朴炳光:韩国当选总统尹锡悦的对华政策方向和新的中韩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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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3月9日,国民力量党候选人尹锡悦当选为韩国第20届总统。尹锡悦的外交安保竞选公约的核心是“以堂堂的外交和坚实的安保为基础”,主张“韩美同盟的重建”和“相互尊重的中韩关系”。在尹锡悦的外交安保政策基调首先是要把韩美同盟放在首位,构筑坚固的韩美同盟成为巩固韩国外交的基轴。但是,在中美博弈的国际形势下,更加关注和留意对中韩关系的管理也是不容忽视的。本文分析新一届韩国政府将考虑的对华政策方向。
01
对中韩关系重要性的重新认识
中韩两国自1992年8月建交至今,以中韩之间的地理位置上的相近、经济上的互补性、文化上的相似为基础,两国关系在短时间内实现了飞跃性的发展。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及对外影响力的扩大,不仅重塑现有国际秩序,而且对包括朝鲜半岛和亚太地区的秩序和结构产生巨大的影响。
对于韩国来讲,在经济领域里,中国是韩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出口市场、投资对象国,占据着重要地位。中韩建交前的1990年,韩国出口量的一半是对美国(29.9%)、日本(19.4%)的出口,而30年后的2021年,韩国的对华出口大幅增长(25.8%),反而分别缩小对美国(14.5%)、对日本(4.9%)的出口比重。
在外交、安全领域里,中国是在朝鲜半岛无核化、朝鲜半岛和平与统一等方面发挥实质性、潜在重要作用的国家。中国曾经是解决朝核问题的六方会谈的东道国,为朝韩关系改善提供主要舞台等,为朝鲜半岛及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发挥了建设性作用。
从韩国来讲,对中国通过发展双边关系,不仅使双边关系成为“互惠合作的伙伴关系”,而且在朝鲜半岛稳定与和平、半岛统一过程中,非常有必要得到中国的明确支持。中韩关系从根本上、结构上不同于相互竞争、相互矛盾的中美关系和中日关系,而且更没有理由将彼此视为“战略竞争者”或“敌对势力”。如果中国不是韩国的“合作伙伴”,而是“对立的竞争者”,将会对韩国的国家利益和安保造成严重的负担。从这一点来看,应该重新认识中韩关系的重要性,更有智慧地管理双边关系。
02
中韩之间的争议及局限性因素
随着时间的流逝,中韩关系面临着很多问题和各种局限性因素,这也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中韩关系发展的挑战因素就如下:第一,中美战略博弈的加深。由于中美战略竞争的加剧,韩国正面临对中美之间矛盾和主要悬案的选择要求和压力在增大。韩国被要求在印太战略和四边对话机制(QUAD)、南海及台海问题、高端产业(6G、AI、大数据、半导体等)的国际规则和标准竞争等方面,不要选边站。中方希望,在中美博弈的情况下,韩国不要像澳大利亚那样单方面向美国倾斜,至少要保持某种程度上的“中立”。
第二,中韩之间价值的差异及国民情绪地对立严重。2016年韩国部署“萨德(THAAD)”以后,两国关系一直没有完全恢复,两国青年及网民在情绪上处于严重的对立状态。这是人权、民主等“价值”和“体制”的差异以及“韩国泡菜”、“韩服”起源议论等带来的“文化矛盾”导致了彼此好感度严重下降,造成了中韩之间战略互信的缺失和新的挑战。最近,韩国一家舆论调查中,韩国人认为10年后中国可能对韩国安全构成威胁。
第三,中韩之间产业分工化结构的变化及竞争产业的增加。在以日本(核心技术和零部件)—韩国(中间材料)— 中国(完成品)框架构成的产业分工化结构中,中国在追赶韩国中间材料的技术和生产力,使中韩之间产业分工化结构正在发生变化。中国虽然还需要与韩国进行高端半导体技术合作,但在家电、手机、二次电池等韩国主要出口产业领域里,中国开始成为韩国的竞争对手,而且在无线网络技术(5G)方面已领先于韩国。由于拜登政府更加推进“脱钩中国(de-couplingChina)”以及高端产业的对华竞争,而且美国主导而排除中国的新多边产业生态系统正在形成,所以中韩关系在经济领域里发生矛盾的可能性正在增大。
第四,中韩关系面临着“三大背离”在扩大的难题。虽然两国关系在表面上发展迅速,但面临着重大历史岔口。那是因为,改变两国关系的“三大背离”或“差距扩大”的结构性限制的存在。对此,概括就如下:中韩之间综合国力差距在迅速扩大;两国之间体制和价值差距迅速扩大;两国政府的政策周期的背离等。因此,中韩关系本身的内涵化并不充分的情况下,所谓“三大背离”成为两国关系发展的结构性局限因素,而且在固化。
图3:民力量党候选人尹锡悦选举海报,资料来源:https://yoonlove.com/promise/214
03
韩国当选总统尹锡悦的主要公约内容及意义
尹锡悦关于中国的选举公约的核心是“将实现相互尊重的新的中韩合作时代”。这是从以“相互平等和尊重”为基础的双边关系的国际规则所出发的。今天的中国已经成为能够与美国竞争的世界性大国。如果考虑到中韩之间相对“力量不对称性”扩大的现实,并不是以大国为中心的等级关系的追求,而是相互尊重和平等的健康的双边关系,这被认为是对今后中韩关系发展的正确方向。
尹锡悦表示,“尽管中美战略性竞争在加深,但中韩为体现新的合作时代,将以经济、公共卫生、气候变化、不扩散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绿色事业、文化交流等为中心,进一步扩大和深化中韩合作。”即在日益加深的中美对立结构中,韩国以国家利益为基础,扩大中美两国的合作空间,管控纠纷因素,这就反映了尹锡悦的复杂且灵活的战略思维。
尹锡悦承诺中韩将通过高层战略对话定期化和制度化,确立能够管控包括朝核问题在内的中韩之间各种悬案和潜在矛盾因素的合作机制。他还特别表示,将每年举行两次“高层战略对话”,随时举行中韩外交部长官之间对话,推进外交+国防、外交+国防、外交+经济、外交+科学技术等多种“2+2”副部级战略对话。这就说明,中韩两国应通过良好的沟通而加强信任,扩大对话与合作的空间,建立有内涵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从这一点来看,尹锡悦的对华政策构想具有相当大的意义和战略具体性。
尹锡悦在选举公约中强调,立足于‘相互尊重’、‘和平与繁荣’、‘共同利益’、‘政经分离’的原则,确保持续对话、扩大合作的动力。他的这种态度反映了在中美关系中并不是单方面偏向任何一方,而是持守“实事求是”的立场,构建中韩两国的共同繁荣、健康的双边关系意图。当然,中方希望对尹锡悦主张的“相互尊重”的背景和意义以及对华政策进行具体而深入的理解。鉴于重视中韩关系的重要性,尹锡悦就任总统前应通过派遣特使前往中国,为未来的双边关系进行事前准备工作。
04
今后中韩关系发展的应有方向
第一,中韩建交以来,经济合作一直是两国关系发展的主动力,今后保持这种合作基调仍然很重要。因此,应该开发两国之间新的经济合作领域,积极参与中韩日FTA、RCEP等中国主导或中国参与的地区多边合作,扩大合作空间。
第二,中韩需要冷静地理解双方面对的政治现实,在寻求相互尊重和理解的新的方法的同时,有必要重视两国媒体和舆论所主导的两国国民之间的负面情绪,而且以此为原因日益恶化的现实,并加以深入沟通和有效管控。
第三,到目前为止,韩国政府根据政权的特点,高估或低估了朝鲜(朝核)问题上的“中国作用”,而中国在“维持现状”的基本框架下始终保持着一贯性。韩国历届政权根据政权目标,在解决朝核问题的过程中,因过度的“中国作用论”而发生的错误和政策失败,有必要进行深刻反思。与此同时,中美之间“划分势力、拉帮结派”的博弈日益严重的情况下,韩国在中美竞争中应摆脱“代理竞争者”身份,而且以国际上的网络力量为基础,应积极寻求作为中等强国能够调解中美竞争的独立的战略价值。
第四,为了中韩关系的发展,提出如下几个方面的建议:对双方的冷静认识;排除对两国关系的偏见;共享两国合作的明确的战略目标;提升对中国的“独自性”和“协商力”;加强对华公共外交;在总统府内新设“中美关系应对小组”;韩国国家安保室内重用“中国通”专家等。
目前,中韩之间广泛存在相互理解深厚的“错觉现象”,所以主观认识和歪曲引发了一些外交失败和矛盾,也缺乏了解对方不断的努力。即使将韩美同盟作为外交安保的基轴,也有必要摆脱对韩美关系及美国变数的固定的“宿命主义”视角,有必要转变为长期将中韩关系和中国变量视为“独立变量”的认知。同时,进一步对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目标进行具体化,扩大共同点,特别是在政治、军事、安保等领域明确两国间的实质性合作目标和内容。在中韩之间“国家实力对比非对称性”不断扩大的趋势下,为了提高针对中国的韩国“独立能力”和“协商力”,必须通过对中国具有一贯性和原则性外交,从形成“韩国本来就是这样”认知。为了克服中韩之间排他性民族主义带来的国民情绪上的对立,应扩大友好合作的共识,加强以文化外交和民间为中心的公共外交(public diplomacy)。为了防止中美矛盾转移到朝鲜半岛或使中韩关系恶化,建议在总统府国家安保室内成立“中美关系应对小组”作为常设机构,重用“中国通”专家,谋求应对悬案的同时,树立中长期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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