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振东,黄浩宇 | 2020年台湾地区“二合一”选举网络舆论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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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台湾地区“二合一”选举

网络舆论观察

——基于大数据的量化研究视角

作者简介

邹振东，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厦门大学舆论研究中心主任。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入选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中宣部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第三批福建省特殊支持“双百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福建省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第一批）、福建省高层次人才A类人才(第一批)。近五年来，作为第一负责人承担科研项目13项，出版《弱传播》等专著3部，在《国际新闻界》等刊物发表论文40余篇。

黄浩宇，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

摘要：2020年的台湾地区“二合一”选举，民进党候选人蔡英文获得连任。在选举主要候选人的网络声量表现和相关议题方面，韩国瑜网络声量最大、相关议题最多，蔡英文社交媒体粉丝数最多，但粉丝数比网络声量更应是选举网络舆论战的争夺主战场；在岛内外重要事件方面，出现舆论事件“韩国瑜化”现象，同时蔡英文恶意炒作香港修例风波成为选举的最关键变量；在岛内重大政策方面，蔡英文在各大重要政策中的网络曝光量基本均高于韩国瑜。此次选举出现的三种传播模式“悲情传播”“仇恨传播”和“恐惧传播”是解开此次台湾选举种种疑惑的关键钥匙。

关键词：2020年；台湾“二合一”选举；政治选举；网络舆论场；大数据

一、引言

2020年的台湾地区“二合一”选举，蔡英文以817万票连任台湾地区领导人。此次选举台湾民众投票率陡升，“首投族”成为选举关键族群。互联网作为新的选战媒介正深刻地改变着台湾选举的态势，网络舆论场也愈发成为选战候选人的政治角力场。用舆论的“CT机”扫描选举在台湾网络舆论场的痕迹，可以从另一个介质复盘2020台湾选举的总体轮廓，聚焦其异常变化，并提供“影像学意义”的诊断报告。

本文对2020年台湾地区“二合一”选举网络舆论场的大数据分析，主要围绕两个问题展开：主要候选人的网络声量表现和影响力如何？有哪些事件或政策影响了选情的变化与发展？为此，本文从主要候选人网络声量表现和关涉议题、岛内外重大事件、岛内重大政策三个方面，捕捉此次选举的舆论传播特点，最后讨论与展望未来舆论场的新趋势。

文中研究数据来自台湾i-Buzz网络口碑研究中心，数据资料覆盖整个台湾地区，数据共有六大来源，包含Facebook公开粉丝页、新闻网站、论坛、部落格（博客）、QA型网站、专栏文章，共1019个频道。考虑到2018年“九合一”选举对2020年“二合一”选举的影响，资料搜集区间主要是从2018年9月1日到2019年12月31日，共计1年4个月。热门关键词是依据词汇自动判别技术，从而统计出的各类议题中最常出现的关键词。

参考台湾i-Buzz网络口碑研究中心的相关解释，本文就文中涉及的有关概念与问题简单定义如下：

1．网络舆论场：以互联网为媒介或环境而形成的舆论场域。

2．口碑：Word of Mouth，由网民产出的针对相关资讯提供的自身经验、意见与相关知识的分享与讨论。

3．口碑数：指于数据统计范围内，各频道及论坛的讨论数及留言数总和。

 4．网络社群：Online Community，又可称为虚拟社区，是拥有相同目的或兴趣，在网络上形成的具公开性质的讨论群体。

 5．专栏：Column，网络上具有明确主题，由特定编辑者针对该主题进行信息或知识分享的场域。

 6．论坛：Forum，网络上具有明确主题，由网民针对该主题进行信息或知识分享的场域。

7．独立媒体：Independent Media，相对于台湾主流媒体（如《中国时报》《联合报》）的媒体类别。独立媒体针对特定社会主题或族群进行探讨，例如居住正义、政治“外交”、环境保育、劳工、农民等，且多以群众捐款方式营运。其受政府财团的干预程度较少，是台湾民众避免信息垄断、获取信息来源的另一种渠道。

8．内容网站：网站的信息内容并不完全由自身生产，多为转发其他媒体的新闻稿或信息。内容网站粉丝专页包括ETtoday新闻云、NOWnews今日新闻、UDNTV、“中央社”新闻粉丝团、PTT论坛、《民报》等。

9．粉丝专页：粉丝专页为Fan page的统称，依照创立者的属性，再细分为媒体粉丝专页（亦可称媒体专页）和政治人物粉丝专页（亦可称政治人物专页）等不同类型。

 10．有效粉丝页：若目标监测者为100人，但其中仅80人开设官方粉丝专页，其余20人可能未开设专页而仅开设非公开性质的社团或仅有地标页等，根据Facebook隐私权限制，系统仅能抓取前者的公开粉丝专页，因此将这80个具有分析意义的专页称为有效粉丝页。

11.口碑数据计算方式：本文除了热门关键词以提及次数进行统计外，人物、事件、政策与话题声量都以发文数（文章主体，包括网民文章、粉丝专页文章与新闻报道等）与回应数（发文底下的网民回应）计算，例如该文章若仅有一位网民回应，则声量计算方式为：发文数1+回应数1=声量2。

12.热门关键词计算方式：指在搜索关键词下所撷取的话题，统计各关键词提及次数，以了解网民热门讨论面向。如在蔡英文相关讨论中，提及数最高者为“文凭”关键词，则反映出网民针对其文凭真伪事件抱持高度关注。

二、选举主要候选人网络声量和议题分析

（一）主要候选人网络声量表现及其趋势分析

1.国民党候选人韩国瑜总体网络声量高居榜首，并一路领先

国民党候选人韩国瑜的网络声量在所有候选人中大幅领先，在选举前的1年4个月中，其总声量达到4 838 545笔，在“高雄市长选战”“国民党党内初选”与“2020年二合一选举”等事件中皆持续引发了台湾网络舆论场的高讨论度。民进党候选人蔡英文声量为2 262 726，未及韩国瑜声量的一半，除了“民进党党内初选”与“2020年二合一选举”两个相关话题外，其岛内政策与“香港修例风波”的相关发言也引发过网络热议。宋楚瑜声量为88 373笔，与韩国瑜、蔡英文的声量相差悬殊。

在网络声量趋势方面，自2019年2月开始，韩国瑜的网络声量一直以压倒性优势领先，并出现了三波明显的网络声量高峰（参见图1），分别是2018年11月的 “高雄市长”选战讨论、2019年6月的各地造势大会议题与2019年10月的 “放韩假选‘总统’”议题，其中第三波声量峰值达到创纪录的581 990笔。

蔡英文的声量高峰则集中于2019年11月和12月，显然呈后发制人态势。其热议话题多集中于“竞选总部”成立大会、对中国大陆意图介入选举的看法，以及与韩国瑜阵营的“口水战”等。宋楚瑜的网络声量趋势总体而言没有特别明显的起伏，除了2019年11月亲民党举行决策会议商讨2020年台湾地区领导人提名及其他事宜引发一定的网络关注外，其他时段网络能见度都很低。

 2.候选人的网络声量主要来自Facebook，蔡英文拥有最多Facebook粉丝（图2）

各候选人的网络声量主要有三个来源，分别是Facebook、论坛和新闻。Facebook的声量贡献一般是论坛的2到3倍，而新闻占比不及1/10。Facebook是台湾网络舆论战的主战场，论坛是第二战场。传统的新闻网站是引发舆论话题的最重要触媒，但受众的讨论却更愿意移步Facebook。新闻设置议题，引起最初关注，但事关评价的后续讨论则主要在Facebook展开。

在Facebook上，蔡英文以266万的粉丝数稳居第一，韩国瑜的粉丝数仅为86万，宋楚瑜则约有66万粉丝数。值得关注的是，蔡英文在网络声量上不及韩国瑜的1/2，但在粉丝数上后者却不及前者的1/3。韩国瑜的粉丝数甚至不及柯文哲（193万）的一半，也低于朱立伦的粉丝数（101万）。蔡英文的Facebook点赞数也是韩国瑜的3倍以上。Facebook用户中使用比例最高的是台湾25岁到34岁的年轻族群，论坛更是年轻人的天下。韩国瑜超高的网络声量，却没有带来粉丝数的同比例增加，是这次台湾“二合一”选举网络舆论战最值得观察的切入点。

3.分析

多因引导的岛内政局令选举充满变数，而“舆论”常常成为历史转折的一种先兆。选战就是舆论战，候选人的网络表现往往成为选举的晴雨表。候选人在社交媒体平台的网络声量基本代表了候选人的选举热度，热度越高，知名度一般越大。而热度与美誉度并无正相关关系，热度高的原因既可能是“美名传千里”，也可能是“恶名远扬”。网络声量超高的候选人不一定能当选，但网络声量过低的候选人则大概率难以当选。

按照舆论战的效果分类，意见领袖分三种：注意力意见领袖、影响力意见领袖以及号召力意见领袖。其作用的侧重点分别是引发关注、影响认同或者改变行动。注意力意见领袖像“探照灯”，照到哪里就把哪里带进公众的视野。影响力意见领袖像“导航仪”，改变着人们的认知与认同。号召力意见领袖像“旗手”，振臂一呼，人们云集响应。超高的网络声量代表着韩国瑜是顶级的注意力意见领袖，但不成正比的粉丝数表明他并未成为理想的影响力意见领袖，更遑论号召力意见领袖。网络声量远超蔡英文的韩国瑜，最终选举票数远不及Facebook粉丝数更多的蔡英文，显见粉丝数比网络声量更应是选举网络舆论战的争夺主战场。当然，关注度首先是选举的入场券，像宋楚瑜这种没有迈过基本关注度门槛的意见领袖，其胜选的预期几乎可以忽略不计。2016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国民党候选人朱立伦与民进党候选人蔡英文在Facebook的粉丝数分别为762474与1577582，二者的最终得票数分别是3813365与6894744，两人的粉丝数比例与得票数比例大体一致。2020年台湾“二合一”选举再一次提示我们，粉丝数是比网络声量更重要的选举指标，是政党党内初选的关键参考依据之一，也是选举预测不可忽视的重要变量。

（二）主要候选人相关热门议题及其类型分析

在统计区间，以候选人为主轴的网络热门议题前15名榜单参见表1。

韩国瑜在热门议题中出现的频次呈压倒性多数，Top15热门议题中以韩国瑜为主轴的议题多达13个，以蔡英文主轴的议题仅1个，还有一个议题（排名第2）由韩国瑜与蔡英文共担人物主轴，以宋楚瑜为人物主轴的议题没有进入榜单。韩国瑜的相关议题几乎是“制造”出来的，Top15热门议题中，选举造势的议题主轴占了10个，罢免活动的议题主轴占了2个，不仅支持者在制造，反对者也在制造。这就把此次台湾“二合一”选举打造成“支持韩国瑜与反对韩国瑜的选战”。

从热门议题的议题主轴类型可以看出，国民党韩国瑜的舆论主打就是“制造偶像”，选举造势活动就像是“明星见面会”，“偶像化”是韩国瑜团队的选战策略。而民进党蔡英文的舆论主打则是“解构（破坏）偶像”，“妖魔化”是蔡英文团队的选战策略。无论是“偶像化”还是“妖魔化”，其舆论运作的逻辑基本一致，那就是“抽象化”。把对方从现实关系从“抽象”出来，远距离化，马赛克化，曝光过度或曝光不足，就最容易制造偶像与妖魔。

蔡英文由于政绩乏善可陈，正面吸取选票的动力不足。在这种背景下逆向思维，不是以“正面宣传”为主，而是以“负面攻击”为主，可以扬长避短。韩国瑜团队制造偶像越用力过猛，越给对手蔡英文提供机会，因为“抽象化的韩国瑜”，恰恰给“妖魔化的韩国瑜”创造了条件。“妖魔化”不倚重人头聚集，而需要流言蔓延。10个造势活动不如2个罢免活动，罢免活动之外的流言口耳相传才是摧毁偶像基础的致命武器。偶像化的“造神”越离谱，偶像倒塌的概率就越大，而且偶像一旦倒塌，下场会更惨。非“偶像化”的候选人，如果选举输了，还会激起一片同情。比如2008年台湾选举失败的谢长廷。而“偶像化”的候选人，如果选举输了，还会激起“痛打落水狗”现象。2020年6月“罢韩案”通过，大选失败的韩国瑜被落井下石，成为岛内第一位被罢免的“县市长”。

三、岛内外重要事件对选情的影响分析

（一）岛内重要事件对选情的影响

在统计区间，依据网络声量的高低，2018年“九合一”选举、国民党和民进党两党初选、华航私烟案、蔡英文文凭事件、韩国瑜石油说、郭台铭宣布退选、台湾民众党成立、所罗门断交、时代力量主要成员退党和吕秀莲参选，构成台湾岛内影响台湾选举的十大事件（参见图3）。

1.台湾“九合一”选举是台湾“二合一”选举最重要的背景因素与前置条件

2018年“九合一”选举是2020年台湾“二合一”选举前岛内十大事件中网络声量排行第一的事件，其声量高达2 427 477笔，超过了十大事件第3至第10的声量总和，占总体声量的34.3%。前者距后者不足1年2个月，前者构成后者最重要的背景因素与前置条件。

2018年的“九合一”选举导致国民党和民进党两大政党执政县市版图发生了重大改变，民进党遭遇了“有史以来极为罕见的大挫败”。其执政县市数目由选前的13个降为6个，而国民党执政县市则由选前的6个增加到选后的15个，所掌控的县市的人口数已经高达62%。中间选民的投票意向的改变大大增加了未来选举的变数。台湾岛内关于选举一直有“钟摆效应”的说法，即前一个选举的胜家，往往会成为下一个选举的输家。传统的解释是台湾民众比较厚道，易产生“补偿心理”，会在两个竞争对手之间进行“时间差”上的“总量平衡”。“钟摆效应”只是概率上的直觉，没有证据上的因果关系关联。但不过几年（甚至更短时间）就出现的大败与大胜的快速切换，提示台湾选举具有如下特点：第一，台湾的中间选民数量大，足以大幅度翻盘。据统计，在2018年6月，台湾的中间选民或曰摇摆选民达到47.0%。第二，台湾的中间选民“变脸快”，没有忠诚度是中间选民的标签，但喜好期是否长久是区别他们的重要指标。不到一年就可能彻底翻脸，从波峰直接到波谷。第三，台湾选举没有常胜将军，也没有常败将军，过于乐观或过于悲观的态度都是不可取的。不要把台湾选情“看死”，一切皆有可能。第四，快速地大面积翻盘，不太可能主要源于事实上的大变化，而是主要源于舆论的大操作。因为在一年之内政党或候选人政绩大好或大坏的可能性不太大，更不可能频繁反复出现，所以台湾选举高度依赖偶然性，高度依赖舆论战，中间选民极容易被选举舆论所左右。第五，高度依赖舆论战的结果，就是舆论操盘手的地位及选择非常重要。

2.十大事件总体声量聚焦韩国瑜，出现舆论事件“韩国瑜化”现象

2020年台湾“二合一”选举岛内十大事件的舆论声量中韩国瑜几乎不是“男主角”就是“男二号”。2018年“九合一”选举、国民党和民进党两党初选、华航私烟案、蔡英文文凭事件、韩国瑜石油说、郭台铭宣布退选、台湾民众党成立、所罗门断交、时代力量主要成员退党和吕秀莲参选十大岛内事件中，韩国瑜网络声量占比分别为42%、36%、22%、22%、74%、28%、15%、20%、10%和18%。2018年“九合一”选举、国民党和民进党两党初选、韩国瑜石油说与韩国瑜直接相关，其他事件与韩国瑜并无直接关联，舆论事件出现“韩国瑜化”现象。如果说“九合一”选举的韩国瑜热是一种“韩流”时尚，之后舆论事件的“韩化”则是一种舆论“染色”，韩国瑜主动或被动地把2020年“二合一”选举，打成了“挺韩与倒韩”的选战，韩国瑜成为舆论战的“标的物”。3.候选人的负面事件形成舆论风波，却皆未酿成舆论风暴，对候选人有冲击，却未伤筋动骨

岛内十大事件中关涉蔡英文的负面事件主要有“华航私烟案”和“蔡英文文凭事件”，这两个事件的声量依次为657 585笔和487 450笔，虽然排行分别为第3和第4名，但与第1名“九合一”选举2 427 477笔与第2名的国民党和民进党两党初选2 381 385笔相差甚远。政治人物的操守问题往往是选举的命门，但蔡英文在事关其操守的两个事件里均未伤及要害，舆论有风波，却始终未形成风暴。一方面可能是经历过陈水扁的贪腐案之后，台湾民众见怪不怪，对政治人物失德的忍受度提高，对达不到陈水扁那样等级的都有一定的舆论免疫力。另一方面也是蔡英文的危机公关处理得较好。特别是前述的“韩国瑜化”现象，主观或客观上都帮助了蔡英文舆论脱困。两个事件里，韩国瑜的声量占比都达到22%，反观韩国瑜石油说事件，蔡英文的声量占比只有9%。从声量上看，蔡英文的负面事件演变成了蔡英文与韩国瑜的“江湖恩怨”。当一个人陷入舆论漩涡的时候，将“是非”变成“恩怨”，是一种巧妙的舆论脱困方法。本来舆论聚焦的是蔡英文的黑白问题，一旦转化为蔡英文与韩国瑜的恩怨问题，是与非的焦点就被恩恩怨怨所代替。事实有对错，恩怨无是非，舆论的江湖规则讲的是情义，而不是黑白。

（二）岛外重要事件对选情的影响

在统计区间，依据网络声量的高低，影响选情的岛外事件依次有：香港修例风波、中美贸易摩擦、大陆赴台自由行禁令和台日关系系列事件等（参见图4）。

1.蔡英文恶意炒作香港修例风波是选举的最关键变量

两岸关系、中美关系、中日关系、港台关系，是影响台湾选举的最主要的岛外因素，在2020年“二合一”选举中，这四个岛外要素都出现，但要素的比重出现变化。一改过去两岸关系事件是选举最大的舆论热点，蔡英文恶意炒作的香港修例风波是此次选举的最关键变量。合并岛内外事件来看，“2018年九合一选举”“国民党和民进党两党初选”和“香港修例风波”位列声量前三甲，排在后面的其他事件，其声量总和都不及这前三甲任一事件的声量。特别是考虑到“2018年九合一选举”“国民党和民进党两党初选”分别发生在选季前与选季初期，显然，蔡英文恶意炒作香港修例风波是选举的最关键变量。

但对于台湾舆论场，香港修例风波并不是纯粹的台湾岛外事件，民进党非常善于操作将香港议题台湾化。香港任何风吹草动，都会被民进党利用，“票选国民党，台湾变香港”——这是民进党屡试不爽的竞选口号。台湾媒体“联合新闻网”社评曾指出，2019年3月爆发的香港修例风波，让蔡英文又“捡到枪”，趁机操弄并制造所谓的“亡国感”（台湾网络因谐音称为“芒果干”），祭出“护国保台”和“捍卫台湾主权、民主和自由”的竞选主轴。蔡英文竞选团队表面“只关心不介入”，但其后的“今日香港，明日台湾”恐吓口号本质是在给台湾选民制造“恐惧感”。2019年11月爆发的“王立强事件”，泛绿媒体与蔡英文当局又将此事件操作为与韩国瑜有关，进一步将香港议题和“恐惧感”“亡国感”联系在一起。香港事件出现后，对民进党候选人蔡英文的选情有重大帮助，蔡英文的民调支持率持续回升。香港议题台湾化暴露了“香港修例风波”表面上是香港议题，但在台湾舆论场，其本质上仍然是“两岸议题”。被蔡英文操弄的香港修例风波上升为影响台湾选举的最重要的变量，并没有改变两岸议题仍然是影响台湾选举的最重要的议题。

2.中美贸易摩擦促使蔡英文加速靠拢美国政府，攫取更多连任资本

中美关系是影响台湾这条河流向的两岸。中美贸易摩擦是影响2020年台湾选举的第二重要的岛外事件，该事件的网络声量累计达826117笔，约占岛外重要事件总声量的26.4%。对于该事件，台湾网民的讨论主要是基于中美贸易摩擦背景下大陆对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的表态等，同时关注中美贸易摩擦相关议题中蔡英文与韩国瑜的态度或言论是否影响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

对于中美贸易摩擦，台湾网民的讨论比较偏向中国大陆近期整体的政经作为，尤其关注中美贸易摩擦相关议题中蔡英文与韩国瑜的态度和言论是否影响大陆对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的态度。媒体报道则聚焦于中美贸易摩擦对中国和美国两大经济体市场的影响，并较为关注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相关言论。实际上自2016年蔡英文当局上台以来，蔡英文的对外战略重点就是寻求美国支持，加强对美的政治游说，发展美台关系是其重中之重。而美国近年来对台也是动作频频，包括通过“与台湾交往法”，支持台湾的“新南向政策”，特朗普与蔡英文通话事件等是台湾当局近年来游说工作的缩影，也是近年美台关系发展的缩影。由此，就短期而言，中美贸易摩擦对台湾政治的影响是促使蔡英文加速靠拢美国政府，攫取更多连任资本。

3.“大陆居民赴台自由行禁令”等岛外事件对台湾选举影响较小

除了香港修例风波和中美贸易摩擦两个岛外事件外，“大陆居民赴台自由行禁令”和“台日关系”系列事件等也是影响2020年台湾“二合一”选举的重要岛外因素。“大陆居民赴台自由行禁令”事件的网络声量为131 408笔，约占岛外重要事件总声量的4.2%。而关涉“台日关系”的系列事件的网络声量为33 322笔，约占岛外重要事件总声量的1.1%。相较而言，这两个岛外事件的网络声量都较小。

“大陆居民赴台自由行禁令”事件中台湾网民讨论与媒体报道的面向差异较明显：台湾网民主要以此事件引发的政治议题讨论为主，比如讨论中国大陆官方此举是否会影响台湾地区领导人的选战，以及民进党与国民党针对此事的相关表态等；台湾媒体的报道则以经济层面的报道居多，聚焦于陆客来台自由行取消对台湾观光旅游产业的具体影响等。

关涉“台日关系”系列事件中，台湾网民与台湾媒体的关注面向较为相似，皆关注日本对台湾地区的经济投资计划。台湾“中央社”2019年11月的民调显示，78%的日本民众对台“有亲近感”， 59%的台湾民众则“最喜欢日本”。由于历史、政治与经济等方面影响，台湾尤其是民进党当局非常重视台日关系，民进党是否能促使台日关系友好为其2020年台湾“二合一”选举连任的关键因素之一。此外，关于韩国瑜接待日本学者迟到的风波则相对讨论较少，评价相对负面。

四、台湾岛内重要政策对选情的影响分析

蔡英文和韩国瑜各自的施政主张或政策承诺对选情也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依据网络声量的高低，影响台湾选举的岛内重要政策主要有“生育与育儿津贴提高”“同性婚姻合法登记”“基本薪资调涨”“有感降税”“秋冬旅游补助”“青年租屋补助”六大政策（参见图5、图6）。

（一）“生育与育儿津贴提高”与“同性婚姻合法登记”是讨论最为热烈的两大岛内政策

“生育与育儿津贴提高”与“同性婚姻合法登记”网络声量最高，分别为149 898笔和144 672笔，合计占总网络声量的61.2%左右。数据显示，婚姻与生育成为台湾民众最关注的政策议题。蔡英文与韩国瑜于2019年11月先后公布各自的育儿政策，这些政策引起台湾社会高度关注。多数网民看好此政策并表示支持蔡英文，但仍有部分网民报以嘘声，提出“空头支票人人会开、又要增加国库负债、只想骗选票”等讨论。

“同性婚姻合法登记”政策亦讨论热烈，网络声量仅次于“生育与育儿津贴提高”政策。从2018年的正反两方争辩至2019年5月立法通过，蔡英文在网络上宣扬自己兑现了当初的竞选承诺，由此获得了不少台湾网民的好感。而同婚议题成为台湾社会分裂的因素之一，台湾都会区年轻选民多拥护同性婚姻权利，与主张限制同婚的宗教团体和老一辈选民分化为两极。媒体报道则聚焦于台湾同性婚姻合法化、同性婚姻立专法保障权益等内容。

（二）“秋冬旅游补助”与“青年租屋补助”两个岛内政策声量相对较低且多受舆论批评

“秋冬旅游补助”与“青年租屋补助”两个政策讨论度相对较低，网络声量占比分别为7.4%与7.0%左右。对于“秋冬旅游补助”政策，网民讨论聚焦于韩国瑜针对蔡英文在此政见的批评，认为蔡英文只会“大撒币”来换取选票。同时网民也对“秋冬旅游补助”一策大肆嘲讽台湾观光业者，认为观光业者只想拿补助并过度依赖陆客等。

关于“青年租屋补助”政策，网民关注焦点仍集中于韩国瑜对此政策的抨击，多数网民不看好此政策，并嘲讽地价、房价连年飙涨，几千元的补助根本九牛一毛、治标不治本。一言以蔽之，蔡英文的“青年租屋补助”因政策核准门槛高、补助额度低而饱受舆论抨击。

（三）蔡英文在各大重要政策中的网络曝光量基本均高于韩国瑜

蔡英文作为时任台湾地区领导人，在制定岛内重大政策方面具有相对主动的优势，岛内重大政策的制定对其而言是“主动战场”，而国民党候选人韩国瑜虽也能宣扬和承诺当选后的各种施政主张，但相对被动。在六大岛内重大政策中，蔡英文的网络曝光量基本均高于韩国瑜：除了在“青年租屋补助”政策中两人的网络曝光量占比同为28%以外，其他政策中蔡英文的曝光量占比均远高于韩国瑜。

总体而言，婚姻生育议题排名靠前，薪资收入议题排名居中，而观光房租议题排名靠后。这与政治人物的直觉可能有差异，拼经济没有想象得那么热。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整个政策的声量都偏低，最高声量不到15万笔，几乎是“香港修例风波”声量的零头，不到其声量的1/15。可见这次选举仍然是高度政治化的选举，民众对民生经济议题并不特别敏感，政策的红利并没有给候选人带来多少效益，反而政治议题更容易成为候选人的“提票机”。这样的选举文化与舆论环境，当然不利于一直以拼经济为主轴的国民党，而是有利于“搞经济不行，玩政治在行”的民进党。“货出得去，人进得来”——这样的选举主轴曾经帮助韩国瑜赢得高雄“市长”的选举，但可能是当上“市长”的韩国瑜并没有给市民带来选举口号的实惠，对国民党与民进党的经济政策双重失望，让台湾民众对政策议题的关注意兴阑珊。

五、2020年台湾地区“二合一”选举网络舆论场总结与讨论

2020年台湾地区“二合一”选举的过程与结果颇具戏剧性，也留下了几个疑惑。

首先，韩国瑜是近年来少见地拥有“现象级”网络声量的国民党籍政治人物。选前关涉韩国瑜的讨论议题异常丰富，其网络声量也一直遥遥领先竞选对手民进党候选人蔡英文，可谓2020年台湾政坛的 “第一政治网红”。而网络声量是观察候选人成败的关键指征之一，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候选人的民意支持度。但韩国瑜超高的网络声量为什么没有转化成实际的选票？

其次，蔡英文执政四年来，在岛内推行的诸多政策如“一例一休”“年金改革”等不仅引发了岛内广泛争议，民众频上街头，而且在其执政期间两岸关系也降至“冰点”。此外，台湾也失去7个“邦交国”。一句话概括就是：执政期间弊病丛生、政绩平平的民进党候选人蔡英文为何能够在选前半年实现民调支持度的逆风翻盘？

最后，哪些因素导致了此届的台湾选举比上届台湾选举的投票率高出8.63%，投票人数剧增近201万？2020年台湾“二合一”选举民进党候选人蔡英文为何能以817万高票连任台湾地区领导人，而韩国瑜却输了近265万张选票？

本文基于以上对2020年台湾选举数据的观察、反思与总结，发现了此次台湾选举的三大传播特点：“悲情传播”“仇恨传播”和“恐惧传播”。这三大传播特点或许是我们解开此次台湾选举种种疑惑的关键钥匙。

（一）“悲情传播”

2020年的台湾选举是一场围绕所谓“亡国感”的选战。“国家主权受到威胁”是台湾“首投族”（占比约6%）最关心的议题。尤其是“香港修例风波”爆发之后，蔡英文当局祭出“护国保台”和“捍卫台湾主权、民主和自由”的竞选主轴，开始趁机制造 “亡国感”。而“亡国感”在本质上就是民进党一贯打的“悲情牌”，即表面是“亡国”，实际诉诸的是悲情。

“悲情”是台湾近代以来舆论场的历史底色。原来的悲情是台湾省籍的悲情（比如“二二八事件”），而现在的悲情被操弄成“亡国”（亡“中华民国”）的悲情。“悲情牌”是2000年台湾第一次政党轮替之前民进党使用最为频繁的策略之一。民进党开始执政之后“悲情牌”的使用就开始减少了，虽然2004年的台湾选举民进党还在继续使用，但时过境迁，攻守易势，民进党逐渐发现传统的“悲情牌”已经不太好用了。而此时的2020年台湾选举，民进党的“悲情牌”又卷土重来。讽刺的是，此前民进党对于“中华民国”这一国号并不认可，对于“中华民国”的旗帜更是“弃若敝屣”，恨不得去掉“中华民国”的民进党此时却把“亡（中华民）国”作为台湾“悲情传播”的标的物，民进党“亡国感”操弄舆论的虚伪底色昭然若揭。

（二）“仇恨传播”

“仇恨传播”最大的特点就是“制造敌人，区别你我”。选举需要敌人，没有敌人也要制造敌人。2020年的台湾选举中，本身政绩乏善可陈的蔡英文通过使用“制造敌人”与“传播仇恨”来实现选举的连任。

首先，“制造敌人”。在台湾网络上，韩国瑜被塑造成“草包”的争议形象。更重要的是，台湾部分媒体对其2019年3月在香港会晤大陆中联办官员的事情不断进行炒作、质疑。而2019年11月“王立强事件”的曝光，不啻一颗舆论场的“重磅炸弹”，给韩国瑜的竞选对手留下了更劲爆的舆论操作议题空间。澳大利亚媒体引述王立强的话，指出其所在的情报组织负责在台湾操纵台湾选举，以期帮助韩国瑜在2020年当选，最终由“中共”统治台湾。为帮助韩国瑜竞选成功，该情报组织从海外捐款至少2000万人民币。由此，韩国瑜彻底被操弄成了所谓的“中共同路人”，制造成为台湾人民的“敌人”。

其次，“传播仇恨”。韩国瑜的竞选对手通过聚集台湾岛内仇恨“中共”或仇恨大陆的力量，并把这种力量对准韩国瑜及其支持者“韩粉”身上。选举有两个传播策略，一个是“拥抱最爱”，一个是“去除最恨”，显然，“去除最恨”比“拥抱最爱”的力量更大，“仇恨传播”就是建立在这样的舆论逻辑之上，即“仇恨”更容易调动与聚集选民的情绪并引发其行动。蔡英文团队成功地将此次台湾选举从“蔡英文与韩国瑜的选战”，变身为“留下韩国瑜还是去除韩国瑜的选战”。由此，蔡英文乏善可陈的四年执政成绩变得无关紧要，对韩国瑜的“恨”，以及“倒韩”才是台湾选民的当前要务。此外，还值得注意的是，韩国瑜在台湾各地的竞选造势活动引发了线下“韩粉”的大量聚集，形成了大量“韩粉”跟着韩国瑜的竞选造势活动在台湾各地进行流动与聚集的现象。这种现象不仅不能真实地反映区域支持声量情况，反而容易产生“韩粉”声量巨大的错觉，引起各种争议，从而令对手对“敌人的强大”更为紧张、也更加仇恨，导致更明显的对手催票效果。这形成一个恶性循环，韩国瑜造势活动越大、“韩粉”越疯狂，反韩国瑜的力量就被刺激得越同仇敌忾、越“必欲去之而后快”。“仇恨传播”具有反弹力效果，敌人越强大，反弹力越大。

综上，“仇恨传播”具有三个特点：以仇当先，恨比爱大，敌强愈强。一旦“仇恨传播”成功，就可以解释如下现象：第一，为什么执政无能的蔡英文可以胜出？因为以仇当先的议题转化大比例压倒了政绩议题。第二，为什么韩国瑜超高的舆论声量没有转化为选票？因为恨比爱大的力量对比令韩国瑜的声量更多源自反韩国瑜者。第三，为什么此次选举投票率比上届选举高出8.63%？因为敌强愈强的反作用力催化出更多出来投票的对手，导致投票人数剧增近201万。这其实同样可以解释2020年美国选举，候选人拜登本来形象一般，能力平平，其对手特朗普却个性十足，魅力四射，是话题人物与“政治流量明星”。但特朗普自作自受地把选举往“仇恨传播”引导，同样把这次选举打成不是“特朗普与拜登的选战”，而是“留下特朗普还是赶走特朗普的选战”，特朗普阵营攻击的拜登“年老、迟钝、打瞌睡以及儿子腐败”，在以仇当先的仇恨传播中没有杀伤力，反过来，恨比爱大，敌强愈强，却团结了更多“谁上都可以，就是特朗普不能上”的力量，催出更多的人站起来投票反特朗普，结果民主党候选人拜登获得创美国历史记录的81268867张选票。

（三）“恐惧传播”

2020年台湾地区“二合一”选举一个值得关注的时间节点是2019年6月9日。开始于2019年3月的“香港修例风波”从6月9日起事件升级。此前，台湾岛内各大机构的民调数据大部分是韩国瑜的支持率高于或不低于蔡英文，但此后韩国瑜的民调支持率开始不断下跌，并在7月初开始几乎完全落后蔡英文，8月之后，韩国瑜的民调支持率与蔡英文相差越来越大。最终，蔡英文在11月“王立强事件”爆发后民调支持率一骑绝尘，实现了选前民调的逆风翻盘。

完成这个逆转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蔡英文团队善于进行恐惧传播。自2019年3月“香港修例风波”发生以来，蔡英文团队除了制造悲情（所谓的“亡国感”）与仇恨（韩国瑜是敌人）外，另一个策略就是制造恐惧：一方面渲染香港事件的“恐惧”，另一方面渲染“今日香港，明日台湾”。及至11月爆发“王立强事件”，此事件被蔡英文团队操作成与韩国瑜直接相关，从而把“香港修例风波”的恐惧传播在台湾在地化。“恐惧传播”最重要的特征就是“传染性”，而传染需要中介，“王立强事件”就是那个中介，此事件使得“香港舆论场”与“台湾舆论场”开始交叉传染，香港舆论场的恐惧就在台湾舆论场被不断扩散与放大。

“香港舆论场”与“台湾舆论场”的交叉传染还发生在2014年9月的“香港占中事件”，一方面台湾一些势力或明或暗介入了“香港占中事件”，另一方面民进党操作“票选国民党，台湾变香港”恐惧传播，导致2014年11月举行的台湾地区“九合一”选举国民党大败。

此次台湾选举的“悲情传播”“仇恨传播”与“恐惧传播”的结合，形成了三种传播的“组合拳”：操弄“亡国感”议题，进行悲情动员；制造敌人，引发仇恨；渲染恐惧，形成催票高潮。它们分时间、分阶段、有重点地体现在2020年的台湾选举进程当中，导致了最终的2020年台湾选举结果。

基于2020年台湾选举表现出来的三个传播特点，本文预估台湾选后会出现以下三个趋势：

第一，选后的台湾社会会更加关注并聚焦到诉求性舆论议题，认同性舆论议题会减少。诉求性舆论议题指的是表达诉求的舆论议题，其舆论关注的目标就是问题的解决。它一般源于某个事件或一个问题，由此产生中短期舆论诉求，比如台湾近期讨论热烈的“莱猪”议题。认同性议题指的是表达认同的舆论议题，其舆论关注的目标是自我的认同。它们因在认知上的难以统一，在情感上的不能共鸣以及在评价上的无法一致而长久地被人关注。认同性舆论议题，往往源于人们在情感、观念和价值的分歧，只有这些分歧达成一致，或不再值得关注，才会终止和消失。而人们在情感、观念和价值上要达到统一则需要时间，比如“统独议题”。选季认同性舆论议题常常占据主导，选后诉求性舆论议题往往会占上风。

第二，蔡英文当局会不时操作两岸关系与中美关系议题，以“切香肠”方式，不断触碰大陆底线，以转移岛内执政无能焦点。

蔡英文当局在第一个执政任期内，岛内治理弊病丛生、“新南向政策”饱受质疑、两岸关系降至“冰点”，而且为数不多的所谓“邦交国”依然有“断交”风险，其参与国际组织也变得愈发艰难。由于民进党的两岸政策不断倒退，没有两岸交流的红利，蔡英文的第二个任期依旧无法有更多更实际的执政建树，其民调支持率将不可避免地回落，蔡英文会借助美国大选后的中美关系变化，操作相关议题，以转移岛内执政困局焦点。

第三，国民党在台湾的民意基本盘仍在，但退无可退，国民党面临选择，要么往去中国化的方向发展，要么不惧民进党“抹红与抹黑”。

此次台湾选举，韩国瑜所得票数约552万，比上一届国民党候选人朱立伦高出约170万票，有支持者回流的迹象。而且国民党政党票仍有近33.6%的支持率，“立法委员”席位相较于上届上涨了3席。可预见的是，国民党在台湾社会仍有较大影响力，在台湾的民意基本盘仍在。

但国民党在2020年台湾选举中的失利，激起了党内改革的声浪。国民党党内甚至呼吁应该调整两岸论述。国民党1月15日内部检讨报告提出的七大败选因素之中，也把“两岸论述”作为败选的重要因素之一，认为“两岸论述未能掌握话语权，无法因应当下变局”。国民党内最年轻的“立法委员”洪孟楷向媒体表示：“国民党已脱离民意，需要即刻检讨改变”，在两岸论述上“九二共识”必须有新的包装和说词。

在民进党成功地进行“悲情传播”“仇恨传播”与“恐惧传播”的组合拳之下，国民党必须正面回应“两岸议题”是“淡化甚至切割跟大陆的关系”，还是“互动大陆为台湾开出新局”？既然无论国民党怎么做，都会被对手“抹红与抹黑”，在退无可退的情境下，国民党放下选举包袱，才能够轻装前进。毕竟，理想的“两岸关系”才是台湾唯一的出路，在“两岸关系”的新论述方面，国民党比对手更没有包袱，也有更多想象的空间。

原文刊发于《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6期《台湾研究》专栏，第81—93页。因篇幅问题，注释删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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