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飞腾：回归中国视角探寻经略周边的历史得失
回归中国视角探寻经略周边的历史得失
在中国外交领域，“周边”作为一个官方用语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末，并在90年代成为中国外交总体布局的四大组成部分之一。2013年10月，中央召开了建国以来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指出，“思考周边问题、开展周边外交要有立体、多元、跨越时空的视角。”同期，习近平主席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中国愿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提供国际合作平台，这一构想迅速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思鑫博士的《从农牧之争到陆海分流》带给我们一种历史性、整合性和超越性的探索，是一部视野开阔、有史有论且关照现实的力作。首先来看，以“经略周边”为核心提炼中国历朝历代的经验得失具有重要意义。早在2001年8月，江泽民同志在周边安全问题座谈会上即提出，“周边国家是我国重要的战略依托”。“九一一”事件发生后不久，江泽民同志提出，“要着眼于地缘战略态势积极经略周边”。
作者: 盛思鑫
出版社: 厦门大学出版社
副标题: 古代中国经略周边的历史思考与理论超越
出版年: 2020-11
页数: 246
定价: 42
装帧: 平装
ISBN: 9787561579763
从“经略周边”提出至今凡20年，中国学术界对古代中国国际关系的研究和认识已经大为深化。比如，2003年，北京大学教授叶自成在《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外交思想》一书中认为，2000多年前中国已经产生了一个古代的国际关系体系，中国人有必要了解和借鉴西方的外交思想，但却没有必要鄙薄中国的外交思想。2011年，清华大学教授阎学通在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英文专著《古代中国的思想和现代中国的权力》，提出政治领导是一个国家崛起的重要支撑，中国古代在外交领域有很多管用的经验。2012年，外交学院教授秦亚青在《关系与过程：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文化建构》一书中提出，可以通过“关系性”这个核心概念建构一个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2018年又在剑桥大学出版了英文版的《世界政治的关系理论》，进一步阐述这一理论。上述借用和解读中国古代国际关系思想资源的代表性论著，已经在国际关系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但也带有很鲜明地比照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色彩。
思鑫博士的论著，则借鉴社会学，特别是费孝通先生的“差序格局”理论资源，重新解读中央王朝与周边邻国的关系。他认为中国古代的外交体系是以天子为中心的一个圈层结构，由内而外侧重安全、文化、经贸和地理等四个维度的关系。从天子考虑对外关系的角度看，安全和文化的价值要优先于经贸、人口和土地等现实的经济利益。事实上，在描述农业经济的理想性社会关系时，费孝通先生曾有一句被广泛传颂的表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从这个意义上说，借用费孝通先生的社会理论，从伦理角度讨论传统中国如何治理边疆和处理对外关系，既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回归，也是对美国学者费正清等人1942年提出的朝贡范式的一种超越。此外，在西方国际关系学科发展史上，国内与国际的分野是该学科得以确立的基本假设。而伦理本位和差序格局有助于打通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的分野，进一步认识中国的中央王朝为什么如此之重视安全问题。
其次，思鑫博士的这一论著提炼了一个核心概念“流动性”，用以比较陆地游牧民族与汉民族，古代中国与海上游牧民族的力量对比。在地缘政治思想史上，英国地理学家麦金德在1905年发表的《历史的地理枢纽》一文中最早使用了“机动性”一词，用以区分大陆帝国和海洋帝国的动力机制，如蒙古帝国的骑兵，英国的舰船等。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任洪生在2005年出版的《霸权之间：世界体系与亚欧大陆腹地的发展》中也用“机动性”分析了蒙古帝国的兴衰。与麦金德仅用“机动性”概括帝国的作战能力不同，任洪生将“机动性”定义为某种生产方式的生产半径和市场半径。而思鑫博士在这一论著中则综合了上述两种对“流动性”的定义，即不仅是军事机动力，也是一种生产能力和治理能力，并使用“流动性”分析安全、文化、经贸和地理等在不同族群之间的力量对比。尽管很少有国家同时拥有上述四项内容的流动性优势，但理论上可以表明，哪一个国家拥有上述四个领域的流动性，谁就能制胜。
这使我想起已故英国学者斯特兰奇1988年在《国家与市场》一书中对安全、生产、金融和知识（文化）等四种权力结构的分析。虽然，斯特兰奇是想证明，20世纪80年代宣扬“美国霸权衰落”为之过早，但不同领域的权力更替顺序不同，这一论断却依然重要。最新的研究表明，历史上成功的崛起国，首先是在生产领域起步积累实力，然后是在安全领域突破，最后才是金融领域彻底超越霸权国。某些时候，我们之所以对美国霸权是否衰落产生争论，一部分原因在于我们讨论的是不同的领域。比如，美国在生产领域毫无疑问早就衰落，在安全领域的影响也大不如前，但仍然牢牢控制着金融霸权。思鑫在文中对16世纪以来欧洲经营亚洲历史的分析似乎也证实了上述观点，即经贸利益是欧洲人的首要考量，其他目标和价值靠后。此外，这种差序也能解释为什么古代中国不那么重视东南亚。对于农业社会来说，古代东南亚的产出极为有限，地理上也无法远征中原，因而重要性远不如中原地区，甚至连陆地游牧区也无法比拟。
从古代中国的历史发展看，对我们最容易造成威胁的是北方，即在安全领域拥有强大机动能力的族群，而文化、经贸和地理等三个方面都是以安全为中心的国家间关系的副产品。之所以如此，一个基本的重大事实是，在19世纪初以前，受限于技术进步的速度和扩展范围，人类社会的年均经济增长微乎其微，因而总体上处于马尔萨斯陷阱之中，人们的生活水平未发生显著的变化。所谓马尔萨斯陷阱，指的是人地关系，即可开垦的土地如果不能满足新增人口的需要，特别是在气候变化导致游牧民族南征，随之激烈的大战将进行数年，直至重新平衡人口和资源之间的比例。近代欧洲人在崛起过程中，解决这一矛盾的一种方式是海外扩张。中国之所以不能进行海外扩张，一定程度上也是因为始终面临着陆地游牧民族的威胁。而游牧民族之所以不断南侵，也在于特定的生产方式造成的，不断扩大土地面积是游牧民族获取财富的最主要来源，而对于农耕社会，精耕细作的收益要大于扩张带来的收益。
最后，思鑫博士通过分析古代中国的经略周边经验，也为当前我们稳妥推进“一带一路”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新冠疫情暴发后，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安全和发展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张力。事实上，如何平衡这两者的关系始终是治理国家的一项重大挑战。例如，多数人认为宋朝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高峰，是截至那个时代最为发达的一个国家，但宋朝似乎没能处理好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的关系。思鑫博士征引的数据表明，北宋末年，东南沿海省份贡献了超过八成的中央财政收入。日本学者石见清裕在《唐代的国际关系》一书中也提供了一组数据：华北与江南的人口比例，唐中期为6.5:3.5，而到了北宋中期则发展为3.5:6.5。葛剑雄在权威的《中国人口发展史》中给出的数据则是：大业五年（609年），北方和南方的人口之比为7:3，盛唐时期的天宝元年（742年），北方与南方的户口比例为6:5，北宋初年（980-989年），南北户口之比约为6:4，此时南方的人口总数和密度都超过北方。我们似乎可以推断，在地理流动性欠缺的情况下，安全重心和经济重心脱节可能是北宋垮台的一个重要原因。
根据思鑫博士的分析，历史上中国在处理与北方政权关系时侧重安全，而在发展与海上政权关系时则更加看重经贸等。如今，“一带”实际上也需更加重视安全问题，而“一路”更富有经贸内涵，两者的定位和功能是不一样的。思鑫博士提供的数据表明，2018年我国与中欧班列相关国家的贸易不到我国进出口的9%，其中12%是通过陆路完成的，20%通过航空运输，68%通过海运。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能力没有发生革命性变化时，海上经贸往来仍然是中国今后一段时期的主要方式。不过，随着技术水平的提升，地理的联通性在增加，经贸的重要性也上升了。例如，历史上长期被我们所忽视的东南亚，在中国周边外交中的地位显著上升。2020年以来，东盟已成为我国的最大贸易伙伴，同时也是美日印澳等各方推出“印太”战略之后努力争取的对象。因此，我在推进周边外交和“一带一路”建设时更要处理好安全与发展的关系。
在阅读思鑫博士的论著时，笔者在参考文献部分看到了很多熟悉的作品。为此还特意数了数，结果发现征引的参考文献中，2015年以来的文献接近150篇，其中2019年和2020年的文献就超过了40篇。因而，阅读这样一部专著，也就间接地了解到很多中文世界最新的研究成果。一个值得指出的现象是，举凡被人反复阅读和重视的著作，都是对当时一个阶段社会思潮的反应，因而也是建立在较新的文献（包括考古发现和档案）基础之上的。在国际关系学科发展史上，美国学者摩根索被公认为国际关系学科的创始人之一，而奠定这一地位的就是他1948年出版的《国家间政治》。时任芝加哥大学副教授的摩根索，在这本书中征引了大量1947年和1948年出版的英文和德文专著，这或许是该书被很多美国大学当作是学习国际关系学科入门书的原因之一。思鑫博士在论著中提及，他用业余时间写作了本书，事实上，摩根索这本名著的不少章节也是他在纽约各个大学讲课时准备的，因而资料来源呈现出特有的多学科特性。
更为重要的是，笔者阅读这部书稿，感受到学术研究和政策关怀之间的深刻联系。思鑫博士就职于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因而研究中国古代王朝经略周边的历史得失，并不纯然是为了构建宏大的理论，而是从现实需求出发，鸟瞰历史，抓取大的图景，为决策提供思路。例如，思鑫在书中提出，要避免过度涉入印太区域国家的内政，在涉入其他国家政治和维护我国利益之间审慎权衡。不应盲目追随西方的“产业发展阶梯论”，过早的去工业化，而应继续保持农业的基础地位和强大的工业制造能力。还有如，防止重国际利益、轻国内利益的错误做法。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这些政策建议对于进一步推进双循环发展新格局也是颇有助益的。5年前，思鑫博士出版了《谁在误导决策——无处不在的守门人》，从理论上总结了拥有软权力的各类守门人对决策者的影响。我们从他的新著中进一步发现了历史和理论研究对政策研究的价值。学习和研究历史，既是避免重蹈历史覆辙，更重要的是推动历史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思鑫博士的这部著作也会引起很多人的关注。值得向大家推荐。
本书作者盛思鑫，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际合作中心战略研究处处长，厦门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特约研究员。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博士，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访问学者。曾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专员、厦门市“一带一路”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挂职）。曾出版学术专著《谁在误导你的决策：无处不在的守门人》。主要研究领域：国际经济战略、比较政治经济、战略决策理论。
本文作者钟飞腾，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附：
《从农牧之争到陆海分流》目录
第一章 绪论 /００１
防火比救火更重要 /００５
三种历史观的跨越与融合 /００８
地缘属性与地缘战略 /０１６
第二章 经略周边的中国传统 /０２１
对外关系的伦理逻辑 /０２２
普天之下与中国内外 /０２６
中心、边疆与朝贡 /０３３
重内轻外的思想根源 /０３７
亲疏远近的外交差序格局 /０４２
第三章 陆地边疆的重与轻 /０５０
最大的安全威胁来自北方边疆 /０５２
陆路对外贸易的安全色彩 /０６２
农牧文化的相互影响与融合 /０６８
从长城内外到秦淮南北 /０７８
小结: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竞争 /０８５
第四章 海上拓展的虚与实 /０８７
东南亚不是主要的安全威胁 /０８９
儒家文化对东南亚的影响有限 /０９９
海路朝贡贸易的文化特性 /１０８
重陆轻海的思维与因地施策 /１１５
小结:海洋文明与陆地文明的兴衰 /１２４
第五章 古代中国经略陆海的得失与镜鉴 /１２６
陆路的安全意义远大于经济意义 /１２７
海路的经济意义最为突出 /１３５
古代中国对少数民族的文化吸引力 /１４５
对当前“一带一路”建设的启示 /１４８
第六章 明清时期欧洲经营亚洲的成与败 /１５２
经贸利益是欧洲经营亚洲的首要考量 /１５４
海上霸权是获得经贸利益的重要保障 /１６３
文化渗透作为巩固和提升经贸利益的手段 /１６８
欧洲经营亚洲的地理因素制约 /１７５
对我国更好经略印太地区的启示 /１７９
第七章 在陆地游牧与海洋游牧之间 /１８３
陆地游牧与海上游牧的差别 /１８４
“向陆”还是“向洋” /１９０
更强的流动性才是问题核心 /１９６
对构建地缘竞争优势的启示 /２０１
附 录 /２０５
古代中国外交体系的四种理论视角 /２０６
封面画«贞观盛会»创作说明 /２１４
参考文献 /２１６
致 谢 /２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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