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程多闻，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讲师
来源：国关国政外交学人
内容提要：作为一种特殊类型的知识生产方式，区域研究的内核体现在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方面，其重视“情境”和“地方性知识”，强调研究者的立场性和反思性，并要求研究中的“经历在地”和“参与在地”。同时，区域研究内部的多样性较强，涵盖了遵循不同传统，多层次、多路径、不同取向的研究。国际学界近年来对区域研究的立场、视角和方法展开了批评和反思。与此同时，国际学界也力图通过对区域研究的再定位重新激活区域研究的学术潜力，这一再定位呈现出社会科学和文化研究两大方向，其中前者强调在区域研究的理论、方法和话题设置上推动社会科学路径的使用，提升区域研究和社会科学主流争论的连接，而后者关注区域研究的知识和权力的关系，并将区域和区域的认同视为可塑的文化构建物。对区域研究的再定位在拓宽区域研究的视野、重构区域研究中的主体与客体关系以及区域研究与学科之间的关系等方面有着重要的意义。未来中国区域研究的发展需要从中国的视角出发理解世界，也需要更多的对其他国家深入和细致的研究。
关键词：国际学界；区域研究；知识生产；反思；再定位
近年来，区域研究日益成为中国学术界的热门领域，在现实和学术双重需求的推动下，国内政府部门、高校和学界对区域研究的发展给予了高度重视，关于如何推动区域研究发展的讨论也广泛展开。然而，国内学界关于区域研究发展的讨论仍有继续深入的空间。首先，国内学界关于区域研究意义的讨论多是在服务于外交战略的框架下展开，对于区域研究本身作为一种知识生产方式的特质的关注不够充分。其次，从特定的区域和学科讨论和分析中国区域研究发展的成果较多，但从研究路径和方法展开的思考却为数不多。再次，在讨论区域研究的域外经验时，关注较多的是美国学界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发展区域研究的努力和成就，较少关注近些年国际学术界关于区域研究的反思及创新的动态。
放眼国际学界，在最近的二三十年间，区域研究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危机，面对这些冲击，区域研究学界积极探索新的知识生产方式，进而推动区域研究的再定位，并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虽然学术传统和外部环境的差异决定了中外区域研究发展阶段和面临的问题各不相同，但对正处在快速发展中的中国区域研究而言，国际区域研究学界的经验具有重要的参考和借鉴意义。为此，本文首先确定作为一种特殊类型知识生产的区域研究的内核和多样性；在此基础上，从“反思”和“再定位”两个维度评析近年来国际学界在区域研究领域的新进展。这一讨论有助于我国区域研究基础的夯实和视野的扩展，从而更好地探索具有中国学术品格而又融通中外的区域研究的方向。国内学界在讨论“区域研究”时通常将其等同于对非本国的特定国家和区域的多维度研究，更多关注区域研究对象的特殊性，较少讨论区域研究作为知识生产的内在特征。相较而言，国外学界更强调“区域研究”作为“一套知识的规则和相关的实践”具有的特性，并深人讨论了作为一类特殊类型知识生产的区域研究的内核和多样性。
从知识生产的视角来看，区域研究的内核体现为其特殊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首先，在本体论的层面，区域研究最为核心的特征在于其对“情境”和“地方性知识”的重视，体现了与追求普遍法则和区分人类活动领域的社会科学诸学科的差异。区域研究学者通常强调“人类的多样性和对文化的嵌人性”，并认为“如果不去细致地研究不同的区域，则无法真正地了解和理解处在各种情境复杂性中的世界。其次，从认识论的维度来看，由于区域研究的特殊性（即研究的是非本国的国家和区域），研究者的立场性和反思性尤为重要。立场性意味着理解知识生产过程中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关系；反思性则要求研究者有意识地反思他们所处的不同位置，而知识的位置性挑战了知识具有客观性的理念。就具体的要求而言，从事区域研究的知识工作者需要“贴近当地历史、社会与文化脉络”，并据此建立起知识体系，反映出更贴近真实的在地观点，其要求避免不加思索地直接复制、套用西方学界的理论思维来检视区域本身，实现“知识上的在地。再次，从方法论的维度来看，“经历在地”、“参与在地”是区域研究方法的重要构成部分。对于区域研究而言，只有通过走进田野和走近研究对象，研究者才能掌握研究对象、个案的特殊性与多元性，而“方法上的在地”也有助于研究者对本身知识建构过程的反身自省。以上从知识生产的角度对区域研究的内核进行了界定，但在现实的学术讨论中，不同研究在论及“区域研究”时的所指存在较大差异。正如学者所言，作为一种跨学科努力的区域研究并不存在统一的范式，这体现出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包容性对于作为“知识生产”的区域研究内部的多样性，国际学界从不同的维度进行了分类和讨论。对“区域研究”的第一类区分关注的是“区域研究”和传统的“东方研究”的异同。在传统的东方研究领域，“语文学和古典的人文学科一－包括考古学、艺术、历史、语言、哲学和宗教——在其中扮演着核心的角色”；而现代的区域研究则“将现代西方的社会科学学科运用于非西方的世界，主要是研究政治、经济和社会”，其“主要存在于美国，但也存在于欧洲”，而且其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政策驱动的。虽然国内学界在讨论“区域研究”时提及更多的是美国式的以社会科学为主导的研究取向，但东方研究的传统仍然是区域研究中不可忽视的。对“区域研究”的第二类区分强调区域研究内部存在着“特殊化”和“普遍化”的张力：一类区域研究重在对一个国家和区域进行详细描述，“这种描述并不有意识地寻求超越特定个案的一般化”；而另一类区域研究“基于有关特定社会和区域的相对深人和情境丰富的知识的基础之上，并发展出具有更一般的适用性的推论”。国内学界通常对区域研究内部的层次不加区分，导致在论及“区域研究”时缺乏较为明确的指向，或是简单的将区域研究等同于“缺乏理论”的描述性个案研究。对区域研究的第三类区分关注研究路径的多样性。例如，一些学者将区域研究中常见的路径总结为五种：第一种路径重在构筑远景（如大样本的数据分析）；第二种路径旨在重构个人决策的机制（如博弈论的模型分析）；第三种路径则是深入社会过程的细节（通过社会学的分析）；第四种路径重在破解意义构建、传送和解码中的纷繁复杂之处（通过阐释性的工作第五种路径将这些内容至于恰当的历史背景中。相较而言，国内学界对区域研究的讨论较少关注研究路径的问题，而更多关注研究的对象和问题本身。对区域研究的第四类区分和研究的具体取向有关。区域研究中存在着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学术研究和政策研究的不同取向，这些取向的差异和学者个人的研究重心密切相关，但也和特定国家特定时期的学术生态密不可分。例如，虽然美国区域研究的起源与政府的引导和冷战的背景有着很大的关联,但美国大学中的区域研究在总体上仍保持了基本的学术独立性和自主性。然而，在冷战之后，“政府资助学术项目的军事化”的现象在美国越发突出，“当申请联邦政府补贴和奖学金时，甚至历史学家和文学教授也变得惯于兜售各自工作的政策意义”，这也导致了美国国际研究和区域研究的困境。因此，从知识生产的视角来看，政策研究虽然可以作为区域研究的延伸，但完全以政策研究为导向的区域研究在知识生产的自主性和理论的创新上面临一系列局限。总体而言，国际学界对作为“知识生产”的区域研究的内核提供了较为严格的定义，但区域研究在现实中的所指涵盖了遵循不同传统多层次、多路径、不同取向的研究，这种多元性体现了区域研究的包容性，但也可能引起内部的争论和外部的误解。从现代区域研究奠基之际开始，对这种特殊的知识生产方式的争论、反思和批判一直存在，尤其在冷战之后，由于现实政治和学科潮流的变化，国际学界对区域研究的反思和批判不断增多，“区域研究的危机（衰落）”也不断被提及。在这一过程中，也出现了一系列力图推动区域研究的“再定位”，进而形成“新区域研究”的学术探索,推动了区域研究理论和方法的创新。为此，本文将从国际学界对区域研究的反思及再定位两方面人手，评析国际区域研究学界近年的新进展。（一）反思区域研究的“立场”
关于区域研究第一方面的反思从区域研究作为知识生产的权力属性出发,反思西方国家区域研究的“立场”。从现代区域研究在西方兴起开始，对其所持立场的反思和批评就一直存在，这些批评认为，区域研究“已经吸收并继续不加批判地使用殖民主义时代的学者一官员前辈那些具有政治偏见的分类、观点、承诺以及理论”。诸多批评采用萨义德提出的“东方主义”概念，强调一些区域研究中存在着将东西方差异“本质化”的倾向以及将东西方截然二分对立的区隔。在一些学者看来，在西方学界，作为区域研究对象的“区域”都是经历过殖民统治的，其界定本身就是后殖民的遗产。因此，区域研究将知识人为地部门化，强化了西方和他者之间的区分。另一些观点则指出，作为将异文化翻译给外部人的知识生产实践，区域研究突出体现了权力的不均衡。“作为事实的东方（或是南方）为了反思自我需要翻译，但这只有通过西方（或是北方）的学科术语才成为可能”，“东方（或是南方）的语言只能是‘田野’的语言”，其“存在于东方的事实进人西方标准语言授权和监管的思维与诠释空间之前。”此外，一些研究还反思了区域研究中语言的使用和知识生产的问题。他们认为，特定的语言会形成不同的思维方式，也会形成不同类型的知识生产和传播的方式，而以英语作为当代区域研究的主导出版语言助长了西方社会科学概念的霸权。例如，在拉美研究领域，一些学者反思了研究中使用英语作为主导语言的问题，认为“北方学者中广泛存在以美国为中心的引用的问题”，“在制度化的拉美研究的知识形成过程中，拉美和其他以全球南方为基地的学者和文本的流通和传播很少，主要的翻译和出版的标准和实践都是单向的”。对于语言使用的反思推动学界反思区域研究中的主客之分以及本土和外来之间的关系，追问研究中“谁能够代表谁”，即“外部的研究者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从对不同的文化、语言和政治背景的观察中得出结论”。例如，一些学者指出，在东南亚研究中存在着这样的问题，即东南亚本土的学者“很难进入有关区域的权威性的知识生产和传播中，也很难在其中获得和西方学者平等的地位”，这导致了东南亚研究中东南亚人缺位的情况。以上的分析表明，作为知识生产的区域研究对不平等的权力关系的再生产是需要加以反思和解决的重要问题。理想的区域研究应该消除东西方和全球南北方之间的等级秩序，非西方世界不应只是作为研究的对象，其对理论的贡献也不应被边缘化。理想的区域研究还应该反思普世主义的理论模型，采取根植于特定的社会历史情境的社会分析的形式，从而使得知识生产中的权力关系得到凸显。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国际学界越来越注重来自地区的声音在推动区域研究的知识生产“去中心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对于区域研究第二方面的反思和批评着眼于全球化时代的新趋势，认为传统的区域研究的视角存在问题。一些批评指出，全球化的发展将会推动不同区域之间的趋同和更大的同质性，因此，研究的重点不应再放在国家和地方层面的特性上，而是应该关注全球的趋势和能适用于任何区域的总括性的理论和分析框架。具体而言，一些研究强调,应该从本体论和认识论上反思区域研究，避免在研究时采取传统的区域研究“容器式”的思维（即认为文化的特征和地理的边界相一致）。在他们看来，“容器式”的思维忽视了区域研究应该关注的单位的多样性（除了传统的民族国家之外，还存在着文明、生态圈、大陆和以其他方式定义的空间区域），这会导致研究出现盲点，忽视一些重要的现象，在制度化区域边缘的“次区域”往往得不到重视。例如，在传统的东南亚研究中，“高地东南亚”被重视的程度明显不够，但随着近些年来研究视野的扩展，这一区域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为理解东南亚区域提供了新的视角。还有一些研究指出，突破“容器式”的思维应重点关注世界各地存在的流动模式以及人员互动的沟通性过程。在他们看来，区域研究的分析不应局限于民族国家的框架之内，选择区域研究的对象根据的不应是地理的划分，而是研究的兴趣和要解决的问题，重点关注跨界的现象及其对地方的影响，正是这些流动和越界的现象使得物质空间和文化空间严格的一致性不复存在。例如，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可能出现“南亚”在英国比在印度或巴基斯坦更加可以察觉的情况。因此，需要突破对作为地理实体的区域的关注，转而关注社会空间之中的关系以及特定情境中人们的经验、想象和行动构成的空间。与此同时,一些学者则强调应该辩证看待全球化时代区域研究的新潮流。他们指出，虽然跨界的流动（移民、资本、货物和理念的转移）在全球化的时代越发重要，但同样也存在着政治和经济行为体控制这些流动和互动，以维持或重新获得其主权和自主性的尝试。推动“再领土化”和控制流动的行为者有可能是国家层面的，但也很可能是次国家单元（如大都市政府）和超国家的结构（如政府间组织、区域、跨国网络和跨国公司）。因此，重要的是研究全球化对不同地域冲击的多样性以及伴随而来的“全球本土化”的多样性。这些新的潮流在对传统的区域研究视角提出挑战的同时也再度确认了区域研究的知识生产的重要性。虽然现代区域研究立足于各学科的基础之上，但区域研究对地方性知识和情境的重视与学科（尤其是社会科学学科）对普遍性规律的追求之间的分野和冲突一直存在，其围绕着“人类行为和科学知识能够或应该在何种程度上是普遍的或是特殊的”这一问题而展开。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区域研究的黄金时期，区域研究和学科之间的冲突尚不明显，这一时期涌现出一大批以研究非西方国家和地区而闻名的学者，他们的研究融合了精致的方法和丰富的情境性知识，并展开了重要的微观层面的研究，为学科贡献了一大批经典的概念和理论。然而，自从２０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社会科学研究越发注重研究的科学化，理性选择的理论演绎和形式理论化、形式建模受到推崇，而量化的、统计的经验验证方法的使用也越发突出。由于研究理论和方法的变动，政治学等社会科学学科研究的重点转向“总结归纳众多国家的情况，而不是对各个国家或地区的历史和背景进行深人研究，来创立一种普遍适用的政治行为法则”。这一新的学术潮流对区域研究的发展构成了挑战，从学科研究的视角反思区域研究理论和方法的声音日渐显著。在20世纪九十年代中叶展开的学术论争中，一些以学科为导向的学者批评区域研究学者就像“对小块土地有着利益的房地产商”，在智识理论方面严重不足，而他们的作品也被认为是“非理论的”、“新闻式的”，他们被视为仅仅是“相机”，而非“思想者”。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批评是以理性选择路径研究非洲而闻名的贝茨对区域研究的反思，其在1996年美国政治学会的演讲中明确指出，“学术界已经达成共识，那就是区域研究无法产生科学的知识”，其还强调“区域研究的项目是政治科学的一个问题”，因为这些研究项目对“探索理论以及运用严格的方法评估论点”一直采取抵抗的态度。虽然贝茨等人对区域研究的批评受到了一定的质疑，但从学科视角出发对区域研究的反思不断出现，他们指出的问题凸显了区域研究在理论和方法方面的不足。一些学者认为，区域研究的实践者在许多方面需要对针对他们的批评负责，由于他们存在着一种“守卫边界”的思维导向，许多区域研究的成果完全没有理论，仅仅满足于产生大量的经验性知识，而不去尝试将这些知识置于通用的和理论性的框架之中。另一些反思则指出，从事区域研究的一些专家经常强调其研究的区域和国家非常特殊，并进而采取“例外主义”的论断，这使得任何比较的尝试都变得无效和无关，也阻碍了区域研究和学科之间的合作。由于从学科出发对区域研究的质疑不断增多，区域研究逐渐处于守势，近年来欧美学界的趋势是从事区域研究的学者越发强调学科的认同和归属，区域研究的地位更多的后退为“第二专长”，相较于认同特定的区域，多数学者更认同自己学科的身份。以上分析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国际学术界就区域研究的立场、视角、方法和理论展开的批判和反思。虽然在这一过程中出现了“区域研究的危机”的声音，但也出现了一系列力图推动区域研究的“再定位”、“再构筑”和“再想象”，进而形成“新区域研究”的学术探索。从总体上来看，对区域研究的再定位呈现出社会科学和文化研究两个不同的方向，并在一些新的区域研究项目中实现了综合。这一系列探索不仅是区域研究学界对相关反思的回应，也和人文社科领域新的学术潮流密切相关，为区域研究注人了新的学术潜力。
从社会科学方向对区域研究的再定位力图在区域研究的理论、方法和话题设置上推动社会科学路径的使用，提升区域研究和社会科学的主流争论的连接。许多学者明确指出，区域研究和学科虽然在本体论和认识论上不同，但这种不同并不意味着两者的分离，区域研究和学科其实是同一个硬币的两面，在研究中要求的并非是“两者取其一”，而应该努力实现两者的兼顾和融合。例如，阿查亚指出了区域研究两种新的路径，一种是“跨国的区域研究”，另一种则是“学科的地区研究”。从事“跨国的区域研究”的学者接受的主要是地区事务的训练，但对跨地区现象（尤其是和全球化的效应相关的现象）的比较研究越来越感兴趣，而且也参与到相关的研究中。这一路径的代表性学者是本尼迪克特安德森，他最早是作为东南亚研究专家而闻名于世，但他后来写作的《想象共同体》一书并不仅关注东南亚，而且探寻了现代世界最重要的跨国动力之民族主义。而从事“学科的地区研究”的学者主要从学科的视角研究具体的地区，他们可能不具备区域研究者那样深厚的地方知识，但对区域的事务也越来越关心，他们对不同区域的个案之间的异同会进行详尽的分析并尤为注重因果解释。例如，随着东亚地区在国际关系中的影响日渐增强，很多从事国际关系研究的学者也开始研究东亚区域合作的经验，并将其与其他地区进行比较。这两种路径体现了从社会科学的方向对区域研究的再定位，虽然两者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但并非相互排斥，并且出现了融合的趋势，推动了“比较区域研究’’的发展。例如，美国学者希尔指出，可以把“跨地区的情境化比较’’作为理想的比较方法，进而解决区域研究的困境，这一比较的路径旨在通过系统展开的小样本的比较设计来产生和验证中等范围的理论，同时不忽视历史过程的情境丰富性。从文化研究方向对区域研究的再定位则体现出了不同的特点。从总体上来看，西方学界从事文化研究的学者“继承发扬了20世纪60年代的精神，对西方现代的知识的建构以及与政治和权力的关系有一个深刻的反思和批判”，文化研究“企图釜底抽薪地解构现代西方社会科学的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认识论基础和基本理论预设”。受到文化研究的影响，２０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中出现了普遍的“文化转向”，具体体现为“阐释的转向”、“表现的转向”、“反思的转向”、“后殖民转向”、“翻译的转向”、“空间的转向”等理论视角的创新，这些创新对区域研究的再定位也起到了较大的影响。从区域研究的再定位来看，文化研究中体现的诸多转向将区域和区域的认同视为可塑的文化构建物，从而对区域研究的本体提供了新的定义。同时，“文化转向”强调“关于现实的认知是语言性的构成，而社会和政治的现象总是在交往中被建构”，这些视角不仅在认识论层面对区域研究提出了挑战，也使得区域研究“有机会认同于创新性的课题和方法论路径”。例如，作为文化研究潮流的一部分，“翻译的转向”关注文化之间的转换问题（即“翻译”问题），这使得我们能够看到研究过程中“施加权力”和“赋予权力”之间的区别。根据相关学者的理解，“文化就是一个翻译的过程”，区域研究应该关注文化之间“活跃的迁移和协商过程”，当然也包括其中存在的翻译的“错误”、断裂和扭曲。因此，对跨界现象的研究不仅要关注有形的“物品”（如货物和移民）也要重视文化间的互动，应将这一互动视为“错综复杂的历史”的一部分并着重关注其中伴随的翻译过程。因此，文化研究和区域研究之间的亲密性得到了广泛的承认，文化研究的批判性视角对区域研究的再定位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例如，在东南亚研究领域，受到文化研究的影响，出现了一系列新的研究动向，学界在“何者构成了区域和有关其的研究”方面产生了新的观点。研究的中心从民族国家转向了那些跨越国家边界的超国家和次国家的网络，并关注那些处在边界上的以及处在跨国和全球接触中的人（如流散者）。而且，学者不再仅关注精英或贫穷的农民，也对城市青年、性别和流行文化产生了严肃的兴趣。同时，学者不再主要以地理和政治的术语来界定东南亚这一概念，而是将其视为一个话语构建的空间。以上分析了国际学界从社会科学及文化研究的方向对区域研究的“再定位”，这些新的方向在一些新的区域研究项目中得到了体现，并实现了综合，反映出区域研究发展的潜力。荷兰莱顿大学近年来开展的新区域研究项目强调新的区域研究应具备以下一些要素，即（１）立场性——有必要追问“有意或无意采取的视角”、“关于自我和他者的形象”，以及“学术（包括研究者、数据、理论、方法、制度性和文化社会的情景）的位置性”；（２）深厚的语言和文化知识；（３）翻译——不仅是传统的语言间的翻译，更是文化间的翻译或是翻译文化；⑷和区域接触，采取从内向外看的视角；（５）在个体学者和学者间采取多学科和跨学科的研究；（６）对学科的理论和方法采取批判性的接触；（７）重视区域研究的历史。而由德国学者发起的“十字路口的亚洲”的区域研究新项目倡导对区域研究对象的重构，实现“从容器般的空间向分化的空间性的互动”的转变。为了实现这一转变，需要打破传统的区域研究存在的四重边界，即（１）打破“区域研究中分割传统区域的边界”（2）打破分割“系统”的学科和区域研究的边界，采用一种“后学科”的研究路径；（３）打破区域研究内部的边界和不同区域研究之间的边界，推动区域研究中外来者和当地人的对话，重视当地人和当地学者的观点；（４）打破学术圈、公众、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之间的边界。这一项目还强调，打破传统区域研究中存在的这些边界需要方法论和认识论的支撑：从方法论上看，其要求“比较研究和随之而来的理论建构”、“通过长期的经验性的田野调査共同生产知识”、“基于概念框架基础上的数据分析方法”；而在认识论方面，研究者需要考虑“我们是如何知道我们所知道的内容的”、“我们在研究中使用了哪些范畴”、“如何才能超越和打破西方中心的社会科学知识秩序”、“如何讨论我们的偏见，以及那些存在于脑海中、并在实际的研究中引导我们的框架（甚至是无意识的）”。从以上的分析可见，国际学界对区域研究的再定位不仅有效地回应了针对区域研究的各方面批评,对于区域研究理论与方法的创新也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将其总结为拓宽区域研究的视野、重构区域研究中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以及区域研究与学科的关系等方面。首先，区域研究的“再定位”强调对区域研究的对象进行新的界定，不能仅从空间的视角来界定区域，而要注重国家层面之上和之下的关系性和互联性的社会空间的结构同时，需要将区域研究放在全球进程的更大的情境中，拥抱而非拒绝全球化；还要以比较的视野对地区的机制展开研究，通过比较实现一定程度的抽象，进而推动地区研究的“去碎片化”。其次，区域研究的“再定位”强调需要明确区域研究这一知识生产过程中主体与客体以及中心与边缘之间的关系，通过对这些关系的调整，实现区域研究的“去中心化”和“多元化”。这一转变要求区域研究学者注重地方的声音，并推动研究者和被研究者以及不同地区的研究者之间互惠的和水平的对话。最后，对区域研究的“再定位”部分接受学科对区域研究在理论和方法上不足的批评，但也指出应认识到主流学科和实证主义的局限性，重视区域研究对学科理论的丰富和改造的重要性。学界强调，区域研究的成果不仅反映了既有的理论理解，而且能够帮助从事学科研究的学者反思这些理解，从而以富有创造力和严格的方法实现区域研究和学科的互鉴和融合。本文从区域研究作为一种特殊类型的知识生产的视角出发，强调了区域研究的内核和多样性，在这一基础上，本文分析了国际学界对区域研究的立场、视角以及方法的批评和反思。在这些批评和反思的影响下，国际学界力图通过区域研究的再定位重新激活区域研究的学术潜力。这一再定位呈现出社会科学和文化研究两大方向，其中社会科学方向的再定位强调区域研究和学科融合的必要性，而文化研究方向再定位的批判视角则推动了区域研究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创新。对区域研究再定位的意义突出体现在拓宽区域研究的视野、重构区域研究中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以及区域研究与学科的关系等方面。
本文在分析国际学界对区域研究的反思和再定位时关注更多的是发达国家研究的动态，作为新兴大国，中国的区域研究不仅面临和别国区域研究类似的问题，也有自己独特的学术环境、问题意识和历史使命。正如学者所言，“虽然在美国出现的是区域研究衰落的声音，但在中国更重要的问题是如何推动区域研究的深化”。这种深化不仅需要提升研究的深度和理论化的程度，也需要研究方法的学习和突破，在这一方面，国际学界近年来对区域研究的再定位有着重要的启示。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区域研究的发展期待中国学术研究新视角的出现，一方面其要立足中国，放眼世界，未来中国的区域研究“不能只在西方意义上去透视或者是用‘镜中自我’的方式来看自己”，要拓展眼界，“重新把整个世界诸文明理解及其与中国发生关联的方式纳人到区域与国别研究系统中来”；与之相应，这要求中国区域研究在方法上突破宏观战略分析的不足，通过“贴着地皮看世界”的方法真正做到“细致且有积累的观察、对对方的视角深人理解、对多层次社会关系和社会矛盾的把握”。（注释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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