朴振：与全球智囊团的对话
作者：朴振，现韩国国民力量党国会议员、尹锡悦政府首任外交长官候选人。
摘编：朴振著，《与全球智囊团的对话》，韩国外国语大学知识出版院，2015年。
翻译整理：金永皓，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研究生
01
前言
华盛顿能够驱动世界政治中心的力量来自于哪里？首屈一指的是美国总统所在的白宫，还有牵制政府并发挥强大力量的议会和监督政治家们的媒体等。在这复杂微妙的力量博弈中，还有一个常常不被看好的集团，那就是政策智囊团。这些智囊团拥有庞大预算和最高头脑，并作为连结学界、政界、企业界的精英网络枢纽，可以说在政治、经济、外交、环境等国家政策的各领域里能够设定战略议题的实力者集团。智囊团与大学氛围不同，这些政策智囊团的学者们以灵活、战略性的视角自由进行研究并逐渐积累经验，从而进入政界（政府在内）担任要职，最终引领政府政策也是司空见惯的事。尤其是美国的智囊团不仅向本国政府提出政策建议，还向世界各国的政府机关和国际组织行使其影响力，可以说是能够驱动世界的力量。
当然，智囊团具备影响力这件事情并不只局限于美国。围绕朝鲜半岛的中国、日本、俄罗斯三国也拥有很多智囊团或智库，他们利用坚实的研究基础，并与政策制定者进行交流和沟通，为追求国家利益而制定未来发展蓝图。
每年在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是亚太地区国家外交、国防决策者总动员的活动，虽然以会议地点的新加坡酒店的名称为命名，但主办是由英国著名的智囊团——国际战略研究所(IISS)所承担举办。这些智囊团到底由谁运作，如何运作？他们预测的世界局势正朝着什么方向发展？亚洲的未来又会如何？如何看待朝鲜半岛的前景，朝韩南北统一应采取什么样的战略？深入了解各国智囊团的真实意图，就是衡量相关国家政府政策和战略的一种捷径。
笔者曾经前往美国、中国、日本、俄罗斯和英国等，共访问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威尔逊中心、美国传统基金会、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日本经济研究中心、俄罗斯战略问题研究所、英国皇家国际问题研究所等18个智囊团。这些智囊团的负责人都热情地迎接了我，我们经常不知时间流逝，陷入于深入的对话之中。我在担任国会外交通商统一委员长时，通过各种场合活动中，也会面了好多国家智囊团的负责人，讨论涉及到从东亚到中东、欧洲、非洲的世界局势。我还向他们询问了朝鲜半岛的前途，得到非常冷静、现实、充满爱心的见解。这本书就基于与这些真诚对话的记录来，认真思考韩国未来的方向和前景。
韩国已成长为世界10大经济大国，所以韩国社会也应超越消耗性的政治斗争，真诚希望早日形成超越党派的共同体。当今韩国已经不知不觉间成为亚洲的中坚国家，正在发展成民主主义的先驱者、自由贸易的区域内枢纽。尽管如此，韩国还没有产生世界排位前40名内的智囊团。如果想要使国家发展、国运昌盛，韩国的政策智囊团必须与政府、企业、大学、媒体、市民社会等推进积极交流，并提出有效的现实诊断和富有创意的对策，而且需要大量增加相关智库。只有这样，才能在动荡不安的21世纪亚洲时代里，正确把握发展方向和形成均衡思考，为朝鲜半岛的和平统一，制定出“大战略(Grand Strategy)”。
这本书是将《中央日报》版面上曾经介绍的对谈记录重新整理而成的，并增加了我在韩国外国语大学国际地区研究生院联合国和平系担任客座教授时在各种媒体和杂志上投稿的专栏文章和国内外大学演讲的内容。总之，这些关于韩国国际关系与朝鲜半岛未来统一的战略意见的整理，虽有不足，但希望能够抛砖引玉，同时鼓舞一直以来和我一起在大学里进行对话和学习的青年们挑战未来。
02
与美国伍德罗·威尔逊中心所长Jane Harman的对话——“中美乃至亚洲友邦应该互利共赢”
伍德罗•威尔逊中心位于美国华盛顿。它是美国议会为缅怀1918年倡导“民族自决主义”的第28届总统伍德罗·威尔逊，于1968年成立的研究所。该中心在外交、安全、冷战史等研究方面著称，与在美国国内代表进步的布鲁金斯研究所和保守倾向的传统基金会（Heritage）不同，外交、安全领域里追求中道路线。目前，该中心的所长是简·哈曼（Jane Harman）。
哈曼所长是哈佛大学法学院出身，曾九次当选过民主党的众议员。他在克林顿和奥巴马政府时期负责过情报、安全领域的咨询工作，在华盛顿政界被称为代表性的“外交安全通”。1945年出生的哈曼已年至七旬，但在对话中她所确认的作为左右东北亚关系局势的关键词，并不是美国和中国的“对决”，而是“合作”。
1. 对中美关系以及韩美关系的看法
众所周知，奥巴马政府的亚洲政策实际上是为了牵制中国国力的扩大。美国一直强调韩美同盟，且致力于加强韩美日之间关系。中国已经被称为“G2”之一，其发展对于美方来讲必然是十分关心的事情。而且，这两个大国之间的关系并不仅仅局限于当事国的问题，尤其是在中国占据一席之地的亚洲，中美关系的发展趋势更值得关注。
“美国应该与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友邦国家成为更好的经济伙伴。我认为‘合作'应成为未来的选择。如果提出我个人建议的话，那就是‘做朋友'”。“做朋友”当然是一句好话，但在国家之间，作为朋友需要非常绝妙的平衡。韩国长期跟美国维持了友邦关系。同时，在经济、外交、安全以及文化方面，跟中国也是朋友的关系。对韩国来讲，放弃其对外出口中占25%的亚洲大国中国是“天方夜谭”。因此，看着某一个朋友的同时，用一只手抚摸另一个朋友的肩膀，这不就是韩国作为“中间者”的立场吗？
朴槿惠政府在2015年10月访美之前，为消除美国方面的“中国倾斜论”而做出努力也是出于同样的这种原因。韩国与中国合作的比重越高，就不得不更多考虑与盟国美国的关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平壤之前，在2014年7月先访问了首尔，这一点对韩国来讲，意义确实很重要。我认为韩国和中国建立牢固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这对美国也有好处。当然，美国和韩国的纽带非常强大，韩美是非常稳固的同盟关系。”哈曼所长并非代表整个华盛顿政界的意见，但她的发言确实令人兴奋。
2. 对朝鲜半岛局势的看法
03
与俄罗斯战略问题研究所所长列昂尼德·列谢特尼可夫的对话——俄罗斯转向新东方政策的步伐
1. 对朝鲜半岛统一的看法
列昂尼德所长嘱咐南北当事人（朝韩）要忍耐和尊重，“朴槿惠总统为和平统一，走上了忍耐和相互尊重的道路，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平壤也除了这条和平之路外别无他法”。在他看来，实现朝鲜半岛和平统一绝非易事，但是没有别的路可走。他认为，武力统一只能威胁亚洲安全，而且只能给南北朝鲜所有居民带来悲剧，所以他表示“坚决反对武力统一”。列昂尼德所长对统一的正当性，并没有使用国际政治、安全层面的复杂语言，就指出“南北分裂违背了一个常理，一个民族就应该生活在一个国家，所以对他来说，统一只是“顺理成章”。
2. 乌克兰事态与朝鲜半岛统一问题
目前，西方世界以及俄罗斯周边国家也对此次事件表示担忧。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自行投票决定合并，但是国际社会仍然不承认俄罗斯合并的地区。列昂尼德所长似乎认为周边国家的忧虑就像阻碍韩朝统一一样，妨碍韩朝的“团结”。我听了他的话，有了新的感受。对于韩国来说，迫切的问题在他人眼里会是不同的视角。因此，外交非常重要。现在，韩国外交如何？值得我们重新思考这些问题。
3. “新冷战”的责任在于美国
“进入21世纪后，美国再次针对俄罗斯开始实施敌对政策。我认为，2007年普京总统在‘慕尼黑发言’后，美国正式开始了新的冷战。”“慕尼黑发言”是指普京总统在德国慕尼黑举行的“第43届国际安全政策会议”上对美国进行的指责。当时他高调谈，“美国违反了国际法，在世界各地单方面使用武力，使世界变得更加危险。”普京总统和列昂尼德所长都认为美国应该对新冷战负责。
此后，美国在宣传政策的同时，还在经济上向俄罗斯和俄罗斯同盟和友好国家施压。叙利亚、利比亚、伊朗、伊拉克等地发生的事件，就证明了这一点。“我认为，俄罗斯应该维持不是单一强国，而是多国共存的均衡关系。因此，最近成为东北亚紧张局势新原因的“萨德”部署问题也令人不满。美国的“萨德”导弹是针对远东部署的俄罗斯导弹和中国导弹的，他们每次扩大导弹防御体系时都主张不是为了针对特定国家，但这只不过是政治修辞而已。很难认为，部署在波兰的MD是针对俄罗斯以外的其他国家” 。
4. 俄罗斯的新东方政策将带来的机会
当时正式访问俄罗斯和芬兰的国会议长郑义和在《每日韩国》上的访问记录中吐露，当时乌克兰事态导致的韩俄关系受到限制的事实。正如郑义和所说那样，“正值10月朝鲜劳动党建党70周年纪念仪式之际，朝鲜出现发射远程火箭的征兆。”也就是说，当时正是韩俄之间需要外交上合作的时期。幸运的是，朝鲜并没有发射火箭，但今后韩国外交更需要细心的关注。
目前，俄罗斯正在加强与中国的合作。列昂尼德所长表示:“美国和欧盟对中国“威胁”的评价与俄罗斯有很大的不同，俄罗斯完全感觉不到中国的所谓“威胁”。”因为中俄两国关心的问题是一致的。从1969年开始，中苏边境纷争到2008年已经完全结束，不再是两国紧张因素。“在普京总统和中国领导层的努力下，1000多公里的中俄两国边境上驻扎兵力已经达到了史上最低水平。”
俄罗斯的新东方政策正在积极推进中，目标是将与亚洲的合作提升到欧洲的水平。因为只有实现这一目标，才能追求均衡的对外政策，当然，实现两个方向的发展并不是欧洲和亚洲之间的两者择一。俄罗斯新东方政策可能因乌克兰事态而造成的西方进行制裁和最近油价下跌而得到了更大的动力。但可以肯定的是，俄罗斯和亚洲国家将在多方面扩大合作。
“油价下跌和西方制裁给俄罗斯带来了社会、经济上的困难，对国防领域也起到了消极作用。但是，俄罗斯有国家储备财政，相信一定能够克服任何困难。解决困难的对策之一就是经济、国防领域的合作。俄罗斯与以本国利益为中心的美国不同，一直以开放的姿态追求与其他国家的合作。今后将继续扩大与韩国、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国的经济、国防合作。”
俄罗斯明确表示对朝鲜核武的不认可和对朝鲜半岛和平统一的支持，因此，俄罗斯所希望的区域关系会对朝鲜半岛问题产生积极影响。当然，韩国要发挥自己的作用。也就是说，为了避免与美国相悖的俄罗斯和中国“联合”的冷战氛围扩散，韩国应成为东北亚的“仲裁者”。如果韩国能够运用坚固而均衡的外交能力，那么有可能点燃朝鲜半岛的希望。反之，韩国也能成为“分帮结派”的受害者。
04
“东北亚三国演义”的未来：超级中国和韩国经济
近期，韩国广播公社（KBS）新年特辑播出7集纪录片《Super China》一度成为话题。该纪录片以立体框架刻画了正在实现21世纪中华民族复兴之梦的中国，创下了超过10%的收视率。英国时事周刊《经济学人》的“2015世界经济大展望”也评价，以购买力评价(PPP)为标准，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也成为亚洲乃至全世界企业不可或缺的市场和具有魅力的投资地。
习近平主席提出实现“中国梦”的国家发展目标，在中国版“新常态”下开启了中国的“新时代”，正在不断增强中国的综合国力。“超级大国中国”能否实现可持续增长？对此，乐观论者认为，中国经济通过果断的经济结构改革和扩大内需，至少在2030年之前会超过美国国内生产总值。最近出席瑞士达沃斯论坛的李克强总理指出，“中国正在摆脱经济上量的增长，追求质的均衡发展，所以不会发生金融危机，也不会出现硬着陆。”
另外，批判论者则认为中国由于国有企业的低效率、制造业生产过剩、环境污染、房地产景气停滞等，严重存在经济增长率下降风险，并警告可能陷入“中等收入国家陷阱”的可能性。今后，中国的国家发展前途将取决于对内改革成功和国家环境的稳定。如果对内改革取得成功，国际环境持续稳定下去，中国可能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超级大国。但是，即使对内改革取得成功，如果全球环境不稳定或顺利，可能停留于地区强国的地位。
目前，韩国对华出口依存度已达到30%，应采取何种对华战略？首先，应该将目光转向从“世界工厂”转变为“世界市场”的中国内需市场。在过去，韩国对华市场进入的战略就是“制造在中国 (made inChina)”，其方式是在中国建厂、向出口中间材料、加工后出口到第三国。现在应该将目标定为“为中国制造(Madefor China)”。至今为止，韩国虽然卖出了自己擅长的产品，但今后应该进军中国所需要的领域，追求实现两国双赢。
正在推进2015年内将启动的中韩自由贸易协定(FTA)，有望成为未来中韩经济合作扩大发展的新模式。中国计划在上海、广东、福建、天津等地建立FTA示范推进区，并为搞活金融、通信、旅游等服务领域，对投资企业提供减免税务和投资奖励等优惠。同时，还要尽快进军到内陆地区有潜力的城市，北京、上海、广州等超大型一线城市虽然是发达国家型市场，但竞争也会非常激烈。
最近，大韩贸易投资振兴公社（KOTRA）的海外贸易馆长会议在中国西部大开发的起点四川成都召开。该会议上强调通过中韩FTA抢占中国内需市场是正确的方向。“韩流”的利用方法也应该提高层次，将创意性的文化内容连接到游戏、医疗生物、教育、健康食品、化妆品等多种产业,并通过网络商务平台搞活电子商务。最后，政府应制定划时代的政策，大力培养在经济通商和文化交流领域具备沟通能力和专业性的对华专业人才。
05
应对中国崛起的最佳对冲战略
中国的崛起确实令人刮目相看。习近平主席最近在博鳌亚洲论坛上阐明了“一带一路”倡议，并倡导2020年建设东亚经济共同体。同样，由中国主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也加入了包括韩国在内的亚洲、欧洲、中东等48个国家的创立成员国，给美国和日本主导的国际金融秩序带来了新的变革。
最近在美国芝加哥举行的北美亚洲学会年会上，专家就中国崛起带来的中美关系变化和“对冲”战略进行了讨论。对冲本来是金融用语，是指为减少因现货价格变动而可能发生的投资损失的危险分散战略，但现在作为中美国之间最大限度地提高经济、政治、安全等国家利益和风险最小化的外交战略。最近，亚洲和欧洲一些国家借用这一用语。国际政治局势越不确定，相关利益越多，国家对冲的可能性就越大。对冲虽然不是最终的解决方案，但是应对不确定性的最佳理性的判断。
首先谈一谈“搭便车(bandwagoning)”和“均衡(balancing)”的两种战略。“搭便车(bandwagoning)”是在地缘政治上依赖于崛起的中国，均衡则减缓了中国过度的影响力。
另外，两者之间还有五种类型：第一，限制性搭便车（limitedbandwagoning）是有选择地依赖或与中国进行合作；第二，约束性接触（bindingengagement）则是与中国形成双边或多边约束的相互关系；第三，经济实用主义（economicpragmatism）是通过与中国直接的经济合作，将利益最大化；第四，拒绝支配(dominancedenial)是通过地区性政治均衡，最大限度地减少依赖于中国的政治风险；第五，间接均衡（indirectbalancing）虽然没有明确针对中国，但通过军事同盟或增强军备，将安全风险降到最低水平。
这些类型还根据对冲的强度分为强对冲和弱对冲。例如，澳大利亚正在采取加强与全球超级大国美国之间同盟、牵制中国的强对冲战略。中国是澳大利亚最大的经济伙伴，但澳大利亚通过加强与共享民主主义价值和文化取向的美国、日本、印度等国的政治、安全合作，追求长远的国家利益。
印度也在安全方面加强与美国战略伙伴关系，对中国进行政治、军事等方面的强力对冲。印度跟中国形成了人口超过25亿的“中印经济圈”，但从战略上牵制中国和巴基斯坦。
东南亚国家虽然也在扩大与中国的经济合作，但与马来西亚较弱对冲相比，印度尼西亚和新加坡为了中国的间接均衡，正在推进相对较强的对冲。菲律宾和越南也通过对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强烈对冲来呼应美国的再均衡政策。日本也在中国东海与中国发生了尖锐的领土纷争，并加强与美国的同盟关系，解禁集体自卫权，其对冲意图非常强烈。
朴振简介：朴振1956年9月出生于韩国首尔市钟路区，毕业于韩国最有名的高中——京畿高中，获得韩国最高学府——首尔大学法学学士、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行政学硕士、牛津大学政治学博士，是韩国有名的“KS”（K是京畿高中、S是首尔大学的简称）出身的精英。1977年朴振通过第11届外交官公务员考试，从1979年开始了职业外交官生涯。他在金泳三政府时期担任过总统秘书室公报秘书官。
- END -
本文内容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往期精彩-研究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