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非，李夏培 | 台湾经济融入大陆“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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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经济融入大陆“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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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引导台湾经济融入大陆“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有助于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打造两岸共同市场、壮大中华民族经济。当前台湾深入参与了大陆外循环，在大陆内循环中的参与程度有所加深但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本文借助相关数据，刻画台湾经济参与大陆“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事实特征，剖析制约台湾经济融入大陆“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因素，并提出相应的制度路径、政策路径、产业路径和市场路径，对于促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富有启发意义。

作者简介

李非，厦门大学特聘教授、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协同创新中心经济平台主任、区域经济学专业博士生导师、应用经济学博士后流动站导师、经济学科高访学者联系导师、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兼任中央统战部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常务理事、全国台湾研究会理事、国台办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两岸产业合作咨询小组专家成员、商务部海峡两岸经贸交流协会理事、福建省人民政府顾问等。先后主持并完成国家、省、部级课题30多项，发表学术论文200多篇（其中新华文摘等刊物全文转载10多篇），出版专著20余部，20多项科研成果先后获国家、省、部、市级奖励。

李夏培，河南农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讲师。

摘要：台湾经济融入大陆“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对打造两岸共同市场、深化两岸融合发展、壮大中华民族经济具有重要意义。自20世纪80年代两岸经济关系恢复以来，台湾经济先是以共同嵌入全球价值链的方式参与了大陆经济的外循环，后又逐步以融入大陆本土产业链的方式参与了大陆经济的内循环。随着大陆内需市场的不断扩大以及产业链体系的日益完善，台湾经济从主要参与大陆外循环向注重参与大陆内循环转变，在大陆“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的融入程度不断提升。然而，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国际地缘政治经济博弈愈演愈烈，台湾当局“脱陆入美”政策倒行逆施，两岸制度性壁垒掣肘融入发展，台资企业在陆根植性尚有不足，台湾经济融入大陆“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还存在一些制约因素。大陆应从“制度、政策、产业、市场”等路径入手，努力破除制度壁垒障碍，不断完善惠台政策运行机制，大力促进台企融入大陆产业链，积极打造两岸共同市场和联通全国统一大市场，助力台湾经济深度融入大陆“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关键词：台湾经济；“双循环”发展；两岸合作；路径选择

一、引言

经济活动是跨越时间、空间和主体的动态循环过程，当存在边界或关境时，被分为内循环和外循环。在过去四十年间，中国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发展进程，努力依靠以改革开放为主要驱动力的外循环支撑了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中国大陆在融入全球价值链的进程中，逐步走到了全球分工网络中的关键节点。然而，近年来由于世界经济深受愈演愈烈的逆全球化思潮的影响，加之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各国或地区经济陷入长期低迷不振状态。在外部经济形势日益恶化与中国高质量发展诉求的双重结构性矛盾下，中国经济发展中外循环地位日渐式微，而内循环地位逐步提升。2020年7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企业家座谈会上强调：“要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绝不是关起门来封闭运行，而是通过发挥内需潜力，使得国内和国际市场更好联通。” 相关政策的连续发布为新时期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方向性道路指引。

自20世纪80年代两岸经济关系恢复以来，台湾经济开始逐渐参与大陆“双循环”发展，成为日益重要的参与者。早期绝大多数台商是“两头在外”（原材料进口和产品出口）的加工出口企业，本地化程度比较低，但随着大陆内需市场的扩大，台商也逐步参与到大陆内循环中。段小梅的研究指出，两岸共同参与了全球价值链，参与度指标较高，但所处的价值链地位较低。谢楠研究了“新台商群体”，指出该群体与传统台商“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经营模式有所不同，更注重实现生产销售的在地化，经营发展主要依靠大陆市场，与大陆经济联系日益密切。邓利娟和马士伟的研究表明，海峡两岸经贸关系深植于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之中，台湾在两岸贸易的获益远超大陆。周小柯和李保明阐述了台商参与大陆双循环的机理，指出台湾以两岸最终产品循环和中间产品循环参与大陆外循环。刘超对两岸贸易流量进行分解，指出台湾在计算机、电子和光学产品制造产业对大陆依赖程度高，并逐渐形成“中国大陆—中国台湾—中国大陆—美国”的供应链。比较而言，台湾更加直接和深入地参与了大陆外循环，并获得了可观的经济利益。然而，自2016年民进党重新执政以来，台湾当局出台多项“逆行”政策，鼓噪台商“回流”。张冠华指出，中美贸易摩擦对两岸经济关系产生明显冲击，尤其是对两岸信息电子产业领域的冲击较大。李鸿阶和张元钊的研究显示，新冠肺炎疫情导致的物流终端和产品供给不及时的问题对两岸产业链、供应链造成了负面影响，两岸经贸合作面临诸多阻力。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作为中国大陆的经济发展战略，为两岸产业融合发展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是应对上述问题的有效途径。王华指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定位与两岸经济融合发展的目标耦合，可以从制度环境、市场环境、金融环境和国际环境建构两岸融合发展的动力机制。张冠华的研究显示，两岸经济关系受到两岸产业链局部重构、台商投资回流和中美贸易摩擦的冲击，大陆“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为两岸经济关系发展转型升级和两岸融合深度发展提供新契机。

综上所述，中国“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不仅为未来经济发展道路指明了方向，而且与两岸融合发展的目标一致，为两岸经贸合作带来了发展机遇，同时也为打造两岸共同市场、壮大中华民族经济提供了可行的实现路径。研究台湾经济融入大陆“双循环”发展格局，有助于提升台湾经济在大陆市场的参与度。有鉴于此，本文在梳理既往台湾参与大陆内循环和外循环事实特征的基础上，深入剖析台湾参与大陆经济发展双循环存在的制约因素，着重探讨台湾深度融入大陆“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路径选择，旨在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推进祖国统一进程。

二、台湾经济参与大陆“双循环”格局的事实特征

海峡两岸经贸关系的不断发展，有力地促进了两岸之间形成日益密切的产业分工体系。随着大陆经济发展内外循环地位的逐步变化，两岸经济一体化的动力机制也从单纯的外循环驱动向双循环驱动转变，台湾经济从主要参与大陆外循环向参与大陆“双循环”转变。

（一） 以共同嵌入全球价值链的方式参与大陆外循环

随着全球价值链的兴起和发展，区域外循环逐渐成为外向型经济体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学者围绕外循环的概念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较为认同的观点是：外循环指的是依托外部资源、外部产业链和外部市场形成的外循环。以此延展至两岸，台湾在大陆外循环中的参与度，也离不开大陆经济体的资源、产业链和市场。

第一，台湾通过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的一次和多次跨境流动参与了大陆外循环。从全球价值链的视角，使用WWZ方法，依托亚洲开发银行的数据，对全世界63个国家或地区的双边贸易增加值进行了分解，主要分解项包括：最终品出口中境内增加值(DVA_FIN)、被进口经济体直接吸收的中间品增加值(DVA_INT)、被第三方经济体吸收的中间品增加值(DVA_INTrex)、出口后返回经济体的境内增加值(RDV)、最终产品出口境外增加值(FVA_FIN)、中间产品出口境外增加值(FVA_INT)。本文借鉴该数据库中两岸增加值贸易额的分解结果（见表1），探讨台湾参与大陆外循环的主要方式：一是中间产品的一次跨境流动，包括台湾向大陆出口的中间产品在大陆经加工后用于生产最终产品，也包括大陆向台湾出口的中间产品在台湾经加工后用于生产最终产品。二是中间产品的多次跨境流动，台湾向大陆出口的中间产品在大陆中转加工后出口至第三方经济体，即典型“两头在外”的贸易循环，起中转作用的不仅有大陆，也存在台湾从第三地进口中间产品，经过深加工后再出口给大陆的情况。三是最终产品的一次跨境流动，台湾向大陆出口的最终产品被大陆市场吸收或者大陆向台湾出口的中间产品被台湾市场吸收。四是最终产品的多次跨境活动，大陆或台湾从第三地进口最终产品，并销往彼此的市场。

第二，台湾对大陆出口贸易增加值以中间产品为主，以共同嵌入全球价值链的方式参与国际贸易大循环。表1的数据显示：一方面，与台湾出口大陆最终产品的贸易增加值（DVA_FIN）相比，中间产品的贸易增加值（DVA_INT）以及被第三方吸收的贸易增加值（DVA_INTres）所占比重更高，符合“台湾接单、大陆生产、欧美销售”的“三角贸易”，大陆主要从事加工装配，起到中转作用；另一方面，台湾出口大陆中间产品的境外贸易增加值（FVA_INT）的比例占到一半以上，2019年达到68.3%，说明台湾融入全球价值的程度较深。以台湾地区为纽带，大陆与欧美市场相互联结，深层地次参与了国际生产分工网络，促进两岸共同融入全球价值链之中。

第三，大陆要素禀赋和国际竞争优势质变，提升了台湾在大陆外循环中的参与层次。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大陆完整的产业链和大规模内需市场优势逐步显现，两岸经贸关系由互补转变为竞合，台湾参与大陆外循环的层次与以往有所不同。一是两岸产业分工模式由最初的垂直分工逐渐向垂直分工和水平分工并存的产业分工格局转变。表2的数据显示，台湾对大陆先进制造业出口贸易的中间产品境内增加值（DVA_INT）、中间产品被第三方经济体吸收的增加值（DVA_INTres）以及中间产品境外增加值（FVA_INT）的比重整体均呈现上升趋势，相对而言，传统制造业的上述指标均呈下降趋势，说明两岸产业合作层次不断提升。二是两岸先进制造业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有所提升。数据显示，台湾对大陆先进制造业出口贸易的中间产品境外增加值（FVA_INT）呈现逐步上升的趋势，2019年该指标高达68.2%。三是台湾融入大陆服务业的程度加深。数据显示，台湾对大陆服务贸易境内（DVA_INT）、境外增加值（FVA_INT）均以中间产品为主，2019年两项比重分别为40.9%和56.3%，说明台湾深入参与两岸服务业分工和全球服务业价值链。

（二）以融入大陆本土产业链的方式参与大陆内循环

与外循环的概念相对应，内循环是指依托内部资源、内部产业生产、内部市场形成的内循环闭环。以此延展至两岸，台湾参与大陆经济发展内循环指的是台资企业在大陆内需市场的驱动下，到大陆投资设厂，利用大陆内部的资源禀赋开展生产活动，并满足大陆内部的市场需求的过程。

第一，台资企业以融入大陆本土产业链的方式参与大陆内循环，形成“上游陆资企业—中游台资企业—下游陆资企业”的产业链关系。产品是台资企业融入大陆产业链的关键，根据产品的用途可以分为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一方面，大陆台资企业向上游陆资企业采购中间产品，实现本地化采购；另一方面，大陆台资企业向下游陆资企业销售中间产品或最终产品，实现本地化内销。当台商能够实现完全的本地化采购和内销时，则意味着该群体完全融入大陆经济内循环。

第二，大陆台资企业“在地化”程度逐步提升。一方面，大陆台资企业本地化采购比例有所提升。图1数据显示，2008年以后，大陆台资企业超过一半的机器设备、原料、零组件与半成品的采购活动均在大陆进行，其中机器设备的本地化采购比例高于原料、零组件与半成品的采购比例。另一方面，大陆台资企业本地化销售比例不断提高。早期大陆内需市场较小，消费能力较弱，大陆台资企业内销产品或服务比例很小，台企主要将产品销往海外或台湾岛内。2008年以后，金融危机席卷全球，外需市场日渐萎缩，而大陆超大规模市场和内需潜力的优势逐渐凸显，大陆台企销售本地化趋势不断加快。图2数据支撑了上述观点，2009年至2021年间，大陆台资企业在本地销售的产品比重从59.42%上升至75.79%，在台湾销售的产品比重从21.06%下降至13.13%。

第三，在参与大陆内循环的过程中，台资企业在大陆本土产业链中的融入程度逐步加深。一方面，大陆台资制造业企业，尤其是台资先进制造业企业“在地化”程度不断提升。表3数据显示，2010年以来，大陆台资传统制造业和先进制造业企业本地化采购和销售比例远超其在台湾的采购和销售比例，2021年，大陆台资传统制造业和先进制造业企业本地化原料、零件与半成品采购比例分别为19.7%和32.6%，本地化销售比例分别为24.3%和43.1%，说明大陆台资先进制造业企业与陆资先进制造业企业的联结更为紧密。究其原因，主要是随着大陆先进制造产业链不断完善，台商投资更为看重大陆的高科技产业的生产能力和消费能力。另一方面，台资服务业企业加速融入大陆产业链。数据显示，大陆台资服务业企业本地化采购和销售比重的增长幅度最大，其中本地化采购比例从2010年的5.7%增长至2021年的9.6%，说明10年来大陆台资服务业企业以较快的速度融入大陆内循环。这与两岸服务业优势互补以及大陆开放服务业领域、鼓励台企进入大陆市场等优惠政策分不开。

（三）从主要参与大陆外循环向参与大陆“双循环”转变

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席卷全球，世界经济开始衰退。全球经济是紧密相连的有机整体，毋庸置疑，2008年金融危机深刻影响着大陆、台湾以及两岸经贸关系的发展。2008年经济危机在大陆产生了一系列连锁反应，外贸型企业深受其害，金融市场则面临着严重的冲击和考验。为了应对金融危机，大陆不仅实施了四万亿元投资计划、结构性减税以及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等财政政策，而且使用了公开市场业务、降低再贴现率和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等货币政策工具，同时还积极深化金融改革、开拓国际市场。大陆市场广阔、经济发展韧性强等优势逐渐显现，经济内外循环地位发生转换。此前，外循环在大陆经济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为大陆技术进步、生产制造及出口能力的提升等作出了一定的贡献；此后，大陆内循环地位逐步上升，外循环地位逐步下降，内需市场潜力逐步释放，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参与程度提高，内循环地位逐步上升。

大陆经济内外循环地位的转换对台商参与大陆内循环的投资动机产生了重要影响。台湾属于“浅碟型”经济体，岛内资源有限，贸易依存度高，经济发展严重依赖出口。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以后，岛内经济严重衰退，台湾投资大陆的动机也发生了变化。两岸经济交流初期，台湾参与大陆外循环主要是为了寻求资源禀赋和产业结构优势互补，大陆不仅在2002年就取代美国成为台湾第一大出口市场，而且也是台湾从传统产业到科技产业向外转移的主要基地，逐步承接了台湾第一波的轻纺、第二波的石化、第三波的电子产业的梯次转移，两岸一度形成了紧密的垂直产业分工模式。台商在这一阶段投资大陆寻求的首先是廉价的劳动力等，其次是大陆的内需市场。图3数据显示，2007年投资动机为廉价劳动力成本和大陆市场潜力的比重分别是26.7%和26.8%。2008年以后，台商投资大陆不再着眼于廉价的劳动力和土地，更多地看重大陆完整的产业链，尤其是大陆广阔的内需市场。李月、陈子充：《两岸经济融合发展的内外双循环驱动机制与演进条件——站在历史角度的经验借鉴与比较研究》，《台湾研究》2021年第6期。图3显示，2021年，投资动机为廉价劳动力的比重降为9.47%，投资动机为大陆市场潜力的比重上升至29.89%。可见，大陆市场潜力的不断发挥，促使台商投资动机逐步脱离成本面考量而转向市场面考量。

三、台湾经济融入大陆“双循环”发展格局的制约因素

四十年来，随着两岸经贸往来日益热络，台湾经济在大陆“双循环”发展格局的参与程度逐步加深，但是仍存在一些亟待克服的制约因素。

（一）国际地缘博弈的冲击

近年来世纪疫情和百年变局相互交织。美国为了维护全球霸权，不断遏制中国等新兴国家的崛起，频频挑起地缘政治冲突和经济摩擦，先于2018年起对中国发动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经贸摩擦，随后又于2022年联合北约围堵俄罗斯，挑起俄乌冲突，加剧世界格局的变化，使国际经贸形势的不确定性日益增加，孤立主义、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蔓延，全球价值链加剧向地缘经济板块收缩。一方面，美国不仅极力促使美国经济“去中国化”，而且试图煽动两岸经济“脱钩”，通过各种手段胁迫台湾高科技产业，如台积电等企业搬迁美国。台湾财政主管部门的数据显示，与2018年相比，2019年台湾对大陆的出口贸易额减少了47亿美元，同比下降了4.9%；台湾“经济部投资审议委员会”的数据显示，2019年台商对大陆投资减少约52%，仅为41亿美元。两岸产业布局也受到影响。台湾《2021年外销订单海外生产实况调查》显示，在中美贸易战的影响下，2021年相当比例的大陆台资企业有转移或缩减生产线的计划，其中资讯通信产业扩充产线和部分移除的比例分别是5.6%和100%。另一方面，俄乌战争对全球价值链重构的影响也传导至两岸。近年来全球化遭遇逆流，加上世纪疫情持续，全球价值链进入调整期，而俄乌战争的爆发更是雪上加霜，无疑将加速全球价值链的重构，并进一步传导至两岸。俄罗斯是世界主要的油气生产和出口国，在油气能源供应方面，欧洲对俄罗斯有经年累月的依赖。据统计，欧洲40%的天然气和30%的石油自俄罗斯进口，俄乌战争正在影响欧洲能源安全。欧洲能源短缺等将进一步造成汽车、电气设备、机械制造、计算机和电子光学等供应链的严重短缺。全球生产网络是一个整体，俄乌战争如不能尽快缓解，其对能源安全的威胁将造成供应链短缺或中断，并进一步向全球扩散，两岸以电子零组件、光学产业为重心的“两头在外”的贸易循环格局自然也无法幸免，台湾作为严重依赖进口的“浅碟型”经济体受到的冲击更大，其在大陆“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的融入进程也将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

（二）台湾当局政策的逆行

在美国不断挑起地缘争端的国际背景下，台湾当局积极配合美国“遏制中国”的战略，在政策上倒行逆施，试图借机鼓噪台商加快回流，构造“非红产业供应链”，实现“脱陆入美”，从而导致两岸供应链局部重构。长期以来，大陆在“台湾接单、大陆加工、欧美销售”的三角贸易循环模式中扮演产业链“中间”的角色，但是，民进党当局将中美贸易摩擦视作美台产业链重构的机会，于2019年实施吸引台商回流的逆行政策措施。表1的数据部分说明了这一观点。与2018年相比，2019年台湾对大陆出口被第三方增加值吸收的中间品增加值（DVA_INTres）略微下降，而大陆对台湾出口被第三方增加值吸收的中间品增加值（DVA_INTres）提高了4.7%，达到2000年以来的最高点，与大陆相比，台湾的中转作用显著增强。结合前文中台湾《2021年外销订单海外生产实况调查》的数据，台商正在两岸及全球调配产能：原在大陆生产、对美出口的部分电子产品生产向台湾地区调配，然后在当地组装所需零部件等仍从大陆进口，最终产品由台湾地区对美出口。张冠华：《中美贸易摩擦对两岸经济关系及台湾经济影响》，《台湾研究》2020年第1期。台湾当局一系列“脱陆入美”的分离政策，意在谋“独”分裂，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台湾经济融入大陆“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进程。

（三）两岸制度壁垒的障碍

两岸经贸交流的制度壁垒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台湾经济融入大陆“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两岸在区域经济合作中的参与程度不一。大陆把双边、多边、区域、次区域经济合作与贸易投资自由化作为对外开放与国际经济合作的重要形式，不仅参与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还积极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推动更高开放水平、更高标准的区域经济合作。反观台湾，由于拒不承认“九二共识”，除于2002年以“台、澎、金、马单独关税区”加入WTO外，难以融入其他区域经济合作，在亚太区域经济合作中逐步被边缘化。二是两岸制度化经济合作协商被迫中断。马英九执政时期两岸虽然签署了包括《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等在内的23项合作协议，初步构建了两岸经贸合作的制度化框架，取得了重大的经济效益，但民进党上台后，由于拒不承认“九二共识”，两岸制度化经济合作协商被迫中断，ECFA后续协议也无法完成，从而未能充分发挥其对两岸经济合作的促进作用。三是两岸制度环境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台企的深度融入。制度环境是影响台商区位选择的重要因素，包括规制性制度、规范性制度等，决定了地区市场化程度、行政效率和政策优惠程度。由于大陆经济发展水平不均衡，加之经济分权和垂直政治管理的紧密结合，各省市的制度环境存在明显差异，一些城市存在市场分割、要素流动成本高、行政效率低、产业结构不完善等问题，致使一些台商对内陆市场，尤其是中西部地区市场处于观望之中。近年来，大陆相继出台的“31条”“26条”“11条”“农林22条”等一系列以同等待遇为核心的惠台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以上问题，但由于各地在落实惠台政策的执行力度有所不同，上述问题尚待相关部门加以改进和完善。

（四）台企在陆根植性的制衡

近年来，台资企业在大陆的根植性日益加深。然而，由于台资企业的某些特性，仍存在一些制约因素。一方面，大陆台资企业仍具有一定的内在封闭性。台商到大陆投资时，往往以龙头企业为核心，带动其上、中、下游企业相继到大陆设厂，形成大陆台资企业之间的供应链配套关系。例如，台湾经济主管部门的数据显示，2007年大陆台商本地化采购比重为46.7%，其中向大陆台商采购比例为24.2%，向非台商企业采购比例为22.4%。大陆台资企业在陆采购比例的提高，更多是由于在陆上下游台资企业之间的采购。另一方面，大陆台资企业在大陆本土销售中有一部分属于“间接外销”，即通过大陆企业将产品销往其他台资企业。综合来说，这种根植性实质上是大陆台资企业与岛内母公司或岛内其他企业之间的供应链关系转换为与大陆台资企业之间的供应链关系，而并非真正意义上的两岸之间的产业链合作。两岸产业联结仍然松散、脆弱，大陆台资企业与陆资企业合作并不十分紧密，在大陆的根植性亟待提高，这些制约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制衡了台资企业在大陆“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的融入程度。

四、台湾经济融入大陆“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路径选择

在全球化遭遇逆流、地缘政治危机加剧、新冠肺炎疫情持续的国际背景下，全球经济以及两岸经济关系面临一系列不确定因素，传统形式的两岸经济关系发展格局面临严峻挑战。大陆应积极探索促进台湾经济融入大陆“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制度路径、政策路径、产业路径和市场路径。

（一）制度路径：维护ECFA既有成果，拓展两岸民间合作途径

第一，继续维护ECFA的既有成果，吸引台湾通过ECFA参与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ECFA是两岸首个制度性经济合作协议，虽然两岸官方沟通和协商机制因台湾当局不承认“九二共识”而暂时中断，但是大陆出于台湾民生的考虑，仍在技术上继续维持既已签署生效的两岸相关协议，对带动两岸贸易增长、加强产业合作、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持续发挥作用。大陆应继续维持ECFA的技术性运转，积极鼓励台湾通过ECFA融入大陆“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进而间接参与到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中。以RCEP为例，其成员是台湾主要的贸易和投资伙伴，台湾“投资审议委员会”的数据显示，2021年台湾对RCEP经济体的出口、进口和投资分别占其总进口和总投资的56%、61%和62%，台湾可以通过参与ECFA间接参与到RCEP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

第二，充分发挥两岸民间组织的作用，积极创造有利于两岸经贸交流的条件和机会。在当前两岸关系面临诸多不确定性的背景下，可以充分发挥两岸民间机构或组织的协商和沟通作用，通过建立多渠道、多层次、多平台的民间交流机制，汇聚民意，巩固两岸制度化经济合作的成果，号召台商和台胞广泛参与两岸民间的协商和沟通，探讨打造两岸共同市场“民间性、草根性、广泛性”的方案，如通过两岸高校交流吸引台湾青年群来大陆求学、就业、创新、创业，通过两岸基层治理论坛加强两岸地方和基层联系，以民间交流绕过两岸经济合作的制度性障碍，促进两岸经贸正常往来，从而有助于台湾经济更顺利地融入大陆“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二）政策路径：完善惠台政策运行机制，提升惠台政策执行成效

自“31条”政策出台和细化措施实施以来，大陆惠台政策进入了以同等待遇为主线的新时期，对于促进台湾经济参与大陆“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从目前政策成效看，可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改善。第一，制定满足台商诉求的政策内容。台商是台湾经济融入大陆内循环的重要主体。不仅应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条件，拓展投资领域，加强制度创新，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提升营商环境的便利化、市场化和法治化水平，而且要制定详细的实施细则，各省市在惠台政策落地时应以中央出台的惠台政策为引领，根据自身资源禀赋制定全面、严谨的实施细则。第二，提升惠台政策的执行力度。不仅要加强惠台政策在岛内和大陆台企的宣传，而且要实现各部门联动，厘清自身职责，共同努力，避免因部门职责不清造成相互推诿的“踢皮球”和政策衔接不顺畅等现象；还要建立良好的政策监督机制，秉承客观公正的原则，实施问责制度、开通匿名举报渠道等。第三，构建完善的惠台政策评估体系。惠台政策评估既要建立统一的评估标准，将惠台政策评估规范化，又要建立健全的评估体系，推动惠台政策评估制度化，更要培养从事两岸研究的人员对惠台政策进行系统研究，实现惠台政策评估专业化。

（三）产业路径：助力台企嵌入大陆产业链，促进两岸产业深度融合

两岸在长期经贸往来中形成了紧密的产业链分工关系，并成为全球产业链中不可或缺的环节，其中电子零组件等中间产品在全球产业链中位置尤其重要。促进两岸产业深度融合以及提升两岸产业链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对于台湾经济参与大陆“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来说意义重大。

第一助力台资企业有序嵌入大陆产业链体系。一是促进两岸贸易形态从加工贸易向一般贸易转变。就货物贸易而言，两岸以加工贸易为主，形成了“台湾接单、大陆生产、欧美销售”的贸易循环格局，具有“飞地经济”的属性，对大陆的溢出作用有限。相对而言，从事一般贸易的企业本土“根植性”较高，与本土上下游企业之间的前后向联系更加紧密，其创造的经济效益能够通过贸易传导给区域经济，促进当地经济发展。中国海关总署的数据显示从2017年至2021年，大陆自台湾进口中的加工贸易所占比重从48.3%下降至40.9%，一般贸易从5.6%提高至36.0%，表明两岸一般贸易发展趋势向好，但仍有较大提升空间。大陆应出台相应政策，激励两岸一般贸易发展，提升台商在大陆内循环中的嵌入程度。二是引导台资企业延伸在陆产业链长度，提升供应链配套能力，鼓励台商拓展大陆市场，进一步强链补链延链、增强抗市场风险能力，鼓励大陆台资企业采购和销售“在地化”，通过延伸在陆产业链的方式打破台商产业集群内部封闭性。

第二，促进两岸产业链和创新链融合发展。两岸产业链是全球产业链的重要环节，但仍处于中低端的位置，亟须提升其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进一步为其融入内循环提供动力和支持。现阶段既要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又要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通过相关政策鼓励台资企业与陆资企业之间的研发合作，将两岸创新链作为驱动力，镶嵌于两岸产业链各个环节中，实现两岸产业链各个环节的价值增值，推动产业迈上全球价值链的中高端，促进两岸产业链转型升级，使得内外循环更好联通，以更高质量的外循环促进内循环的发展。

第三，加强两岸优势产业和高科技产业的合作。一方面，围绕台湾优势产业融入大陆“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资讯电子是台湾第一大产业，除此之外，台湾在精细化工、生物医药、精密机械、环保服务、文化创意等产业也具有一定优势。两岸产业合作应聚焦于上述台湾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实现两岸产业链转型升级。另一方面，为两岸在高科技制造业领域提供更多的合作机会。例如，新基建正成为大陆和地方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大陆应延续和深化当前惠台政策的思路，合理制定准入门槛，进一步与台商共享大陆在数字基建领域的发展机会，提升两岸产业合作层次。

（四）市场路径：打造两岸共同市场，联通全国统一大市场

大陆广阔的市场日益成为台商投资最重要的动力。大陆市场越畅通，台商在大陆的资源和要素流动成本越低，其投资意愿就越强烈。因此，大陆不仅要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还要积极打造两岸共同市场，吸引更多的台商到大陆投资，助力台湾经济融入大陆“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第一，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为台湾参与大陆“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扫清市场障碍。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中国在复杂多变环境条件下谋求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畅通国内大循环，关键在于对接好需求和供给，不仅要立足国内，刺激消费，畅通循环，提升消费需求，创造消费新增长点，做强做大市场；还要畅通产业链和供应链，释放供给能力，以创新提升供给水平，以有效供给拉动需求。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不仅是构建大陆“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基础支撑和内在要求，而且也为台商在陆投资提供良好的市场制度环境、营商环境、基础设施。

第二，打造两岸共同市场，壮大中华民族经济。两岸共同市场兼具两岸特色和共同市场的一般特点，是货物、资本、技术、劳动力等产品和生产要素能够自由流通、对外关税统一的市场。一方面，两岸资本和货物的自由流动将极大地促进两岸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和便利化，加强两岸经济联结，动员台商有序嵌入大陆产业链体系，促进两岸贸易向纵深发展，进而提升台湾参与大陆“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广度和深度；另一方面，两岸共同市场将带动两岸劳动力和人才的自由流动，吸引广大台湾青年来大陆求学、就业、创业、投资和生活，参与和融入大陆新发展格局，尤其是通过参与服务业“双循环”，提升两岸服务业分工层次，促进两岸经济社会融合发展。

第三，联通全国统一大市场和两岸共同市场。打造两岸共同市场有助于台湾经济参与大陆“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而联通全国统一大市场与两岸共同市场是进一步促进台湾经济融入大陆“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助推器。全国统一大市场就是以内循环稳固基本盘，争取主动权，强调各地区不搞地区封锁，全面清理歧视外来企业等的政策，推动大陆市场由“大”向“强”转变。应联通全国统一市场和两岸共同市场，以更高水平的外循环为内循环提供动力和支持。

五、结语

两岸在长期的经贸交流中形成了日益紧密的生产网络和产业分工。中国大陆“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为两岸经贸合作提供了发展机遇，同时也为打造两岸共同市场、壮大中华民族经济提供了可行的实现路径。随着大陆经济发展内外循环地位的逐步变化，两岸经济一体化的动力机制也从单纯的外循环驱动向“双循环”驱动转变，台湾经济从主要参与大陆外循环向参与大陆“双循环”转变。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前，台湾更多地深入参与大陆经济的外循环；2008年之后，台湾经济以融入大陆产业链的方式更为深入地参与大陆经济的内循环。在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面对全球化逆流、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蔓延以及两岸关系恶化的严峻形势，大陆应从制度路径持续维护ECFA的既有成果，拓展两岸民间合作途径；从政策路径完善惠台政策运行机制，提升惠台政策执行成效；从产业路径助力台企嵌入大陆产业链，促进两岸产业深度融合；以市场路径联通全国统一大市场，打造两岸共同市场，推动台湾经济融入大陆“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促成两岸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

原文刊发于《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3期《台湾研究》专栏，第101—112页。因篇幅问题，注释删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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