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国深，何淼 | 两岸关系变迁研究的“大系统”分析框架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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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岸关系变迁研究的

“大系统”分析框架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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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30多年的两岸关系多次出现政治关系陷入僵局，民间关系逆向发展的现象。显然，政治研究的单一学科分析视角存在解释力不足问题，这种现象同样存在于其他学科的两岸关系研究。当代两岸关系研究需要在交叉学科基础上建立新的分析框架。两岸“大系统”分析框架试图摆脱单一学科束缚，搭建起更具解释力的两岸关系研究模式。

作者简介

刘国深，男，1964年4月出生，福建省龙岩市人，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学士、硕士、博士。1989年7月进入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工作，2001年11月担任研究所所长、2004年3月至2017年10月担任台湾研究院院长。现任厦门大学“闽江学者”特聘教授、“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协同创新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先后入选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万人计划”、中宣部“文化名家”，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兼任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学习研究委员会主任。主要研究领域为台湾政治、两岸关系。

何淼，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博士研究生。

摘要：两岸关系研究中存在着政治因素的作用被过度评价的问题。当民进党执政时期两岸政治关系面临严峻挑战时，两岸经济、社会和文化关系仍保有较强韧性，经贸和社会等领域的两岸依存度不降反升。这种现象表明政治因素对两岸关系变迁的影响虽然很大，但也存在局限性。现有的两岸关系研究模式缺乏基于交叉学科逻辑体系的分析框架。在“系统论”的基础上，引入两岸“大系统”观，以跨学科和学科交叉融合的视野构建两岸关系变迁研究中的“大系统”分析框架，可以更好地阐释两岸“大系统”的结构功能、运行机制和变迁机制，并在两岸关系现实中进行实证检验。两岸“大系统”分析框架显示，相较于政治体系，整体系统环境更具决定性作用，两岸关系变迁的方向和进程是全要素互动的结果。

关键词：政治体系；环境系统；两岸关系；分析框架

自2000年5月20日以来，拒不接受一个中国原则的民进党已两度在台执政，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进程受到严峻挑战。但是，从两岸经贸、文化、人员往来的数据来看，两岸关系总体上依然向前发展，不少数据甚至反超国民党在台执政时期，展现出强大的稳定性与黏合力。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必须坚持系统观念。万事万物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只有用普遍联系的、全面系统的、发展变化的观点观察事物，才能把握事物发展规律。”两岸关系是一个建立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法律、军事、地理、血缘等复杂多元关系基础上的“大系统”，政治因素只是两岸关系大系统中的一部分。长期以来，人们更多的是从政治视角观察两岸关系，但实践证明这种单一的观察和研究视角常常使研究者陷入“见树不见林”的困境。厦门大学陈孔立教授曾援引苏起的观点：“过去两岸关系和政策发言，政治学家说了算；但后来经济优先时期，则是经济学家主导；‘太阳花学运’后，政治和经济学家，全输给了社会学家。”这个现象也说明单一学科的研究视野存在很大的局限性。两岸关系是一个复杂大系统，影响系统变迁的因素包括系统内部因素和系统外部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法律、军事等要素，两岸关系变迁并非单一因素的结果。两岸政治关系研究界长期采用政治学单一学科视角研究两岸关系变迁，存在有意无意地忽略其他学科因素的风险。

本文意图跳出政治学科单一学科视野，将两岸关系变迁研究放在“大系统”的视野中观察，从多学科的视角研究其变迁原因、规律、发展趋势和影响。

一、单一学科两岸关系变迁研究的局限性

回顾新世纪以来的两岸关系变迁历程，我们发现：民进党在台执政期间两岸政治关系虽然遇到严峻挑战，但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进程依然克难前行。值得注意的是，民进党在台执政期间一些两岸交流交往的统计数据表现亮丽。陈水扁在台执政的8年间，虽然两岸政治对抗剧烈，但两岸经济、社会、文化、教育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却不降反升：在经贸领域，2000年两岸贸易总额为305.3亿美元，2008年已经增长至1292.2亿美元，同比增长了323%；在社会领域，2000年两岸人员往来总数为311万人次，而到了2008年，两岸人员往来总数已经达到了437万人次。2016年5月20日民进党重新在台执政以来，两岸关系再陷政治僵局，但两岸经贸、社会、文化关系继续深化，各领域交流更趋密切：商务部的统计数据显示，2015年大陆与台湾贸易额为1885.6亿美元，而海关总署公布的2021年两岸经贸交流统计数据中，两岸贸易额增长至3283.4亿美元；两岸人员往来同样保持增长态势，根据台湾地区航空部门的统计，2016—2019年台湾各机场两岸航线运载人数逐年上升，在新冠疫情暴发前的2019年，两岸人员往来已经达到了900万人次，台胞来大陆更是超过600万人次。

显然，影响两岸关系变迁的因素绝非仅有政治因素，无论是从政治学、经济学乃至其他任何单一学科，都难以全面把握两岸关系变迁的机制。我们认为，两岸关系变迁研究应当整合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法律、军事等学科，甚至包括地理、气候、生物学等学科研究，开展跨学科研究，建立跨学科的“大系统”分析框架，这样才有可能更加全面地把握影响两岸关系变迁的主要因素。

以跨学科和学科交叉融合的视野构建两岸关系变迁研究中的“大系统”分析框架，最主要的目的是解决单一学科分析框架造成的“盲区”问题。经过两百余年的发展，社会科学内部形成了越来越清晰的学科边界，人们越来越习惯于学科思维定式，导致“社会科学与现实社会之间的关系出现了疏离”。单一学科视角中的还原主义方法论不同程度地忽视研究主体的整体性，不同学科对同一研究主体的“暴力分解”会割裂原本应当互补的多学科研究体系，因此通过学科交叉融合的方式推动协同性与综合性创新研究，对于社会科学理论发展具有重大意义。跨学科研究方法（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IDR）试图通过加强学科间的联系，解决复杂的现实性难题。从概念来看，跨学科（interdisciplinary）指的是面对单一学科无法解决的复杂问题，借鉴各学科的视角，整合与共享知识从而拓展认知的研究模式。与跨学科相关的还有多学科（multidisciplinary）范式，它是跨学科的初级形态，其与跨学科概念的不同在于多学科研究模式没有给定明确的学科间关系，而跨学科已经在研究层次上对相关学科的共同定理进行了定义。由单一学科到“多学科”再到“跨学科”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需要在学术链条上不断探索。两岸关系变迁研究本来就是以问题为导向的研究，更应该采取跨学科研究思维，而运用交叉学科方法研究多学科因素所构成的复杂的两岸关系系统，也是跨学科思维在两岸关系研究领域内的有益尝试。

以两岸关系变迁研究为例，在“两岸大系统”当中，即便是气象、水文等自然因素也与政治因素存在某些相互耦合的关系。由于福建与台湾一衣带水、唇齿相依的相邻地理位置，两地在气候上面临着相同的自然灾害风险，自然因素与政治因素的耦合关系使得两岸交流往来无法简单以政治因素为唯一标准进行政策取舍，两岸政治关系与自然环境因素密不可分。在两岸军事对峙的1972年，大陆方面就开通了对台湾地区的台风暴雨天气预警，很多大陆渔民也透过台湾渔业广播电台了解海洋气象。此后两岸气象界的交流逐渐频繁，“从单向到双向，从互赠刊物、电话联系到人员互访，突破了一个又一个‘从无到有’”。类似的情况还有两岸共同面对的海洋生态保护问题，例如，用来制作乌鱼籽的乌鱼，每年在长江口和高雄之间的台湾海峡洄游，两岸渔政部门能否进行有效合作，将关系到台湾乌鱼籽产业的兴衰。这些看似低政治性、非政治性的因素与两岸人民的生活密切相关，聚积起来就成为影响两岸关系变迁的环境因素，两岸政治体系如何回应环境因素的变化，直接影响到政治体系的稳定性和政治秩序的变革方向。

二、两岸政治体系和环境系统互动的“大系统”分析框架

我们认为，现有的两岸关系研究模式缺乏基于交叉学科逻辑体系的分析框架。本文尝试运用最具代表性的跨学科理论——“系统论”（the theory of system），结合两岸关系发展现实，勾勒出一个新的分析框架。

“系统”是由相互作用、联系的各相关要素组合而成，带有特定功能，与外部进行物质与能量交换，处于稳定有序状态的有机整体。与传统科学方法中的还原论不同，系统论不追求将复杂的问题归结为几个简单的基本原因，而是从整体性角度考察事物，强调事物间的组织性和层次性，亦即突破“部分已在我掌中，所惜仍欠精神链索”的束缚，以“不再按照单个机器，而是按照‘系统’去思考”的方法进行探索。一个具有开放性的系统，由彼此相互联系又相对独立的若干子系统组成，子系统又由更小的子系统组成。系统具有八项基本原则：整体性原则、有机关联性原则、结构性原则、有序性原则、动态性原则、目的性原则、最优化原则与模型化原则，它们从不同角度反映了系统的特征，“整体性原则是系统方法的根据与出发点，有机关联性、结构性、有序性、动态性、目的性和模型化是系统方法的手段，最优化是系统方法的根本目的”。因此，在参考系统论建构新的两岸关系变迁研究理论框架时，我们应当根据研究对象的性质和特点将各项系统原则及其相应功能合理筛选，加以改造并综合应用。

“两岸关系”定义广泛，但在日常使用中常被影射或不自觉默认为“两岸政治关系”，政治因素在两岸关系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直接影响两岸关系的变化发展。但政治因素只是诸多两岸关系变迁影响因素之一，政治因素本身也受到环境的影响。从政治学的视野来看，“两岸大系统”是由政治体系及其环境系统共同构成的，政治体系及其环境系统也是由更多层级的子系统构成的。依照政治体系理论，两岸政治子系统共同构成“中国政治体系”，它由大陆政治次体系与台湾政治次体系构成。环境系统包含所有的非政治因素，既包含自然人进入政治角色前的一切社会关系，也涵盖自然人所处的地理环境、生物基因、文化环境、历史背景等先天因素。

政治与环境的耦合关系无法简单地用还原主义的逻辑去描述和解释。两岸政治体系虽然会影响两岸环境系统，但是正如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所言，“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决定一定社会政治上层建筑的发展”，环境系统相对于政治体系也具有相对独立性，并可以对政治体系施加作用。与单一的政治学理论分析框架相比，将政治体系与环境系统融为一体进行整体考察的框架更贴合两岸关系的现实。在系统论思维视角下，跨出政治学视野的“整体性思维”有助于我们突破学科思维的框限，找到两岸关系研究的新增长点，让我们更加精准地把握两岸关系发展的规律性。

（一）两岸“大系统”的结构与功能

两岸“大系统”分析框架具备整体性结构，该框架将两岸关系作为一个有机体看待。“整体性”指的是系统具有各要素所没有的新的性质和行为。亚里士多德就曾提出“整体大于它的各部分的总和”的观点，系统论的创始人贝塔朗菲提出的“贝塔朗菲定律”认为，各要素在系统内所发挥的作用并非简单的叠加，而是会发挥“1+1>2”的作用效果。在两岸关系“大系统”分析框架中，“大系统”的整体功能超越政治体系与环境系统功能之和，拥有单一子系统观察常常忽略的“联系整合”“系统调试”“自主创新”等功能。

就两岸“大系统”的整体性结构而言：

首先，“一个系统既是一个自己独立的整体，同时又是高一层次的子系统”。两岸政治体系建基于两岸环境系统之上，政治体系的体量相较于环境系统要小很多。如果我们以立体图形表示大系统框架结构，政治体系有如环境系统之上的“塔尖部”，作为“支撑体”的环境系统与政治体系共同构成一个“球面锥体大系统”。“球面锥体”视野下以国家为单位的更多“球面锥体”构成一个更大的世界球体系统。

其次，两岸“大系统”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它不断地与其他系统进行物质和信息交换，两岸“大系统”的外部就是“世界球体系统”。系统内部可能会因各种矛盾的不断增加而趋向于无序与混乱，对一个封闭系统而言，持续增加的各种矛盾令系统如同一只不断被充气的气球，而一个开放的系统在与外界联通的过程中，内部矛盾可能会减少与转化。系统内部不断积累的各种矛盾如社会分配不均、民粹主义、散漫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矛盾和问题可能会使系统出现无序性危机，但在开放的系统与外部环境的交换过程中，丰富的物质资源交换、大量的信息沟通，以及交流交往过程中带来的调试与变换机遇可以令系统内部的矛盾得以缓和或化解。1949—1987年两岸对峙时期的国民党当局在“三不政策”的框限下既排斥与大陆地区的交流交往，又因在国际社会上日渐孤立，台湾政治子系统在某种程度上几近“封闭”，台湾内部的各种政治矛盾不断叠加，政治秩序开始陷入混乱，台湾政治次体系出现系统维系困难。两岸军事对抗和政治对立最终无法阻挡两岸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在经济、社会、文化等非政治因素和大陆、国际社会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国民党当局不得不“解除戒严”、开放老兵返乡探亲，海峡两岸“柏林墙”最终轰然倒下。

诚然，在与外部环境的交流交往过程中，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系统可能会发生短暂的混乱与无序，但具备整体性结构的更大系统会在一定程度上依据现有条件和客观需要进行必要的调适，以维持体系的稳定性。举例来说，2022年8月2日，美国众议院议长南希·佩罗西率团窜访台湾，引发两岸政治体系的短暂波动，但美国所施加的外部影响并未使得两岸关系陷入持久的混乱与无序。面对系统外部因素的阻碍，“两岸大系统”采取了一系列应对和管控措施，“两岸大系统”的整体性功能反而增强，台湾政治次体系与中国大陆政治次体系的边界因大陆对台治理前沿的推进而显著淡化，两岸政治一体性的事实得以进一步强化。

综上而言，“两岸大系统”的整体性结构如图1所示：

（二）两岸“大系统”的运行机制

两岸“大系统”的运行机制表现为：系统要素具有关联性；系统目标具有趋稳性；系统运行具有有序性。值得关注的是，环境系统在两岸“大系统”运行机制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1.系统要素的关联性

系统要素的关联性体现在两岸“大系统”运行时各子系统（要素）之间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制约。

一方面，两岸环境系统影响并制约着两岸政治体系。以“老兵返乡探亲”为例，重启的不仅仅是两岸社会关系，两岸政治关系也被带动起来；以台湾同胞来大陆发展为例，他们要么是基于经济目的，要么是基于文化需求，要么是基于人际关系需要，工商界如此、文艺界如此、在陆求学的台生也是如此。其结果是，两岸环境系统发生重大变化，对政治体系施加了强大影响作用。民进党当局之所以至今不敢在“法理台独”问题上迈出实质性一步，其限制因素应是多重的，其中两岸经济依存关系的制约最直接。公权力部门的政策制定常常要以能否获得经济上的相对收益来衡量政策的价值，没有经济效率支持的政策不可能长久。阿尔蒙德认为：“通货膨胀降低了国民中某些集团的实际收入。当这种经济上的变化转换成为对公共政策的要求，或者对撤换政治公职人员的要求时，经济同政治组织之间就会相互发生作用。”显然，“环境系统”会以自己的方式透过政治角色的利益表达，将自己的要求反馈至“政治体系”中，从而对权力分配状况产生影响。

另一方面，两岸政治关系也对两岸经济、社会、文化关系等非政治领域关系样态有着制约或促进作用。马克思主义认为：“总的来说，经济运动会替自己开辟道路，但是它也必定要经受它自己所造成的并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政治运动的反作用，即国家权力的以及和它同时产生的反对派的运动的反作用。” 1987年之前台湾当局的“三不政策”对两岸民间关系的制约作用不必赘述。1987年以后，两岸交流政策的“合拢”，激活了两岸民间关系，两岸依存关系与日俱增。2008—2016年，两岸贸易额从1200多亿美元增长至2000亿美元，台湾对大陆的贸易依赖度接近30%。2016年民进党重新在台执政，政治因素又开始影响两岸人员交往热度，大陆赴台交流热度应声降温，仅2016年就较2015年减少了约67万人，此后更是逐年递减。

因此，系统要素的关联性突出了两岸“大系统”运行时政治因素与非政治因素的耦合效应。两岸关系虽然涵盖面广阔，但不同的具体问题并非没有理论路径可循，探寻系统内部各要素的相互博弈与协同作用过程，就找到了贯穿两岸关系所有要素的总纲，建立起一套能够广泛适用于解释与分析两岸关系发展变迁的逻辑框架。

2.系统目标的趋稳性

目标趋稳性是指系统会根据社会利益需要和自然规律，通过相关要素间的联系、组合、配套从而形成一种耦合机制，实现自身目标。在系统论中，系统的目的可以被描述为一种追逐“稳态”的过程，“在给定的环境中，系统只有在目的点或目的环上才是稳定的，离开了就不稳定，系统自己要拖到点或环上才能罢休”，因此系统的趋稳性目的不是人为设定的，而是一种客观的控制与平衡的结果，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就两岸关系而言，和平发展与对立抗争是两种可能出现的形态，历史证明两岸关系对立抗争的形态不可持续，和平发展才是两岸关系的常态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指出：“‘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实现国家统一的最佳方式，体现了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中华智慧，既充分考虑台湾现实情况，又有利于统一后台湾长治久安。” 2022年8月发布的《台湾问题与新时代中国统一事业》白皮书中强调：“以和平方式实现祖国统一，最符合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华民族整体利益，最有利于中国的长期稳定和发展，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解决台湾问题的第一选择。”这意味着中国共产党维护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道路的大政方针具有持续性与稳定性。反观台湾方面，虽然民进党有着分离主义意识形态，蔡英文拒不公开承认“九二共识”，但政策实践仍然必须顺应两岸关系和平、稳定和发展大势，“台独”主张只能停留在口头上，无法落实到法理层面的实际行动。因此，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形势虽然严峻，但总体上仍然克难前行，大陆对台政策更多地聚焦于以实际行动“落实统一”。因此，本文所提出的“政治体系+环境系统”的“大系统”分析框架，本质上也是一个以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为目标的理论框架。

3.系统运行的有序性

系统运行的有序性是确保“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系统目标实现的自组织结构秩序的直观体现，即系统究竟如何通过运行秩序促使目标的达成。在“大系统”分析框架中，系统运行的有序性表现在“输入、转换、输出”的三个阶段：在输入阶段，各要素的相互耦合造就了利益表达与利益综合的具体内容；在转换阶段，一方面各要素的协同与竞争效应会受到公权力结构的感知，并体现在政策决策过程中，另一方面受到系统目标的牵引，环境系统可以独立处理非政治因素形成的利益需求，并反作用于政治体系；在输出阶段，相应的政治产品或非政治的实际作为是系统运行的结果，该结果在输出后，会反馈至系统中影响两岸关系的样态。在上述运行有序的规则影响下，系统得以良性运转，自动趋向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系统目标。

首先，在输入阶段，利益表达与利益综合是多因素相互耦合的产物，参与利益表达的角色众多，包含公权力部门、政党、利益集团、社会团体、公民个人等，但它们在进行利益综合的过程中无一不体现着多因素耦合与博弈的逻辑。对公权力部门和政党而言，庞大的组织结构使得集体共识的形成需要经历漫长而复杂的博弈。对利益集团、社会团体、公民个人等而言，“压力集团的游说行为（政治职能）是其提供选择性激励（经济职能）的副产品，人们支持和参与压力集团的游说活动并非为了实现政治利益，而是为了获得经济效益或社会效益”。例如相关台商团体提出促进两岸经贸交流与合作的利益需求，正是受到了两岸经济形势和投资环境等因素的重要影响，最终能够迫使公权力部门修改或创制新的政策。在上述过程中，两岸市场秩序的形成令利益综合与利益表达的内容自然而然地呈现出了符合系统目标的特性。

其次，在转换阶段，公权力部门是最主要的角色，因为转换的过程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政策制定的过程。在转换过程中，系统会平衡各要素的影响效力，对促进系统稳定性的要素加以放大，对损害系统稳定性的要素进行筛除。政策制定的模式不自觉地反映出了系统要素的关联性和系统目标的趋稳性规则。阿利森认为，公权力部门制定政策依据了理性行为者模式、组织过程模式和官僚政治模式。在理性行为者模式中，决策是完全理性的公权力部门追逐自我利益的选择；在组织过程模式中，决策是多元的官僚机构通过标准化程序共同参与决策制定的过程；官僚政治模式则认为决策是很多政府部门之间讨价还价和妥协的产物。但是无论是上述哪种决策模式，决策均是一个讨价还价的政治过程，受到了多种因素的复合性影响。例如激进“台独”势力试图输入 “法理台独”的要求，但势必受到公权力内部的多因素博弈过程影响，因此即便是民进党当局执政，这一要求也难以进入系统过程中，更难以成为实际政策。

值得注意的是，当两岸政治次体系之间出现沟通障碍时，系统的转换并非一定以政策制定的形式展现，其可能表现为各项因素影响下某些环境系统角色形成实际作为的过程。当两岸政治体系呈现相对静默状态，环境系统向政治体系提出的要求可能被暂时搁置，但这并不意味着整个“大系统”会陷入停滞。在系统前述规则的影响之下，虽然政治次体系间不直接交往，但政治次体系与两岸环境系统之间的互动并没有终止。甚至两岸共构的环境系统内部仍然在一定程度上自主运行，非政治领域的交流并不必然受到公权力的阻断。两岸环境系统仍然可以分别与两岸政治次体系互动，继续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系统目标。以台商投资的实际行为为例，无论两岸政治关系处于何种样态，台商对大陆地区的投资都呈现出持续增长的态势。1991—2021台湾地区对大陆累计投资金额为1982.82亿美元，较之2020年增加了58.63亿美元。根据商务部的统计数据，台资企业在大陆投资项目数逐年增长，截至2020年，投资项目数为117186件；根据台湾地区陆委会的数据，1991年至2022年6月，台资企业在大陆投资总金额达2000.8亿美元，占据台资企业对外投资总金额的54%。因此，系统的转换过程并不一定是政治决策过程，两岸政治关系局势也并不一定是两岸环境系统发展变迁的前提条件，这就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即便政治关系陷入僵局，两岸经济合作仍有较为强劲的发展势头的原因。

最后，在输出阶段，政治产品和非政治的实际作为是系统运行的“结果”，这些结果反过来还会影响“大系统”，这一过程称之为“反馈”。例如大陆惠台政策、两岸双向投资额的增长、两岸文化活动的畅旺等系统性结果对两岸政治体系的互动姿态产生了重要影响。从已有的量化分析数据来看，民众普遍认为两岸经贸交流有利于台湾经济发展并希望两岸经贸政策更加开放；大陆惠台政策也对台湾民众印象中的大陆形象有着显著的改善作用。环境系统会以滴水穿石的方式累积对政治体系的牵引力量，引导政治体系适应环境系统的发展要求，“大系统”的目标在上述自组织的运行规则中最终得以实现。

（三）“两岸大系统”的变迁机制

系统并非一成不变，在时间和外部环境的变化下，系统会产生动态的变化，选择最佳状态。如果说系统的目标是客观预决的，那么系统优化则需要人们借助主观能动性来认识系统变迁的逻辑和推动系统朝着相对最优的路径演进。总体来说，在现有的两岸关系互动状态下，环境系统是影响“两岸大系统”变迁的重要因素，环境系统自身的运行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其与政治体系的互动关系模式，而该互动关系模式影响着“大系统”的变迁方向。

1.“变迁动力”——环境系统的决定性作用

环境系统的相对独立性是“大系统”变迁的重要前提，“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经济基础的变更必然引起上层建筑的变革，并决定着其变革的方向。正如前文所述，环境系统发挥影响作用的途径除了透过政治角色向政治体系提出要求外，也可以通过环境系统内部独自产生，环境系统不仅不以政治体系的变化为自身变化的前提条件，而且会持续对“政治体系”施加反馈作用，因此环境系统具有相对独立性。从多学科研究视角的理论成果来看，两岸非政治领域的交流被赋予了发挥影响两岸关系未来的殷切期待，这也说明了环境系统具有相对独立性特征。在环境系统相对独立的基础上，大系统运行就很难被打断，只存在运转效率的快慢问题，“高效运转”或“受限运转”的两种运行状况直接影响着政治体系与环境系统的耦合关系模式。环境系统的运行状况包含两种：第一种是“高效运转”，即政治体系与环境系统运行目标一致，不存在利益对抗，因此环境系统得以更为省时省力地完成系统目标；第二种是“受限运转”，即当政治体系与环境系统运行目标不完全一致时，环境系统受到“政治体系”不同程度的牵制，虽仍能努力推进系统目标的实现，但较为费时费力。

2.“变迁模式”——政治体系与环境系统的耦合模式

如上所述，环境系统与政治体系的互动关系存在两种可能形式：当环境系统高效运转时，政治体系与环境系统“协同发展”；当环境系统受限运转时，政治体系与环境系统“错位发展”。

在“协同发展”模式下，二者发挥协同作用推进系统目标的实现，这种耦合关系模式会带来系统功能的整体优化。在协同模式下，由于两岸公权力部门发挥正功能，两岸“大系统”调动全部系统资源，将政治性因素和非政治性因素协调考虑，对两岸总体利益需求进行转化，从而输出稳定发展的政策。这一时期“大系统”内全要素协同运转，不仅两岸各领域交流合作扩大，而且两岸同胞的相互理解、共同文化、民族认同观念都得到了良好培育，政治体系和环境系统互动发挥了“1＋1>2”的效果。

在“错位发展”模式下，由于两岸政治次体系之间的合作“受限”，环境系统向政治体系提出的需求不同程度地受到阻滞，“大系统”的运行受到影响，两岸大系统功能的协同性和整体性降低。此时“大系统”只能以“代偿”的方式执行部分原先由两岸政治次体系合作完成的功能，从而输出符合系统目标的政策。两岸政治体系运行不畅将导致“大系统”运行成本提高，但也势必逐渐累积环境系统对政治体系的压力。当然，并非所有的两岸环境系统要素互动都需要政治体系的积极介入，有时政治体系出现“静默状态”也没有对环境系统的运行产生明显影响，两岸僵局下的两岸民间关系发展足以说明这种机制。

3.“变迁姿态”——“正激励优化”与“进化性调试”

由于系统本身具有最优化趋向，当两岸政治次体系协同发展时，符合运行目标的政策会对“大系统”形成正向激励，促进系统沿着协同发展模式优化；当两岸政治次体系互动受阻时，“大系统”根据自身目标的指引进行自我调适，以规避两岸政治次体系冲突，也可能在其中一个政治次体系引导下寻找“代偿”机制，把促进目标实现的因素加以放大，系统按照进化性调适的路径进行变迁。从长期来看，政治体系终将回应环境系统提出的要求，发生“进化性调试”，逐步朝着“正激励优化”的方向不断靠近。

综上而言，“大系统”模型可以反映出两岸关系的整体性；“大系统”模型能够成为推导与解释两岸关系互动模式的新视野；“大系统”模型既能体现出要素的互动性，也能体现出要素之间的相对独立性；“大系统”模型下的系统变迁分析框架可以为政治僵局下的两岸关系发展研究提供新的可能性。

三、“大系统”视野下的两岸关系变迁实证分析

恩格斯指出：“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在人们的头脑中，在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在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革中去寻找；不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想象中去寻找，而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经济学中去寻找。”两岸“大系统”分析框架最大的特色体现在：它跨出了政治学学科边界，将政治体系与其赖以存在的环境系统的耦合关系进行分析研究，强调环境系统在大系统研究框架中发挥的决定性作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系统目标最终实现是必然结果。

（一）环境系统的相对自主性

以两岸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互动为例，公权力部门对两岸民间关系虽然有明显影响，但政治体系对环境系统的影响并不是绝对的。在政治体系运转相对不畅的情况下，环境系统仍然可以排除干扰因素，努力达成系统目标，并不断吸引政治体系进入“大系统”的有序运转轨道，两岸政治次体系可以在僵局之下以多主体治理的方式推进体系目标。

在1949年至1978年两岸军事对峙时期，蒋介石集团坚持反共立场，在台湾实施“反攻大陆”的方针与“惩治叛乱条例”和“戒严令”，与大陆呈现军事上的对峙与政治上的敌对关系。这一时期虽然中共中央提出并多次重申了和平解放台湾的主张，但蒋介石将其视为大陆阴谋，消极应对，环境系统的要求虽然被搁置，但两岸经济、社会、文化领域的需求并没有消失，反而是继续增长的。面对持续不断地与外部进行物质、信息交换带来的开展两岸经贸活动的压力，环境因素和政治因素的相互联系不断加深，台湾当局最终放弃了“三不政策”。1986年的“华航货机事件”迫使台湾当局不得不以“白手套”的方式与大陆开启谈判进程。而台湾内部的“老兵返乡运动”则从台湾政治次体系内部形成强大的环境压力，迫使台湾当局从1987年11月起逐步开放两岸人员往来，一度几近休眠的两岸经济、社会、文化等关系重新活跃起来。

李登辉时期的“两国论”主张曾经引发两岸关系动荡，“戒急用忍”政策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台商与大陆的经贸往来，但是“大系统”内的环境系统并未因两岸政治次体系冲突而“休眠”。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两岸经贸领域已经形成了密切联结，两岸环境系统的自主性功能不断得到提升，简单粗暴地切断经贸联系的做法将会使双方经济利益都严重受损，台商对此强烈不满，排除政治因素干扰的呼声高涨，台湾当局面临巨大的环境压力，台湾政治次体系已很难无视两岸环境系统提出的要求。在台湾当局转而提出“积极开放、有效管理”的新政策之下，两岸环境系统的相对独立性基本上得到维持，在大陆方面的积极推动下，两岸投资贸易合作持续发展。到了民进党首次在台执政的第三年，中国大陆甚至超越美国成为台湾地区最大的贸易伙伴，而且是台湾最大出口市场、最大贸易顺差来源地。

马英九时期，两岸政治体系与环境系统“协同”的程度提升，两岸经贸联系更为密切。2008—2015年，海协会与海基会先后进行了十一次商谈，就经贸领域的具体问题达成了诸多共识，促进了两岸经贸联系的制度化和规范化。两会商谈的重要成果包含促成两岸直接全面的“三通”，签署了《海峡两岸金融合作协议》、《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海峡两岸投资保护和促进协议》、《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等23项协议。在两岸政治次体系共同打造的制度规范保障之下，两岸“环境系统”发展的成本降低，并且日益一体化，有利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环境基础进一步扩大。

蔡英文上台后，政治次体系间的两岸共同事务合作治理遇到困难，两岸政治体系运转不畅导致部分有利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环境需求无法得到两岸公权力部门协同治理。环境系统的需求促使公权力部门改良政策适应现状，以增加民生福祉。为此，两岸公权力部门在可操之在我部分各自回应两岸民间社会需求。此外，就两岸经济互动而言，除2016年与2019年两岸贸易呈小幅衰退外，5年多来两岸贸易总体为增长趋势。这表明正常情况下两岸环境系统受政治因素影响较小，受非政治因素，如总体经济形势、市场机制以及两岸产业供应链等经贸领域因素影响较大，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系统目标可以在政治体系功能受限情况下继续发力，这也是为什么必须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大系统”机制框架中考量环境系统相对自主性地位的重要原因。

（二）环境系统对两岸政治体系风险的制约性

台湾地区对大陆的经济依赖态势已经到了公权力部门无法割舍的状态，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两岸政治体系运转过程中可能爆发的风险。“如果没有大陆，台湾对外贸易将出现巨额贸易逆差，经济将难以维持正增长。”两岸产业互相依赖也在经贸联系因素影响下不断加深。相对来说，台湾地区对大陆的依赖程度更高，受益更大。对于中国大陆来说，两岸经贸关系深化是两岸和平统一的重要基础，自然也乐观其成。显见旺盛的两岸经贸需求促使两岸政治次体系必须更加慎重地对待两岸关系，因此两岸出现突发性风险事件的概率大为降低。民进党当局虽然对两岸民间关系发展保持警惕，甚至有时以民生需求要挟大陆，但在强大的经济、社会等环境因素的压力下，常常不得不做出妥协。2021年5月以来台湾新冠疫情加剧，在台湾地区疫苗短缺的状况下，福州、厦门红十字会负责人表示愿意向金门、马祖捐赠新冠病毒疫苗，但受到政治因素的制约，该提议遭到了陆委会的拒绝，并称“大陆从未通过两岸既有渠道提供任何疫苗信息，台有关部门也未收到正式文件提出申请”。蔡英文当局在公共卫生问题上久拖不决致使民怨四起，TVBS的民调显示：91%民众担心自己被传染到新冠肺炎，87%表示有意愿施打疫苗，但 82%对政府取得足够疫苗没有信心；蔡英文当局的施政表现满意度仅为18%，此时环境系统对政治体系施加了极大的渗透压力。7月12日，台积电和鸿海集团与大陆的上海复星及裕利医药签署四方合约，确认采购1000万剂BNT疫苗，其背后折射出台湾公权力部门的政策妥协。从粗暴拒绝到事实上接受大陆的疫苗援助，蔡英文当局的疫苗政策转变体现了环境系统对政治体系施加的强有力的制约作用。台积电在大陆扩充产能是环境系统制约下台湾公权力部门政治妥协的另一典型案例。由于台积电发展经营无法脱离大陆的客观态势越发清晰，在台湾公权力部门的准许下，2021年4月台积电宣布将斥资28.87亿美元扩充南京厂产能，并切入七年来未曾扩建的28纳米进程。环境系统中资本、货物、人员流动带来的效益深化了两岸的共同利益联结，增加了“大系统”内的良性社会资本积累，从而抑制政治体系内的风险因素，降低两岸政治关系出现突发性危机的概率。

（三）大陆政治次体系对两岸“大系统”的优化作用

两岸“大系统”具有客观物质性的一面，系统的形成与运转是复杂事物自我演化的客观状态；同时，“大系统”机制也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一面，政治体系中的“政策”（policy）产出是推动“大系统”从“进化性调试”迈向“正激励优化”的具体实践路径。大陆政治次体系在两岸关系变迁中拥有无可替代的主导权，通过产出具体“政策”，促使两岸政治体系和环境系统能够突破限制，令两岸关系向更优变迁。

随着2016年民进党再次上台执政，蔡英文当局拒绝公开承认“九二共识”的历史事实，两岸政治关系陷入紧张局面，两岸政治体系层面发生拮抗，环境系统运转受限。此时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大陆政治次体系发挥了强大的主观能动性，通过制定了一系列的对台大政方针，妥善应对了政治体系层面的对抗风险，保障环境系统的顺畅运转。中国共产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们将扩大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实现互利互惠，逐步为台湾同胞在大陆学习、创业、就业、生活提供与大陆同胞同等的待遇，增进台湾同胞福祉。我们将推动两岸同胞共同弘扬中华文化，促进心灵契合。” 2018年，大陆发布“惠台31条”措施，此后不断制定和推出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的“26条措施”“11条措施”等惠台利民政策措施取得了良好成效。2019年1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大会上指出：“我们要积极推进两岸经济合作制度化，打造两岸共同市场，为发展增动力，为合作添活力，壮大中华民族经济。两岸要应通尽通，提升经贸合作畅通、基础设施联通、能源资源互通、行业标准共通，可以率先实现金门、马祖同福建沿海地区通水、通电、通气、通桥。要推动两岸文化教育、医疗卫生合作，社会保障和公共资源共享，支持两岸邻近或条件相当地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普惠化、便捷化。”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继续致力于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深化两岸各领域融合发展，完善增进台湾同胞福祉的制度和政策，推动两岸共同弘扬中华文化，促进两岸同胞心灵契合。”上述政策措施的出台，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回应两岸人民需求、引领两岸关系变迁的强大能力。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已经牢牢把握两岸关系的主导权和主动权。《台湾问题与新时代中国统一事业》白皮书指出：“无论何党何派在台湾掌权，都无法改变两岸关系向前发展的总体趋势和祖国统一的历史大势。”大陆政治次体系通过制定具体政策回应环境系统的期待，在此过程中深化了大陆政治次体系与台湾政治次体系的协同程度，进而不断促使两岸“大系统”优化。

五、两岸“大系统”分析框架的总结与反思

本文从跨学科思维模式与现代系统科学方法论的研究思路出发，意在论证两岸关系变迁并非仅是一个单一学科问题，而是涵盖了政治、文化、历史、经济、社会与自然等因素的复杂性系统问题。总体来看，在解释两岸关系变迁模式时，两岸“大系统”说明了两岸关系变迁问题均是系统内各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些要素相互促进又相互制约，按照有序的系统运行规则释放影响效力，并受到趋稳性的系统目标的牵引与规制。在分析两岸具体问题时，两岸“大系统”侧重考察相关要素的协同或博弈态势，对于不同领域的问题持多学科与跨学科视角，不仅要参考各学科的专业知识，而且要厘清研究问题所处的子系统位阶，从而把握主要矛盾。在预测两岸关系变迁路径时，两岸“大系统”要求对系统的整体运行状况进行评估，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目标的深刻把握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研究者过度纠结于特定政治符号而在看待两岸关系问题时不知不觉掉入以偏概全的认知陷阱，从而带有悲观焦虑情绪，大系统的运转可以使两岸关系变迁向积极方向迈进，变迁路径的不同仅仅影响两岸关系发展速率的快慢。

诚然，本文是从政治学者的视角进行研究，期待经济学、社会学、文学、教育学等其他学科的学者专家也能从各自学科出发，探讨单一学科局限性问题。作为对两岸关系理论化研究的初步探索，“两岸大系统”分析框架存在一些不足和尚未解释的问题：

首先，两岸关系虽然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但基于理论建构的归纳逻辑必须从更为宏观的世界视角加以研究分析。理论的完善需要时间的涤荡和观点的争锋，两岸“大系统”框架需要通过考察大量的历史与现实案例，在世界历史的纵深与现代国家统一问题的原野上分析比较不同模式的异同，从而对理论框架进行检视与更新，扩展两岸关系研究的视野，以培育更为坚实的中国特色知识话语体系。

其次，环境系统涵盖了诸多子系统，子系统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某一个特定子系统与政治体系的互动关系尚待深入研究。已有学者从心理层面与文化层面的相互作用关系观察两岸互动模式，借用心理学的诠释学派研究思路构造了一个涵盖人体、思维态度、精神人格和价值情感的分析框架；还有学者将经贸、社会与文化交流因素纳入两岸整合的具体架构中，探寻其相互作用的内在逻辑，但总体而言，环境系统内各要素的一般性联系形式与互动规则仍有待进一步研究。此外，跨学科研究思维应当具体凸显出交叉学科理论或研究方法的创新，例如运用政治经济学、政治社会学等已有的交叉学科理论分析两岸问题；或运用协同论、耗散结构论等跨学科理论创新研究框架；也需要通过科学抽象法、比较分类法、分析综合法等理性思维方法探索两岸“大系统”内各要素的协同与竞争原理。

再次，影响“两岸大系统”变迁的因素虽然很多，但在不同的时空环境下，各种影响因素的角色扮演和实际功能也是不同的。如何根据具体的时空环境寻找出影响两岸关系变迁的主要因素，是所有研究者必须高度重视的问题。

最后，两岸“大系统”外部因素的影响效力值得深入研究。两岸“大系统”分析框架以中国大陆与台湾地区的互动为研究主体，未涉及第三方因素分析，原因在于两岸变革的决定性要素，也是复杂问题中各项矛盾的焦点归根结底仍是中国内政的范畴，是两岸人民自己的事。外部因素的掣肘并非国家统一之路上的最大阻碍。从长远来看，解决台湾问题的关键掌握在两岸人民自己的手中，但这并不代表国际因素可以被忽视，台海局势的外生性变数和突发性危机与外部势力特别是美国的介入有着密切联系，因此分析外部因素对两岸“大系统”稳定性的影响作用应当予以重视。

原文刊发于《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5期《台湾研究》专栏，第67—79页。因篇幅问题，注释删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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