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珉旭：韩国的国际关系研究：一项初步评估
01
导言
首先，从学理性理论研究的角度而言，在韩国国际关系学界，对引进国外理论研究成果、探索国际关系研究的韩国化以及为了从韩国的角度解释国际关系现实而力求探索韩国理论模式的创造等一系列争论一直延续到现在。在这些争论中，韩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重复着基于判断现实与批判现实的思考过程。尤其是这些争论以从韩国国际关系学界的理论研究早期开始一直提到的“克服对西方理论偏向性问题”和“探索国际关系研究的韩国化及创造韩国理论模式的必要性和当为性”为主而进行。
在这些问题的讨论中，卢在凤借用“俞吉濬模型(the Yu Giljoon type；the inclusive model of theory building)”和“申采浩模型(the Shin Chaeho type；the exclusive model of theory building)”的说法，对韩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发展历程进行探讨，也曾提出过引进国外新的理论研究成果与创造性生产自构体系的理论模式这两个方面以及两者之间由韩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所理应采取的立场问题。
其次，从政策性的理论研究的角度而言，韩国国关学界则把朝鲜半岛问题延伸至东亚地区以及国际安全的范围内，在如何达到和平共处问题上树立关于国家安全的实质性政策为目标。实际上，在东亚地区强国中国和日本、欧亚大国俄罗斯以及超级大国美国等各方权力和利益共存并相互交叉的朝鲜半岛外部环境下，国际关系研究的韩国化及韩国理论模式的探索对于韩国采取怎样的政策性对策至关重要。
随着当今国际秩序和格局的转变，韩国必须消除由地缘政治上的限制、在东亚地区依然存在的冷战结构所造成的内在因素，力争解决韩国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一些基本议题，即朝鲜半岛南北分割对峙情况所引发的国家安全、生存以及和平共处等。
02
韩国国际关系研究的发展历程、研究倾向及特点
虽然韩国国际关系研究在1945年韩国解放和独立后开始新设有关学科课程，但刚开始的研究由于1950年爆发朝鲜战争而进入停止状态。二战后，以美苏两大国间的敌对关系为基础而形成的东西方阵营的意识形态对立和激烈斗争开始反映在韩国政治现实与社会生活当中。
20世纪50年代是韩国国际关系研究的萌芽阶段。1953年停战后的韩国国关学界恢复正常的教研秩序，在学术研究方面得到改善，大幅增设有关讲座和课程，奠定了学科发展的基础。在韩国解放和独立以后的韩国国际关系研究及大学教育中，1946年高丽大学政法学院与京城大学(首尔国立大学的前身)政治学科都首次开设“国际政治论”的讲座可以看做是韩国国际关系大学教育的起点。
另外，延禧大学(延世大学的前身)政治外交学科以及庆熙大学、中央大学、檀国大学、国民大学、庆北大学、釜山大学等各大学政治外交学科都开设了有关讲座。由于大部分教师受到日本式教育，当时的讲座也有一些日本的学术研究倾向及色彩。申基硕撰写的《东洋外交史》(1948年)与《近代外交史》(1953年)作为韩国国际关系研究早期教科书被广泛使用。以各大学的政治学科及国际政治学科教授为主体创立的两大专业性学术团体——“韩国政治学会”(设立于1953年10月18日)与“韩国国际政治学会”(设立于1956年5月30日)——奠定了韩国国际关系研究的发展基础。
这一时期的韩国国关学界彻底排除了左翼理论，尤其是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呈现出大力引进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国际关系主流理论及其研究倾向。虽然逐步发展到尝试运用理论进行解释现实，但当时韩国所处的国际政治外部环境受到强国尤其是美苏之间权力政治的绝对影响。
在著作方面的成果有:韩国国际政治学会首任副会长赵孝源(延世大学)与该学会首任会长李用熙(首尔国立大学外交系)分别在1954年、1955年出版了韩国第一代国际政治学教科书。赵孝源为了综合性介绍以欧美国际政治学教科书为主的西方国际关系主流理论与在当时美国学界有代表性的学者的一些争论而撰写了《国际政治学》(1954年)。通过该著作，他试图介绍当时国际关系学的核心内容——汉斯·摩根索(Hans J．Morgenthau)的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和从地缘政治视角出发的权力政治、列强的外交史及外交政策、国际安全机构等内容。
而李用熙的著作《国际政治原论》(1955年)与《一般国际政治学(上)》(1962年)则超越启蒙性问题意识，并从对西方国际政治学及其理论的批判性问题意识、主体性观点出发而试图把握国际政治学研究的内在属性(即欧美传播其价值观的过程)。在李用熙等学者的领先研究下，韩国国关学界从早期起能够进行关于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对西方过度依赖性问题的批判性问题认识、韩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身份认定等方面的持续探讨。
20世纪60年代，韩国国际关系研究开始呈现出直接介绍欧美学界学术研究成果的倾向，尤其是爱德华·卡尔(E．H．Carr)的所谓“理想主义(乌托邦主义)”与现实主义之间的道德现实主义以及摩根索的权力政治理论，李相禹和河英善分别将该时期比喻为“引用时代”和“完制品输入时代(现成品进口时代)”。而且，在该时期有关国际关系研究的概论书籍陆续出版了，比如金永俊的《国家利益与国家政策》(1962年)、赵在瓘的《国际政治学》(1963年)、洪钟赫的《国际政治学》(1965年)、崔钟起的《国际关系论》(1966年)。
在此情况下，韩国学界逐渐认识到对国际问题的专业性研究以及韩国观点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必要性，专业性的学术团体韩国国际政治学会在1963年创立了专门研究国际关系的学术杂志，即《国际政治论丛》，至今该刊仍在专门研究韩国国际关系研究方面扮演着主要角色。而且，当时一些学者在韩日两国建交问题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的情况下，通过“抵抗性民族主义”尝试解释韩日两国关系或韩国的现代化/产业化问题。
20世纪70年代是50－60年代在美国学成归来的海归派学者们相当活跃的时期。这些学者积极介绍并引进在美国兴起的科学行为主义(behavioralism)的方法论。科学行为主义以科学的名义，把自然科学中的诸多概念和理论工具直接引进来并适用于社会科学，并广泛扩散到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当中。如果说50－60年代韩国国际关系研究具有历史性宏观分析的特点，那么70年代可以说转移到了具有新的科学性微观分析特点的国际关系研究时期，并在该研究方向、内容和分析方法上都有了不少进展。
自从全面引进科学行为主义以后，韩国国际关系研究开始对西方国际关系主流理论的盲目追随持有自我反省的批判性立场。而且，从传统方法到行为主义或激进政治经济学等多种理论的介绍，也同样没有经过认真的研讨，由此带来了没有系统性的知识蓄积，而是加重了知识上混乱的负面效果。在此情况下，韩国国关学界提到了尽快采取对社会现实的理解、对由于引进国外理论研究成果而会产生的适合性问题的研讨以及应对措施的探索至关重要的认识。以往没有经过批判或研讨的过程而把西方理论研究成果直接引进来的做法引发韩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提出身份认定或认同(identity)问题以及在主体立场上如何引进西方国际关系主流理论等问题。
当时出版的代表性著作有：首先，对于战争的原因、抑制及预防问题，具永禄的《人间与战争:国际政治理论的体系》(1977年)超越了只有国家才是唯一分析对象的传统研究方法，并通过个人、国家及国际体系的多层次分析方法，试图对国际关系现实进行实质性分析。
其次，具永禄的《国际政治的主要概念》(1978年)作为一种把卡尔·多伊奇(Karl W．Deutsch)的《国际关系分析》(The Analysi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翻译为韩文的国际政治学概论，概括了科学行为主义的相关理论。
再次，金相俊的《国际政治理论Ⅰ，Ⅱ》(1977年、1980年)主要综述了随美国教学科学化运动的高潮而出现的国际关系学诸多理论。
最后，李相禹的《国际关系理论:国家间冲突的原因及维护秩序》(1979年)主要综述关于国家间冲突的原因及管理的相关理论。
进入70年代以后，对外国文献的依存度逐步下降，韩国学者在学术著作和杂志上发表研究论文方面愈加活跃。这表明韩国国际关系学者对当时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前沿性理论进行了综合性介绍，同时把这些基于科学行为主义的理论应用到对国际现实的实质性分析中。对此，河英善将该时期比喻为“进口替代时代”。
20世纪80年代是韩国国际关系研究中西方主流理论的观点和修正主义的观点相互对立的时期，韩国国际关系研究也面临新的转折点。当时以冷战时期军事力量和国家权力的政治现实主义为主的西方国际关系学界开始出现了“相互依存理论”、“依附论”和“世界体系论”等，也形成了“国际政治经济学(IPE)”领域，试图解释与过去不同的国际关系现实与问题领域。这种趋势也在韩国国关学界踊跃表现出来，同时引发诸多争论。
其中，朴庆绪在其1985年出版的专著《国际政治经济论:理论与实际》中，通过比较方法对相互依存理论、依附论以及新重商主义进行研讨及批判，同时以IPE领域的主要问题(即贸易、国际金融、跨国公司及其对外投资、资源、技术转让等)为案例，分析了各个理论视角的特点。而且，韩明华的《韩美关系的政治经济:是同盟还是从属》(1986年)从现实主义、依附论以及相互依存理论等三种理论视角论述了韩美关系40年的发展历程。
由此看来，1945年韩国解放和独立后到20世纪80年代期间韩国国际关系研究具有以下特征。在冷战结构中韩国国关学界的一般倾向是，国家政府对激进性资料和信息采取限制措施，随着对20世纪80年代韩国权威主义政府抵抗性的民主化要求日趋增强，学术界内民主主义的要求也增多。而且，在当时韩国的特殊情况下(例如为经济高速成长而出现的发展型国家的权威主义政府与政治社会上的民主化要求的对立、朝鲜半岛分割与对峙的情况下如何保持韩美军事同盟体制并走向半岛统一等问题)，学术界也没有具备充分的自由共享的机制及渠道。
但随着大学教育的恢复和海外留学人员的大量归来，相关领域的学者在数量上有了增多，在理论研究、外交政策研究、国际关系史和地区研究等诸多研究领域确保了优秀的研究人员。与此同时，韩国各大学成立并发展政治外交学科、国际关系学科等相关培养教程，这为韩国国际关系研究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从20世纪90年代至目前为止，各个国家都开始关注全球化思潮，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等诸多领域先后出现了多元化趋势。90年代中期后，从中国、俄罗斯和中东欧等转型国家学习的研究人员开始回国，这使原本集中在东亚和欧美地区的韩国国关学界的研究对象及问题领域逐渐丰富起来。另外，由政府主管的国策国际大学院或大学附属研究所、研究学会等也陆续成立。因此，韩国国关学界在其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上呈现出更加多元化的趋势。
韩国国际关系研究经过解放后到20世纪60年代的形成期、70年代的发展期以及80年代的批判性接受并主体性适用的时代，正在走向所谓“国际关系研究的韩国化”及“韩国观点的国际关系理论”创造性生产的时代。回顾韩国国际关系研究的发展历程，过去半个多世纪的韩国国关学界主要积极引进国外理论研究成果和西方主流理论、批判和研讨由此而产生的适合性问题，并以此为基础力求解释韩国所处的国际关系和社会现实。
03
国际政治经济学在韩国的研究现状、发展及局限
第一，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把“在国际关系里所追求财富的一方面与所追求权力的另一方面之间的互动关系”为国际政治经济，而研究此现象被称为国际政治经济学。
第二，韩国第一代IPE学者朴庆绪指出，解释国际关系时将政治现象与经济现象分开是毫无意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是分析国际关系诸多复杂问题的一种新的研究方法。
第三，中国学者王正毅给它下了一个定义，即“国际政治经济学主要研究国际体系中经济要素(包括资本、技术、劳动力和信息)的跨国流动对国际体系、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以及国家内部政治结构和过程的影响，反之亦然”。
韩国国际政治学会于1979年召开了以“第三世界的问题(Problems of the Third World)”为主题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并在《国际政治论丛》第19辑发表了跟依附论有关的学术会议论文，尤其是以朴庆绪在韩国政治学会特别计划论文集上发表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与实际》为发端，韩国IPE研究才正式开始。该研究领域的早期主要是引进和介绍、适用和批判以美国为主而生产的理论，到20世纪80年代，每年发表的有关IPE的学术论文仍然不多。而且，当时研究的大多数都是依附论或关于第三世界的相关理论，在研究领域上存在严重的偏向。
朴庆绪在1985年撰写了韩国IPE研究的第一本综合性著作《国际政治经济论:理论与实际》。而且韩国国际政治学会在1987年召开了以“韩国与国际政治经济”为主题的定期学术会议，从《国际政治论丛》第27辑第2号的12篇文章开始构建韩国IPE研究的知识框架，从过去以依附论和第三世界理论为主的IPE理论研究中摆脱出来，把理论论述逐渐扩展到相互依存理论、霸权稳定理论、新重商主义，研究领域也扩展到东亚发展模式及发展型国家的经济、外交政策等领域，并分析了韩国对外经济关系的政治性意义，提出政策性建议。
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政治经济学在韩国政治学界的比重增多，一些学者对IPE研究的现状与前景也进行了批判性述评。金锡宇和李镐铁都回顾并评价了韩国IPE研究的发展历程，他们指出，虽然韩国IPE研究在不算长的时间内积累了一定的学术经验，但存在以美国为中心的地区偏向性问题、对于西方理论未加批判或研讨而引进并适用于现实、以国际通商及贸易为主的研究问题领域方面的偏重性问题、研究方法论上的低发展倾向、探索关于韩国创新性视角和问题意识以及构建韩国观点的理论范式不足等问题。
而另一位韩国学者则通过分析2000年以来《韩国政治学会报》与《国际政治论丛》两份学术杂志上所登载的研究论文，指出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的研究在全体研究领域中的比重只占5%－10%，其中大部分都不是理论性思考研究，而是政策分析性研究，并且仍处于引进并介绍西方国际关系主流理论及其争论点的层面。
以下则具体分析韩国IPE研究的发展状况和局限。首先，在研究对象方面，主要探讨以美国为中心的地区偏向性问题和对西方理论研究成果未加批判或研讨而接受并适用于现实的问题。迄今为止，虽然韩国IPE学界已从早期全盘引介西方主流理论的倾向中有所脱离，但依然停留在不加批判地接受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并将其运用于韩国特殊现实经验的水平上。而从早期主要以东亚以及欧美发达国家为中心的地区研究逐渐扩展到其他地区和国家的研究，这一点是值得肯定的，但实际上对其他地区的关注和研究并不深入。
由于语言问题、韩国学者们所出国留学的类型及其所引起的所谓“路径依赖性(path dependency)”问题、美国政治学在其数量和质量上还占主导地位等原因，“美国重心”的出现便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但要从具有特定社会现实经验及历史进程的国家、国际体系内的地位、地缘政治学及地缘经济学上的定位、意识形态、政治和经济两方面的发展水平等诸多问题领域说明韩国的特殊情况时，此偏向性问题引起了知识上的混乱以及对韩国现实是否有足够的解释力等适合性问题，并在问题意识和学问的认同(identity)上会产生严重障碍。
其次，在研究问题领域方面，必须关注以国际通商与贸易、国际货币和国际金融以及地区主义为中心等问题，主要表现在偏重以美国霸权为中心的对外经济政策决策过程研究议题上。相反，对国际直接投资、官方开发援助等问题以及国际经济组织和跨国公司等非国家行为体的研究却很少。
再次，在研究路径上，论述关于“低发展(underdeveloped)倾向”问题。在此方面，大部分都是以引进国外新的理论研究成果并进行韩国式阐释为主，而以新的视角揭示或进行规范的实证研究方面的论文则相当匮乏。而且，在学理性的理论研究及其分析不足的情况下，基于西方理论研究成果的现状政策研究及政策性建议的比重则逐渐增多。
最后，探讨关于韩国创新性视角和问题意识，构建韩国观点的理论范式，并指出研究的不足。
在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所出现的冷战结构彻底结束、全球化思潮兴起以及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霸权相对衰落等转变过程中，与以传统现实主义和科学行为主义相结合的现有国际关系理论不同，出现了避免政治要素和经济要素的分离并试图还原国家和社会间的整体性的尝试。
在此背景下，随着韩国经济实力的增强，韩国的对外经济政策同时也会在东亚地区秩序以及世界经济体系与国际政治现实等国际层次上发挥更多、更频繁的轴心作用。而且，在国际层面的一些经济问题(例如自由贸易协定、金融市场的自由开放化、对外直接投资及海外生产基地的建立等)会更多地影响到韩国国内政治决策过程及国内社会分配结构。
04
韩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主要争论点
在社会科学追求知识的普遍性时，有必要说明地区性和个别国家的特殊性。同样，韩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也在不断提出理论对社会现实是应具有普遍性还是特殊性的问题。强调普遍性的一方也认可“国际关系研究的韩国化”的必要性，但他们认为，如果不能把个别地区和国家的特殊性提升到一般理论(general theory)的话，它就无法获得理论的地位，并主张在现阶段只能从西方一般理论出发。
而强调特殊性的一方则以西方一般理论不能说明围绕朝鲜半岛在地缘政治上的固有特性以及韩国在社会现实和历史进程中的隔断为由，还强调探索“国际关系研究的韩国化”及“韩国观点的国际关系理论”的必要性。
对此，卢在凤曾借用“俞吉濬模型”和“申采浩模型”的说法，强调韩国国关学界需要“申采浩模型”在社会现实历史进程中的认识。根据卢在凤的说法，不经批判或研讨而把西方理论直接引进来，并以它为基础解释韩国的现实情况，同时呈现出对欧美学界的偏向，被称为“俞吉濬模型”(即“概念性普遍主义”)。
早期的韩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只注重概念的理论性质，对概念的逻辑背景及其意义却没有进行认真的研讨，因此卢在凤强调学界应该确认西方理论对韩国所处的社会现实是否有足够的解释力。作为能解决这些弊端的方法，他还提出“申采浩模型”(其意为“体验性特殊主义”)的必要性。
“申采浩模型”是指从国际政治视角出发不断强调挑战现实并认识到其主体性，在此过程中树立特殊而独创的理论，从而突破了对国际政治现实的理解。因此，他把体验性特殊主义比喻成“申采浩模型”，并把它作为由韩国国关学界所需要的问题意识而提出来。尤其是，韩国在历史经验、地缘政治、地缘经济上的定位及其在国际体系内的地位、意识形态等方面上具有与其他国家不同的内在属性，因此，对于西方一般理论及其分析方法未加批判或研讨而直接引进来并适用于韩国的现实情况，会引起知识上的混乱以及视角偏向性问题。与此同时，它还有可能会损害韩国的价值观甚至国家利益。
韩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围绕理论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在引进西方理论研究成果和探索国际关系研究的韩国化之间一直争论不休，而要求“国际关系研究的韩国化”及“韩国观点的国际关系理论”的呼声越来越高，这表明学者越来越注重韩国国关研究的“申采浩模型”，并强调韩国理论模式的探索与主体性问题意识。
而郑琎永则提出了与此相反的观点，他主张先完全掌握以美国学界为主的西方一般理论及其研究方法，然后把西方理论正确运用到韩国的特殊经验更为重要。闵丙元认为该争论的根源在于过度强调“韩国国关学界必须构建韩国固有的理论模式”的一种困扰，并警惕在没有达成关于“哪个是韩国真正固有的”这种共识的情况下，还过度强调主体性理论及视角就很容易变成极端的民族主义历史观或国家中心主义的视角。他还指出具有一定程度上的普遍性的西方理论及视角更适合于韩国国关研究的出发点，并强调韩国国关学界在此基础上在“俞吉濬模型”与“申采浩模型”之间必须找到一种适合于韩国特殊情况的新的理论模式及其视角。
没有完全脱离现实的纯粹的理论，也没有完全脱离理论的经验现实。人们所设想的理论和现实这种二分法只存在于人们的观念世界中。事实上，任何理论，其研究议题完全来源于现实，所不同的只是人们如何对待这些现实，是偏好分析性路径，还是偏好描述性的路径。韩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从萌芽期开始就一直探讨由于接受西方理论而会产生的适合性问题，同时通过强烈反省和深入思考，未来也会在“俞吉濬模型”和“申采浩模型”(或外部影响和内在的问题意识)的两个极端中继续保持平衡，努力进行知识蓄积和创造性生产。
在学术理论应具备的普遍性和特殊性方面，主张引进、介绍先进学术和西方理论研究成果后适用于现实的学者强调学术的普遍性，而根据社会现实历史进程中的特殊情况主张学问的创造性发展的学者则强调特殊性。但是，对于西方理论研究成果加以批判与研讨的过程也是必要的，这决不意味着完全排除韩国国关学界接受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普遍性”一般理论及其方法论，而是说要解决韩国国关学界对美国的理论概念、模式及观点的过度依赖性问题，通过“引进－批判－接受”的创造性过程而立足于韩国的立场对知识蓄积能起到帮助作用，并以此为基础创造性生产理论和知识谱系。因此，本文在此争论点上还强调韩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应该保持折中的视角并采取折中的方法。
理论研究大体上可分为不同目的和效用的两种分析层面:首先，从其他学科领域提升至公理地位上的假设中演绎出能适用于国际政治现实的假设，或者以归纳普遍的国际关系现象和国际政治现实的研究为基础，发现可以普遍适用的假设，并用于分析其他现实问题，是可以用于说明和预测的价值中立的实证分析。学者们为了建构更有解释力的国际关系理论而强调应得出包括东西方在内的可以正确解释并预测国际政治现实的普遍性假设。
其次，论述有关国际关系现实的当为性、规范和价值。例如，在未来世界政治经济和国际关系中最基本的和最重要的价值是什么?这些价值以什么为基础表现其特性?与此同时，是否存在可以调整相反或不同价值间关系、可以超越不同条件与状况的规则性知识及判断价值?从这些问题意识开始追求理论探索的规范分析。实际上，被称为国际关系的宏大理论或一般理论的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等，各自都具备从过去到现在对世界政治经济和国际关系的规范的判断标准，同时也提出了勾画未来世界政治经济和国际关系的蓝图。
根据两种概念上的区分，可以考虑以下两个问题:第一，有没有实证研究韩国所处的特殊的国际社会现实，预测并展望未来，可作为行动实践方针的实证性说明理论?第二，有没有能够向未来韩国和朝鲜半岛提出很重要的和有根本价值的规范性理论?
首先，从实证分析层面探讨国际关系研究的韩国化，它毕竟是从韩国固有的价值观和问题意识为基础的理论视角，眺望韩国所处的现实问题，以适宜的概念、假设和理论定立的说明理论。为了以上的理论工作，可通过了解韩国的社会现实历史进程，考虑韩国现实的特殊性，并从中得出的说明理论，以正确解释为前提，最大限度地准确预测未来韩国的方向，同时可以衍生到政策实施过程当中。
另外，在重视逻辑的一贯性和创意性的价值中立的实证分析层面上，一味要求适合于韩国特殊情况的国际关系理论是不太合理的。为了克服此问题，还需要在建构普遍而实证的国际关系理论、系统和完善适用于朝鲜半岛周边情况和东亚地区的理论支持和经验性研究等方面做出努力。
其次，在规范分析层面上的国际关系研究的韩国化，毕竟是与朝鲜半岛和东亚地区的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现实有关的当为性、价值以及和平繁荣的秩序规范和判断标准。包括韩国在内的东亚国家在诸多层面上与欧美为中心的西方国家应有区别，而这种区别又不断提出制定不同国际规范的必要性。
与此同时，关于规范分析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争论也不曾停止过。例如，从建构主义视角出发，围绕朝鲜半岛周边国际关系的微观理论的探索、从批判理论或后现代视角出发的既成理论的系统和完善、人权问题、种族纷争和大国介入问题、国际难民问题、国际犯罪和恐怖主义、环境保护问题、国家安全和人类安保的相互补充性或相冲可能性等问题，研究制定相关规范，并提供必要论据，会在规范分析层面上促进国际关系研究的韩国化的未来发展。
韩国国际关系研究对于接受西方理论和构建韩国理论模式及学术共同体的探讨并不仅仅停留在单纯探索只适用于韩国特殊社会现实的实证分析的说明理论，也包括韩国特殊的文化、历史、价值观的当为性价值判断为标准和规范分析层面的“韩国观点的国际关系理论”。若这样从中得出的理论及视角能够提出正确而有效的政策性对策，国际关系研究的韩国化就会得到充分认可和积极性发展。
（三）探索“国际关系研究的韩国化”及“韩国观点的国际关系理论”
所言，韩国国际关系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经历了批判性接受和主体性适用的变革时期。80年代后期，美国国关学界的“第三次论战”不断深入，在对实证主义的批判和反思(reflexivity)加深的背景下，韩国国关学界开始逐渐认识到对西方主流理论的依赖性问题，并强调国际关系研究中问题设定工作上的不足之处，提出重新评价在冷战时期以美苏两大国为中心所形成并发展的理论，重视批判理论的主张。从而这种反省发展到应对西方理论研究成果加以批判或研讨，立足于韩国立场并解释韩国所处的现实情况，最终探索韩国观点的理论模式及其视角。
虽然韩国国关学界反复强调的对国际关系研究的韩国化及韩国观点的国际关系理论的要求和期待大部分依托西方理论的批判性认识，对韩国所处的现实情况的问题意识上也取得了一定成就，但在其实质性内容方面，对于国际关系研究的韩国化的问题意识仍然拿不出新理论、新视角和新范畴的成就。
斯坦利·霍夫曼(Stanley Hoffmann)认为现有国际关系理论是“美国的社会科学”。赫德利·布尔(Hedley Bull)也曾指出，“当今国际关系理论主要反映了西方尤其是欧美国家的现实”。一方面，作为一种社会科学理论的当代国际关系的作用原理来源于欧美世界的社会现实，并按照社会现实的变化而经过反证、修正、变动的过程，一直转换其内容和表现；另一方面，20世纪西方主流理论在国际政治现实中是可以解释各个国家和行为体如何行动并能够使之一般化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一般理论，因为西方理论在非西方地区所发生的国际政治现实中也能确保可以通用的普遍性。
但是，在知识结构中的核心区和边缘区之间的这种关系也不断有“例外”出现。中国学者王正毅指出，当19世纪的德国远远落后于英国时，两位德国的思想家成为知识的生产者:弗里德里希·李斯特(Friedrich List)出版了《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The National System of Political Economy)，卡尔·马克思(Karl Marx)完成了《资本论》(Das Kapital)；当20世纪50年代拉丁美洲处于世界体系的边缘时，劳尔·普雷维什(Raul Prebisch)和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Theotonio Dos Santos)提出著名的“依附理论”；在20世纪90年代世界范围内兴起的区域化大潮中，东南亚国家提出与众不同的“东盟方式”。
正是从这种“例外”中，韩国国关学界得到了启示。处于核心区的国家并非总是知识的生产者，处于边缘区的国家和地区也并非总是知识的消费者。处于边缘区的国家和地区，经过学者们的努力，也可以成为知识的生产者。而且国际关系理论在各个方面所反映的是个别国家的价值观、问题意识以及学者的立场、视角和意识形态。实际上，大部分理论都局限在学者的观点和价值观上，反映着在他们的社会制度环境和价值理念上所产生的视角。因此，为了反映韩国所处的国际现实和特殊经验而强调更加系统和完善的理论研究工作，这是充分可行的事情。
1995年，韩国国际政治学会以该学会会员为对象进行了调查研究。其中91%的韩国国际关系研究者对建构韩国观点的国关理论模式及其视角的必要性表示赞同；28%的学者认为改进“国际关系研究的韩国化”的环境条件也足够充分；63%认为环境条件还没成熟，仍需要努力。金炯局指出，当今韩国国际关系研究经历了从对西方主流理论的进口及进口替代的时代，经过批判性进口及转换的时代，已经进入探索国际关系研究的韩国化的时代。
探索国际关系研究的韩国化，即使以韩国所处的现实和特殊经验为基础而能够提出新理论、新视角、新范畴，也必须具备跟其他国家和地区以及国际政治现实中可以充分通用的体系性和一贯性，该理论才能够得到充分认可的条件和理论的身份地位。同时也要完全掌握现有的西方国际关系主流理论，通过系统和完善的过程而发展出适合于韩国所处的国际现实的理论，这一点至关重要。
2021年度韩国国际政治学会会长、首尔大学政治外交学部教授全宰成
05
结语
金容九认为，边缘地区和国家的国际关系研究会经历以下的发展过程：第一个阶段是，边缘区没有正确地接受中心区的理论；第二个阶段是，即使边缘区能接受中心区的理论，也没有把握该学术理论的政治性特点和内在属性；第三个阶段是，虽然边缘区了解中心区的理论及其知识背景，但它还没把握另一边缘地区或国家跟中心地区在知识结构上的不平等关系；第四个阶段是，边缘区一方面都了解上述三个阶段的内容，另一方面能提出新的方向，这使边缘区在国际关系及世界政治经济结构中能享有自己固有的身份地位。
笔者认为，在韩国国关学界，过去几十年对“国际关系研究的韩国化”及“韩国观点的国际关系理论”必要性的论述已经相当充分了。因此，进入21世纪的今天，未来应进行更为客观而具体的理论化工作。换言之，韩国国关学界要结合“俞吉濬模型”和“申采浩模型”对待西方理论研究成果，探索能够解释韩国特殊现实经验的理论性概念和一贯性分析机制，也要创造更加有主体性又有普遍性的理论。
为此，还需要进行本文中所指出的以下三种形式的研究：首先，基于对西方一般理论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特殊理论的充分理解，需要研究对韩国所处的国际现实，这会为符合安全、生存、和平共处等的韩国国家战略提供理论根据。
其次，通过不断完善价值中立、具有普遍性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一般理论，并通过与国外国关学界的学术合作，进行适用于韩国和朝鲜半岛的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现实的研究。
最后，通过对包容韩国以及东亚特殊的价值观、文化、意识形态等的认同工作，需要对以往的规范性国际关系理论进行系统和完善的补充研究。
韩国国际关系研究在以上三种形式的研究中，通过协调发展传统和科学、理论研究和政策研究、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等研究，坚持总结韩国经验，寻求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一般理论与韩国特殊经验的关联性，这必将会大大促进国际关系研究的韩国化、韩国观点的国际关系理论的创造性生产以及完整的知识框架与学术共同体的构建。（注释省略）
作者崔珉旭，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韩国留学生。
出自《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年第4期。
韩国景福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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