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东北亚盟友与俄罗斯：互有需求、裹足不前
内容提要：面对西方的持续打压，俄罗斯不得不更坚定地“转向东方”，在东北亚方向努力挖掘俄日、俄韩关系的潜力。无论是外交层面还是经济层面，俄罗斯与日本、韩国之间都互有需求，但作为美国的盟友，日韩两国的对俄政策无法放开手脚。美国因素不仅限制了俄日、俄韩关系的发展空间，也会在“中导”等问题上给其“埋雷”。俄罗斯与日韩之间的合作缺乏历史积淀，俄需重塑形象，真正以“合作伙伴”的身份融入东北亚地区合作，而日韩改变对俄罗斯的传统定位也需要时间。
俄罗斯、日本、韩国均为东北亚地区的重要行为体。俄日关系和俄韩关系可以从两个侧面进行考虑。首先，在俄罗斯“转向东方”战略日益明确的背景下，作为重要“东方”国家的日本、韩国必然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俄罗斯加强与日韩的互动乃大势所趋。另一方面，日韩又是美国在亚太地区最重要的盟友。拜登上台后，美国改变了特朗普时期“单打独斗”的风格，倾向于和盟友加强纽带关系和政策协调，共同“对付”中国和俄罗斯这两个主要战略对手。这意味着，俄美关系将与俄日、俄韩关系产生更多联动，带来更多不确定性。
01
俄罗斯的内外困局与“转向东方”战略
俄罗斯传统上将自身定义为“欧洲国家”，欧美一直是其对外政策的重点方向。然而，美国和欧洲始终没有放下削弱俄罗斯的战略目标，使俄罗斯与西方改善关系的意愿屡屡受挫。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的综合国力和全球影响力总体呈下降趋势。虽然数百年来积累的政治智慧、军事优势和外交魄力仍能支撑俄罗斯在中东、非洲和拉美等地偶有亮眼表现，但难以挽回其在欧洲方向不断萎缩的战略空间和对后苏联空间的掌控能力。
乌克兰危机爆发后，西方加大了对俄打压力度，俄美、俄欧关系陷入低谷。2019年以来，俄罗斯与美欧的关系出现缓和迹象。普京与特朗普举行会晤，外长实现互访，两国开始就是否延长《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进行谈判，并于2021年2月就该条约延长5年达成协议。2021年6月，俄美两国举行拜登上台以来的首次首脑会晤。法国与俄罗斯两国高层互动频繁，重启外交与国防“2+2”战略对话机制，围绕如何增进经济往来及解决地区热点问题加强协调。尽管如此，俄美、俄欧关系依然脆弱不堪。在美国的施压下，“北溪-2”天然气管道项目波折不断。俄反对派纳瓦利内的中毒和被捕给稍有起色俄欧关系泼了冷水，双方在2021年再度陷入互相驱逐外交官和扩大制裁的风波之中。
外部环境的恶化拖累了俄罗斯的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由于西方制裁、国际油价下跌、国内经济改革不力等原因，俄罗斯的经济发展早在新冠病毒疫情爆发之前就已陷入低迷。2013年至2018年间，俄罗斯GDP的年均增长率仅为0.4%。而2019年，俄罗斯GDP增长率也仅为1.3%。即使没有新冠病毒疫情，俄罗斯经济也很难走出“徒有稳定，难求发展”的怪圈。疫情使俄罗斯经济遭到重创，2020年10月，俄GDP已倒退到2008年2-3季度的水平，居民生活退回到十年前的水平。俄联邦统计局数据显示，2020年俄罗斯GDP下滑3.1个百分点。经济的不景气也加剧了执政党在国内的信任危机。俄罗斯舆论研究中心2019年7月的统计显示，“统一俄罗斯”党的支持率已跌至32%。执政党地位的下降也是俄罗斯当局在2020年果断推动修宪的重要动因。
面对不容乐观的内外形势，俄罗斯不得不在亚太方向寻求突破口。俄罗斯重视亚太外交并非临时起意，更不是近几年的事情。由于亲西方政策的受挫，俄罗斯的亚太政策在苏联解体后的近30年时间里逐渐从“忽视东方”转变为从地缘政治和经济层面均高度重视亚太地区，即“转向东方”。目前，俄罗斯精英层和战略界对“东升西降”的大趋势具有一定共识，且认为新冠病毒疫情将加速这一进程。在此背景下，俄罗斯“转向东方”的决心将更趋坚定。
着眼于俄经济社会发展的地域平衡，“转向东方”战略和俄罗斯的远东开发紧密结合在了一起。远东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滞后和人口流失被俄罗斯视为危及国家安全的重要问题。俄罗斯早已认识到，仅凭国内资源无法实现远东地区的发展，为了真正扭转该地区的经济社会困境，需要积极融入亚太区域经济合作，尤其要促进东北亚国家的资金、技术和劳动力流向俄远东地区。从2015年起，俄罗斯远东城市符拉迪沃斯托克连续五年举办东方经济论坛。普京总统亲自出席助阵推介、招商引资，亚太各国领导人也纷纷前来捧场。该论坛规格不断提升，日益成为俄罗斯开发远东和融入亚太的一张“名片”。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与韩国总统文在寅同时出席2017年的第三届东方经济论坛
能源产业是俄罗斯经济的支柱之一，扩大对亚太地区的能源出口成为俄罗斯“转向东方”的重要举措。亚太地区在全球能源市场中的地位日益提升，也带动了俄远东地区的油气管道不断升级扩建。“东西伯利亚——太平洋”管道系统的一期管道和二期管道分别于2017年和2019年完成扩建，使该通道向亚太地区输送原油的能力达到每年8000万吨。“西伯利亚力量”天然气管道于2019年12月全线贯通并开始对华供气，每年供气量可达380亿立方米。2018年，亚太国家在俄能源出口结构中的占比已达27%，该数据有望在2024年达到40%，在2035年达到50%。
在东北亚方向，俄罗斯的优先目标无疑是巩固、发展与中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但日本和韩国在经济、科技和外交资源方面同样具有各自的优势，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相比于全面发展的中俄关系，俄日关系和俄韩关系的发展速度并未达到俄罗斯的预期。为了使“转向东方”战略取得全面开花的效果，挖掘俄日、俄韩关系的潜力无疑是俄罗斯的必然选择和努力方向。
02
俄日关系的现状和问题
冷战时期，前苏联与日本分处敌对阵营，发展双边关系严重受限。苏日两国于1956年10月发布《苏日共同宣言》，实现邦交正常化。但所谓“北方四岛”问题迟迟无法解决，两国始终未能签署正式的和平协定。冷战结束后，继承苏联衣钵的俄罗斯联邦继续发展与日本的关系。
在领土问题的影响下，俄日关系在冷战结束之后依然不温不火，这种状态在2012年安倍晋三第二次上台执政后有所改观。2013年4月，安倍成为十年来首次访俄的日本首相，日俄关系由此“解冻”。2016年普京时隔11年访日，日本成为乌克兰危机后普京访问的首个G7成员国。据初步统计，安倍在2012年再次出任日本首相后与普京会晤达27次之多。在安倍的推动下，日本基本放弃了此前长期固守的首先解决领土问题才能发展日俄全面合作的政经不可分离的立场，转而采取经济合作与领土谈判平行推进的方针。为加强双边战略关系及军事安全合作，2013年4月俄日设立由外长与防长参加的“2+2”会晤机制。2013年11月举行了日俄首届“2+2”会谈，其虽受乌克兰危机影响一度中断，但于2017年再次重启。俄罗斯是日本与之设立该机制的第三个国家，而日本则成为俄罗斯第五个建立此类机制的对话国，体现了双方对深化战略关系及军事安全合作的共同意愿。在军事安全合作实践中，俄日开展了军舰互访、海上搜救联合演习、海军联谊表演、边防部队联合演习等活动，以逐渐培养和积累互信。
2020年9月菅义伟出任日本首相后，试图延续俄日关系的改善势头。2020年9月29日，日本首相菅义伟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首次电话会谈，菅义伟称“希望包括和平条约缔结问题在内的日俄关系取得全面发展”，为领土争端“画上句号，不把北方领土问题推给下一代”，普京回应称“将就所有双边问题展开对话”。2021年10月7日，新任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与普京通话，表达了以互惠方式全面发展日俄关系的愿望，普京也表示愿意与日方就双边问题和国际事务展开建设性合作。
俄日关系近年来虽然取得了一定进展，但总体而言，双方在政治关系、经济合作，领土及和平条约问题上均未取得重大突破。双方未达成任何具有国际法意义的标志性文件，两国关系的质量、性质及水平都没有发生质变。双方达成的经济合作意向、口头及书面协议远远多于得到落实的项目。俄罗斯专家指出，“安倍在口头上多次谈到与俄罗斯、远东地区的合作，但在实践方面，由于一系列原因，很少采取行动。”
目前，双方的经贸交流遭遇瓶颈，两国贸易额在2014年已达35904亿日元，但到2019年回落至23432亿日元（按当年汇率约合203亿美元）。新冠疫情使日俄贸易进一步萎缩。2020年，两国贸易额约为161.7亿美元，较2019年下降20.4%。其中，俄对日出口约90.6亿美元，比2019年下降20.24%；日对俄出口约71.1亿美元，下降20.61%。从2020年的数据来看，日本是俄罗斯的第11大贸易伙伴，第12大出口对象国和第8大进口来源国。
由于领土问题的存在，使俄日关系在短期内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前景不甚乐观。2020年7月通过的俄罗斯宪法修正案第67条明确禁止割让俄罗斯领土的行为，几乎堵死了俄罗斯在领土问题上做出妥协的可能性。2021年2月1日，俄罗斯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表示，俄日就和平条约问题的谈判对象实际上已经消失，因为日方不愿在不明确其对南千岛群岛所有权的情况下进行谈判，而俄罗斯通过宪法修正案之后无权割让领土。日本在“北方领土”问题上向来无灵活性可言，在威望较高、政策空间较大的安倍晋三离任后，日本在领土问题和日俄关系的权衡上只会更趋僵硬。
2021年7月俄总理米舒斯京访问俄日争议岛屿
另外，民意基础始终是俄日关系的薄弱环节。根据2018年日本舆论年度调查结果显示，只有17.7%的日本受调查者对俄罗斯怀有友好感情，而认为俄罗斯不友好的比例高达78.8%，从2011年到2018年，对俄罗斯表示反感或憎恶的比例徘徊在74.8%至82.9%之间的高位上。俄罗斯民众对日本的态度略好一些。在“社会舆论基金”2018年11月的调查中，将日本视为友好国家的受访者占49%，视为不友好国家的受访者占27%。中期来看，在2001年以来的5次调查中，将日本视为友好国家的受访者比例浮动于33%-56%之间，将日本视为不友好国家的比例浮动于27%-43%之间。
03
俄韩关系的进展与局限
1990年，苏联与韩国打破冷战坚冰，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从双边关系的角度来看，俄韩两国大体上经历了1990-2000年的蜜月期、2000-2010年的快速发展期和2010-2020年的矛盾爆发期。在整个朝鲜半岛的层面上，俄罗斯对朝韩两国的政策大体可分为两个时期：一是对韩国“一边倒”政策时期，二是与朝鲜、韩国同时保持友好关系的“等距离外交”政策时期。相比于对韩国“一边倒”政策时期俄罗斯只重视经济利益，“等距离外交”政策更有利于俄罗斯从朝鲜半岛获得政治、经济、安全等各方面的综合利益。因此，俄罗斯力求利用与朝鲜拥有传统友好关系的优势，继续加强与朝鲜的睦邻友好关系，同时与韩国保持友好合作，着力增加俄韩之间的经贸往来。尽管普京时代的朝鲜半岛政策采取的是“等距离外交”，但从实际情况看，“政朝经韩”这种实用主义原则下的务实色彩体现得更为浓厚，即与朝鲜更侧重政治关系，而与韩国则更侧重经贸关系。
2020年，俄罗斯与韩国迎来建交30周年。从纵向发展的角度来看，两国关系还是取得了长足进步。30年间，俄韩实现32次首脑会晤，两国关系被提升为“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俄韩之间的贸易额在1990年仅为8.8亿美元，进入21世纪后接连突破100亿美元和200亿美元大关，人员往来则从1990年的3万人增长到2019年的77万人。韩国的“新北方政策”以俄罗斯远东地区作为主要腹地之一，与俄罗斯远东开发战略形成呼应。2017年韩总统文在寅提出“九桥”构想以来，韩国积极寻求在铁路、电力、造船、天然气、港口、北极航道、农林、水产、工业园区等9大领域优先发展对俄合作，并取得一些成果。2020年12月，两国相关部门签署了关于“滨海边疆区韩俄经济合作产业园区”的执行协定，计划于2024年之前在符拉迪沃斯托克附近兴建50万㎡的产业园区，优先扶持韩国中小企业入住。在新冠疫情背景下，两国围绕抗疫也进行了合作。2020年11月，韩国企业“GLRapha”与俄方达成协议，确定在韩国国内生产俄罗斯“卫星ⅴ”疫苗，年产量达到1.5亿剂以上，专门用于出口全球。
韩国现代汽车圣彼得堡工厂
2021年3月24日至25日，俄韩两国举行2019年6月以来的首次外长会晤。两国外长围绕与双边关系发展有关的话题进行了磋商，其中包括实务领域合作、半岛局势、地区和国际事务等。俄外长拉夫罗夫称“韩国是俄罗斯在亚太地区重要且有前景的合作伙伴”，双方正就建立金额达10亿美元的俄韩投资基金进行谈判。韩外长郑义溶会谈后表示，韩国和俄罗斯将加快服务和投资领域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并将在2021年11月在蔚山市举办第3届俄韩地方合作论坛。
尽管取得了这些可见的成果，但应该看到，自乌克兰危机以来俄韩关系明显放缓了步伐。在西方国家普遍制裁俄罗斯的情况下，韩国的对俄贸易和投资也受到牵连。俄罗斯营商环境迟迟得不到改善，影响了韩国企业的积极性。2016年韩国不顾中俄反对执意部署“萨德”系统，对俄韩政治互信产生负面影响。在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俄韩关系出现了停滞甚至倒退。俄韩贸易额在2014年即达到258亿美元，但此后不升反降，至2019年降至223亿美元。受疫情影响，2020年俄韩贸易额进一步下降至约196亿美元。其中，俄对韩出口约124.4亿美元，下降23.92%，韩对俄出口约71.6亿美元，下降10.53%。从2020年的数据来看，韩国是俄罗斯的第9大贸易伙伴，第8大出口对象国和第7大进口来源国。2010年以前，韩国对俄投资尚有莫斯科州LG家电工厂、特维尔州好丽友工厂、卡卢加州三星电子工厂、圣彼得堡现代汽车工厂等标志性项目，但此后鲜有韩国企业对俄进行类似规模的投资。俄外长拉夫罗夫在2020年9月接受韩国联合通讯社采访时指出，韩国资本事实上在逃离俄罗斯。例如，韩国企业在俄远东地区正在推动的项目只有7个，投资规模仅为24亿卢布。
04
俄日、俄韩关系发展的驱动力和制约因素
俄日关系和俄韩关系的发展不乏驱动力，但制约因素同样明显，可以用“互有需求，裹足不前”来形容。
从俄罗斯的角度来看，发展与日韩两国的关系在外交和经济层面均有裨益。一方面，改善俄日关系和俄韩关系可以防止美国利用其亚太盟友体系对俄整体性施压。拜登上台后，美国至少在表面上更愿意“倾听”盟友的想法和诉求，如能改善与美国盟友的关系，对深陷泥沼的俄美关系也能间接起到一定缓冲作用。另一方面，日韩两国的“经济价值”同样不容小觑。近年来，俄罗斯的远东开发取得了一些成绩，但资金匮乏、技术落后的顽疾犹在，仍需要日韩两国在投资和技术方面的支持。2020年，俄政府在新冠病毒疫情冲击下出台“七月政令”，将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人力资本的质量和实现数字化转型作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日韩两国均为数字经济强国，一定程度上可为俄罗斯的经济转型提供助力。
加强对日、对韩合作也是俄罗斯实现亚太外交“多元化”的途径。俄罗斯在中俄合作中获益良多，但亚太外交的权重过分集中于中国也使其产生一定的担忧。能源出口方面，以2018年为例，俄罗斯向中国出口原油6700万吨，向其他亚太国家的出口量仅为2300多万吨。投资方面，俄远东地区2015-2019年间获得的外国直接投资中，中国投资占比高达71%。“中国威胁论”在俄罗斯仍有一定市场，担心俄远东地区成为中国势力范围的声音一直存在。加强与日韩两国的合作，有助于俄罗斯实现远东能源出口对象和投资来源的多元化。
俄罗斯远东地区的油气管道
日本和韩国也有足够的意愿去发展与俄罗斯的友好关系。日本政客一直追求使日本成为“正常国家”，要实现这一目标，就绕不开作为联合国安理会五常之一的俄罗斯。即便不能获取俄罗斯的支持，也要避免将其推向对立面。由于对中国的戒心和与韩国的矛盾，日本在东北亚处于相对“孤立”状态，加强日俄关系有助于日本摆脱外交困境。日本外务省发表的2021年《外交蓝皮书》指出：“印太地区的战略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因此，建立与俄罗斯的稳定关系，不仅符合我国利益，对地区稳定和发展也至关重要。日本高度重视对俄关系的立场没有变化。”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在东北亚地区的角色一定程度上被边缘化，但它仍是朝鲜半岛事务中的重要“玩家”。作为朝鲜最信赖的国家之一，俄朝间的紧密纽带是俄罗斯持续参与半岛无核化与和平进程的有力抓手，也是其在整个东北亚保持话语权的战略工具。韩国想在朝核问题和半岛南北关系中取得突破，与俄罗斯的良性互动即便不是决定性的，也是不可或缺的要素。同时，韩国也看重对俄经济合作的潜力。从卢泰愚政府时期的“北方政策”到朴槿惠执政期的“欧亚倡议”，再到现在的“新北方政策”，打开欧亚大陆北部的经济空间和交通大动脉一直是韩国的夙愿，而俄罗斯在韩国的上述经济构想中一直处于重要地位。
然而，俄日、俄韩关系也面临一些共同的制约因素。首先，美日同盟和美韩同盟分别被日韩视为外交基石，美国因素给俄日、俄韩关系设置了难以逾越的“天花板”。诚然，日韩在“价值观”层面不像美欧般敌视俄罗斯，在发展对俄关系方面也享有一定的自主性，但还是无法背离美国试图防止俄罗斯重新崛起的战略目标。拜登政府的盟友政策是一把双刃剑。美国积极修复并加强与盟友的纽带和政策协调，看似增加了日韩在对外政策中的话语权，但反过来也加强了美国对两国对俄政策的影响力和牵制力。美国因素不仅会决定俄日、俄韩关系的上限，也会给其“埋雷”。在退出“中导条约”之后，美国在日韩部署中短程导弹系统的可能性在增加，这或许将成为俄日、俄韩之间新的矛盾点。
其次，俄罗斯本身缺乏与日韩合作的历史积淀，日韩对俄罗斯在东北亚地区的角色也有“历史包袱”。俄罗斯的版图于1860年与朝鲜半岛接壤，成为名副其实的东北亚国家。但在此后的一个半世纪里，俄罗斯迟迟未能在东北亚地区树立“合作伙伴”的形象。在大部分历史时期，强大的俄罗斯（前苏联）被日韩（包括1910年以前的朝鲜王朝）视为共同的威胁，而在国力大幅削弱之后，俄罗斯的地区影响力又出现了严重弱化，尤其在经济领域游离于东北亚的地区合作及产业链、价值链之外。也就是说，俄罗斯的地区形象长期以来徘徊在“危险国家”和“边缘角色”两个极端之间，难以找到合理定位。俄罗斯需要一定的时间重塑形象，更有效地融入东北亚乃至整个亚太地区的经济合作，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合作伙伴，而日韩想改变对俄罗斯的传统定位也需要长时间的互动、磨合过程，绝非一朝一夕。
05
结语
总体而言，在诸多制约因素（尤其是美俄关系）的影响下，俄日关系和俄韩关系短期内很难取得突破性进展。但无论俄罗斯还是日韩都有开展务实合作的现实动机，这一点可以为俄日关系和俄韩关系的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内在动力。另外，美国限制俄罗斯崛起的战略目标虽难撼动，但在具体政策方面仍有较大变数和不确定性。尽管中国和俄罗斯都是美国的主要打压目标，但随着中美博弈加剧，美国会把越来越多的精力和资源投入到遏制中国，对俄政策的重点可能从削弱俄罗斯转向避免俄罗斯全面“倒向中国”。为了防止中俄“抱团”，美国实际上已经开始采取分化中俄关系的策略，除了培育俄罗斯国内的反华情绪，美在具体的对俄政策上可能采取打压和拉拢相结合的方法。从2021年6月的俄美首脑会晤中可以看出，虽然双方在人权、网络攻击等问题上仍然“剑拔弩张”，双边关系的紧张状态还在延续，但彼此间的言语攻击已有所缓和。拜登委婉释放了改善俄美关系的信号，双方可能会在核军控、中东问题等领域展开合作。这种政策转向也将对美国盟友和俄罗斯之间的关系产生微妙影响。当美国需要拉拢俄罗斯的时候，日韩两国的对俄政策可能被赋予更多的灵活性，俄日、俄韩关系有望在一定限度内获得发展空间。
- END -
本文内容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往期精彩-研究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