性手段。“皇民化”运动在台湾的大范围实施是在1937年，以当年4—5月间开始查禁报刊的汉（中）文专栏、废止汉文书房为标志。

“皇民化”运动以日本“大和”文化为台湾高山族唯一的官方文化认同，将他们的“皇民炼成”及“皇民精神”涵养作为主旨。时任警务局长官内田清志即坦言：“我们要将此日本魂更加地锻炼陶冶，以备将来作为理蕃人的一员，同时能将之扩至高砂族，让大和魂存在在每个日本人的心中，所以非指导启发不可。皇民炼成是重要的，这亦是理蕃的基本精神。”1941年6月，第18任台湾总督长谷川清下令成立“皇民奉公会”，更将“皇民化”运动推向高潮。

 “皇民化”运动对台湾高山族的改造主要从日语的进一步普及、宗教信仰的改变、生活方式的日本化及传统姓名的更改四个层面展开。

（一）日语的进一步推广

语言是文化交流和表达的手段，文化改造的前提首先在于语言上的改造。在“皇民化”运动中，日本对台湾高山族的殖民教育，从据台初期配合抚育及授产的重要施政方针之一，转变为“以所谓‘皇民化’为最大目标”的教育政策，首先要做的就是促使台湾语言“日本化”。随着“皇民化”运动的实施，日本殖民当局对于日语的推广变得日益激进，从压制汉文教育到完全撤销学校的汉文科目，将日语作为唯一官方认可的语言也即所谓的“国语”。

日语的普及，学校是主阵地。1941年，台湾总督府再度修订《“蕃童”教育所之教育标准》，明确提出“教育所应依循皇国之道施以初等普通教育，以作为国民的基础训练为目的”。高山族学校的日常教学一律使用日语授课，课本也一律为日文，同时禁止高山族学童在校使用汉语和族语交流。在日本的四大节日及神社祭祀日，高山族学童都要在老师带领下祭拜神社，在祭拜仪式中全体用日语齐声高唱日本国歌《君之代》。

殖民者还设立日语教育所等机构，强化对老人和学龄前儿童的日语普及。在四面环海的“红头屿”（今兰屿岛），殖民者1939年5月设立教育所及“国语”讲习所，“岛民沐浴在国（日）语光圈中，口口念着a-i-u-e-o”。在全岛“高砂族”青年团干部会上，来自台中的“高砂族”青年大林千二君发言：“不了解国语就不能作为真正的日本人。一般社众利用农闲时间，集结老人及孩童，每晚由青年团员担任讲师，在教育所开设‘简易国语讲习会’，目前已大都能使用国语了。”经过多方面努力，高山族普及日语的程度日渐提高，殖民者甚至惊讶于他们的“语言发音之标准”，并表示“这全是驻在所的主人与夫人们教育感化的结果”。

1941年，总督府提出“常用国（日）语”口号，将日语教育纳入“常用国语”政策。针对高山族儿童教育，在学制及内容上也进行改革：学制由四年变为六年，增加两年“高等科”；教学内容上则增添日本历史及地理两科，意在增进高山族学童对日本国的了解和认同，增强其日本国民意识。

为了激发高山族学习日语的兴趣，殖民者还通过颁赠日语章、设置“国（日）语家庭”的方式，奖励日常使用日语沟通的家庭，甚至还给予他们某些特别的福利，如优先被政府机构及在公共团体录用、就学方面具有优先权等，以此诱导高山族全面使用日语。台北州苏澳郡奎诺斯社的头目亚乌伊罗北一家就因治理“蕃社”有功，且能流畅使用日语，荣获台北州知事颁发的“国语家庭”牌匾。笔者于2019年11—12月在台东地区进行田野调查时，获悉台东下宾朗卑南部落孙某一家当时也曾获颁“国语家庭”称号。

在该语言政策的影响下，多数高山族均能使用日语进行交流和沟通。以花莲县士林乡为例，“受日本五十一年强制之统治下，全乡民众十之八九通行日本语言，而文字亦应用日文”，以致在台湾光复之后推行国（汉）语教育时，有时候还需要“附注日本文”。甚至在开展新的国民教育时，“为了加强宣传效果，故用日文播音”，可见其影响之深远。

“同化的根本不但在于改变一个民族外在的社会形态和行为方式,而且更在于铲除其内在的思维方式。由于语言文字是维系民族思维方式和意识形态的重要手段,文化殖民离开了语言的同化是难以想象的。”殖民者重视高山族教育的目的，正是想借助日语的推广，在改变高山思维和生活方式的基础上，培养高山族对日本文化的认同，进而在教育中强化其对日本的“国家”及“国民”认同。相较于在台湾的日本人，这种教育仍属于一种“贱价的教育”，其在师资配置、科目设置等方面远落后于招收日本学生的学校。它的目的并非真的是提升高山族教育水平，而是作为推行“皇民化”的一种策略和手段，最终目的是塑造日本国所需要的“顺民”。殖民者深信，通过对高山族的日语普及，日本的“皇民精神”就能印刻在他们的观念中，从而有助于培养他们新的日本国民意识。

（二）改变高山族祖灵信仰

高山族有自己的传统信仰，以万物有灵的“泛灵信仰”及祖先崇拜为主。各族群多以祖灵崇拜为其宗教信仰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日常生活、生命礼俗及岁时祭祀等均以祖灵信仰为主要依托，祖灵信仰成为其社会文化的核心。高山族相信灵魂不灭，认为人在经历漫长的生命历程后，最终就进入了祖灵的世界，同祖灵生活在一起。“祖灵”包含了最高祖灵和各家族的祖灵，“灵”与“人”息息相关，祖灵庇护族人，族人从祖灵那里获得精神慰藉与情感寄托。高山族认为：人们的日常行为都要遵循祖灵的指示，才不会招致灾祸；切不可触犯祖灵，否则会受到祖灵的惩罚，严重者甚至殃及全族。也因此，他们格外重视祖灵祭，不仅各族群都有自己专门的祖灵祭，而且在其他各种重大节庆活动中也都一定要祭祀祖灵，祈求祖灵保佑人畜平安，狩猎顺利，谷物丰收。在祖灵祭祀中，小米酒和槟榔是必不可少的祭品，草芒的使用（一般都打成结）也很普遍。

日本殖民者将高山族传统的祖灵信仰视为“野蛮”民族的信仰，在后期的“皇民化”运动中更是强制高山族改而信奉日本神道教。殖民者认为，“敬神是高砂族皇民炼成的根基”。他们以日本神社为信仰中心，在高山族居住区域推行日本神道信仰，形塑高山族与日本人同一的敬神观念。

正式把供奉“神宫大麻”视为强化皇民信念的举措，始于1936年小林跻造总督时代。日本殖民者在高山族居住区域大肆设立神社，将日本“敬神”的宗教信仰强加于高山族社会，并对高山族参拜的时间及礼仪都作出严格要求。按照规定，每月一日为敬神日，高山族部落所有成员都必须准时到神社参拜；每家都要设置神龛，供奉“神宫大麻”；新年时也要到神社参拜。总督府甚至将每年10月28日的“台湾神社祭”定为官定祝祭日，全岛放假一天。在花莲港，一位已改为日本姓名的高山族人松木和郎曾言：

全国大小岛屿与村庄部落都设有神社，有神社之处也都有参拜之人，所以我们身为神之国的人，当然会视敬神为必然之事。我们的村落各户都奉斋大麻早晚膜拜。碰到节庆，社会全体到神社参拜并着手打扫清洁神域，对于敬神之事我们不遗余力地普及敬神的思想。

在台南，一位同样改为日本姓名的高山族青年山中猛吾也说：

我们的部落一直以来都祭拜大黑神，但是自去年（1940年）5月到内地观光，参拜了皇大神宫后，全社开始奉斋大麻并早晚祭拜。此外把每月初一、十五日定为神社参拜日，都会到拉拉巫雅祠参拜。

截至1939年底，“蕃地”内高砂族户数为16406户，奉斋者高达12340户。至1940年2月，高雄州内“高砂族”全数安奉神龛，其中旗山郡492户，屏东郡200户，潮州郡3225户，恒春郡186户，共4103户。至1941年，台湾祭拜神宫大麻共739378尊，日据时期台湾共有神社68座，其中38座为“皇民化”运动中所建。

宗教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深深影响着一个民族的性格气质，并且对其成员的行为方式与价值取向造成直接影响。台湾高山族的祖灵信仰连接了过去与现在，勾连了祖先与族人，承载了族群共同的历史与记忆，是高山族生生不息生命力的来源。日本殖民者刻意消除高山族传统的祖灵信仰，切断高山族与祖灵间的情感联结，将高山族从对祖先的崇仰与敬畏中抽离出来，转而将一个与其文化传统和现代生活毫无关联的日本神道教加之其身，通过这种“宗教侵略”的方式对高山族进行“宗教日本化”的改造。在此基础上，日本殖民者将日本神道教文化强行渗入高山族的日常生活情境，并以“敬仰神明”“尊崇天皇”的日本国民道德约束高山族，以期从精神气质层面形塑高山族的日本“国民”认同。

（三）推行日本生活方式

经过殖民前期“理蕃”政策的实施，高山族的日常生活惯习已有所改变。在“皇民化”运动中，日本殖民当局为了进一步消解高山族传统文化，使其成为“天皇臣民”的日本人，而在高山族地区推行废除旧俗、推广日式生活的改革运动，试图通过日常生活的全面“日本化”，在潜移默化中养成高山族的“皇民精神”。1939年4月24日，森冈总务长在地方长官会议上训示：“在以绥抚化育为指导精神的理蕃行政上，指导族人脱离许多顽强迷信的传统习惯，并带领他们进入皇民行列，树立独立自营的生活，毫无疑问，这是抚育的重要方针。”

纹面（或纹体）原是存在于台湾高山族社会的一种风俗习惯，多见于北部的泰雅人、赛夏人及南部的排湾人中。纹面的目的之一是装饰，但成年男子只有在馘首成功后才有资格施行。这种印刻在面部及身体部位上的不同花纹是高山族男子名誉和荣耀的象征，后来逐渐演变为通过狩猎成功也可以获得资格，最后变成男子成年的标志，类似于人生礼仪中的“成年礼”。高山族女性纹面、纹体则是已经结婚、嫁为人妇的标志，后逐渐演变为贤惠妇人擅长织布、裁缝及家务等的外部表征。排湾人纹体只有头目家族才有资格，男子大多纹于上半身及手臂，女性则纹于手背。

要言之，纹面是高山族男子英雄气概的体现，也是高山族女子聪慧贤能的标志。隐藏在这些花纹、线条背后的，是高山族传统的历史记忆和文化内涵，它不仅与高山族的生产生活密切相关，更是他们生命礼俗中的重要一环。另一方面，纹面、纹体也是高山族分辨“我群”与“他群”的重要标志，起着凝聚本族向心力、辨明族群社会边界的作用。

但是在日本殖民者眼中，纹面和猎首一样可怕，都是“野蛮”“落后”的一种“奇俗”。自据台伊始，日本人就对高山族的纹面风俗渐予禁止。在“皇民化”运动中，更是将其作为“陋习”之一，极力倡导废除。在殖民者的大肆宣传下，部分高山族也逐渐接受了日本人的观点，认为纹面、纹体是不洁的，也是“野蛮”的。逐渐地，他们改变了自身传统的审美观念，淡化乃至丧失了对本民族传统文化的认知，以致许多青年人“开始耻于被他人看到那种面貌，甚至要花高额的住院费并忍受痛苦也要去除纹体”。而那些从小在“蕃童”教育所接受日式教育的高山族儿童，成年后已不再纹面，该习俗也随之逐渐消逝。

改变高山族的服饰也是日本殖民者在“皇民化”运动中推行日式生活样态的一个重要方面。高山族的传统服饰符合其山林生活的需求，“衣服之原料多以自织的麻布及兽皮树皮，其中兽皮有鹿皮、山羊皮等，树皮有椰树皮及芭蕉等。男子遮蔽下体之物不一，有于工作之际只用木叶蔽私处者，有用腰围之下垂部者，有用方形之布片者，有用长布全包腰一下者；女子则各族皆用长裙一件或两件围腰及脚。裁缝之法甚简单，北番之衣有仅为一块方形布者（外褂、蔽胸）；有将长方布两条缝合三道，留袖孔以穿臂，开襟无袖无扣无带者（胸衣、长衣）”。高山族传统服饰被殖民者称为“蕃服”，并被认为是“衣不蔽体”的“野蛮”装束。1937年12月，“国民精神总动员台北支会”专门召开“本岛人服装改善座谈会”，要求从高山族的着装方面将“皇民化”彻底贯彻。其后，高山族按规定改变其衣着，身穿日式服饰。男童穿“洋装”，女童穿简单衣服，成年人则多穿青年团服或衬衫，穿和服者也日渐增多。位于台东地区关山郡山脚地带的布农青年积极响应号召，成为日式服饰“改善”之先驱。

服饰是族群文化的表征之一，高山族传统服饰适应山林自然环境，方便狩猎、劳作，也打上了浓厚的传统文化印记。在日本殖民统治下，高山族逐渐改变其传统生计方式，从以山林狩猎为主转向农耕，同时沦为日本人的苦役，从事伐木、搬运、修路等繁重劳作。在“皇民化”运动的驱使下，他们中多数人逐渐放弃传统“蕃服”，转而穿着日式“和服”，在失去对本族群生计方式认同感的同时，在身体外在表征上也变得越来越像日本人。

（四）改换日本姓名

台湾高山族的起名遵循不同的方式，但共同特点是“袭祖名谱”，即每一族群内部有一套祖先流传下来的男女姓名谱，供后代起名使用。高山族传统名制主要有四种，即亲子连名制、氏族名制、家屋名制及亲从长嗣更名制。其中，采用亲子连名制的有泰雅人、赛夏人及阿美人，采用氏族名制的有布农人、邵人及邹人，采用家屋名制的有排湾人、鲁凯人及卑南人，采用亲从长嗣更名制的主要是兰屿岛上的雅美人。明郑王朝之前，高山族较完整地保留了传统的人名制度，明清时代受汉文化影响，使用汉姓汉名的人逐渐增多。

在“皇民化”运动中，日本殖民者认为，将高山族传统姓名改为日本姓名，是推进“皇民化”最实际、最恰当的一种手段，由此极力推行。1940年，殖民者设立“更改姓名推进会”，动员高山族各族群头目、青年团团员等率先更名。高山族更改日本姓氏多采用与附近地名或本人旧名、或发音相近的名称，如“山中”“安井”“西村”“野田”“石河”“内野”“外山”等，主要依照个人需求，但由驻在所警察等选定者居多。如果是儿童，只要进入教育所就读，就会被起日本姓名。前文提及的台东下宾朗部落孙某一家，当时便改成“日纳田”的日本姓氏，而且家中每个人均有日本名字。

起初，姓名变更采用许可制，与所谓“国语家庭”挂钩。有意愿的民众提交申请后，由总督府查明其是否属于“国语家庭”，然后加以核准。日本殖民者假意宣传只有属于“国语家庭”且具有“努力涵养皇民之资质的深厚意念，富有公共精神”的人才有资格使用日本姓名，来诱导高山族更改姓名。为达成此目的，殖民者还对改换日本姓氏的高山族，在学童教育、日用物资配给及就业等方面，给予一定的福利及优待。到了“皇民化”运动后期，殖民者甚至还宣称，只有那些改换日本姓名的高山族，才有资格和真正的日本人一样成为志愿兵、军夫、翻译及护士，参与太平洋战争，为“母国”效力。而对于少数未能或不愿更换日本姓名的高山族，最后则以行政命令的方式强迫其更改，充分暴露了其通过更改姓名来形塑高山族日本“国民”身份的真实意图。在殖民者的诱导和威逼下，短短数年间，绝大部分高山族已完成姓名更改。对此，日本殖民者洋洋得意，自夸“蒙受一视同仁恩泽下的高砂族，皇民意识日渐高涨，他们希望日式称呼的人越多，可谓是他们进化提升的最佳佐证”。

姓名是社会成员个性化的符号，高山族的传统姓名勾连起祖先、部落及整个族群，承载着本族群的历史与文化记忆，同时表达了个人与部落、族群之间的联系。完全日本化的姓名，既割断了高山族与“祖灵”之间的联系纽带，也瓦解了高山族传统的族群认同及归属感。新竹州大溪郡高义兰社青年泰雅人因无法获得日本名，甚至觉得自己愧对祖先，说：“别人都可以有内地名，而只有我无法得到，这在世间是件无与伦比羞耻的事情。倘使生前无法获得内地名，无法当个真正的日本人而死去的话，到阴间将会无法面对自己的祖先。”由此可见殖民者对高山族“洗脑”程度之深。部分高山族以日本姓名而自豪，在日本人的福利诱惑下，体会到自身的优越感，从此便不愿再提自己的传统姓名。但事实上，高山族通过改换日本姓名所获得的，只不过是一种“虚拟的”国民身份，日本殖民者仍未将其视为与本国日本人同等地位的国民。更改日本姓名只是殖民者的一种文化统治手段而已。

四、“皇民化”运动对高山族的影响

 通过上述多方面的“皇民化”改造，诸多高山族的文化、身份及政治认同均发生了相当程度的转变。从文化认同上看，这是从高山族传统文化认同向日本“大和”文化认同的转变；从身份认同上看，这是高山族从多元化的“蕃人”族群认同向单一“高砂族”认同的转变；从政治认同上看，这是高山族从传统的家族、部落认同向“国家”“国民”认同的转变。

认同是产生于社会经验中的一种观念，具有强大的行为驱动力。强调历史文化传统是“族群性”（ethnicity）的重要基础和族群认同的核心，族群认同以共享的历史记忆、祖先传说和共同的文化习俗为基础，国家的行政和日常管理都在不断地强化族群的身份意识。日本殖民者依托其政治霸权，透过“皇民化”运动，以外部强力介入的方式，不仅从文化上而且从身份与政治认同上图谋将台湾高山族彻底改造为日本天皇的忠顺臣民，在消弭高山族原有文化传统和族群认同的同时，塑造其对于殖民宗主国的政治与国家认同。从这个意义上说，“皇民化”运动其实就是一场彻底的政治改造运动。

在“皇民化”运动的形塑下，不少高山族民众产生了“虚拟”的“日本国民”认同，他们甚至对自己的“国民”身份产生了所谓“自豪感”。个别高山族甚至公然发表“吾等高砂族期待能尽早成为真正的日本人”“我生为年轻的日本男子青年，愿为国家而奋斗”等言论。这种对日本及日式文化的认同后来竟演变成一股风潮，在日本人宣扬的尊崇天皇、做“荣光帝国的合格国民”的口号下，越来越远离其传统的族群与文化认同，向殖民者构建的拥有“皇民精神”的国家认同迈进。虽然日本殖民者声称“皇民化”运动是“使台湾社会能沐浴皇化的一场社会运动”，但事实上，在日本殖民者眼中，高山族和汉族始终都是低人一等的“次等国民”，高山族甚至被视作“三等国民”。

台湾学者张耀宗认为，“日本精神”宛如会流动的意识，通过“皇民化”时期开展的“国民精神总动员”及“皇民奉公运动”等有规划性、组织性、纪律性和制度性的活动，将高山族纳入到殖民统治的政治系统中。这种以“效忠天皇”为导向的“日本精神”悄无声息地浸润在部分高山族的思想及行为中，其结果直接导致了日据末期许多高山族青年被殖民者所利用，“自愿”加入“高砂义勇队”，成为日本军国主义在南亚战场的“战争机器”。

“皇民化”运动后期，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日本军队遭到重创，急需物资、装备及兵力的补给。于是，日本统治者将目光投向那些善于山地游击作战的高山族身上，鼓吹“光荣的大日本国民”应当报效“母国”“参军是无上荣耀之事”，诱导高山族参军参战，还美其名曰“志愿兵制度”。少数被“皇民化”运动成功“洗脑”的高山族青年，在日本殖民者的动员下，感恩“天皇陛下”的“恩泽”庇护，竟然表示身为“皇民”，愿意舍身赴死。例如一对排湾青年夫妇称：“假如我们终归一死，愿意为陛下舍身。”台中州某高山族青年表示：“这次我台湾也开始实施志愿兵的制度，我们高砂族也能同浴那样的恩典，只能不住地感谢圣皇恩泽。我高砂族如今也能堂堂站在人前了，我愿粉身碎骨。”在台北州举办的“高砂族”青年道场讲习会上，那些热血澎湃的高山族青年齐声宣誓：“我等大日本青年，愿为陛下而生、愿为陛下效力、愿为陛下而死。”

这些受“皇民精神”蛊惑的高山族青年，“为求一切改善成为日本式且要身心均彻底成为日本人”，在第18任台湾总督长谷川清的煽动下，积极加入“高砂义勇队”，奔赴南洋参战，甘愿为日本军国主义效力。据统计，1942—1945年间，先后派出 “高砂义勇队”8批次，每次队员在200人到1000人之间，总数超过4200人，其中战死者估计超过3300人。战争失败后，他们又被殖民者视为无用的工具，残忍地遗弃在当地。另有一些高山族青年被编入其他特殊任务部队如“齐藤特别义勇队”等，也死伤过半。其中被取名“薰空挺队”者500人被送往菲律宾吕宋岛参战，全军覆没，无一生还。据日本退休士兵回忆，高山族士兵的英勇、服从，为长官效命及牺牲奉献的精神，连日军也难忘其项背。台湾总督府理蕃课长宫尾五郎将此视为“皇道”日本的骄傲，说：“反观我国统治仅四十余年，今日已能为皇国舍身，且看他们（指高山族）前仆后继的实情，实在是从未想过的事情。”

不难看出，驱使那些高山族青年不顾个人安危，投身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太平洋战争的原因，正是他们被殖民者所形塑的视自己为日本“国民”、视日本国为“母国”的情结。虽然我们不排除其中也有其他原因，例如有的是家庭贫困，而殖民者发给的补贴比较高，有的是想“当英雄”“做男人”，有的是盲目从众等，但诸多证据显示，多数青年人对征召参军是积极的，这不能不说是“皇民化”运动对高山族形塑所带来的直接恶果。

经过“皇民化”运动的“洗礼”，台湾高山族传统族群文化丧失殆尽，其文化、身份与政治认同逐渐瓦解，高山族社会出现了“日台融合”的趋势，“日本化”趋向日益明显。尽管台湾光复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在“去日本化”方面做了不少努力，但仍有少数高山族民众抱持日本“母国”情结，美化日据时期日本的殖民统治，甚至避免使用“日据”这样的字眼，改用“日治”来强调日本窃据台湾的正当性和非殖民性，并且大肆鼓吹日本在据台时为其带来的“现代”教育、农耕种植及卫生防疫理念，促进了高山族社会的“现代化”等。这些被日本殖民者成功“洗脑”的高山族人士所表现出的各种“亲日”观念及行为，也为日后“台独”思想的萌生与蔓延提供了温床。

时至今日，重新审视这场“皇民化”运动，更提醒我们勿忘历史、正视历史，加深对台湾高山族“台独”意识根源及反“台独”必要性的认识。

原文刊发于《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1期《台湾研究》专栏，第88—98页。因篇幅问题，注释删略。

相关文章：

欢迎关注“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微信公众号

投稿平台

https://xdxbs.xmu.edu.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