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小孩，都难以抵御糖的诱惑
*本文为「三联生活周刊」原创内容
『1992年时的笔者。』
文 / 黑麦
1992年以前，我爸下班后都要和他的同事们等班车回三元桥那边的家属楼，我们这些刚放学的孩子们就会直接走去班车站等大人的认领。
那儿有一个医院职工家属开的小卖部，里面摆着屈指可数的零食。麦丽素，是可以分享给好朋友的巧克力豆，夹心层是沾上口水就能融化的可可脂，像麦乳精，几毛钱一包，放在嘴里也不舍得咬碎，半分钟后，巧克力包裹着的奶粉球就冒了出来，甜味倍增。
大大泡泡糖，一块钱能买四块，剥去红色的包装纸，呈现出诱人的暗粉色，这是一种可以用来社交的食物，一群不说话、反复咬合的孩子们站成一个圈，像做游戏一样接连吐出粉色的泡泡。酸三色几分钱一颗，因为便宜，所以是过春节时待客礼盒中的常备，绿色的是苹果味，橙色的是橘子味，红色的很甜，要挑出一把藏在兜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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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白兔奶糖也按块卖，吃剩下的包装纸都不舍得丢掉，夹在书里还能闻到奶香。大板巧克力，是零食之王，印象中只有班干部的家长偶尔才会买，一块五一块，天津制造，红色的镀锡纸包装给人一种高级感……那时候还没有和路雪，更没有明治，这些尚不懂得滋味的少年在等车时摄入有限的糖分。
你可能会问我老王都给我买过什么，印象中什么也没有。他不让我吃零食，说影响回家吃晚饭。上述那些记忆都是在1993年后我有了零用钱自己弥补上的。所以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在等车的时候都会走到几十米远的北京医院动物实验室，拾起一些荒草喂羊。你看，我对这些甜味仍记忆犹新，可见当年糖摄入的不足，那些糖分所散发出的味道，长时间驻扎在我的脑海中。
当年的小卖部，是每个小学生放学后的必经之处，去的路上，有点朝圣的意思。当年在东交民巷小学门口，具有一定规模的小卖部大概有四个，所售商品有些雷同，无非是些零食、盗版漫画和粗糙的玩具，但即便是一包无花果丝或是一盒印有外文包装的糖果，都能激发我们无穷的好奇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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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交民巷小学正门口的南侧有个小卖部，号称某某百货，名字不太记得了，现在是北京台曾经热捧的奥华餐厅。这个小卖部里卖两种糖，由于数量稀少，并且很难在别的商店碰到，我们给它起名叫“绝版”。绝版有两种，一种是印着韩国字的口香糖，按今天的口味追溯大概是西柚味的，一盒四片，第五片是一本漫画，基本看不懂。
另一种“绝版”，实至名归，是个塑料蛋。我初次从一众零食中举起那颗蛋问店主，这是什么？得到的回答非常含糊，零食糖。于是我掏出钱，把它带回家，小心翼翼地用剪刀划开包装，露出两个透明塑料包，一包是吃起来酸酸甜甜的软糖，另一包则是印有日文的说明书和一个塑料做的机甲人。
吃着糖，我从抽屉里拿出一块橡皮泥，把那个看起来很威武的塑料小人粘在台灯底座上。在之后的三个月里，我又陆续买了十几枚机甲蛋，也吃到各种口味的糖，依稀辨识出它们可能是柠檬、草莓或是芒果味（当时我还没有吃过芒果）。直到机甲蛋里的塑料小人开始变得重复，我就不再买了。
▲糖果是春节时待客礼盒中的常备（孙孙Boy 摄）
到了五年级，我才从一本游戏杂志中读到这些机甲战士的名字——高达。有些男孩也觉得是高达，不过还有说那是《三国志》里的人物，虽然叫法不一，但我们达成共识，按玩具的个头大小和手里的武器装备区分出终级领袖、加强武士、传奇战士、枪兵等四级，玩具的粗糙增添了一些神秘感。在那个年代，这种口口相传的神秘小道消息是我们弥足珍贵的精神佐料。
后来小卖部一度成了菜市场，之后又变成了副食店，再后来是超市和杂货铺，现在成了奥华餐厅，代卖廉价羽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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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好吃的糖要和朋友一起分享。1993年，大大卷顶替了原先的泡泡糖上市了。这个粉色的，如同卷尺一样的盒子上，印着一个看不出是男是女的锅盖头孩子，从嘴里吐出一个泡，看起来很诱人的样子。
我们总是好奇那盒子里的构造，但是买来之后也就无暇顾及。那时候，我们都上四年级了，学校刚发了尺子，有个叫陈苗弟的同学一把拉出我买的泡泡卷，在桌上丈量起来。随后的结果让我们都惊呆了，是93厘米，完全没有达到广告里说的1.2米。
我们当时刚学过测量，数字和单位的表达都非常精准。我用尺子和刻刀，把93厘米的口香糖截成8块，每份约11.625厘米，分给围在身边的几个小哥们，每个人都一口吞下，顿时甜味冲击大脑，嘴里一时无话，脸上也露出开心的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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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课铃响了，数学老师走进来，背着我们写起公式，有人在咀嚼时发出“啪”的声响。老师闻声转头，走近我们，提鼻子闻了闻，发现教室中四溢的草莓味，接下来让我们张大嘴巴，检查到底是谁在上课时吃东西。此后好长一段时间，我们再也不敢吃口香糖了，即便是泡泡糖公司在1996年之后把玩具塞进包装里，我们也不敢再买了。
吃糖和零花钱多少有很大的关系。记得有次去人民大会堂参加献花活动，男女生都穿着统一的服装，涂抹着一样的红脸蛋、红嘴唇。活动结束，学校给每个人发了五块钱，我们春风得意，在返校的路上，沿途的两三个小卖部几乎都被学生们攻陷了，每个人都举着崭新的五元钞票，比划吵嚷着，像是在证券市场里做手势交易，也像新闻里领救济粮的外国难民。
为了一盒可乐味的跳跳糖，两个男生在街上撕扯了起来，白色的衬衣扯破了，露出年轻的皮肤，腮红和口红蹭了彼此一身。似乎并没有人想要劝架，几乎所有学生都满手零食，我也像他们一样，拿着一根冰棍和一块大板巧克力，津津有味地吃着。
韩剧《请回答1988》
有时候，吃糖和零花钱也没什么关系。每逢国庆、开学这些重要的日子，教务主任就会订上几百盆盛开的鲜花铺道。可能是因为学校离天安门太近了，校长偏爱红色的花，一个上午的工夫，几百个泥盆栽种的串儿红已经摆放在了校门口和操场以及国旗杆下了。
记得班里有个叫赵以晗的男孩蹲在地上，我眼看着他揪了一束小花，逐一放在嘴里，腮帮子一鼓一鼓的，我以为他在学蜜蜂采蜜，正犹豫着要不要告老师的时候，他转过身对我说，是甜的，整个身体依旧保持着那个蹲着的姿势。后来，有关串儿红的味道是如何传播开来的，我已经不记得了，依稀记得同学们纷纷加入，如入一场不足10分钟的鸡尾酒会，每个同学都手捧着几朵，贪婪吸吮。
上课铃一响，众人作鸟兽散，留下几只悻悻飞舞着采蜜的蜜蜂。上课或是上操的时候，教务主任通过大喇叭对我们喊话：“同学们，学校买的串儿红是用来布置美好环境的，不是用来吃的。”好家伙，这话真是提醒了教室在座的每一个人，一些小眼神四处乱窜，一些会心的点头和微笑像是给出一种肯定的召唤——你可以去尝尝。
图 / Unsplash
再下课，那场欢愉的鸡尾酒会已然变成30年前赴美国使馆签证的热烈场面。很多年后，我去纳帕出差写葡萄酒，路过一片活生生的鼠尾草园，觉得很是眼熟，这不就是紫的串儿红吗？揪下一朵嘬了一口，不怎么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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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早晨起来，天空阴沉沉的，树叶哗啦啦响，下雨了。风一吹，还有几片枯叶飘了下来，秋天来了。我赶忙冲到学校去看操场上的那些串儿红，红色的花朵散落了一地。
作者档案
黑麦
拉面漂移学说提出者
终身减肥人士
无籽西瓜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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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选自《三联生活周刊》2021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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