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时远 | 清代台湾文献中的水沙连茶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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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台湾文献中的水沙连茶考

——兼谈同治年间台湾乌龙茶直销海外

作者简介

郝时远，男，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研究员。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国内外民族问题与民族政策、民族历史等研究。台湾研究著有《当代台湾“原住民”与民族问题》《荷兰殖民占领时期台湾“原住民”人口辨析》《清代台湾“原住民”赴大陆贺寿朝觐事迹考》《台湾“族群”与“族群政治”析论》《<番俗六考>：清代台湾“原住民”之民族志》《台湾“原住民”教育问题述论》《伪造的证言——所谓“原住民血统祖先论”剖析》《河南<邓州台湾土番垦屯陈氏家乘>考辨》等论文。

摘要：水沙连茶是台湾特有的本土野生茶种，原产于以日月潭为中心的水沙连之地，其“色绿如松萝”，味苦性寒，但有“解暑毒，消腹胀”的药用功效，属台地物产中的姣姣者。清代台湾文献显示，在大陆茶叶植根台湾之前，水沙连茶作为“番汉交易”的物产之一，在台湾汉人社会已属茶饮佳品。清乾隆年间，水沙连茶传入祖国大陆，并被收入中华本草药典，以见微知著的例证揭示了海峡两岸民间交往的密切关系。闽地茶叶传入台地对台湾茶业兴盛产生了巨大作用，以致同治年间台湾乌龙茶直销海外，成为清代中国对外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水沙连茶也并非如常人以为的随之销声匿迹，而是极有可能随着水沙连“生番化熟”而历经培育和焙制，成就为台湾著名的冻顶乌龙茶。

关键词：清代；台湾文献；水沙连茶

在台湾茶业发展史的研究中，溯及台湾茶叶源头者，无不提及内山“生番”之地的水沙连茶；而论及台湾茶业兴盛者，也都以同治八年（1869）台地乌龙茶直销海外为标志。其实，台湾“茶叶源头”与“茶业兴盛”是两个话题，前者为台湾本土野生茶，后者指闽地移植台湾的商品茶，两者在台湾茶业发展中并无品种、产出和供销的承袭关系。但是，两者的共性则彰显了海峡两岸互动交流的茶叶生产之道。如果说，嘉庆年间柯朝氏将武夷山乌龙茶种引入台湾（连横所说）是真；那么，乾隆年间台湾水沙连茶传入大陆（史料所载）则是实。这正是本文在台湾茶业史研究领域几无缝隙可乘的情况下冒昧涉足的原因。同时，清代台湾乌龙茶直销海外，昭示台湾作为清代海上丝绸之路重要节点的意义，亦是本文涉及的内容。

一、“生番精华之地”

清代文献中的水沙连之地，是台湾少数民族最有特色的聚居地之一。“水沙连”一名，首见于康熙二十四年（1685）《台湾府志》（蒋志）所记，即木排田“在诸罗县水沙连社，四面皆水，中一小洲。其土番以大木连排盛土，浮之水上，耕种其中”。水沙连社，实非一社。考求文献，水沙连地之番社，大则三十六社，中则二十四社，小则埔里六社，微则水（里）一社，均为水沙连番社之属。文献所载见诸社名者以水沙连二十四社、埔里六社为多。以水沙连的地理位置而言，地处台湾中部内山，“埔里六社居全台心腹，为中权扼要之区”，标志是台地最大的淡水湖——日月潭，其景致冠盖全台、盛名蜚声海外，实为台湾的风水宝地。

康熙三十六年（1697），郁永和赴台查寻硫磺矿产，率先记录了水沙连番社之地和山水景观，即“水沙廉虽在山中，实输贡赋。其地四面高山，中为大湖；湖中复起一山，番人聚居山上，非舟莫即。番社形胜无出其右”。五十六年（1717），《诸罗县志》将“水沙浮屿”列为台地形胜六景之一，即“屿在水沙连潭中浮出”。六十年（1721），清军平定朱一贵事变，蓝鼎元随军进入水沙连之地，留下《纪水沙连》之名篇，称：“其水四周大山，山外溪流包络，自山口入，汇为潭。……中间突起一屿。山青水绿，四顾苍茫，竹树参差，云飞鸟语；古称蓬瀛，不是过也。”向世人展示了环湖番社林立、禾稻浮田、蟒甲往来、挟弓射鱼、番民高歌、家藏美酒的一派“世外桃源”景象。

当时，蓝鼎元因拥兵前往，揽胜心境“于情弗畅”，故建言官府服教该地“生番”，以“使人人皆得宴游焉”。此后，凡官吏巡视、文人游历于此，无不为水沙连潭（日月潭）之美景所感慨，方志、游记、诗文、赋言中，多有“比诸武陵人误入桃花源”的赞誉。据考，日月潭之名应出现在道光年间，《彰化县志》记称“水里社潭：一名日月潭，在水沙连内。潭中水色，两边不同”，即“分丹、碧二色”，故名之。当地番社，亦以日月潭之美景为傲，故官员巡视至此，有社番“争请乘船游览”之举。

水沙连之地不仅有洞天美景，而且土地富饶、资源丰富，多有独特物产，若“大松树生水沙连，合抱成林”；千年松脂琥珀“惟水沙连内山有此”；台地黄羊，亦仅产自水沙连和红头屿（兰屿）；自雍乾起“彰化更有水沙连社糯米之征”；又，台湾少数民族最著名的织品“达戈纹，出水沙连”。史称“其番善织罽毯，染五色狗毛杂树皮为之，陆离如错锦，质亦细密；四方人多欲购之，常不可得”，且当地番社“能勤稼穑，人皆饶裕”。除了“架竹木借草而殖五谷”的浮田外，水沙连内山亦是台地耕役黄牛驯养、输出之地，即“产野黄牛，千百为群，诸番取之，用以耕田驾车”。嘉庆二十年（1815）移民侵垦水沙连之地，引发冲突，水里、埔里等社遭焚毁，社番遁入内山、流徙他社。垦民则“得番串鼻熟牛数百，未串鼻野牛数千，粟数百石，器物无数”，足见该地番社之殷实、资产之庞大。

总之，以日月潭为中心的水沙连之地，自然环境、经济物产、社番生计可谓天时地利。故史称：“水沙连者，在嘉、彰内山，为生番精华之地。

二、“品茶谁谱水沙连”

考求荷兰殖民占领台湾时期的文献可知，《热兰遮城日志》中虽有水沙连番社酋长被传召出山参加长老集会之事，但荷兰人却并未进抵“万山之内，有如此水；大水之中，有此胜地”的日月潭。否则，如此独特的自然景观和丰富的土特物产，对精细记录日志和每一笔货品的荷兰人来说，绝不会笔下留情。不过，台湾茶业史研究都会提及《巴达维亚城日记》中记载了“茶树在台湾也有发现”一说，所据为何无从考究。但巧合的是，清代文献多记台湾产茶，且皆出自水沙连。

康熙五十六年（1716）成书的《诸罗县志》记：“水沙连内山，茶甚伙，味别，色绿如松萝。山谷深峻，性严冷，能却暑消胀。”其后，蓝鼎元在《东征记》中记称：“水沙连内山产土茶，色绿如松萝，味甚清冽，能解暑毒，消腹胀，亦佳品云。”六十一年（1722），首任汉族巡台御史黄叔璥亦记述：“水沙连茶，在深山中。众木蔽亏，雾露蒙密，晨曦晚照，总不能及。色绿如松萝，性极寒，疗热症最效。”此后，有关水沙连茶的类似记述辗转抄录于清代台湾各类文献。

从康熙年间所记可知，水沙连茶虽“色绿如松萝”，但属野生茶且性极寒，其医药功效显著。清代文献中虽无少数民族饮用或医用此茶的记载，但却有“番不敢饮”的记录。雍正年间，福建海防同知吴廷华赴台湾檄查仓廪，写下一组描述番社生产生活的“社竂杂诗”，其中一首为“才过谷雨觅猫螺，嫩绿旗枪映翠萝。独惜未经娴茗战，春风辜负采茶歌”，并注称：“猫螺，内山地名。产茶，性极寒，番不敢饮。”既不敢饮，当然也不会去采摘和焙制。乾隆三十七年（1772），海防同知朱景英记称：台地不产茶，“水沙连一种，与茗荈相类，产野番丛箐中，曦光不到之处，故性寒可疗热症，然多啜恐胃气受伤”。其茶性之生硬可见一斑。

台地饮茶之俗，源自祖国大陆移民的生活习惯。故水沙连茶“解暑毒，消腹胀”的药用功效，当为大陆移民所认知，且有“亦佳品云”的评价。《诸罗县志》记称：“北路之产，有台、凤所无者。如水沙连之茶，……皆其美者也。”其说表明，水沙连茶在台地物产中亦属佼佼者。故有“沙莲茶，香韵独绝，何让九曲欃枪”的评价。大陆移民对水沙连茶药用功效的认知和需求，使该茶成为“番汉交易”的土产之一。但因进入内山道路艰险，加之“又畏生番，故汉人不敢入采”。

水沙连各番社，康熙年间内附归化。康熙六十年朱一贵事变时，“阿里山、水沙连各社乘乱杀通事以叛”。次年平抚后，阿里山、水沙连诸社虽名义上再度归附，仍有“化番”之名，但基本回归“生番”之属。是故，才有黄叔璥的“每年通事于各番议明，入山焙制”水沙连茶之说。可见，对水沙连茶的市场需求，并非可有可无，当时已产生了“若挟能制武夷诸品者，购土番采而造之，当香味益上矣”的开发愿望。雍正年间，吴廷华“社竂杂诗”中猫螺山处的“春风辜负采茶歌”意境，或可视为“通事于各番议明”“购土番采而造之”的社番劳作情景。

台湾茶业史研究大多认为水沙连茶作为野生之物并未进入市场，但事实上，在大陆茶叶植根台湾之前，水沙连茶作为“番汉交易”的一种物产，在台湾汉人社会已属常见饮品。早在乾隆十七年（1752），《重修台湾县志》所录王必昌的《台湾赋》中，“更有番茶作饮”一句，当指水沙连茶，而“更有”之说颇具“幸甚至哉”之意，暗合蓝鼎元“亦佳品云”之誉。在大陆茶叶作为货品供给台湾极其有限的情况下，水沙连茶无疑是内地移民求索的茶饮佳品。

水沙连茶除“番茶”之称，亦称“苦茗”。《番社采风图考》记：“彰化水沙连社，……社出苦茗，性极寒。”道光二十七年（1847），闽浙总督刘韵珂在覆勘台湾水沙连六社番地的奏折中提及，台地间有产茶之地，“皆叶粗味苦”，即此苦茗。其茶虽苦，但消暑祛瘴、消食去热的功效，却颇得赞誉。这在一些文人墨客的诗文中体现尤多，若：“一瓯苦茗三升酒，消受文人日又昏”；“多烹苦茗清诗思，好对冰壶洗俗肠”；“泉清烹苦茗，籁静抚焦琴”；“频唤山妻烹苦茗，一庭明月压阑干”。甚至佛门之地亦“臞僧煮苦茗，殷勤吐朴质”，足见水沙连茶流布之广。

水沙连茶产自内山“生番”之地且“甚伙”（茶树多），但交通不便、关隘阻隔、得之不易、交换也难得经常，其产量应该有限。加之茶性极寒，酷暑之季需求最旺，故其转辗交易，价格亦应不菲。道光年间，有诗文称：“品茶谁谱水沙连，辟暑亦供石鼎煎。廿四社番阿堵处，追幽凿险利无边。”其中“辟暑亦供石鼎煎”，彰显了其季节性的需求；而“追幽凿险利无边”，则反映了虽然得之不易但获利颇丰的市场价值。作为台地物产，水沙连茶不仅在乾隆朝官修方志中已列入“货之属”，而且作为茶叶产品已经与大陆茶叶没有区别，即“茶，出水沙连山，能却暑消瘴。其余武彝诸品，皆来自内地”。

水沙连茶产自内山“生番”之地而“番不敢饮”，但这不意味着台湾少数民族没有茶饮之需求。自雍乾时期，盐、茶、布帛即是沟通内山番社的必须货物，官府招抚亦多以盐、茶赏慰。乾隆五十三年（1788），协助追剿林爽文有功的番社首领人等赴京城朝觐，清廷内务府确定的“居住供支”项目为：“台湾生番来京，每十人日给羊一，每人日给盐一两五钱、腌菜二两、对茶麦面一两六钱、牛乳四两，每四人茶一包，烛共四十二枝；均给好米。”及至清末开山抚番，官府亦“以生番所喜茶、烟、盐、布等物恣其交结”。台湾少数民族所喜之茶乃大陆所产，而大陆移民所求之茶则为水沙连之“番茶”，正是在这种两岸民间各取所需的互动中，水沙连茶在乾隆年间传入大陆。

三、水沙连茶入中华本草药典

对祖国大陆来说，茶业历史悠久，茶品多样丰富，绝无对“皆叶粗味苦”之茶的需求。但水沙连茶的药用功效，却声名远扬、无可替代。因此，自乾隆年间始，台地“凡客福州会城者，会城人即讨水沙连茶，以能疗赤白痢如神也”。可见，闽地虽属茶叶之乡，但却稀罕水沙连茶的特别之处。值得重视的是，水沙连茶传入大陆不仅为闽地民间求索，对中国传统医学药典亦有贡献。

乾隆三十年（1765），钱塘中医世家赵学敏编修完成《本草纲目拾遗》初稿，其序称：“且其时不惜工费，延天下医流，遍询土俗。远穷僻壤之产，险探仙麓之华。”台湾独特草药亦为其重视，水沙连茶之药用功效也为其所关注。该书卷六“木部”开列了水沙连茶一目：“产台湾，在深山中，众木蔽亏，雾露密，晨曦晚照，总不能及，色绿如松萝，……性极寒，疗热症最效，能发痘。”该书收录产自台湾的若干本草等，参考书目包括了方志《琉球国志略》《诸罗县志》《台湾府志》，杂志《海东札记》《台湾采风图考》《台海使槎录》等。而水沙连茶一目释文，无疑录自黄叔璥所记：“水沙连茶，在深山中。众木蔽亏，雾露蒙密，晨曦晚照，总不能及。色绿如松萝，性极寒，疗热症最效。”惟多了“能发痘”一句。这应是赵学敏从医家眼光对水沙连茶药用功效的补充诠释。

相关研究认为，光绪十七年（1891），唐赞衮在其《台阳见闻录》中述及水沙连茶之药用功效，博采了前人诸种记述，“可谓水沙连茶疗效之集大成”，其中“末句‘能发痘’则为新增”。因关涉水沙连茶的诸多研究均未涉及《本草纲目拾遗》一书，所以诸多学人难以全面、准确解读清代台湾文献中的相关记载。所谓“能发痘”一说，并非唐赞衮所“新增”。正如赵学敏参考了黄叔璥的《台海使槎录》一样，唐赞衮博采了前人诸种记述，不过是包括了赵学敏的《本草纲目拾遗》而已。

总之，台湾内山“生番”之地的水沙连茶，传入大陆不仅为民间所知晓和求索，而且以其医药的功效进入中华本草典籍。这是考察水沙连茶价值不可忽视的因素，也是清代海峡两岸互动交流中见微知著的佳话。

四、“无齿及水沙连者矣”

道光末年，丁绍仪在台游历时曾留意过黄叔璥所记水沙连茶，然“未之见也”。时隔二十余年，同治十年（1871）丁氏追记其事时又称：“茶固闽产，……比闻台北居民，亦多以茶为业，新辟埔地，所植尤繁，其味不减武夷；无齿及水沙连者矣。”的确，同治年间祖国大陆茶叶移植台湾已根深叶茂，且远销海外，故无人再提及水沙连茶也不奇怪。但是，这是否意味着水沙连茶已经销声匿迹？其实不然。

咸丰二年（1852），历经二十年的《噶玛兰厅志》付梓。其中《物产·货币之属》中记：“茶：土产特多，焙制尚未得法，能避暑消瘴；其余武彝诸品皆来自内地。”这一记载传递的信息有四：一是指噶玛兰或台地土产茶特别多；二是焙制尚不得法；三是有避暑消瘴之功效；四是不同于来自大陆的武夷等茶。显然，这是水沙连茶无疑。

噶玛兰之地，于嘉庆十五年（1810）设厅之后，清廷在台湾东部之治“遂及山后，增幅员百里”，通达内山。道光年间，水沙连、噶玛兰之地的开垦及其“番汉分界”格局已经发生了显著变化，汉人“入山采伐木植”“入山煎煮樟脑”已属常态。若此，采摘水沙连茶已无“每年通事于各番议明”之需，只是野生茶之焙制之法尚不得要领而已。

是时，水沙连之地的开垦也已展开。同光之际开山抚番，夏献纶周巡内山之地，成“埔里社图”等一系列台湾舆图。奏称水沙连之埔里社地开垦形势：六社之地“已开垦者约有三分之二”，其中“向居六社归化者，现有六百余名”，自道光年间迁入驻屯“熟番”达六千余名，“汉民在六社耕垦者，有二千六百余名”。而述及物产，则“樟脑以外，惟茶为多。惜栽莳、焙制之法未谙，致非佳品”。由此可知，其地受同治初年台湾茶业大兴、茶叶利厚的影响，亦栽种茶树，而且很可能是因地制宜培植野生水沙连茶树，以图驯化。

当时，台北地区乌龙茶种植已呈一派繁荣景象，若论茶树栽培、茶叶焙制技艺已经不成问题。是故，台北以外地区亦争相植茶。如恒春县，“光绪元年，知县周有基购茶，令民试种”。而且该茶“其味清香，倍于他处，惜未能推广焉”。恒春地处台南之地，亦可引进大陆茶种，且清香“倍于他处”，而为何水沙连种植的茶叶“致非佳品”？所谓“惜栽莳、焙制之法未谙”，其实很可能是茶种问题。也就是以当地野生茶驯化培植，不仅需要过程，而且其茶树栽培、茶叶加工技艺不同于引进移植的大陆茶种。

水沙连茶为内山所独有，且其功效特别，始终存在着民间市场需求，故其地垦民或珍视其资源而欲开发之，采种植苗亦在情理之中。夏献纶巡视之际亦商地方官“拟在彰化一带招雇良农数名入内，教以耕作；并雇茶匠二名，教以艺植、焙制；俾民生日裕，风气日开”。可见扶持该地的茶叶生产亦在其中。其后，水沙连茶之名似不见史籍，但水沙连之地所产茶叶并非无人“齿及”。

五、沙连堡之冻顶乌龙

光绪二十年（1894），云林县训导倪赞元编辑采访册，记沙连堡岽顶山之地：居民数十家，“多植茶树。昔蓝鹿洲游台，曾到沙连，称此茶为佳品；谓气味清奇，能解暑毒、消腹胀，邑人多购焉”。沙连堡，即“旧生番水沙连社”。而倪氏所识“多植茶树”即康熙末年蓝鼎元所记水沙连茶。如果上述推测水沙连之地已人工培植水沙连茶，那么光绪二十年倪氏所见仍属“其种茶之地不少”的面貌。他述及蓝鼎元“称此茶为佳品”一句的茶之功效，为水沙连茶所特有，其话语转述前人所记无疑。但“邑人多购焉”，则前人从未提及，应系其实地采访所得。若此，著名的冻顶乌龙茶似与水沙连茶产生了渊源关系。

台湾学界的相关研究认为，“冻顶茶的来源有三种可能：其一，是土生土长者；其二，是林凤池自福建移来者；其三，是早期的拓垦先民移来者。台湾土生土长的茶树，水沙连茶早在道光年间，随着台北茶叶的崛起而没落。冻顶茶的种植，以林凤池举人自福建武夷山移入茶种，由林三显种于冻顶，或冻顶苏家祖先将茶种引进来种植的，这两者最为可能。”虽然此观点基本排除了“土生土长”的水沙连茶渊源，但是所谓“早期的拓垦先民移来者”亦无任何证据可循。而“林凤池自福建移来者”则为冻顶乌龙茶研究普遍的认知，几成共识。

相关研究多称：“清咸丰乙卯年，林凤池氏自福建引入青心乌龙种茶苗，种植于冻顶山，相传为冻顶乌龙茶之起源。”此说在两岸茶文化推介、传播中影响广泛。林凤池系沙连堡大坪顶人，祖籍福建龙溪（今漳州龙海市）。咸丰五年（1855）中举，八年（1858）例授内阁中书。同治初年在清廷平息戴潮春事变中，于沙连堡“招集乡壮义民，约以联庄拒贼”，立有军功，赏带蓝翎。但清代文献中并无林氏从闽地带回茶苗之事，只是民间传说之一种。

在台湾，有关沙连堡冻顶乌龙茶之由来尚有其他传说，如1932年亦有“台湾旧志所谓沙连种者，即指此也”之说；1974年又有道光十一年（1831）林凤池由福建武夷带回茶苗之论。根据史料所示，林凤池咸丰五年中举，同治四年（1865）因功受奖入仕，“后卒于天津会馆，年四十九岁”。即便其同治五年去世，上溯至道光十一年也年仅13岁。故这些说法都不足为信。对此，台湾学者陈哲三认为，有关林凤池咸丰年间从大陆移植茶苗成就沙连堡冻顶乌龙茶之说，不能成立，只是一个“美丽的神话”。

因此，光绪二十年倪氏所记沙连堡之茶，是否随着水沙连“生番化熟”而野生茶亦“熟化”为冻顶乌龙茶？仍有可追溯和想象的空间。连横说：“台湾产茶，其来已久。旧志称水沙连之茶，色如松萝，能辟瘴却暑。至今五城之茶，尚售市上，而以岽顶为佳，唯所出未多。”此说并未将水沙连茶与冻顶乌龙直接联系在一起，但有意思的是，清末水沙连埔里六社，“其种茶之地不少，惜不善艺植、不谙焙制，故产不甚旺而味亦欠佳”。而连横说“以岽顶为佳，唯所出未多”。两者无论劣质或优良，产量不多却是共同之处。

咸同之际，台湾茶业已经兴起，“淡水之种茶也，始于同治初年。嗣洋商有到该处贩买出洋者，茶价骤高；农民趋之，竞植以为利”。其规模和产量诚如丁绍仪所说已呈“日增月盛”之势，而动力“亦无他，其利厚也”。而水沙连之地的“茶”无论优劣，其“所出未多”自然无利可图，但在民间仍有广众之销路，即民众饮“茶则用土产，性寒味苦，不及武彝之甘；富者皆用武彝、福宁诸种”。可见，闽地武夷等茶种传入台湾并形成规模产业后，虽然台北地区乌龙茶名声大噪、传播海外，但“性寒味苦”的台地土产茶并未被淘汰，水沙连茶历经培育和焙制成就冻顶乌龙茶似不无可能。只是其“苦茗”的野性“化熟”之后，其口味和功效有所改变而已。

六、台湾乌龙茶从淡水到纽约

同治八年（1869），两艘外国商船从台湾淡水港启航，目的地是美国纽约。这是清代海上丝绸之路沟通东西方的一次茶叶之旅，当时被命名为福尔摩萨茶（Formosa Tea）的中国台湾乌龙茶，实现了对外贸易的海路直销。操持此事的英国苏格兰商人约翰·杜德(John Dodd)与中国买办李春生，也因此被称为台湾的“茶叶之父”。台湾茶业由此兴盛，诚如连横所说：“夫乌龙茶为台北独得风味，售之美国，销路日广，自是以来，茶业大兴，岁可值银二百数十万圆，……台北市况为之一振。”台湾茶业之兴，实为大陆茶种引进。连横所说嘉庆年间柯朝氏肇启，无据可循。而“初，茶叶出自淡水，山民多以植茶为业。道光年间，茶叶皆运福州” 一说，似说明道光年间茶业已成规模。然“淡水之种茶也，始于同治初年”，又是台湾茶业兴起的共识。

康熙末年，黄叔璥记两岸贸易称“海船多漳、泉商贾”，并开列来自漳、泉、兴化、福州等地的各种货品，其中“建宁则载茶”，返回时则台湾米、麦、黑白糖、番薯、鹿肉等，售于厦门、运至上海，区区“海壖弹丸，商旅辐辏，器物流通，实有资于内地”。台湾的茶叶靠大陆商贾供给、人员往来携带，自不待言。但自道光年间，“淡北石碇、拳山二堡，居民多以植茶为业。道光年间，各商运茶，往福州售卖”。台湾茶叶开始回销大陆，并经厦门转口运往香港、澳门、东南亚、乃至美西国家。“自同治二年起，淡水沪尾、鸡笼二口，与外国通商，就地买叶，从此鲜运福州。”而台湾土产“皆叶粗味苦”之水沙连茶，已失去早年“追幽凿险利无边”的优势，且“俱非外夷所珍惜”，自然不在其列。

台湾茶业兴起，受茶叶之利影响为最，“茶亦利溥，实始教种于同治初间”。同治四年（1865），有“英人鼓吹种植台湾茶叶”者，即“台湾茶业之盛，始于让独独唱之。独独，英国探险家也。来游台湾，试得本岛茶种之美；运出海外，甚为世人所共赏，由是而茶业兴焉”。对此，连横所述更详：“时英人德克来设德记洋行，贩运阿片、樟脑，深知茶业有利。四年，乃自安溪配至茶种，劝农分植，而贷其费。收成之时，悉为采买，运售海外。”是故才有了同治八年台湾乌龙茶自淡水直销美国纽约之举。而且，当年也并非只有两船乌龙茶运销美国。据统计，当年英、德、美、法等国商船18艘，运载了茶叶5 228 190磅，其中乌龙茶4 975 351磅，坑固茶252 839磅。因此，同治八年一事，不过是台湾乌龙茶销售海外的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时间节点。在此之前台地茶叶多需运至厦门、福建加工包装，而英人杜德在台湾推动种植的同时，亦从大陆请来茶师就地加工，其相继在艋舺、大稻埕“设一茶馆试行粗茶的精制，……这是台湾茶叶精制的滥觞”。

台湾茶叶直销海外，是清代中国对外贸易的组成部分，茶叶出口由来已久，大陆茶叶始终为主体，自不待言。仅就茶叶出口而言，康熙六十一年至乾隆四年（1722—1739）为102 795担，到乾隆五年至四十四年（1740—1779）增至807 193担，增加7倍多；乾隆四十五年至五十四年（1780—1789）增至1 885 443担，又增长1倍多；嘉庆十五年至道光九年（1810—1829）增至3 242 874担，再增长近1倍。而西方人对茶叶的嗜好，以英人为最。1800—1850年，英国人均消费茶叶由1.5磅上升为2磅，虽增幅不多但因期间人口增长迅速，茶叶的总消费量实际上翻了一番，而“几乎所有这些茶叶都来自中国”。道光二十年（1840）的鸦片战争，即是中英贸易逆差导致英国大规模输入鸦片的结果。

康熙末年，蓝鼎元称鸦片“传入中国已十余年，厦门多有，而台湾特甚，殊可哀也！”。这种“鸦片和茶叶的互换贸易对中国来说是一场灾难”。台湾茶叶出口与洋货易入，亦不可避免鸦片之毒，若海关统计中“到台货物，如三号鸦片”（三船），等等。这是那个时代中西贸易的历史悲剧。当时，有人论及英人鸦片与中国茶务时，曾有过天真的良好愿望：“且英国为驰禁黑奴之事，捐银千余万以成善举。今以毒物贻害中国，自问想亦不安。似可一面遣公使与该国主及上下议院婉词理论、耐心坚持，但求异日之有济，不望速效于一时；并由商民常刻洋字新闻纸，公布各国，诉以中国受鸦片烟之毒为至惨、至酷；其国内虽重利而外亦好名，或不至漠然无所动于中也。抑或由公使携带桑、茶种各若干，赠其国主，劝令将印度种烟之地试种桑、茶，彼以毒物来，我以美物往，或使之内愧乎。”殊不知，无需“我以美物往”，早在道光十四年（1834）英人即成立了茶叶委员会，派出其成员戈登到中国收集茶树和茶种，以期在印度培植。

不过，就台湾茶业的发展而言，自同治八年以后，已形成“南路多糖油，北路则茶菁磺煤樟脑尤盛”之势。其中，茶叶“产大坪山、大屯山、南港仔山及深坑仔内山最盛”；“台阳岁出乌龙茶十余万箱，大都皆系附近北路所产”；而且，因“茶价骤高，农民趋之，竞植以为利”，“由淡北递及新邑内山一带蔓延数十里，皆锄杂谷而种茶叶”。以致到了台地粮食不能自给的地步。先是，闽地、台地茶叶贸易均无茶引、茶厘之制，同治十年（1871）始“每担酌收厘银一圆”，又“光绪十六年，巡抚刘铭传札饬委员会同新竹知县就北城外水田街开设局卡，每细茶百觔抽厘一圆五角、粗茶八角”。就在中国茶叶贸易设关抽税，提高交易成本之际，英人福琼薙发留辫、伪作华人，在大陆多年寻觅（窃取）茶种和植茶、植茶技术，异地栽培的实验业已完成。期间，英人“复以重赀雇我皖人出洋，为之教导，尽得其法。印度茶业遂盛”。

1873年（同治十二年），印度茶园达到304平方公里，产茶1500万磅，1880年（光绪六年）茶叶种植面积达到843平方公里（四分之三在阿萨姆），产茶4300万磅。“对中国茶叶来说，印度茶叶有一个巨大的优势：前者需要交纳35%的进口税，而后者则是免税的。另外，印度茶的总体质量也高于中国茶。”及至1888年（光绪十四年），印度茶叶产量上升到8600万磅，“英国从印度进口茶叶的数量第一次超过了从中国进口茶叶的数量”。至此，“中国茶业日衰，则印度茶业日盛”。最终“中国茶业衰残极矣，出口之数日差月减，其故何也？盖以印度锡兰之茶制造新法，外观有耀，价值合宜，中国之茶遂为所掩，中国之利遂为所夺”。

中国茶叶贸易总体形势如此，台湾茶叶贸易也于光绪二十年（1894）达到强弩之末。当年，台湾出口的乌龙茶为136 825.79担、包种茶17 176.83担，贸易额超过了台湾糖业而位居第一，从数量上仍处于同治八年以后台茶产量持续攀升所及巅峰。不过，这也是断崖式的拐点，1895甲午之年对大清王朝、对台湾之地都是一个极度屈辱的年份，台湾茶业由此也沦为日本殖民掠夺的资源。民国初年，有人游历台地记：“过安平驿，日本台湾制茶株式会社在焉。闻系专造红茶，年约四十万觔左右，多输运俄国。”台湾茶业为其垄断，可见一斑。

今日台湾南投茶业，鹿谷冻顶乌龙堪称台地茶中之圣，而日月潭红茶亦颇具盛名。昔日水沙连之地出产野生茶的传统，可谓得到了现代的传承。而水沙连茶“皆叶粗味苦”的特点，也在南投埔里的苦茶产业中延续其意蕴。以苦茶籽油为代表的产品，作为健康养生之物，似在昭示水沙连茶的药用功效。时过境迁，水沙连茶已成历史（亦或早已华丽转身），但两岸交流即如同南投县农会每年从湖南临澧进口70吨左右苦茶籽一样，继续着昔日凡有客自台抵福州“会城人即讨水沙连茶”的故事。同样，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已成为国际社会普遍响应和继续推进全球化进程的发展动力，并在一系列沿线国家和地区渐次落地。此情此景、今非昔比，诚如清人王松所言：“世界翻新古不同，争能竞智西复东。”在新的海上丝绸之路开启进程中，中国海峡两岸经济交融、文化交流应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开创新的认同境界。

原文刊发于《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1期《台湾研究》专栏，第77—87页。因篇幅问题，注释删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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